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谏容易死殉难”？
——也谈“吴可读事件”

    传统中国政治，君主高高在上，群臣环而拱之，这种等级关系自然造成了君臣之间的不平等。故常言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偶尔也会出现“臣要君听，臣不得不死”的例外。此例外的祖师爷名叫史鱼。他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自认作为大臣，“不能进贤而退不肖”，于是病故前嘱托儿子勿在正堂治丧，以此警醒卫君亲君子远小人。《韩诗外传》赞史鱼“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可谓直矣。”于是乎，这种大臣不按照常规礼仪停尸的作法，就叫做尸谏。

    如此看来，尸谏的原意是臣子不讲礼，并非不要命。孰料千年之后，它却演化为以命劝谏的极端行径。譬如明代海瑞诸人，抬着棺材谏君。此举看似激烈，其实充其量无非挨几廷杖的政治秀。到了晚清，政治秀进一步升级为“玩命秀”，真正达到了“臣要君听，臣不得不死”的地步。

一件轰动朝野的事

    1879年4月29日清晨，一条来自蓟州知州刘枝彦的奏闻，打破了这个暮春暖日本该有的静谧祥和。刘知州的折子，牵涉一桩命案：据其所辖马伸桥乡保张利26日之禀告，当月11日同治帝后归葬惠陵，奉安典礼结束后，有一名叫做吴可读的吏部主事未随大队人马返京，而是滞留于三义庙内。25日夜，吴氏先是准备悬梁自尽，孰知房梁太高，且朽败不堪，于是取出事先准备的洋药，服毒身亡。

    一个区区的六品京官，在荒郊野外自杀，乍一看似无八卦可挖，亦无卖点可言。按常理判断其隐情无非仕途失意、畏罪自尽、病魔缠身之类。然吴氏之死很快便传遍朝野内外，“凶耗传闻，盈廷震骇，无论知与不知，咸相顾失色矣”，一时间形成巨大的轰动效应。

    “吴可读事件”之所以轰动，缘由有三：

    第一，吴之死确实属于自杀，但他临死前“遗有封存密折一匣，遗书嘱为转呈吏部代递”，明摆着将肉体消亡作为载体，其真正意图在于劝谏君上。换言之，吴这是尸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武死战文死谏”乃报国忠君者的至高境界。当君臣关系恶化到有话不能好好说、有事不能细细谈的地步时，便会有人豁了出去，以命相搏，以期唤醒天听。

    第二，吴之遗折言语堪称火爆。若循常例，部署呈递的代奏折件，应先由该部堂官共同开启查阅，如无违悖字样，才能转呈皇上。但鉴于吴可读采取尸谏，且遗折密封。吏部官员料到此折一定牵扯重大且敏感的政治问题，于是违背规定，不拆视就径报朝廷。如此做法，既可免责，又能保证遗折内容不外泄，可谓一举两得。当慈禧打开折子一瞧，不禁勃然大怒。吴氏写道：
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窃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

    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吴氏临死之折，不仅满纸忠心，更堪称生猛。居然径直指责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此举在帝制时代实属罕见。吴可读行为极端，言辞激烈，自然引来士林一片哗然，想必当时不少官绅心里暗暗为其竖大拇指。

    第三，吴氏遗折中心在于光绪帝之承嗣大统问题，这恰恰点中了晚清政治体制之要害。咸丰逝后，清廷政治运作便进入非常态。先是两宫太后垂帘，宠信太监，接着实现叔嫂联手执政，之后又出现同治早夭无嗣之窘境。宗祧继承的原则是“有子立嫡，无子立后”，无子时，以人为方式弥补自然血缘之缺憾，以其作为继承人续承宗庙世系。故帝嗣的选立，不仅攸关皇脉延续，更关乎国运。当时慈禧选立同治帝同辈载湉为皇位继承人，而未从“溥”字辈中寻觅，明显违背祖宗之法。摄于慈禧之权威，众臣大都敢怒不敢言。吴可读遗折挑明此事不合祖制，为众人提供了再度于朝堂内掀起立嗣承统大讨论之理由。

    回望彼时政情，或许除了尸谏，短期内似无它策能耸动视听，那为何践行此举的单单是吴可读？

一位憨直冲动的人

    不妨先从吴可读其人其事说起。

    当吴自殒时，已68岁。粗看其近七十年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宦途沉浮，值得大书特书者，着实寥寥。

