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1901－1985），江苏江阴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1916年考入清华学堂，1923年赴美留学，1928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先后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并兼清华大学教授，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文法学院院长等。1953年后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

　　「教育原来在清华」这句话取自我母亲戏笑父亲所写的宝塔诗，原文是这样的：

　　马香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

　　关于这首诗的由来，母亲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一文中做过解释，说的都是父亲的「傻」。如母亲故意告诉他丁香花叫「香丁」，他竟然信以为真。又如，我们小的时候，他和母亲一起进城去看外祖父，母亲让他买两样东西－－给孩子买一种叫萨其马的点心，给他的老丈人买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父亲「奉命」到了「稻香村」和「东升祥」后，两样东西都叫不上来，只说是要「马」和「羽毛纱」！「马」是我们孩子的用语，是对点心萨其马的简称：至于「双丝葛」怎么变成了「羽毛纱」，真是天晓得！母亲说幸亏两家铺子打电话来询问，父亲才算交了差。不过也给人留下了「傻」的印象。后来母亲曾当着清华校友对校长梅贻琦先生发「怨气」，不料梅校长笑着在宝塔诗后补上了两句：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据说当时在座的清华同学「都笑得很得意」。当「交际花」，母亲不够格，但在家人的心目中，父亲却实在是「傻」！他的一个同学曾戏言：「文藻在家是『一言九顶』！」的确，往往他一张口就有几个人顶他，不是说他发音不对，就是说他书生气十足，或观点迂腐等等。自己是不是「一言九鼎」，他似乎从不介意，我想这是由于他认为在非原则问题上不必跟家人「一般见识」。由于父亲不是中国传统式的「严父」，家里的气氛总是很民主和轻松的，父亲的民主思想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作风，或许是得益于「教育原来在清华」吧。

作为家长和丈夫的父亲

　　母亲说他们在婚后分得燕南园一座小楼。父亲除了请木工师傅为他在书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外，只忙于买几个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把新居的布置装修和庭院的栽花种树，全都交给她一人操办。上课后，父亲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确实，婴儿时我们洗澡，连舅舅、姑姑，甚至父母亲的学生们都来「观赏」，惟独不见父亲的踪影！在我的记忆里，他似乎总是手里拿着一支红铅笔，坐在书桌前读书看报。连我的孩子上幼儿园时也会拿红笔在报纸上画道道，说是在「学爷爷」！可见这潜移默化的力量之大！

　　父亲去世后，他的学生在悼文里都写道：「吴师曾感慨地说：『我花在培养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我不知父亲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说这番话的。他没有意识到他给予子女以至孙辈的是更加宝贵的榜样力量和精神财富，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怎样做人、如何治学。

　　要说他在生活上一点不关心我们，也不确实。我考上南开大学后，他执意要送我到天津，并把我托付给他清华的同学、历史系的雷海宗教授，尽管后来我一次也没有找过雷伯伯。我上大学后，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过，可以开始「留意有什么合适的男孩子」了，他甚至为我右臂上因骑车不慎在铁丝网上划过一条很长的伤疤，而担心我会因此找不到「对象」！在母亲出国时，他会突然问起我和妹妹那个月是否来过「月经」。这类事母亲是从来不管也不过问的，因此我们更感到父亲实在是「迂」，当然在觉得他迂得可笑的同时，又感到他傻得可亲可爱！

　　父亲对我们的关心多在学业上。我小时喜欢看书，在花钱为我买书上父亲从不吝啬，尽管他自己的衣服、鞋袜都是补了又补的。妹妹吴青到美国进修，父亲给她的信很能说明问题：「……大家为你活动如此频繁，感到高兴。不过一人精力有限，社交普遍铺开，消耗精力太多，要斟酌情形，适当安排得少一些。……你局面已经打开，今后的问题在于有选择地加以利用。你比别人机会多，多了就必须有个选择，是不是？」私下里，他对我们说，他担心活泼好动、极善交友的妹妹在美国短短的几个月「跑来跑去，没能读多少书！」他在信中还对吴青读什么书、听什么课、怎样学习，都一一详细指点。我常觉得父亲无论写什么，包括家信在内，往往写着写着就有点像「论文」了。这也是我们爱嘲笑他的一点。

