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会可以请柬埔寨的吴氏宗亲来讲讲过去的事情

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华人的遭遇(还有比日本鬼子更残暴的)

摘自《炎黄春秋》１９９９年第９期

　　１９７５年前的柬埔寨华人
　　根据法国殖民当局１９２１年的人口调查，在１８９０年时，柬华侨人口有１３万。本世纪２０年代、３０年代后期和二战后初期，出现过中国人移居柬埔寨的三次高潮；特别是在战后的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期间，华人由３０万猛增到４２万，占全柬５７４万人口的７．４％；１９７５年红色高棉领导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建立民主柬埔寨国前夕，则达６０万之众。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民主柬埔寨政权（１９７５～１９７９年）的短暂统治后，华人人口数量却大幅下降到３０万左右。

　　柬埔寨华人在当地社会中担当的角色，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尽管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去看，占全国人口极少部分的华人大多处于剥削者的地位，但受柬埔寨国民虔诚的佛教信仰和华人儒家文化的调和，阶级矛盾未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

不幸的是红色高棉在对柬埔寨社会进行分析并制定政策时，普遍拥有商人身份的华人被红色高棉划入“资产阶级”阵营，从而使其面临着比高棉民族更为严峻的阶级斗争的压力。红色高棉政权普遍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

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进步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１９７４年４月２８日，便发生了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柬红色高棉军队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受了苦刑，有的甚至被折磨死。

　　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７日，以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占领金边市为标志，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直到１９７９年１月７日金边被侵柬越军攻占时止，在红色高棉（柬共）执政的三年零八个月中，柬埔寨人民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空前劫难，而华人社会更是首当其冲。

　　城市居民遭到大驱逐、大掠夺、大迫害
　　红色高棉接管城市，夺取政权后做出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立即强行将城市居民全部“疏散”到农村去。这项措施因其涉及人口之广、破坏之烈，而成为波尔布特集团暴政的正式开场。

　　被“疏散”的城市居民主要是二百万金边市民和难民，其中有华人约４０余万人。４月１７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军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受到市民包括华人的热烈欢迎，人们载歌载舞、奉茶送饭，庆祝和平的到来。可是不久，军队便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为借口，通过广播喇叭要求人们立即疏散到农村去躲避三两天，并派了一些军车帮助市民搬家。

到了次日，因人们心怀疑虑，响应者寥寥，军队便全城鸣枪，用武力威逼市民按指定路线立即撤出城里；一周后，全城数百万人悉数撤走，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

在撤出金边的过程中，演出了无数人间惨剧，如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因出城匆忙，所带食品、行囊不多，百万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忍饥受累，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许多人染病倒毙途中。平日不干重体力活的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妇人），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死亡比例更大。这次“疏散”行动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疲惫不堪的金边市民才先后到达各自的目的地，被指定在偏僻闭塞的乡村中或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开始农垦生活。但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工具去搭建赖以寄身的茅栅，“安卡”（柬语“组织上”之意）分配的口粮又严重不足，加之医药奇缺，结果许多人又死于霍乱、水土不服和疟疾。

　　除金边外，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的居民，也被迫向农村和深山密林地区迁移。如靠近泰国边境的马德望省珠山市，解放后不到几天，全体市民就被勒令退出城去；因市民大多数都不愿走，红色高棉军队便规定出最后期限，届时如不退出即行枪决，且出城之后不准返回。

　　红色高棉军队每接管一座城镇，就立即破坏当地的市场。他们或宣布大减价，把物价削减９０％以上，或直接捣毁所有的零售摊店，并且很快就将货币取消。城市商人几乎均为华人遭此掠夺与打击，顿时便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

　　显然，如此大规模地驱赶城市居民下乡务农，既非为着防空，也不只是单纯为了解决粮食匮乏问题。实际上，红色高棉是想通过此举彻底剥夺“资产阶级”的财富，消灭城乡差别，实现“波尔布特式的高度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依波尔布特集团所为，城市居民即使是产业工人，亦一概受到波及，并无例外。只有少数城里必需的车床技工、纺织技工、华语翻译、厨师等，才得以回城工作。

自１９７６年起，为了进一步取缔“资本家”的财产，加强对人口的控制，红色高棉还对从城市转入农村居住的华人进行再次的迁移。迁往马德望省各处农村去的华人甚多。该省原是鱼米之乡，但遭连年战火的破坏，加之外来人口太多，竟成为全国粮荒最严重的地区，华人死亡率高达８０％以上。

　　在将城市居民赶往农村后，柬埔寨几乎已是“全民皆农”了。为实现“超大跃进”的理想，民主柬埔寨政府于１９７６年制订了全国稻谷增产指标：每公顷单位面积产量３吨；１９７７年，又将指标增为３．５吨到７吨（而原先全国平均每公顷产稻仅为１．２吨到１．４吨）。为了完成高指标，基层生产单位除了虚报产量外，还通过解放初期即已成立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组织，强化对农民的奴役与压榨：

　　第一，延长劳动时间。在合作社里，社员每天必须劳动十二三小时甚至十五六小时。通常凌晨四点钟就要下地干活，夜里九点半才许收工，说是为了“不分昼夜地尽快建成社会主义”。

　　第二，增加劳动强度。合作社社员不仅劳动时间长，而且容不得有丝毫的偷闲，社员只有到了进餐的时间，才有休息的机会。为监督社员无休止地劳动，社里还通过密探或设立自行车游车队，到田间地头巡视，不准社员聊天或歇息。平时，社员除大病不起者外，小病不准请假，违者重罚。

　　第三，无休止的思想灌输。即使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安卡”也要农民集中起来开会，接受千篇一律的宣传灌输，如讲，到了１９７７年农民可以每１０天吃一次甜汤；到了１９８０年则可３天吃一次；１５年实现全国现代化等等。