    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人，自谓“家谱自前明始迁祖以来，三百载椒房之亲，二百年耕读之家，十八代忠厚之泽，七十岁清白之身”。其科考之途实在坎坷。他天资还算不错，24那年即考中恩科举人。之后吴寓居京城达八年之久，一心博取功名，却屡屡名落孙山。旁人落榜往往因水平不济或怀才不遇，而吴氏不中，则另有原因。吴在其尸谏前留给子女的《诀儿书》中，对自己之荒唐早年并不讳言：“我少好游荡，作狎邪游”。原来，吴在京城备考时，迷上了一位叫做翠花的姑娘。翠花虽貌仅中姿，但略解诗书，谈吐不俗，吴可读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动到情感，一往不复，万死难回，索性把考篮丢在墙角，积得好厚的灰尘，因此得了个极不雅的外号：“吴大嫖”。待春闱榜发，沉溺于温柔乡的吴可读果然落第。翠花为他大哭一场，吴可读倒觉得她这一副眼泪可贵，不输于金殿胪歌。便以兰州道远，不如在京读书作为托词，依然迷恋京华烟云，日日与翠花缠绵。直到一日吴千金散尽，深受妓家冷落。他的同乡便劝他回九天庙住，与风尘女子一刀两断。吴可读无奈，只得依从。当时恰好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重新由余三胜掌班，大事振兴，便有人拿这两件事做了一副对联，说是：“余三胜重兴四喜班，吴大嫖再住九天庙。”这百般蜜意，千种柔情，耗去了吴氏整整七年的光阴。自此吴浪子回头，终在道光三十年金榜题名。

    迷恋妓女数年，之后又能幡然醒悟，潜心科考。可见吴可读性格之中蕴含着放浪不羁与倔强执拗的两个方面。

    进入政坛后，几经辗转，吴可读出任御史，掌谏诤之权。于此期间，吴以弹劾成禄的两折扬名宦海。成禄时任乌鲁木齐提督，不仅作威作福，还虚报军功。有一年由于天灾，肃州高台县百姓无捐可输，成禄竟借口百姓聚众谋反，滥杀二百多人，反报平定叛乱有功。如此倒行逆施之行径，令个性憨直的吴可读忍无可忍，他先是上《陈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罪状疏》，列举其罪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很快，成禄被押解进京，接受朝廷审讯。按清律“诬告叛逆，被诬之人已决者，诬告之人逆斩立决。”然而法外总会有各种人情，成禄是满人，且醇亲王乃其靠山。经过一番桌面下的运作，朝廷降旨成禄斩监侯。按清律秋审应处决重犯，“过了冬至到斋戒日仍牢固监禁者，俟次年秋审。”吴可读深谙刑律，知道个中猫腻所在，成禄若躲过了秋审，就会逍遥法外,此显然是朝廷大佬为其开脱之计。故向来执拗的吴可读再上《请诛已经革提督成禄疏》，苦劝同治：“若姑息，成禄鬼蜮百端，将来生死用命正有不可知者，臣愚以为等此一斩，与其宽以死，使其狡猾者得复施其伎俩，何若速加戮使观听者咸共懔。”

    虽然吴可读动之以真情，晓之以大义，却未能说服两宫，最终同治皇帝驾崩后，光绪即位大赦天下，成禄避过惩罚，保全性命。与幸运的成禄结局判若霄壤，清廷以“吴可读坐刺听朝政”为由，降其三级，调用为兰山书院山长。

    倏忽间，吴可读输得几乎一无所有。

    在弹劾成禄的第二折文末，吴曾留下一段狠话：

    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于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再悬之于成氏之门以谢成禄，如我皇上不以无罪而杀微臣则请于斩成禄后将臣收监，稍缓其诛则是使我皇上不惟无以对临难者及被戮诸臣，赏罚不当则人心不快，霜雪愆期。

    这番慷慨陈词，在平头百姓看来堪称忠肝义胆，但在两宫眼中，则颇有不识时务、以命要挟的意味，冒犯天颜难免招致其反感。故吴氏所言，冲动有余，谨慎不足，实在不智。

    至于先斩成禄之头以谢百姓，再奉上自己脑袋以谢成禄的过头话，反映出吴氏性格中易走极端的特征。当然，每个人在一生中总会在某个时刻于脑海中涌现出自杀的念头，甚至表达过生不如死的想法，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会去实践。故这往往仅是闪念。对于吴可读而言，此乃“潜意识”。
倔强、执拗、憨直、冲动，如此个性的吴可读，再也经不起任何大的刺激……

