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泰伯、仲雍让贤季历，传位姬昌，这是周人德政的肇始。仲雍的崇高地位，历代受到推崇。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云：“泰伯让天下，仲雍扬波涛。清风荡万古，迹与星辰高。”

编者按

仲雍是商末周国首领古公父的第二子，3100年前，泰伯、仲雍兄弟为了实现父亲心愿，主动把继承权让给兄弟季历，南下无锡、常熟一带建立句吴王国，成为“逊让”这一传统美德的符号。常熟市政协编撰出版了文史专著《让国南来——仲雍》，十一届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十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周铁农欣然作序。11月18日，《让国南来——仲雍》赠书仪式及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岐山周公故里举行，本刊特别刊登有关文章及观点，以飨读者。

江南常熟有让人心旷神怡的灵山秀水，有“岁岁多收”的“肥田沃土”，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更有令人称羡的人文资源。

古代常熟，可谓“僻处海隅”。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似乎注定无法跟上早期华夏民族的前进步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常熟从一开始就没有置身于中国文明史的主流之外。

3100年前，泰伯、仲雍兄弟为了实现父亲古公父的心愿，主动把继承权让给兄弟季历。这一让，让出了周王朝数百年的宏业，也让出了千古传扬的“至德”。泰伯、仲雍，从此成为“逊让”这一传统美德的符号。他们义无反顾，离开岐山下“膴膴”的周原，来到遥远的江南，最终落脚于无锡、常熟一带，建立句吴国，开拓出一方新天地。这当然不是一次轻松自在的旅行，而是不折不扣的“长征”，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最早的“长征”。前头是完全陌生的未知世界，兄弟俩带领族人，跋山涉水，披荆斩棘，既要直面自然的挑战，更要应对其他族群的威胁。一路走来，遇到的艰难险阻难以言说。是什么支撑着他们？是对亲人和族人的大爱大义，是对理想的执着，是百折不回的顽强意志，是不畏艰险的开拓精神……简而言之，是一颗伟大的心。

泰伯、仲雍立国之后600来年，吴国人言偃北上求学，在孔子门下登堂入室，名列十哲。及学成归来，传道授业，文开吴会，道启东南。

仲雍和言子，一个让国南来，一个求道北上，让所当让，求所当求，一舍一取，殊堪玩味。权位为轻，道义为重，这是何等的胸襟气度！他们给常熟文化植入了优秀的基因。以后的一代代常熟人，受到先贤精神的感召，通过创造性的劳动，终于铸就了常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辉煌。

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时代。每一种文化都面临着如何自处的问题。全球化不是要达成文化的一元化，而是要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中的人应具有“文化自觉”，真正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对自身的文化有高度的自知，并对其发展历程和前景有足够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明了自身文化所达到的高度和价值，从而形成“文化自信”——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民族文化如此，区域文化也是如此。

话是这么说，但并非每一个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里的人都天然地对自己的文化有清晰的认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同年12月30日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他又再次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拿常熟文化而言，资源固然丰富，但毕竟多埋于故纸堆中，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轻易解读的。这就需要有人把它“讲清楚”，让它“活起来”。

常熟市政协领导一贯重视文史工作。近年来他们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聚焦于地方传统文化领域，以可贵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凭借政协特有的人才优势，组织起精干的研究和写作队伍，致力于把常熟优秀传统文化“讲清楚”的工作。继2013年推出广受好评的《虞山文化流派》和《常熟状元》两书之后，又再接再厉，把仲雍和言子纳入了研究的视野。

文化基因往往决定着文化的发展走向。常熟之所以为今日之常熟，常熟人之所以为今日之常熟人，常熟的文化之所以为今日之形态，以仲雍和言子为代表的先贤植入的优秀基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我们要解释和了解常熟、常熟人和常熟文化，就有必要从研究其“基因”入手。如果说，多姿多彩的虞山文化流派和彬彬称盛的常熟科举人才是常熟文化的“流”的话，仲雍和言子就属于常熟文化的“源”。常熟市政协的同志们在梳理清楚“流”之后，沿波讨源，研究这两位源头性人物，可谓独具慧眼。

古史茫昧，古书艰深。我欣喜地看到，常熟的文史专家们以认真严谨的态度投入到这一极有意义的工作中，给读者呈献出了一部兼具学术性、可读性的佳作。历史上仲雍研究尚无专书，因而此书的编纂本身就是开创性的，可以说此书是中国研究仲雍的首部专著。从搜集资料到研读、消化，拨开重重迷雾，寻找历史真相，最终形成自己的观点，并用生动准确的语言呈现出来，真正实现“讲清楚”“活起来”的目标，困难之多、难度之高不言可知。本书的体例也值得称道。研究编与资料编相得益彰，顾及不同层次、不同目标的读者的需求，既给读者展示了已有的成果，又为将来仲雍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在继承和弘扬常熟优秀传统文化的道路上，常熟市政协不是停留在侈谈，而是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常熟的文化遗产异常丰富，尚有大量工作可做。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看到更多的实绩。