　　第四，开办“大食堂”。初时，农民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小灶，过了不久，即被迫全部吃“大食堂”。“大食堂”开始尚能供应一顿稀粥、两顿米饭通常是在稻谷收获期，后来便仅剩下两顿稀粥了。造成粮荒的原因是，“安卡”将丰收后的稻谷大部运走了，只给农民留下大约仅够三四个月的米粮。为了弥补伙食的严重不足，有些人在家里和住处周围喂养家禽家畜，种植蔬菜，但结果都被“安卡”巧取豪夺了。一些农民经不住饥饿，到合作社的果园和菜园里偷东西吃，如被发现，轻则罚一二天不准吃饭，重则处死。

　　繁重的劳役和严重的饥荒，摧垮了无数华人的健康身体，人们因缺医少药而大量死亡。但是，红色高棉为防范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对人民的人身控制甚严，人民没有通信自由，甚至还被剥夺了拥有收音机的权利。没有特别的通行证，他们是绝对无法私自离开所属乡村的；若有敢越雷池一步者，即便初犯，被抓到后亦必惨遭毒打，命丧半条。在农奴式制度的禁锢下，华人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只能苟且偷生。

　　民主柬埔寨成立之初，城市中的华人群体尽管遭受了迫迁的厄运，但尚未像忠于西哈努克亲王的“自由高棉”及朗诺部队残余分子那样直接遭到成批的屠杀。

然而不久，由于红色高棉实行的极“左”政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加以内部派性斗争不断，波尔布特集团遂屡屡发动政治运动，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在一再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和肃反运动的大拘捕、大屠杀中，华人亦每每受到株连。

　　１９７７年６月，柬共下达文件指出，国内外公开的敌人已被消灭，但目前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特别注意两种人：散布反对党和社会主义言论的人，他们是反革命的后备军；懒惰的人，他们是剥削分子的根苗。同年柬越交战及翌年湄公河以东地区发生“三·二三”兵变后，波尔布特集团随即在全柬范围内反复展开了残酷的“肃反”大屠杀，民柬大批高级军官逃往越南，韩桑林、谢辛、洪森等人就是在此时投靠越南与红色高棉决裂的。被大批杀害的不仅包括越侨、政治上的反对派及嫌疑分子，而且殃及广泛的人群：资本家、商人、知识分子、医生、教师；一切患有不治之症者；干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或经常请假被认为懒惰怠工者；在日常生活中敢于流露对干部或现实不满、意见稍有不同或不服领导者。最后，在暹粒省和菩萨省等地，还发展到屠杀一切城市移民的空前严重程度。

　　华人因多属商人，且知识分子比例较大，故受害程度尤深，即便是柬共内部的上层华裔干部如符宁、胡荣、张东海等，最终也遭到“清洗”，不能幸免。而在张东海（分工主持商业部日常工作的商业委员会委员）于１９７８年３月被捕后，全国各部门、工厂的华裔干部、党员以至翻译员，都一批批地失踪，遇害了。更有甚者，华人在家中讲华语，亦会被疑为搞特务活动而被捕。

　　诚然，波尔布特集团的暴政罄竹难书，以上所述仅是举其荦荦大端者而已。其它如没收私人财产，实行无邮政、无货币、无商品的“共产主义”措施，都给柬埔寨人民和广大华人带来极大的危害。尤其是在禁止自由恋爱、婚姻由“安卡”作主的“配给制度”下，华侨少女被强行婚配给伤残军人的不在少数，许多人因此而自尽。

　　众所周知，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中国的“纹化大革命”时期，极左的国内外政策，必然地反映在对待柬埔寨华人问题的处理上。在华人遭受此种大劫难时，中国政府是否曾经施加影响、予以制止？

　　笔者掌握内部资料不多，不得而知。但从所见的众多难民回忆资料中可以肯定，在他们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生命受到威胁时，柬埔寨华人确曾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祖国政府的解救。然而，他们未能看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公开的正面的反应。当时，华人所能接触到的祖国亲人仅仅是中国援柬专家，但当他们向这些祖国亲人投诉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则不能不使他们失望，因为回答均不外乎：第一种，要求华侨“顾全大局”、要“忍”、“忍”下去；第二种，认为华侨过去是剥削阶级，多数是资本家，现应好好接受所在国政府劳动教育，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三种，则干脆立即避开。华人完全处于求助无门的境地。

　　应当指出，中国在柬埔寨华侨问题上所采取的不闻不问的“不干涉”态度，尽管有其内政、外交上的种种原因，其引发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在柬华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不免发出感叹：“我们枉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华侨的寄托、精神支柱，却无能为力照顾得了海外华侨”；“热爱祖国却被祖国遗弃，在侨胞有难时祖国不伸以援手，这种心情是怎样的难受和失望”……无数柬华难民的这种表白，正反映了他们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态。如何医治柬埔寨华人的心灵创伤，无疑至今仍是个遗留在国人面前的严肃的课题。

    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

    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方，“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

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1978年圣诞节，越南10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在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惶逃入边境丛林。1979年1月7日金边沦陷。越南人到处所见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柬埔寨百姓。无论如何是这支军队终结了无明的屠杀，驱散了死亡的恐惧。

    在越军人侵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孙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2月，中越战争爆发。

 在波尔布特执政的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一(《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版），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颠峰。
                          在速度上，它超过斯大林的肃反；
                          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
                          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
                          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它创造了世界纪录。

    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杀也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它。

    人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疯子在向全人类挑战，向人性的底线挑战。这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这样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类似癌细胞一样的政治产物居然出现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非常接近的20世纪70年代，这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和柬埔寨问题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