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仲雍借口衡山采药，奔吴而去之时，他们让出王位，准确地说，不是谦让，而是孝让，因孝而让，这甚至不能称为是一种礼让，因为礼教并没有明确表明要如此地让，让到如此的地步。

泰伯仲雍如此让过之后，就开始了他们闯荡的生涯，一路到达长江下游南岸，纹身断发，自号勾吴，这虽谈不上是傲，但更说不上是谦。可见，泰伯仲雍，让过闯过，从未谦过。

在周武王的父亲周文王姬昌的儿童时期，周章的曾祖父泰伯仲雍常常逗姬昌玩耍过，周武王要找到并确认他的这位远房侄子周章，并不困难，甚至从长相上就可以判断出来。周武王找到周章后，身为吴国国君的周章，做为古公亶父的五世孙，被古公亶父的四世孙周武王封为子爵，留在吴国，而周章的弟弟虞仲从长江下游的吴国被调遣到华山脚下黄河中游的黄河大拐弯处，封为公爵，建立虞国。虞国公爵的爵位要比吴国子爵要高三个等级，是最高等级的爵位。

公元前655年，吴王寿梦的祖父句卑在位期间，吴国的兄弟之国，在吴国西北方向1000公里处的，当初被周武王分封为最高爵位---公爵的虞国（吴国第五代君主周章的弟弟虞仲所受封的国家），传国十二世之后，被分封爵位同为公爵的晋国的晋献公灭掉了，被灭的虞国国君没有留下名字，不知道叫虞某公。这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称霸期间，这个时候，楚国是楚成王时期，灭掉了十二个国家的楚成王，以咄咄逼人之势，将楚国的地盘己扩张到淮河中游，可以直接攻打徐国了。当初被周武王分封为第四等爵位---子爵的吴国，在这种环境与态势下，还顽强地存在着。

西周初年，诸侯封地很小，公爵侯爵的封地只有方圆百里，伯爵的封地是七十里，而封为吴国的子爵，以及比子爵小一级的男爵，仅有五十里。（封土不足五十里者，只为诸侯附庸，不直接朝觐天子汇报工作，也不直接向天子贡纳）。后来周礼规定：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也就是说，子爵国家如吴国，封地是方圆二百里，向周王室交税百分之二十五。而男爵虽然也交税百分之二十五，但封地是方圆一百里。

虞国因为是公爵，所以虞国国君可称为虞公，而吴国因为是子爵，所以吴国国君被称为吴子。但是到了寿梦时期，春秋中期，早己礼崩乐坏，周礼不再被遵循，吴国虽然是子爵，在周礼中规定只能有方圆五十里或二百里的地盘，但寿梦吴国的地盘己远不止二百里，寿梦也不再称吴子，而是自称吴王。

寿梦以前的各位吴子（周朝在吴地的子爵们）的扩张生存空间，与子爵寿梦的擅自称王，当然也与“谦"字无缘，从未谦过。

吴王诸樊在位十三年而阵亡于攻打巢国的战场上，诸樊的二弟余祭继位后封四弟季札于延陵，被称为延陵季子。余祭继位之后的第四年，公元前544年，季札被派往礼仪之邦的鲁国观礼观乐。

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访问，在季札的请求下，鲁国人为季札表演了周朝在宗庙与朝廷里的各种礼仪中使用的十七首音乐与六支舞蹈。（音乐分别是《周南》 、《召南》、《邶风》、《庸风》、《卫风》、《王风》、《郑风》、《风》、《南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郐风》、《小雅》、《大雅》、《颂》。舞蹈分别是《象箫》、《南龠》、《大武》、《陬》、《大夏》、《陬箫》）。从音乐与舞蹈中，季札感觉到了各个地方各个时期的各种不同的思绪与品德。季札从中感觉到的有：欢乐而不放纵，有怨而不言说，广阔粗犷正直而浮动婉转，无怨却烦琐辛劳，忧思而无二心不困窘不恐惧，美德者的后裔思虑深远，德行达到顶点，像上天无所不覆，像大地无所不容，博大坦荡宏大深远到极点，圣人如此伟大，仍然有不足之处。季札还从中感觉到了拥有大德大行的人的共有的品格：正直而不傲慢，欢乐而不荒淫，哀伤而不忧愁，宽广而不张扬，安守而不停滞，流行而不泛滥，利用而不匮乏，施予而不耗损，收取而不贪求，勤于民事而不自以为有功，虽然伟大仍有不足。

季子观乐，可谓季子观音，季子通过观世音而知世事。就在季子观乐之后几个月，季子的二哥，崇尚勇猛的吴王余祭即遇刺（尚未确定是否身亡）。

据说是在季子观乐并叹为观止的同一年，公元前544年，季子挂剑于徐墓。

季子观乐，名为学习中原先进礼教文化，实为展示自己的过人本领（敏锐的洞察力与鉴赏力），而且在以音乐曲调旋律来高度赞扬各国的同时，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国家的不足之处，这种在公开场合极力张扬自己的优点与长处的做法，很难说与”谦“有缘。

挂剑于徐墓，这个行为虽然可以确认季子诚信与舍得之品质，而且是，不仅说到做到，还要心中想到则一定做到，这完全符合正统儒家诚信之意（实际上也符合吴国王族志在必成的禀性，只不过，在这里，不是志在必得，而是志在必舍），而且为此不惜价值千金的名剑弃于荒野。但是这种极力张扬高尚品德的行为，也很难说与“谦”有缘。因为舍得是让予，让予是儒家最高标准----礼的本质核心内容，而诚是所有品德之中无论如何也要排在第一位的美德，一个行为举措就极度展示了中原文明的两种核心品德，这种行为，非仅仅用“不谦”二字所能够叙述的。