是为序。

作者： 周铁农

十一届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

十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链接：专家观点

“让”与“德”

宫长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研究室副主任

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过去讲泰伯奔吴，只讲泰伯，不提仲雍，实际上就有缺陷。《让国南来——仲雍》一书把泰伯和仲雍做一个整体来考察，是非常好的。

这本书重点阐述了“让”精神的重要意义。礼让精神实际上强调的是“德”，所谓泰伯、仲雍“至德”，我们可以把泰伯、仲雍“至德”的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源头结合起来讨论。比如说尧舜，“天下明德自舜始”，实际上在舜的时期，还没到泰伯、仲雍，而泰伯、仲雍也是传承了这个思想源头和思想理念。然后再讲周公，周公强调“明德慎罚”，然后再讲荀子，荀子讲“隆礼重法”，实际上我们明白一个什么问题？中国传统社会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是德治。这体现一个什么精神呢？体现《周易》的阴阳之道思想。我们今天讲国学，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贯穿的是周易，我们中国文化的总根脉在这里。阴阳之道是强调什么？今天我们的理解就是德法并举。

仲雍的历史功绩

周文晓

常熟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

在泰伯、仲雍三让王位中，历史记载，称之二让一节十分重要。古公父在病重之际，要季历把泰伯、仲雍叫回来，待他死后，要由泰伯来主持殡葬大礼，并要季历把王位还给泰伯、仲雍。史载：“大王故死，谓曰：‘我死，汝往让两兄，彼既不来，汝有义而安。’”葬礼结束后，季历遵父嘱要将王位让与泰伯。泰伯问仲雍：“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让，何以处之？”反映了泰伯内心一度的矛盾和犹豫。仲雍却毅然回答泰伯，曰：“刑有所谓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仲雍的意见不仅坚持了原先兄弟两人的让国之志，而且从宗庙的大局着眼，促使泰伯下定了最终辞让君位的决心。这也进一步说明仲雍在让国问题上有和泰伯同样的至德精神和崇高地位。

仲雍的崇高地位，历代受到推崇，周朝建立后，武王追赠仲雍为“吴伯”。魏晋以后，不少文人学者认为仲雍和泰伯一样，具有谦和揖让的德行。陆机诗曰：“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泰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云：“泰伯让天下，仲雍扬波涛。清风荡万古，迹与星辰高。”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尊仲雍为“恭孝王”。明洪武三年（1370年）封为“吴仲雍之神”。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学御史娄谦在虞山仲雍墓旁建造清权祠。明弘治七年（1494年）江西巡抚刘廷瓒奉旨重修仲雍墓，建“清权坊”。崇祯九年（1636年），巡抚御史路振飞立墓碑。清乾隆十年（1745年），江苏参议程光炬为仲雍牌坊镌联：“一时逊国难为弟；千载名山还属虞。”背额“至德齐光”。乾隆三十年江苏学政曹秀先在仲雍墓“南国友恭”坊上镌联：“道中清权垂百世；行侔夷惠表千秋。”背镌江苏粮道胡文伯书“让国同心”。

泰伯、仲雍奔吴的精神内涵

郑鼎文

岐山县周文化研究会会长

3000多年前周原所发生的泰伯奔吴、季历继位的重大事件，体现出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影响深远的历史意义。1、忠君孝亲的可贵品质。2、兄友弟恭的手足情怀。3、同心协力的政治智慧。4、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5、包容谦让的宽阔胸襟。6、乐于牺牲的至德境界。7、入乡随俗的超凡见识。8、勇于开创的进取精神。

泰伯、仲雍以实际行动所创造的吴文化，其核心就是崇德谦让。历史上，曾有孔融让梨的典故，让的不过是一个大梨子；也曾有清代宰相张英修书让宅基地的故事，让的不过是三尺之地。而泰伯、仲雍让的却是好大一片锦绣江山，是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难怪大圣人孔子赞叹道；“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正是：泰伯仲雍，永垂不朽；道德楷模，天长地久。人杰仲雍，“让国同心”，“至德齐光”，谁不钦敬？

