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季札为何叫季札
二、季札让国共几次
三、季札为何要让国
四、季札观乐可信否
五、季札和僚啥关系
六、季札何年封延陵
七、季札享年多少岁
八、季札死后葬何处
九、季札人格话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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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是常州的人文始祖，被公认为“延陵第一人”。我们说常州历史有2500多年，就是从公元前547年季札被封于延陵算起的。季札让国、观乐、挂剑、守仁、救陈这五个故事，已经脍炙人口两千多年了。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称季札是“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的“闳览博物君子”，常州人民更是为其“延陵世泽，让国家风”而自豪。然而，围绕季札的生前身后事，历来学术界都有争议。鉴于季札是“延陵第一人”，对于常州来说太重要了，所以，窃不自揆，敢请大胆地撰制此文，为澄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尽可能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季札为何叫季札   

西周初年曾分封过70多个诸侯国，其中姬姓的诸侯国就有53个。吴国先祖太伯（一作泰伯）是周文王的大伯父，姓姬，而季札是泰伯的二十世孙，故季札姓姬。季札的名字叫“札”而不叫“季札”，此有《春秋公羊传》中的记载为证：“札者何？吴季子之名也。”（1）由上可知，季札的姓名应该叫作“姬札”。   

那么，为什么又叫作“季札”呢？因为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庭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字前加伯（孟）、仲、叔、季来表示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文革”中把孔子称为“孔老二”来批，殊不知“孔老二”本身并没有贬义，仅仅是孔家兄弟中的老二的意思而已；而且，不仅男子如此，连女子也如此，先秦女子有姓无氏，一个待嫁的贵族女子就在姓前冠之以序，如孟姜、叔隗。季札在父亲寿梦的四个嫡子中排行老四，所以称为“季札”。   

为什么称“季札”而不称“姬札”呢？因为春秋古例是“姓以别婚姻，氏以明贵贱”，贵族男子都不称姓而仅称氏。姓与生俱来，不用特别标榜别人也都知道，而且始祖之姓已很久远，单表始祖之姓已不能表示现有的身份。比如季札，不称姓“姬”别人也知道他姓姬，即使标榜出自己姓姬也没有多大意思，因为当时天下姓姬的实在太多太多，而且其中不少已沦为庶民。    

为什么季札又称“季子”呢？当然是因为季札有贤德，所以《春秋》三传才这样称呼以褒之，又因为“季札子”读起来拗口，所以才简称“季子”。值得一提的是，春秋年间被尊称为“季子”的并非季札一人，鲁国的贵族季友也被尊称为“季子”，因为他跟季札一样，都是贤人，又都排行老四，当然，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被称为“季子”而未被称为“季友子”（2）。   

季札的父亲兄弟们的名字该怎样理解呢？根据《世本》、《左传》、《史记》、《吴越春秋》、《国语》中的记载，季札的父亲叫寿梦，三个哥哥分别叫诸樊、馀祭、馀昧（一说夷末或夷昧）。他们的名字为什么这么怪呢？为什么季札的名字只有一个字而他们的名字却有两个字呢？这个确实不好理解。还有更不好理解的：当时越国有个大夫也叫寿梦（3），吴王僚的太子居然也叫诸樊（4）。“寿梦”两字有没有特殊含义，我们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夫差的太子跟族爷爷的名字一模一样，则无论如何不可理解。鲁国的将军富父终甥在战场上杀死狄国的将军长狄侨如以后，给自己的三个儿子起名都叫作长狄侨如（5）。吴王僚是否也仿效富父终甥，把仇敌（《史记》说后来杀死吴王僚的吴王阖闾是诸樊的儿子，而王僚是馀昧的儿子，故王僚当仇视诸樊。可此时惨案尚未发生，又怎知诸樊是自己的仇敌呢？）的名字作为自己儿子的名字以泄愤呢？真是一笔糊涂帐，不好去深究了。   

