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过中秋节,少不得要听长辈们煞有介事地讲述一些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当时最耿耿于怀的莫过“吴刚伐桂”。吴刚是一个出身来路不明的半仙,在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的记载之前,几乎没有关于他的任何线索可循,学仙者吴刚不知因为什么事触怒了上帝,被罚去到月亮上砍伐一棵能够自愈创伤的桂花树,只有砍倒这棵树,吴刚才能获得仙术。“吴刚伐桂”使吴刚的命运从此仅和月亮紧紧绑在一起,其手持大斧伐木不止的Woodcutter形象更因此完全固化,嗣后我们甚至找不到任何吴刚在月亮以外活动的踪迹及其记录。
对月伤情,良有以也。千百年来,我们的幽思甚至根本逃不出谢庄、李白、张若虚和苏东坡所抒写的那些文字内外的情愫。宇宙之事无外时间和空间,在月光之下,我们既能敏感空间的浩阔与逼仄,又能悲慨时间的无尽与速逝。“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吴刚伐木丁丁万年无休,似乎是一种人生的隐喻:明知一些改变无济于事,但仍然继续着——这既是因那莫名的“原罪”所带来的惩罚,也是生命最根本的形态与最本来的面目。
在西方神话中,西西弗斯(Sisyphus)也是如吴刚一般的存在,他是科林斯城的创建者,因为激怒冥王,被诸神处罚要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每近山巅,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滚下山去,于是西西弗斯又得重新将大石头推上去,并一直无止境地做这样的反复劳动。法国作家加缪由此写出一部《西西弗斯神话》,直言生命的“荒诞性”。加缪感兴趣于西西弗斯留恋人间的水、阳光、海湾的曲线、明亮的大海和大地这一想象,因此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生活在社会与思想剧烈变动、灾难与危机无时不在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加缪的思考与阐述或许正是对时代的一种回应。
在受乐感文化影响的传统语境中,“受罚”逐渐与“修炼”的内涵合同为一,悲剧的崇高感荡然无存,人们甚至相信这种精神阉割能够创造一类“文明”,疯癫、叛逆、狂狷必须得到规训和惩罚,因此不仅有了被压在山下五百年后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的美猴王,更有武林世界的“第一高手”少林扫地僧。
扫地是禅林基本的修习体道之径,但终生扫地则与终生伐木一般令人绝望。电影《食神》里,有一个13岁时得罪方丈后被罚一直扫地的八旬老僧,其存在的意义似乎只在警告寺内僧众万勿开罪领导。吴刚斧下的桂树被砍后能够神奇的愈合,这是凡间所未见之事,但扫灰尘与落叶却实实在在地没有尽头——只要人居,便有灰尘;只要树在,便有落叶。受罚扫地便是受罚伐桂的人间版和现实版。
不过,禅宗让我们乐于接受扫地作为一种修持绝非仅仅是“惩罚”,此亦禅学得以生活化之可能所在。因此,我们在深通佛理的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里,看到一个神一样存在的无名扫地老僧:他数十年间一直在藏经阁扫地,闲暇时翻阅经书和武功秘笈,潜移默化之间,自然而然地成就高深武学和精湛佛学,并以一系列令人不可思议的方式化解了几家的仇怨,甚至客观上消弭了几个政权之间可能产生的对抗与战争。扫地僧符合我们对于生活最理想的想象:在长久如一、循环往复地做同一件事的行为本身中发现与发掘修持的质素,以此自然提升生活的质量、消解生活的“荒诞性”。
与之迥然成异的是,古希腊的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在编写有关普罗米修斯的作品时,有意让这位盗火的伟大英雄走向痛苦的毁灭。宙斯派天神用沉重的铁链把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绝壁上,让他经受烈日暴雨的折磨,更有一只嗜血之鹰每天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夜晚普罗米修斯的肝脏会自动复原,次日再被啄食——其苦楚程度与频率远在沙僧之上。这样日复一日地受惩,普罗米修斯仍未屈服求饶,最后因为宣扬有关宙斯被推翻的预言而被雷霆打入万丈深渊。在段成式以后的文人笔下,中国的吴刚似无与施罚者决裂的勇气与行为,却在不少帝王和游人造访月宫时扮演了知客和东道的角色,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亦可为证:“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求仙之术的最高级莫过于长生不死,就在吴刚辛苦伐树不遂、永无竟时之际,他的生命也进入“死循环”的“无终端”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吴刚已经完成了修仙,真正做到了长生不死:日居月诸、春温秋肃,他的生命随着月亮的圆缺盈昃一同永恒。学仙的目的,也只是长生不死而己,吴刚办到了,吴刚,至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