泰伯、仲雍奔荆蛮的文化意义

霍彦儒

宝鸡市炎帝和周秦文化研究会会长

泰伯、仲雍奔吴反映的文化意义十分丰富，其一，具有至德之精神情怀。孔子用“至德”对泰伯、仲雍的“三让”精神作了高度的概括和肯定，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与孔子所宣扬的“仁”“礼”思想是一致的，是仁爱精神的一种反映；二是春秋战国时期，争权争霸，礼崩乐坏，孔子提出要“克己复礼”，而泰伯、仲雍的“三让”精神正符合孔子的这一思想主张。二，大局为重的思想意识。泰伯、仲雍“三让”不仅是一种至德精神的反映，而且是一种大局思想意识的反映。其三，入乡随俗的和合精神。当然，随俗不等于不加取舍不加优劣地完全融入。文献记载，泰伯、仲雍在一边随俗的同时，还用先进的周文化感化他们，教育他们，使其逐渐抛弃不良的生活习惯，帮助“荆蛮”发展农业生产。

当然，泰伯、仲雍奔荆蛮所反映的文化意义不止于这三个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的时代还会有不同的解读，赋予新的意义。

仲雍与吴文化

曹培根

吴文化研究会负责人、常熟理工学院教授

泰伯无子，泰伯卒后弟仲雍立，自泰伯至寿梦共十九世，仲雍在吴国世系传承中，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政治影响。

吴文化是吴地本土文化与中原商周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泰伯、仲雍让国南来，其至德、开拓精神，成为吴地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精神财富。泰伯、仲雍让国至德，是最高的道德，给中华文化融入至德和谐、开拓进取精神。泰伯、仲雍让国代表了一种胸襟开阔、气度不凡，以退为进、柔韧刚健、积极进取的思想境界；同时，泰伯、仲雍以和谐化解避免纷争，把无谓的“窝里斗”化为开拓新空间的发展动力，确实是一种充满政治智慧和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具有远见卓识的至德。至德和谐、开拓进取是吴文化的基本属性和文化基因。泰伯、仲雍断发文身，主动融入吴地风俗，和谐相处，而吴地民众和谐相从，“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是和谐兴国、和谐发展。

至德和谐、开拓进取一直成为吴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原动力，也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元素和实现“中国梦”的精神财富。

仲雍精神价值的再认识

朱新华

文史专家

“他们不仅是吴国缔造者，也是吴文化开创者”，这是以往对泰伯、仲雍常用的评语。我们说，他们不仅是吴国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疆域拓展史上的大功臣。句吴国的建立，使最具发展潜力的江南大片土地在西周建立之后顺理成章地纳入中国的版图，泰伯、仲雍这一开拓性的功绩对于中国疆域拓展和历史发展的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过去说，泰伯、仲雍是吴文化的开创者。我们说，他们还是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源头。我们知道，孔子是一个“集大成”（《孟子·万章下》）式的思想家，儒学也不是全无依傍、向壁虚造出来的学说。孔子所推崇的道德准则，无一不是历史上、生活中有人践行过的东西，“让”这种美德也不例外。

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让”依然具有它的价值。市场经济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让”的反面——争（竞争）。合理的“争”不仅有利于个体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要求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做到“见利争让”（王通《中说·魏相》）显然是不现实的。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中“争”过度地得到了强化，某些人见利即争，甚至不择手段地争，而“让”日益弱化了。“让”的缺失与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滑坡是有必然联系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不应把“让”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一味排斥竞争，也不应否定“让”的积极作用。如何吸收传统“让德”的精华，剔除不合于现代社会的过时部分，使“让”与“争”在追求共同的道德目的的基础上做到有机统一，是当今泰伯、仲雍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让”之感悟

杨慧敏

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

中国先秦史学会周公思想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让国南来——仲雍》是第一本记述仲雍的专著，有丰富翔实的史料，更透过史实理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一一“让”！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是德治，德治强调的是自律，是自我约束，是主动的政治模式。这一制度的核心思想就是成熟于周公时期的礼乐思想。而“礼”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它的源头就是“让”。“让”就是自我约束，以“让”为基本要素的“谦卦”，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是最好的卦，是“六爻皆吉”，可见“让”在周文化中的地位之高，无出其右。

泰伯、仲雍让贤季历，传位姬昌。这是周人德政的肇始，在这个“让”中，更令人叫绝的是仲雍，他“让”得淋漓尽致，尽管吴国的国君除了兄长泰伯都是他和他的子孙。一写一说，都是泰伯。他这个“让”竟然让了三千多年！好在常熟有个虞山，是他的归宿，常熟人民没有忘记他。他的家乡人民也没有忘记他！他属于常熟，属于岐山，属于中国，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今天，常熟市政协终于从浩浩史海中将他搬上书本，一直默默无闻的他，终于当了回主角，常熟之幸！岐山之幸！民族之幸！中华之幸！

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2015年第23期

题目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