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寿梦和诸樊并不是名字，而是其号，因为清梁玉绳在针对“吴阖闾元年”发表评论时已明确指出：“《春秋》定十四年书‘吴子光卒’，阖闾是其号，与《史记》例乖，当云‘吴子光元年’。《史记》于寿梦、诸樊、阖闾独不依《春秋》书名，殊不可晓。”（6）那么，寿梦的名字叫什么呢？《史记索隐》中说：“系本曰：‘吴孰姑徒句吴。’宋忠曰：‘孰姑，寿梦也。’”可见，《世本》（唐代因避李世民讳而改称《系本》）中说寿梦的名字叫“孰姑”。另外，《春秋》经记寿梦死曰：“吴子乘卒。”看来寿梦也可能名叫“乘”。为什么叫“孰姑”和“乘”呢？我们既不能起寿梦的父母于地下而问之，那就只能把这个问号咽到肚里了。季札大哥诸樊的名字，《史记》、《左传》皆作“诸樊”，而《公羊传》作“谒”，看来“谒”应当就是诸樊的名字了。季札二哥的名字，晋国的赵武谈到馀祭之死时用了“阍戕戴吴”四个字（7），可见馀祭的名字有可能叫“戴吴”。至于季札三哥的名字，《世本》和《公羊传》皆作“夷昧”，《左传》和《谷梁传》皆作“夷末”，《史记•刺客列传》中也采用《公羊传》的说法作“夷昧”，可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却既不作“夷昧”也不作“夷末”，径直称作“馀昧”，太史公是笔误呢还是另有所本，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季札兄弟决不仅仅四人而已。同父同母的是四人，同父异母的更不知还有几人。据《左传》记载（8），吴伐楚丧，公子党被俘。这个公子党就是季札的庶兄或庶弟。《左传•昭公五年》经中那个能言善辩的公子蹶由，也是季札的庶兄或庶弟。《世本》说僚（僚是号，《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中说僚的名字叫州于）是季札的庶兄。专诸刺王僚后逃跑到国外的公子掩余和公子烛庸（9），不是僚的儿子就是僚的兄弟，若是僚的兄弟，则也当是季札的庶兄弟。   

季札的夫人和儿子分别叫什么名字呢？于正史无考。在一篇假托为司马迁著的《延陵吴季子本传》中，说季札的夫人姓高，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徵生，二儿子名叫重道。该文凭怎么这么说呢？我们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了。

二、季札让国共几次

三让国未必是实指。按照《史记》和《吴越春秋》的说法（关于寿梦临死前及已死后季札对大哥诸樊的两次让国，《春秋》）三传皆未记载），让国过程大致如下：吴王寿梦有四个嫡子：诸樊、馀祭、馀昧、季札。寿梦在位时，因为季札最小却最贤，所以寿梦就想舍长子诸樊而立幼子季札为继承人。寿梦死后，诸樊请求季札即位，季札不肯，诸樊只得暂时代位；办理完寿梦的丧事后，诸樊再次让位，季札还是不肯；由于未能完成先父的遗愿，诸樊时时心中不安，于是他死前立下了舍子传弟且而后兄终弟及的遗命，以期最后能让季札无可推诿地当上国君。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诸樊遗命的那样，老二馀祭死后，老三馀昧继位。可是，馀昧死后，季札却仍然不肯即位，于是才有了僚即位以及十二年后公子光使专诸刺王僚的故事。有的史籍上说，吴王僚和公子光也曾假惺惺地让国于季札，而有的史籍上则无此记载。这个过程，可真是一笔糊涂帐。你说季子是三让国也行，说是五让国、六让国也说得过去。说是五让国，是由于季子先后让位于5 个人；说是六让国，是因为单是针对大哥诸樊就让了两次国。   

然而，一般说是三让国，因为吴王僚和吴王阖闾的王位都不是合法得来的，这两个人利益熏心到了父子兄弟相残的地步，即使对季札让国了也是出于假惺惺，在季札这方则是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这就不叫让了，充其量叫“顺水推舟”。所以，还是称“三让国”比较恰当。我市学人陈吉龙先生编著的《常州名人》（10）中，将“三让国”解释为“一让位于长子诸樊，后让位于余昧的嫡长、侄子僚，三让位于诸樊的嫡长、侄子光”，窃以为是可以商榷的。原因正如前述，让位于僚和光是在不得不让的背景下做出的“顺水推舟”之举，季子固然仍不想接受王位，可他即使想即王位又怎么可能呢？何况多数史籍上并未反映僚和光有让国之心和让国之举。学术界析“三让国”一般有三种说法：一是泛指多，并不具体指几次。《史记 吴太伯世家》中仅交代吴太伯让了一次国，文末总结时却说：“三以天下让。”季札倒是让了几次国，可《史记•吴太伯世家》却并未说季札“三让国”。二、指对诸樊让的两次国和对老三余昧让的一次国。三、指对大哥诸樊、二哥馀祭、三哥馀昧这三个人让的国。笔者认为第一种说法较为合理。