　　父亲和母亲相识，说起来还和「清华」有关。他们是同船留美的，母亲上船后，托许地山去找她中学同学的弟弟－－一个性吴的清华赴美留学生，结果阴差阳错地把父亲给找了来。二人闲谈中，父亲听说母亲想选修一些英国19世纪诗人的课，就列举了几本著名英美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母亲却都没有看过。父亲还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当时母亲已相当出名，在诸多男士纷纷对她说奉承话时，眼前竟出现了这么一位！什么使得父亲说这番话，我们始终也没问出来，不过他倒是因此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母亲入学后，得到过许多同船的男女朋友的信，都只用学校的风景明信片回复，惟独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对此我们总是说，父亲这个书呆子倒是「歪打正着」，若要他想个对异性献殷勤的「计策」，他还真是不行。母亲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时，常收到父亲寄来的有关文学的书，老师对母亲课外阅读之广，颇感惊奇。当她告诉老师有中国朋友给她寄书时，老师说：「你的这位朋友是个很好的学者！」母亲讲，她「当然」没有把这话告诉父亲，但是父亲在母亲心目中地位无疑因老师的好评而提高不少。

　　后来事情的发展也很有意思。1925年的夏天，母亲到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发现父亲也去了，事前并没有告诉她，只说为读硕士也要补习法语。那个暑期原来在康大学习的中国学生都到外地度假了，因此他们单独接触的机会很多。让我们感到好笑的是，母亲承认那个夏天她法语没有学好，可父亲的法语学习却没有受到影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的不同。据母亲说，父亲向她求婚时，是借助送她一枝品牌为Ideal（即「理想」）的钢笔谈起的，这倒有点给人以「老谋深算」的感觉了。每每想到这点，我都怀疑父亲是否真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愚蠢」。

　　父亲求婚后，母亲经过一夜的思索，告诉他自己没有意见，但最后的决定在于她的父母。于是父亲给「谢先生、太太」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请千万恕我用语体文来写这封求婚书，因为我深觉得语体文比文言文表情达意，特别见得真诚和明了。但是，这里所谓的真诚和明了，毕竟是有限的，因为人造的文字，往往容易将神秘的情操和理外的想象埋没掉。求婚乃求爱的终极。爱的本质是不可思议的，超于理性之外的。先贤说得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也可以说，爱是一种「常道」或是一种「常名」。换言之，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常道」，故不可道；爱又是超于理性之外的「常名」，故不可名。我现在要道不可道的常道，名不可名的常名，这其间的困难，不言自明……

　　这样写求婚书，真是「不可思议」！我实在怀疑外祖父、外祖母是否耐心地读了父亲的开场白。后面除了表示对母亲的爱慕外，又有大段有关婚姻和家庭的论述，如「家庭是社会的雏形，也是一切高尚思想的发育地和纯洁情感的婚姻养成所」等等，父亲无论写什么，最后成文都像是一篇论文！

作为老师和学者的父亲

　　在诸多人生角色中，父亲作得最出色、最得心应手的要算老师和学者了。他出生在江苏江阴的一个小商人家庭，高小毕业时，名列第一，获「三优」奖。听从了对他颇为赏识的曹老师的劝告，父亲报考了北京的清华学堂，因为清华毕业后可以官费留美。清华当时除中国史等少数课程外，基本上都是用美国的英文原文教科书；对从小城镇来的父亲，外语学习之困难，可想而知。父亲说因英语赶不上，他曾在别人都到操场打球时被留在教室里补习。他的老师马约翰先生既教英语又教体育，这两门我看父亲都不行。可当时清华已注意培养学生德才兼备、体魄健全。据说留美考试除学业外，还有游泳一项需通过。我们总和似乎什么运动都不会的父亲开玩笑说，当年游泳考试时，肯定是他在岸这边奋力一跳，岸那边有人赶紧拉他一把才勉强过关的！

　　对于父亲的专业，我们子女实在是了解太少，这里也有历史原因。1957年反右时，父亲被邀请去「鸣放」，提出了一些今天看起来非常中肯的意见，我记得较清楚的一条是「我们对英美的一些好东西没有学，倒学到了苏联的一些坏东西」。父亲很快被打成「右派」，而我对他的「了解」竟然都是通过当时中央民族学院批判他的小报。

　　在纪念吴文藻诞辰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父亲被称作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而「作为民族学来说，他是奠基人」。他除了明确提出一些方向性的主张外，主要是在培养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树立新风气的人才。父亲曾对我说过，他一旦发现学生中有特别聪慧、有培养前途的，都力争把他们送到国外师从比他自己知识更加渊博的学者。

