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曾读过《东周列国志》，对远征楚地攻入楚都的故事一定不陌生。然而，“吴”的赫赫武功随其覆亡一齐东流而去，我们只能通过关于孙武子风采、伍子胥归报楚王之仇的描述去回顾历史上吴国的威仪了。我们尴尬地发现，“吴”的称号伴随着越灭吴、楚灭越、秦一统江山这几个标志性的事件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吴”这一名号像一件流落尘世的神器，不断地变更着它的主人，最终连它的主人都不记得它的本名叫什么了。

幸好秦始皇意识到将“吴”归入“楚”这一文化范畴的不妥，加之避讳其祖先的缘故，使得湮没已久的“吴”从历史的尘埃中走出，再次走进了历史的舞台。在秦朝的行政区划中，吴地为三十六郡之一的会稽郡郡治所在，领县二十有六，始称“吴县”。

在这一具有历史悬念的关键点上，作为后人的我们，实在应该感谢始皇帝，如果不是他敏锐的体认与觉察，恐怕“吴”这个承载着丰厚历史符号的古老称号将永远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了。自秦起，“吴”这一文化代码重新闪亮登场，到汉代时又被用于江南这一区域性地理概念的表征——如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5年）刘邦封他的侄子刘濞为吴王，改会稽郡为吴国。自此起，以太湖为中心的吴地的诸多行政沿革及其地名与“吴”这个名称间产生了相当深远且根深蒂固的联系。

三千多年前的商朝末年，黄河流域上游的周部落中有一位名叫泰伯的人，跨越万水千山，来到长江流域下游的江南太湖地区，揭开了中原文明（黄河流域文明）与江南土著文明（长江流域文明）碰撞与交融的序幕。这一史实，就是被后来的历代史家记载的“泰伯奔吴”，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吧。

我们今天来推断司马迁当年写泰伯南奔时的理解与心情，想必他是在“奔吴”与“奔荆蛮”间的技术性处理与选择上迟疑很久的，而他最终选择后者也必有其深刻动因——自勾吴国于春秋时消失后，吴地先后受过越、楚的管辖，而楚的管辖时间无疑是更为久远的；秦汉时，吴地又归属项羽的西楚；西汉时，被称为“荆国”、“吴国”。“荆国”与“吴国”距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仅五十多年，他出于避开地方政权对抗中央这一敏感事件，以及避免历史上两个不同“吴国”混淆的考虑，审时度势地将泰伯所奔之“吴”技术性地改为“荆蛮”，于彼时的政治背景而言还是比较明智的。

厘清了“吴”与“荆蛮”自两千多年前开始的一场阴错阳差的误会，我们不免会莞尔一笑，并且极自然地联想到吴地文明的变迁与飞跃。假设如果没有始皇帝恢复“吴”这一“英明”决策的话，是否也一定会有后来吴文化强大的凝聚与号召力呢？假设没有“吴”一以贯之的持续影响，是否一定会出现历史上吴地经济与文化的持续渐进从而执全国之牛耳这么一种盛像呢？在泰伯、秦始皇和司马迁之间，我们看见了历史上时而发生的无常变化，及与之相对应的强大的纠偏力，这两种力量，无形中决定着某一区域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泰伯奔吴这一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对“两河流域”文明此后发展轨迹的影响，在史学界已有定论，其著作亦煌煌可观。可是，有多少人深究过“泰伯奔吴”的“吴”一字是何渊源，又是何出处？这个问题恐怕要把很多对吴地文明深有研究的人问住。

从现有的考古成果来看，早在商周时的太湖地区已拥有较高水平的文明存在，尽管我们现在还是一再强调“泰伯奔吴”为江南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明的礼仪及生产方式。既然江南太湖流域早在泰伯到来之前就已跨入文明的门槛，那么，在“泰伯奔吴”之前，这个“吴”是不是已拥有自己所属的名谓？通俗些讲，即泰伯兄弟俩来“吴”地之前，苏南地区叫作什么名字呢？

对此最先提出质疑的是汉代的史学大家司马迁，他所处的时代距离商周之际并非十分遥远，泰伯兄弟俩的传说无论在朝堂还是民间，其影响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的。并且，春秋后期吴为越所代，后越又为楚所代，及至秦灭山东六国时，楚又携带着“吴越大地”这份丰厚的“嫁妆”入了大秦帝国的统一版图。秦对楚的印象大致是建立在楚灭越（含吴国旧地）后的地理认识之上的，很多人未必会去细细追究这个“楚”的概念中间，有多少成分是属于“吴”和“越”的。因之，这个认识的误差随着秦的一统带入了汉，也影响了司马迁的认知。也许司马迁从下笔之时就知道自己的界定是错的，不过他还是硬着头皮说道，泰伯和他兄弟两人所奔的是一处叫作“荆蛮”的地方。从此，只要是翻开那一页史册的时候，人们毫无疑问地便将与中原黄河流域文明遥相对应的江南长江流域文明称之为“荆蛮文化”。许多研究江南古代文化、常州古代文明变迁的专家，也顺着司马迁的思路，习惯地将中原文化南渡之前的江南叫作“荆蛮”。于是，一个天大的文化符号的误会就如此堂而皇之地持续存在了两千余年之久。