同样，太伯的“三以天下让”也有不同解释。魏人王肃认为：“太伯弟季历贤，又生圣子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让于王季。”（11）。《史记• 吴太伯世家》正义引江熙的话说：“太王薨而季历立，一让也；季历薨而文王立，二让也；文王薨而武王立，三让也。”罗泌《路史》把“三让”解为“方太王时，以与季历，而季历以与文王，文王以与武王，皆太伯启之也”。《吴太伯世家》的《正义》还为“三让”另作一解：“太王病，托采药，生不事之以礼，一让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历主丧，不葬之以礼，二让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季历主祭祀，不祭之以礼，三让也。”陆振岳先生曾在《关于古代吴国开端的几个问题》（12）一文中一一予以辩驳，兹不赘述。

三、季札为何要让国   

季札让国是出于谦让之德，这一点当然谁都否认不了。然而，这却不是根本原因所在。应该说，季札让国的根本原因在于继位法则决定了不该他继位。古代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由于古代帝王都有很多大小老婆，从而也会有许多儿女，比如相传周文王有99个儿子，而史载秦始皇有20多个儿子，康熙帝有35个儿子。那么，这么多儿子中，该由谁来继位呢？总得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框框去约束，否则便会你争我夺兄弟反目甚至血流成河。于是，嫡长子继承的法则便应运而生了，此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哪怕老大不如弟弟们贤明，那也只能“外甥打灯笼——照旧（找舅）”，比如楚成王的长子商臣“两眼突出，声音像豺狼”，令尹子上劝楚成王不要立商臣为太子，但楚成王鉴于祖宗成法和国际惯例还是立商臣作了太子，以至于商臣当年就因急着抢班夺权而发动宫廷政变逼得楚成王悬梁自尽；更有甚者，晋武帝的二儿子司马衷（大儿子早死）是个白痴，可晋武帝还是将他立为太子（后来的晋惠帝；白痴治国将天下弄得一团糟，引发了历时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以至于老臣卫瓘装着醉酒斗着胆子跪于晋武帝御座前指着御座说“可惜这宝座啊！”   

再说，季札几次让国时说的几番话也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当寿梦临死前对季札说想舍长取幼把王位（实际上是国君之位）让给季札时，季札辞谢说：“嫡长继承是礼之旧制，为什么要因父子之私而废弃前王之礼呢？”（13）当诸樊办理完了寿梦的丧事准备把王位让给季札时，季札辞让说：“当曹宣公死时，各诸侯和曹国人都认为立曹成公不好，而一致主张立子臧。可是子臧却逃避，根本不肯即位，最后还是立了曹成公，因此评论家都说子臧是有为有守的人。哥哥是合法的君位继承人，有谁敢背叛哥哥呢？当国君并非我的本分，我虽然没有什么才干，但是我却愿意追随子臧，以免有损我的节操。”（14）当馀昧死前把王位传给季札时，季札“让，逃去”，并且又说了一番义正辞严的话：“我不肯接受王位已是十分明白的事了，虽然先君有命要立我为君，可我早已实践了子臧的义举，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处，富贵对于我来说就像秋风过耳那样不值得追求。”（15 ）当然，平心而论，嫡长子继承制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免不了有奸人或白痴（如商臣和司马衷）乱国的现象，常常发生幼儿治国的令人悬心的现象（如清朝12 个皇帝中，有一大半继位时还是不满10岁的儿童或婴儿，有的还尿裤子呢）。然而嫡长子继承却也自有它的道理，“父死子继”总比“兄终弟及”好，既可以避免老人治国的不正常现象发生，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如果非要打破“父死子继”的正统而代之以“兄终弟及”，则非出宫廷流血事件不可，比如宋初由于宋太祖母亲杜太后命令宋太祖传位给弟赵光义（宋太宗）引发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迷”，宋太宗后来逼死了自己的弟弟赵廷美及宋太祖的两个儿子。

