吴泰伯因家有贤侄而慷慨弃权并远征立国，显然，以慷慨雄放来描述吴泰伯一生的行为与决策，是中肯确切的。

如果说吴泰伯的行为是留命留名，仅仅一走了之而后归隐山林即可，仅仅这一个行为就足以留命留名，因为古代能够推让王位王权，就可以稳得清高之名风。

然而，吴泰伯是气质雄浑、慷慨雄放之人，不屑于获谦谦清悠之名。关于这一点，古往今来，大多数稍有思考能力之人，都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诗云诵：“王公何慷慨，千载仰雄名”。只是，现代社会一些人给吴泰伯予以谦让之名，实为无奈之举。

因为在现代社会，慷慨之事，并非人人可行，而雄放之举，并非在当代可以轻为。

慷慨之事，要么是富贵得志之人的豪放，而富贵之人在任何社会都是少数，无法成为众人的模范。要么，慷慨之事，总与布施相连，所谓慷慨大方、乐善好施。佛说布施有三：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慷慨解囊、慷慨好施是财布施，慷慨相助包含法布施，慷慨激昂的慷慨雄辞、慷慨淋漓的慷慨陈词，属于无畏布施。而慷慨赴死、慷慨就义，更是慷慨无私的极端展现。而人的性情各异，实在是并非人人可以慷慨。尤其是在现代，诸如“爱人不要太慷慨，堆积成海你怎么顾得来”“我亦只有一个一生。不能慷慨赠与我不爱的人”“感情不必拿来慷慨，深情无需拿来显摆”“如果生活不够慷慨，我们也不必回报吝啬”之类的呻吟，在当今不绝于耳。

所以，在现代提倡与推广泰伯之德，当代的某些人，只好予泰伯以谦让之名，因为谦让之举，总比慷慨布施更能使更多的人在财力与才气上加以接受与模仿，虽然，如此有让泰伯领受委曲之嫌。

中国历史上，禅让王位、推让王位的事件，并不少见，有主动，有被迫的，有和美的，有血腥的，武则天之子唐睿宗李旦更是两次登上皇位又两次禅让皇位，但李旦二让皇权，与慷慨以及谦让并无关系。而李旦的长子李成器，倒是有慷慨之名，李旦想立李成器为太子，李成器说；国家太平论嫡长，国家动乱论功劳。自己功劳远不如弟弟李隆基（李隆基曾果断起兵推翻韦后，拥立李旦），所以，李成器力谏立李隆基为太子，甚至以死明志。后来李隆基登基后，对于这位兄长异常尊重，李成器去世时，唐玄宗李隆基下令以天子之礼下葬，追封李成器为让皇帝。（尽管李隆基在执政后期，有杨贵妃及安史之乱之事，从此唐朝开始走向衰败）

可见，李成器确有慷慨之风，且有让皇让帝之名，但并无雄放之意。吴泰伯不仅有慷慨之性，更有雄放之质，所以在完成高飞远方的征程之后，在和平和睦之中，踏上一方土地，自号句吴，顶起一片天。

正因为胸怀大志、魄力雄毅且自负大略的吴泰伯的慷慨雄放之风的传承，古吴故地从来就不缺乏慷慨雄直的慷慨豪情之辈，吴王寿梦的四位王子（诸樊 余祭 余昧 季札）、两位孙子（姬光 姬僚）、两位曾孙(夫差 庆忌），在他们各自的生命中，都有慷慨急功，急公好义的表现。所谓：笑傲生死英雄意，慷慨袍泽吴歌声。

不必讳言，慷慨自古有悲情。意大利思想家马基亚维利在《君主论》中说，世界上再没有一样东西比慷慨消耗得更厉害的了。如此大量迅猛的消耗，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而言，自然发出“慷慨有不可胜言之悲”之语，曹操因而发出“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之叹，而且，为雄图壮志与傲岸不屈，在不得己之中，唯有慷慨悲壮、慷慨悲凉、慷慨悲歌的慷慨丈夫与慷慨义士不绝于汉史。

虽然，在现实世界中，真真假假的客套、虚虚实实的谦让、花言巧语的欺骗、取悦于人的迁就逢迎，决不少见，但是，慷慨本是人类的天性，人只要是良心未泯，人的表现都比经济学理论和生物学理论预期的要慷慨得多。即使和对方的互动可能是一次性的，也往往会表现得十分慷慨。慷慨是人类进化长河中，在合作进化之中，自然滋生的。古道热肠的人，不可能只是一个死理性派，并非所有的慷慨都是策略上的考虑。

当然，在现实中，也有慷他人之慨的现象，更有专权者慷国家之慨、慷人民之慨，说他是策略上的考虑，而从事后实际结果看，也只是偷鸡不成，反倒洒了一把米，文雅的呼声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就是这些刚愎自用的专权者的“妙计安天下”，而到现今仍然祸乱绵绵，为人所不齿。

借诗一首，结束本篇：汉武雄图载史篇 长城万里遍烽烟 何如一曲琵琶好 鸣镝无声五十年

（汉武虽无慷慨，毕竟还剩雄图，吴泰伯慷慨雄图，实为立于天地之间的大写之人的万古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