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过中秋节，少不得要听长辈们煞有介事地讲述一些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当时最耿耿于怀的莫过“吴刚伐桂”。吴刚是一个出身来路不明的半仙，在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的记载之前，几乎没有关于他的任何线索可循，学仙者吴刚不知因为什么事触怒了上帝，被罚去到月亮上砍伐一棵能够自愈创伤的桂花树，只有砍倒这棵树，吴刚才能获得仙术。“吴刚伐桂”使吴刚的命运从此仅和月亮紧紧绑在一起，其手持大斧伐木不止的Woodcutter形象更因此完全固化，嗣后我们甚至找不到任何吴刚在月亮以外活动的踪迹及其记录。

对月伤情，良有以也。千百年来，我们的幽思甚至根本逃不出谢庄、李白、张若虚和苏东坡所抒写的那些文字内外的情愫。宇宙之事无外时间和空间，在月光之下，我们既能敏感空间的浩阔与逼仄，又能悲慨时间的无尽与速逝。“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吴刚伐木丁丁万年无休，似乎是一种人生的隐喻：明知一些改变无济于事，但仍然继续着——这既是因那莫名的“原罪”所带来的惩罚，也是生命最根本的形态与最本来的面目。

在西方神话中，西西弗斯(Sisyphus)也是如吴刚一般的存在，他是科林斯城的创建者，因为激怒冥王，被诸神处罚要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每近山巅，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滚下山去，于是西西弗斯又得重新将大石头推上去，并一直无止境地做这样的反复劳动。法国作家加缪由此写出一部《西西弗斯神话》，直言生命的“荒诞性”。加缪感兴趣于西西弗斯留恋人间的水、阳光、海湾的曲线、明亮的大海和大地这一想象，因此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生活在社会与思想剧烈变动、灾难与危机无时不在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加缪的思考与阐述或许正是对时代的一种回应。

在受乐感文化影响的传统语境中，“受罚”逐渐与“修炼”的内涵合同为一，悲剧的崇高感荡然无存，人们甚至相信这种精神阉割能够创造一类“文明”，疯癫、叛逆、狂狷必须得到规训和惩罚，因此不仅有了被压在山下五百年后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的美猴王，更有武林世界的“第一高手”少林扫地僧。

扫地是禅林基本的修习体道之径，但终生扫地则与终生伐木一般令人绝望。电影《食神》里，有一个13岁时得罪方丈后被罚一直扫地的八旬老僧，其存在的意义似乎只在警告寺内僧众万勿开罪领导。吴刚斧下的桂树被砍后能够神奇的愈合，这是凡间所未见之事，但扫灰尘与落叶却实实在在地没有尽头——只要人居，便有灰尘;只要树在，便有落叶。受罚扫地便是受罚伐桂的人间版和现实版。

不过，禅宗让我们乐于接受扫地作为一种修持绝非仅仅是“惩罚”，此亦禅学得以生活化之可能所在。因此，我们在深通佛理的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里，看到一个神一样存在的无名扫地老僧：他数十年间一直在藏经阁扫地，闲暇时翻阅经书和武功秘笈，潜移默化之间，自然而然地成就高深武学和精湛佛学，并以一系列令人不可思议的方式化解了几家的仇怨，甚至客观上消弭了几个政权之间可能产生的对抗与战争。扫地僧符合我们对于生活最理想的想象：在长久如一、循环往复地做同一件事的行为本身中发现与发掘修持的质素，以此自然提升生活的质量、消解生活的“荒诞性”。

与之迥然成异的是，古希腊的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在编写有关普罗米修斯的作品时，有意让这位盗火的伟大英雄走向痛苦的毁灭。宙斯派天神用沉重的铁链把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绝壁上，让他经受烈日暴雨的折磨，更有一只嗜血之鹰每天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夜晚普罗米修斯的肝脏会自动复原，次日再被啄食——其苦楚程度与频率远在沙僧之上。这样日复一日地受惩，普罗米修斯仍未屈服求饶，最后因为宣扬有关宙斯被推翻的预言而被雷霆打入万丈深渊。在段成式以后的文人笔下，中国的吴刚似无与施罚者决裂的勇气与行为，却在不少帝王和游人造访月宫时扮演了知客和东道的角色，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亦可为证：“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求仙之术的最高级莫过于长生不死，就在吴刚辛苦伐树不遂、永无竟时之际，他的生命也进入“死循环”的“无终端”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吴刚已经完成了修仙，真正做到了长生不死：日居月诸、春温秋肃，他的生命随着月亮的圆缺盈昃一同永恒。学仙的目的，也只是长生不死而己，吴刚办到了，吴刚，至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