季子推让王位，在事理上，与泰伯避让王位正好相反，泰伯避让王位是孝让而不是礼让，季札推让王位是礼让而不是孝让，季札以礼制为名推让王位，而非以谦之态度推让王位，并且以此为由抗逆父意，不顺从寿梦的安排，当然不成称之为孝。而泰伯从不会以礼制为名不避让王位，只因孝意而顺从父意。

而季子的三位哥哥（诸樊 余祭 余昧）三位侄子（阖闾 夫概 王僚）二位侄孙（夫差 庆忌），个个勇猛异常，自然更不是用”非谦”二字所能描述的了。

《左传》记载：巢陨诸樊，阍戕戴吴。诸樊与余祭（又名戴吴）轻生任死，不怕牺牲，舍得性命，在舍得方面，在舍弃方面，在让予方面，绝不比季札逊色，诸樊余祭是舍得性命，而季札是舍得千金之剑与王位而己。

而且在诚信方面，诸樊与余祭也不输季子。季子是诚信于送剑于人，而诸樊余樊以轻生任死来表达出他们的内心是真诚的想要急于空出王位给季札的决心。

季札的三弟余昧，在季札拒接王位之后，传位于他自己的儿子姬僚，而不是把王位传于他的大哥诸樊的长子姬光。这种行为，自然也与谦无缘。虽然从他的儿子吴王僚与他的孙子公子庆忌的异常勇猛的表现来看，吴王余昧也定是勇猛异常之辈，不是贪生怕死之人。而且庆忌在死去之前，还道出一句话，震憾了万古热血壮士之心。这句话是临死前的庆忌把刺客要离浸于江水之中三次之后，对刺客要离说的，他说：我不杀你，因为一天不能死两个英雄。

季札的大侄子阖闾，以三万军士，千里远袭，击败二十万楚国雄师，攻克楚都，不仅震憾宇内，而且震憾千古，自然与谦无缘。而季札的二侄子夫概，功勋卓著，勇猛异常，而且争于自立为王，更是与谦无缘。

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人们争相用义举义行义气来抗礼破礼，季札的哥哥们子侄们，为扩张家族家国的生存空间，在强敌压境之中，闯荡于宇内，极力于极度张扬，谦谦君子之风，实在无法加载于他们的身后之名，这种张扬，与季子对本领与品德的极度张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不愧是同一条血脉中同胞同袍。他们不愧是同一条“以舍为性”“以闯为生”“与谦无缘”的血脉中的同胞同袍。而将“舍”与“闯”以及“非谦”推到极点，是季札的长侄孙夫差。

在北方草原白狄族鲜虞部创立的中山国的国王墓葬里的青铜鼎上，有文字如下：
昔者吴人并越，越人修教备，赁五年，复吴克并之，至于今尔，毋大而耗，毋富而骄，毋众而嚣，邻邦难信仇人在旁。这里的吴，指的是吴王夫差。

有人认为
《左传·哀公九年》记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这是吴王夫差“大而耗”的证据。
孔子的《春秋》里提到吴国，一般都会说“吴如何如何”，非常轻蔑。但在叙述吴王帮助蔡国伐楚一事时，却罕见地用了“吴子”的尊称。因为吴王是子爵，按照礼制，享受“五牢”的待遇。而《左传》记载：吴来徵百牢。远远超过五牢。这是吴王夫差“富而骄”的证据。
《史记·吴泰伯世家》记载：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这是吴王夫差“众而嚣”的证据

孔子的得意门生、做生意的商人端木赐（子贡）说：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以数战。《越绝书》记载：夫吴王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习于战守，将明于法。这里说的吴王，指的也是夫差。夫差把吴国王族血脉中的“舍 闯 非谦”品质推到了极致之后，终于舍掉了国家，族人不得不闯荡于四海之内外，而且自称吴氏，以念念不忘吴国的辉煌，来继续着“非谦”。

桀骜不驯的勾吴国走完了自己的历史，“吴”作为地名永远留在了太湖之滨。而流散在各地的吴族人丁，在努力的拼搏与闯创的同时，也在努力地学习着谦谦之道。大家在现代的吴氏宗亲的活动中，都可以看到，真正卓有成就的吴氏宗亲，都是非常谦逊的谦谦君子。他们是吴族先祖的优秀子裔。

因为，祭祖怀祖，不仅仅是以心以言而弘扬祖之美德，更是以心以行来避免祖之不足之处，念念不忘血脉中留存的易犯的过失，时时加以警惕与修整，这才是真正的祭宗拜祖，这才是让先祖的在天之灵大加赞赏而垂青的至孝子孙。

孔子盛赞吴氏先祖至德三让，但从未说过吴氏先祖至谦至逊。吴氏先祖，让过闯过，从未谦过。吴氏子孙，继让继闯，更持谦谦。

歌曲《吴氏颂歌》唱到，吴氏先祖，仁爱谦让。由于“谦让”一词在汉语词汇中是一个常用的完整的词，所以说谦让比较顺口，在歌中自然可以用谦让一词歌颂吴氏先祖，而且这样可以时时提醒吴氏后裔，需要以谦为意，行于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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