如果皇帝没有嫡子该怎么办呢？《左传》中说：“古代先王的遗命说：‘王后如果没有生儿子，就要立年长的庶王子；假如年龄相当就以品德为准，品德也相等就要以占卜为准；天子不立自己所宠爱的王子，而公卿也各无私心：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王位继承法。’”（16）可见，废嫡立庶固然不应该，废长立幼也同样不应该。比如楚共王没有嫡子，只有庶子五人，而他却不知道该立哪一个为太子，于是就采取抓阄和听取神意相结合的办法，选定幼子公子弃疾为继承人（后来的楚平王）（17 ）。又比如鲁国的三桓之一季孙宿没有嫡子，公弥虽是他的长子，但他却想立自己疼爱的幼子季孙纥为继承人，他就跟家宰申丰商量。申丰一听他要废长立幼，怕有争权夺位事件发生，就赶紧退下去，准备带着全家逃到国外，以免到时候殃及自己。（18）

而当时的春秋五霸，无不以“兴灭国，继绝世”为己任（有点像今天到处充当世界警察喜欢干预别国内政的美国），只要哪个国家发生废嫡立庶或废长立幼事件导致嫡子流亡国外的，他一定将这个“孤臣孽子”派兵护送回国并直至嫡子重新夺取王位为止，如果嫡子已被杀死，他也要“吊民伐罪”，声讨谋逆篡位者，比如陈国发生废嫡立庶事件，楚国就发兵伐陈并一举灭了陈国（19）。可见，如果非其位而硬居之，国际干预这一关便不好过，不仅会给自己也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灾难。

再说，在那个“礼崩乐坏”、宫廷流血事件不断的春秋末年，当国君实在也不是多么惬意的事，有的国君的命运根本就不由自己掌握，说不定哪天就被臣下杀掉了，比如鲁哀公就曾悻悻地问鲁国权臣孟武伯：“寡人有一个问题问贤卿，寡人最后可以寿终正寝吗？”可连问了三次，孟武伯就是拒不回答（20）。单以吴国为例：季札当然是将国君之位让给了哥哥们，可是，代替他做国君的三个哥哥有两个就是横死的（所谓“巢陨诸樊，阍戕戴吴”），而接着做国君的吴王僚、吴王阖闾、吴王夫差（到夫差之后就亡国了）也没有一个寿终正寝的。诸樊是在吴楚战争中被楚将牛臣一箭射死的（21），馀祭是在吴楚战争中被俘虏一刀杀死的（22 ），王僚是被吴阖闾派的刺客专诸用鱼肠剑刺死的（23），吴王阖闾是在吴越战争中被越将娄姑孚用戈刺中脚趾在撤军途中伤重身亡的（24 ），吴王夫差是战败自杀的（25）。

也许正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吧，春秋时代早已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废嫡立庶或废长立幼是不吉祥的，而且也很难欺骗各诸侯。如果无缘无故地废嫡立庶或废长立幼，就等于是废黜了一个诸侯。用欺骗诸侯来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很不吉利的，君王以后必然会后悔的。”（26）比如鲁哀公立妾为夫人立庶为太子，于是臣民就开始讨厌他（27 ）。所以，“让国之风”在春秋时代并不鲜见，除吴国季札三让国外，宋国的宋穆公和宋襄公也曾让过国（28），曹国的子臧也曾让过国，郑国的子良也曾让过国（29 ），楚国的子西曾两次让过国、楚国的子期也让过国、楚国的子闾甚至让过6次国（30 ）。不防以子西第一次让王位为例：楚平王死后，由于太子壬年小，令尹子常便想立平王的长庶子子西为新王，可是子西却很生气地说：“先君既然已有嫡长子，理应被立为君主，绝对不可破坏王位继承法，给骨肉至亲以严重打击，否则会很快招来仇敌，况且废黜太子是不吉利的。假如让我来继承君位，就等于是用天下来贿赂我，我绝对不愿意服从。”于是子常就仍然立太子壬为新君（即后来的楚昭王）（31）子西让国的这番话跟季札让国时说的话相比，在大义凛然的程度上实在不遑多让。之所以季札让国特别出名，根本原因并不像一般的常州人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因为季札仁义谦虚，如上所述，仁义谦虚的人可远非季札一个人。