一场酝酿已久的死

    一堆干柴不该遇见火星儿，一种“潜意识”最怕再度被唤醒。

    三年后的清廷立嗣危机，成为逼死吴可读的最后一根稻草。

    1875年1月12日，同治病亡，未留后代。有清一朝首次遇到需从皇帝子嗣外寻找继承人的严重情况。慈禧并未从“溥”字辈皇族中寻觅继承人，而是出人意料地将目标锁定在醇亲王之子载湉身上。亲历其事的翁同龢有这般记述：“戌正，摘缨青褂。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云，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宣布曰某。维时醇郡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本该长大后继承醇王爵位的载湉却无端坐在了紫禁城的龙座上，成为入主中原后的第九位清帝。与此同时，两宫也迅即完成再次垂帘听政的“合法化”抓权手续：“朕恭呈慈安……慈禧懿旨，览王大臣等所奏，更觉悲痛莫释，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惟念嗣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不得已姑如所请”。

    此举在慈禧看来，这无可厚非，而在群臣眼中，实则有悖祖制。

    选立天子，貌似帝王家事，更是天下事。值此非常之际，中国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再度迸发。慈禧若想堵塞天下悠悠众口，那是绝不可能的。2月20日，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先将问题抛出：“惟是奴才尝读宋史，窃有感焉。昔太祖遵母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斥驳。”有鉴于史，故广安建议将“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的安排用“颁立铁券”这一最高立法方式固定下来，以防日后生变。这自然令慈禧的大为光火，“广安奏请饬廷臣会议颁立铁券等语。冒昧渎陈，殊堪差异，广安著传旨申饬。”紧接着，3月27日，同治皇后死，“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云绝粒陨生”。御使潘敦俨挺身而出：“默念穆宗嗣统未有定议，孝哲毅皇后又仰药殉，遂疏请表彰穆后潜德，更谥号。”这种做法犯了大忌讳，朝旨“斥其以无据之词率登奏牍，实属谬妄，交部严议。”结果罢官免职，潘“归隐于酒，阅二十余年卒”。

    就在故交同僚纷纷挺身谏言，续起不绝之时，偏居西北的吴可读却淡定得如同一位看客，甚至赋诗道：“圣朝无阙事，小臣愿作不鸣蝉；家无别况，只桂兰绕膝，桃李盈门。今年春胜昔，一堂和气抱孙来。”
这不过是风暴来临前的短暂平静。同治之死，意味着吴氏暗存脑海的“潜意识”已被激活：他心生死意。吴“即拟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进。彼时已以此身置之度外。嗣因一契友见之，劝其不必以被罪之臣又复冒昧”。后来遗折的草稿也十有八九出自此折。吴可读侄子吴宗韶后来写《柳堂先生传》也确认：吴可读“临行辞其先茔……，吾年已六十余而圣朝不终弃之，敢不以死报哉！”

    除了友人相劝外，吴未赴死之因，在于他对朝廷尚抱一丝幻想。不久光绪即位，吴氏被重新启用，出任吏部主事。

    回归京师政坛，按理说吴可以出手谏言了。然吴却仍不出手。原因再简单不过：他没资格出手。吴氏原来任职御史，虽然清贫，倒不失显要，握有奉旨弹劾建言之权。此番改任主事，职务低了，更关键的是失去了吴氏最为看重的发言权。没了发言权，吴氏在不在朝已意义不大。况且，通过之前广安、潘敦俨等人的事例，吴终于看透：即使能够上书清廷，真正审阅者并非皇上，而是垂帘于幕后的慈禧太后。故再好的忠言良策，也无非是留中不发的废纸。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如此评价因个性过强而引发的利他主义式自杀现象：“在生命的范畴中，没有什么好得不得了的东西。一种与生命有关的特点只有在不超过某些界限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它应该有助于完成的目的。社会现象也是如此……尽管某种极端的个性会导致自杀，某种不充分的个性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当一个人脱离社会时，他很容易自杀，而当他过分地与社会融为一体时，他也很容易自杀。”有道是“关心则乱”，昔日坚守的一切似已化为虚无。吴可读失去了生存的信念，蓄满了尸谏的决心。要约束政统，作为道统担当者的吴可读，唯有以道抗势，杀身成仁。

    他，等待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一种回天乏术的运

    对于吴可读之死，其至友左宗棠并不太认可：“柳堂为正义而以尸谏，却羼入此节，亦属不伦。此君骨鲠可风，意见微偏，在所不免。”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尸谏的确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清廷重启有关光绪承嗣大统的讨论。

