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生以“至德”称赞两个人,一是吴泰伯,一是周文王。考察这两人被称为至德的行为共同点,可以得知,孔子在赞扬的是一个“节”字,节制的节,节俭的节,这个“节”字与孔子的“克己复礼”的主张相一致,节的表现在于克己。不仅在平常之时,守护其节,在有理有利有力有势之时,更守其节。
这是孔子从自己的政治与人生的主张而自然引申出来的对吴泰伯与周文王的赞美。当然,孔子本身的地位,自古以来并非一直不变,先不谈孔子的言论与行为,就孔子的文化成就来说,某些人称之为圣人,某些人称之为老二(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有一首歌,歌词里有一句:打倒林彪孔老二)。虽然孔子的文化地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所波动,但是吴泰伯创立的吴国,屹立于长江下游的中国东南部,以及在历史上一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就再出现一个吴国,以保此地之境、安此地之民,这是颠扑不破的事实,绝不会随着孔子的地位的波动而波动。
古人云:“俭 德之共也”。节俭与克制所形成的节制,是所有高尚道德的共同点与共同标志。节的特点即是不滥用,不是有钱就任性,不是有理就任性,不是有利就任性,更非有势就任性,即不滥用物质财富,也不滥用权力公义,不滥用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资源均是合理使用,这就是节的表现。
由于史料的限制,历史中,并未留下吴泰伯的只言片语,人们只能从其粗线条的行为中,考察他精神层面的内容。
人的精神层面,包括两个方面:人的情操与人的感觉(这里的感觉包括知觉、直觉、智慧)。从本质上讲,情操是指人对自身内部的感觉的内容及其行为体现,知觉(包括智慧)是人对外部世界的察知的内容与能力。
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认知虽然相同,但情操不同,则表现不同。比如对有些事情,有的人冷漠淡然,有的人古道热肠。前者信奉的是,没心没肺,活着不累,没心没肺,长命百岁。后者则讲究的是,舍弃自我,奉献世人,甚至不惜奉献出生命--牺牲与就义。这是因为外界的事物对内心的触动不同,而做出的不同的行为。
情操不同,人生的态度则不同,比如,有的人讲究“寸土必争”,有的人讲究“有理也让三分”,“有利也让三分”,“有势也让三分”。如同安徽桐城三尺巷的故事,让他三分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而且,人们说“父母没理有也三分理”,这是孝道的基础,无论是谁一般都可以做到让父母三分。然而吴泰伯在有理有利有势的情况下,让的不仅仅是三分,而是八分九分十分。
这种“让”,使吴泰伯获得了让王之称。可以料想,吴泰伯必然明白的是,舍得舍得,舍可以有得,得是为了舍,如同现在的中国首富马云李嘉诚们所说的“创造自我,追求无我”。舍了能有得(创造自我),得了还须舍(追求无我)。
也许吴泰伯天生就有奉献与给予以及让予的情操,也许吴泰伯天生就喜好这口,但从历史上看,绝不是仅仅如此。因为吴泰伯并非不在乎得失的人,如果是真的不在乎得失,不在乎所有的得失,那么,他应该是象那些清高隐士那样,归隐山林与田园,放弃责任与光荣,对责任与荣耀没有丝毫的兴趣。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泰伯放弃了一个国家,又创立了一个国家,泰伯放弃了一个王位,又登上了一个王位。
或许,如果人们知道泰伯的生辰八字的话,略知命理的人应该可以从中看到,泰伯必有大起大落之运,也必有皇帝命,舍弃一个王位,命中注定必有另一个王位在等着他。
人们说,性格即命动。泰伯有这样命与运,也表征出泰伯的精神层面的本质。泰伯在具备奉献与让予的古道热肠之外,必定对国家大事与个人大事有着清醒的判断,这种清醒的判断,加上他那可贵的情操,使得他做出了自己的决策,导致了他一生的命运。
由以上分析可见,泰伯并非不在乎得失的人,虽然节制与孝让是他的性情,但是关于将王位交给三弟之子的父意,泰伯可以与他的父王这样讲条件,我可以做王三年,再让二弟仲雍做王三年,然后是三弟季历与其子姬昌终身做王。这样同样可以获得孝顺父意与慷慨大方的让予的美名,而且还获得对责任承当,与对荣耀包括国家民族的光荣与荣耀的追求的美名,从而扫除了不愿担负责任的嫌疑,另外还可以获得守信用的美名,说好了我做三年的王,到了三年就立即履行承诺,决不食言以自肥。
但是吴泰伯并没有这样做。虽然吴泰伯并非不在乎得失,而是非常重视利益,尤其是国家与个人的利益。首先,安全是最大的利益,由于吴泰伯非常重视利益,那么可见吴泰伯安全意识应该是非常强烈的,吴泰伯在强烈的安全意识指导下,针对的不完全是历史上常见的所谓的残酷阴鸷无情的宫庭斗争所产生的安全问题,而是从国家大局出发,考虑到国家与大家的安全。因为在当时,面对着庞大的殷商帝国,周国所面临的威胁是巨大的,从这个方面考虑,周国与周族,必须为整体的存亡做一个通盘的考虑与战略部署,简单地说,就是不把全部的鸡蛋放在一个菜篮子里,必须有一部人走出去,无论是从安全角度还是从战略角度看,走这一步是必要的,做为泰伯的父亲,也许有这一层考虑,也许不完全是真的看中了其三子之子的才华,而做为长子的泰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勇敢地挑起了这个担子,带领族人远奔东南而去,开辟一番天地,以便在周殷之战万一有所不测之时,可以从周国以外的另一个地方获得一份力量,来从另一个方向进攻殷商帝国。至少可以为周族保存一份血脉。
总之,强烈的安全意识与大局意识,使得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的吴泰伯,从容不迫地毫无反顾地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更何况,泰伯的自我节制(这是一种众德所共的情操)与慷慨让予之品行,更坚定了泰伯的选择。
这是泰伯精神之伟大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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