为何讲“荆蛮”这一称谓作为吴地的专属的个天大的误会呢？且听我简要分析而来。在此，将“荆蛮”一词分解为“荆”与“蛮”两部分，也许更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问题。先说相对浅显易懂的“蛮”。在远古，尤其是先秦时期的中原士人眼中，南方的“蛮”与西方的“戎”，东方的“夷”、北方的“狄”，共同构成了当时中原对四方少数族群的认知系统。处于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为商周人视为“蛮”尚在情理之中。这个“蛮”字，一方面指出了远古江南的区域文化特征，同时也道出了传统中原文化视野下江南土著文化的地位。

第一，“蛮”是掺杂着周王室文化歧视的地理概念。周朝时，除畿内更制为天下九服。《周礼.夏官.职方氏》记载，“乃辩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从此记载，我们可以看到，王畿外五百里为一服，越接近王畿者，在政治上越受宠幸亲近。从地图上测量，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距离周的王畿在三四千里左右，完全可以归入“荒服”一类，亦即所谓“蛮夷”之地。太湖地区一向是远离夏、商、周等政治中心的边缘地区，虽然我们看到，泰伯在江南建立勾吴后，令勾吴与周王室有了血缘联系，不过，这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勾吴是距离王畿较远的诸侯国这一地理状况。尽管周的触角已伸及长江流域，但两河文明之间的差异仍然巨大，所以，无论是在泰伯到来之前，还是在泰伯建勾吴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太湖地区一贯是以“蛮”这样一种“荒服”的角色出现于中原文明的视野之中的。

第二，自古治史者皆有将有别于中原文明的生活习俗等同于野蛮的传统偏见。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江苏史纲.古代卷》中，描述了夏朝时太湖流域“裸国”的生活景象：“吴国起源于虞夏时代的‘裸国’。虞唐时，舜曾‘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国。’《原道训》所谓‘裸国’，即盛行‘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习俗的裸民之国。虞夏之际，夏禹平治天下水土曾‘袒入裸国’，这个‘裸国’，就是吴国的别称……”除“裸国”中描述的特征之外，当时的吴地还流行着“被发文身”、“错臂左衽”、“黑齿雕题”、“男女同川而浴”等奇风异俗。对照《礼记.王制》里的“被发文身”、“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远古吴地几乎完全符合中原人制定的“蛮”或“夷”的标准。真正摆脱“蛮夷”之名，在泰伯之后，吴地用了起码上千年时间。

第三，古代江南独特的语言也是造成“蛮夷”印象的重要起因。商周时的吴地语言，究竟是让北方中原人士完全陌生并感到讶异的语言。《左传.哀公十二年》中有关于卫国国君卫出公被吴人羁押时对吴地语言产生兴趣的记载，可这实在仅仅是个案而已，在中原人耳中，吴地语言像极了鸟叫。

解释过“蛮”这一偏见产生的根源后，我们再来观察“荆”，并希望通过下面的探讨说明“荆蛮”这一称谓用于吴地地名完全是鹊占鸠巢的误会。

《诗.小雅.采芑》曰：“蠢尔蛮荆，大邦为？”。朱熹《诗集传》注之“蛮荆，荆州之蛮也。”

楚建国于荆山一带，故称荆。司马贞《史记索隐》注曰：“荆者，楚之旧号，以州而言之曰荆。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而后世称为“吴地”的这一地区，“吴名起于泰伯，以前未有吴号。”

《长江文明史》一书中说道，“荆字本义为竹，《荆楚国名考古释》已经作了翔实而周密的考证。这一带生长了多种多样的竹子，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片或大或小的竹林或竹园，喜欢用竹器，编制竹器的工艺十分精良，喜欢食竹笋……生活在这一带的居民也因此而被北方人称为荆蛮了。”

商周时的黄河流域，早已是农耕高度发达的地区，以他们的生存环境来反观长江流域的人们，自然会显示出极大的反差，这样的反差里包含着许多轻视、鄙夷的意味。“荆蛮”一词，是当时中原诸国对地处长江中游楚国的一致蔑称，这一点可从《国语.晋书》中有关晋楚商丘盟会的记载中得到印证。在商丘盟会上，楚人坚持要先歃血，不料晋国元老叔向劝晋侯不必与楚人计较时说道“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茅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多么轻蔑的空气啊，贵为中原礼仪之邦的晋国，怎会与荆蛮之地的楚国一般见识呢？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春秋时中原人的观念里，“荆蛮”实为长江中游两岸这一地域，亦即今日的湖北、湖南两省，与相距千里的江东太湖流域乃两个概念。我们至少能够确定的是，泰伯奔吴时的江南，是与楚地风俗相甚远的另一文化系统，太湖流域纳入楚的版图则是在数百年后楚灭越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