    如同打开了泄洪闸一般，本已汹涌的洪水顿无堤坝之拦蓄，泛滥至无可阻遏。慈禧深知尸谏之激烈、承嗣之敏感，二者此次合于一端，显然已瞒不了、压不住。于是她当即批复：“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起初遗疏先在小范围传阅，朝廷命臣属赴内阁“公同阅看”。接着将议事范围扩大，召集更多官员在内阁集议。会上，宗室皇族欲图敷衍了事，汉族清流则极力维护祖制，“激烈者盛气力争，巽畏者嗫（喏）不吐，或忠或谨”。于此微妙形势下，某些与会者料到统一会奏已不能达到效果，故酝酿“别疏陈所见。”很快，李端棻、黄体芳、宝廷、翁同龢、沈桂芬、潘祖荫、徐桐、张之洞纷纷单独上书，强调继统与继嗣之区别及解决途径。

    就在京官们就承嗣大统问题辩论得不亦乐乎之际，吴可读事件已传遍朝野内外，其影响迅速蔓延与发酵。吴可读死前曾做绝命诗一首：

回头六十八年中，

往事空谈爱与忠，

抔土已成黄帝鼎，

前星预祝紫微宫，

相逢老辈寥寥甚，

到处先生好好同，

欲问孤臣恋恩所 ，

五更风雨蓟门东。

    此诗意境悲壮决绝，“一时都下遍传，和者甚多。童竖亦悲吴御使，市圜处处谱歌词”。当时的士大夫竞相赋诗以歌之，陈宝琛诗云：“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崇绮做挽诗：“尸谏追千古，哀鸣感两宫。”李鸿章感言：“西望惠陵，穿土而茔，扈从大行，呜呼先生。”张之洞阅吴氏《携雪堂全集》后亦有文记：“卷首为先生像，盖生存时用泰西法所照，神观逼真。读先生遗书受命之际拳拳念及鄙薄，果何以致之耶，是为平生第一知己。”

    坊间舆论对此事件亦颇为关注。民间人士东河谷有挽诗相酬：“一息不忘君垂尽，孤臣犹有封章陈”。王作枢也有诗云：“先帝无儿臣有主，世人皆知我独愚，忠魂常恋一抔土，蓟门烟树灪苍苍，马伸桥畔晚风香，地不可移时难失，此心皎皎日月光，故人千古垂青史”。更有甚者，将此事涂抹上神话色彩：“光绪己卯春三月下旬，予在京住潘家河沿。是日，天朗晴明，予正午饭，忽见空中有白片纷纷下。亟至庭中视之，六出雪花也，瞬息即化，炊许始止。不知烈日中何以忽然落雪，甚异之。数日即闻吴柳堂侍御尸谏事。”民间如此演义，无非寄托哀思、表彰忠义而已。

    在官情与民意的双重裹挟下，慈禧不得不做出让步，颁旨了结此案：

    皇帝受穆宗毅皇帝托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必能善体此意也……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
通览此文，慈禧在被迫妥协、安抚人心之余，不忘显示其权威。这末尾的“以死建言，孤忠可悯”八个字，便清晰表露其对尸谏既肯定又反感的态度。其中意味或许是在提醒众臣，若再有人认为其违背祖制，那就请你亮出你的“孤忠”，像吴可读一样的以死相搏吧！想必读过此旨的人，心底莫不感觉到一丝瘆人的寒意。于是，之后谁也不愿当傻子，尸谏也在官场上销声匿迹，化为绝唱。吴可读尸谏一事，是权力与制度的冲撞，私欲与良心的分野，事不偶然，背景复杂，反映了专制时代的实际政治生态：道义终究敌不过权力，它本来就是现实政治需求中的玩偶而已。

    清宗室宝鋆曾因感叹吴可读尸谏，赋诗云：

    圣朝纳谏优直言，

    伏阙抗疏争纷纭，

    以死建言公一人，

    吁嗟乎！

    直谏容易死殉难。

    “吴可读事件”提出的难题，终以集思广益的方式基本解决了困扰朝局数年的大统之争，使此前模糊不清的继统立嗣关系得以理顺，使政局渐趋稳定，意见暂得统一，也为慈禧的垂帘听政和光绪的继位传绪找到了平衡点，更是朝野官绅之愤懑得到舒缓。诚如时人所云“此古之社稷臣，七尺能捐执简，终安天下计”。不过，自杀并不能解决一切。在清末政局下，直谏比较容易，靠的是胆量，大不了丢官，尸谏未必很难，凭的是勇气，至多殃及家族。最难的莫过于扭转颓势的能力与见识。忠言说尽，豁上老命，这个王朝就会不覆亡吗？

    如此看来，清季的政治转型已不可避免，“吴可读事件”仅是其间的一段小插曲。传统的政治体制，便在权力结构的不断嬗变中走向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