　　此外，他还采取「请进来」的办法，将不少国际知名学者请到中国来讲学。

　　父亲确实是把最宝贵的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发展，只可惜在他知识日趋丰富、经验更加成熟且精力尚充沛的中年时期，满腔热情地从日本回国时，他的学识不能得到赏识，有心报国却不能发挥作用。父亲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他当时的苦闷可想而知。但是父亲又是一个不善辞令、从不诉苦的人，他只是默默地做着研究国内少数民族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父亲才得以带研究生，此时他已精力不济，在许多事情上，本来反应就不及母亲灵敏的他，脑筋和动作变得更加缓慢了，眼神有时也显得茫然。但我多次惊异地看到，一旦和学生或懂行的人谈起专业，他的眼睛会忽然放出异彩，他侃侃而谈，像是换了一个人！80年代，父亲早期的一个学生的妻子从美国回来看望他，她怀着和丈夫一样无限敬佩的口气对我说：「真奇怪，和外面隔绝了几十年，吴先生怎么对专业的最新发展如此了解？！」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小的时候，学习有问题总是问母亲，因为不用我们细说，她一下子就明白我们的疑难，而且能给一个简洁的答案。而问父亲就比较麻烦，他往往不马上回答而是首先指出「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提得不对！」至于答案，总是过于详尽，我们嫌他太「罗嗦」，认为没有必要告诉我们那么多。可是到了我自己成为老师后，发现身边有他这么一部「社科百科全书」实在是太「方便」了。比如一次我要给学生讲萧伯纳，需要了解「费边社」，这种问题母亲是回答不了的，而父亲的详尽解答正是我所需要的。除详细讲解外，他还告诉我可以进一步参考哪些书籍。我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

　　父亲并不聪明，但极为勤奋。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学习、收集资料，多年的习惯已经构成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十分节俭，宝贵的笔记大都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写在用过的台历反面的空白页上。他的东西从来不许我们乱动，各类书籍和卡片存放的地方，都有一定规矩。我的丈夫极其钦佩又十分感叹地对我说过，父亲「真了不起！当年他在牛棚里要我给他取书籍资料时，东西放在哪个抽屉里，在第几个信封里装着，都记得清清楚楚」。

　　作为学者的父亲的诸多品质肯定是得益于「教育原来在清华」以及曾在清华执教。如今他已经去世十多年了，我教书越久，就越懂得「欣赏」他、敬仰他，也越加怀念他。

作为「人」和「中国人」的父亲

　　父亲在生活上要求不高。他不讲究吃，更不讲究穿，但注意营养和卫生，爱好整洁。一件衣服或一双鞋，他至少能穿十几年。不过也只有像父亲那样仔细的人才能把东西保护得这么好。我在父母家里坐月子时，因为怕脚着凉，向他借过一双袜子，条件是只在床上穿，不下地。可是他的袜子，我穿了不几天就破了。他的衬衣，妹妹替他洗后一抖就烂了。所以后来他要送给哥哥他「不会再穿的好衣服」，哥哥有礼貌地婉言谢绝了。父亲衣物经久耐用的秘诀是，每次外出回家，都把皮鞋先刷一刷，「好」衣服「晾一晾」，然后仔细地收起来。在换季收存衣服时，衣服之间要夹放一张大纸。母亲笑话他说：「你的一个衣箱里，有半箱是纸！」母亲说归说，父亲照样每年如此收藏他的衣服。他认定的理，从不轻易改变。

　　父亲为人非常宽厚，我从未听他说过任何人的「坏话」。在非原则问题上，他与世无争。在重大问题上，凡是他认为对的，一定坚持，不管会因此得罪什么人。他的书呆子气有时显得「不合时宜」。在「文章」中，他自然又成了打击对象，「革命小将」命令他用鞋带把脱下来的皮鞋挂在脖子上，勒令他去打扫厕所。他被抄了家，多年辛苦积累的资料、写的文章都被拿走而后散失了。「革命群众」要他交代在日本那些年在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里干了些什么「勾当」。「小将」们哪里知道，父亲是因为组内一些人在东京我家共同研讨毛泽东著作而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继而辞职离团的。即使在斗他最厉害的时候，父亲都能坚持原则，不该讲的，绝不乱说。他从不为了保全自己而牺牲别人。在这一点上，父亲够得上一个「大写的人」。

　　由于小时家里不宽裕，父亲到北京求学，旅费都是同宗代筹的。因此他对贫困学生特别同情。我们上中学时，父亲总要我们帮助经济困难的同学。他自己生活十分俭朴，却常接济亲友。他去世时，家人遵照他的遗嘱，不从外地回京奔丧，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因此，哥哥的儿子就遵命留在外地，坚守工作岗位；作教员的我和妹妹、妹夫，都没有影响上课。父亲的三万元存款，全部捐献给中央民族学院，作为社会学、民族学研究生的奖学金。我参加了第一次的吴文藻奖学金发放会，亲眼看到与会者中不少人仍然被父亲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想一个人死后能让亲人以外的人如此怀念，该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了！父亲去世后，家里收到国内外发来唁电和唁信之多，人们表示的哀思之真诚，对父亲的贡献和人品评价之高，对他被错划右派之「愤愤不平」是我们没有料到的。我不相信人有在天之灵，父亲本人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了，但对家人来说，却是莫大的安慰。父亲默默无闻地做了三十多年的无私奉献，但是，是金子就总会发光，到头来，谁也遮不住它耀眼的光彩！

　　摘自《永远的清华园》，北京出版社2000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