那么，为什么季札让国远较其他人让国出名呢？原因有三：一、正史二十二史之首的《史记》的普及率远在《左传》之上，而《史记》中《吴太伯世家》又位于三十世家之首，《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又推波助澜，将太伯和季札的事迹渲染得几乎家喻户晓，何况从太伯让国到季札让国属于家传，这就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其他人的让国仅属于孤立现象。二、季札在让国之外有挂剑和观乐的逸事，挂剑之事甚至见诸戏文予以普及，而季札本人又博学多才，据说连中国第一文化名人孔子都曾为季札题写过十个字的墓志铭，所以，季札比子西、子闾之类的人要有名得多，除了文史学者，没有几个人知道子西、子闾，而哪怕是妇女儿童贩夫走卒，也鲜有不闻季札大名的。三、季札的兄弟侄子实在太不争气，好一点的也穷兵黜武连年征战，次一等的则你争我夺骨肉相残，不仅公子光（后来的吴王阖闾）曾派专诸刺王僚，接着又派人要把吴王僚的儿子掩余和烛庸赶尽杀绝（32），而吴王阖闾的王位还未等屁股坐热，他的弟弟夫概王又急着抢班夺权了（33 ），至于吴王夫差，闹的笑话更是一大把，最后弄了个“身死国灭，为天下笑”。所以说，在吴国王族中，季札显得是那么的卓尔不群，正是吴宫的阴暗反衬出了季札的光辉，正是吴宫争权夺利之风的横行反衬出了季札“让国家风”的可贵。

四、季札观乐可信否

季札观乐并周游列国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故事已经脍炙人口两千多年了。季札观乐及周游列国的来龙去脉，《左传》（34）中是这样记载的：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公子季札来鲁国访问，在拜会叔孙豹之后，就对叔孙豹展开游说。然后季札又要求听周朝的音乐，于是鲁国就派乐师为他演唱。乐师先后为季札演唱了《诗经》中的《周南》、《召南》、《邶风》、《庸风》、《王风》、《郑风》、《齐风》、《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郐风》、《小雅》、《大雅》、《颂》、《文王之舞》、《南方之舞》、《武王之舞》、《汤王之舞》、《虞舜之歌》。在鲁观乐后，季札又访问了齐、郑、卫、晋等国，跟齐国的晏婴、郑国的子产、卫国的蘧瑗、晋国的赵武等谈得很投机，并就对方国家的形势及对方个人该如何明哲保身发表了一通高论。

那么，季札观乐之事到底可信不可信呢？清代以前，没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从清人崔述开始（35），就不断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了。笔者不才，对季札观乐之事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为什么持否定态度呢？因为：荆蛮之地一向是被中原上国看不起的，而且吴通中原是寿梦即位后第二年的事，为时不过二十多年。中原文化如礼乐诗经的传授学习总要有一个过程，为何凭空出现了季札这样一位旷世大贤出来？近人崔适（36 ）曾对“季札观乐”予以否认：    《孔子世家》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论语》：‘（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然则孔子反鲁以前，国风必不止于十五，雅颂亦未得其所，不尽可以弦歌，何以季札观乐，为歌周南以下，与孔子删存之诗无少增损，而皆可弦歌，与正乐后无异耶？且自二南至三颂，（笔者按：今本《诗经》有305 篇，其中国风160篇，大小雅105 篇，颂40篇。若当时所歌为孔子未删之诗，则共有三千多篇，——唱完，更加不可能）学童诵之，极速须历数时，使工弦歌，则曼声缓节，恐非一日所能举。客来观乐，岂如让吏钩稽案牍，穷日夜之力为之耶？可以说追问到了点子上。孔子删诗之说在学术界已几乎成了共识，这一点有《论语》上孔子自己的话可以为证，而且《论语》绝对不是伪经，《论语》从一出笼就是20 篇492章，西汉末年被王莽奉为国师的刘向、刘歆父子并未加以改窜。季札观乐那一年，孔夫子才八岁，当然还没有删诗，而季札所观之乐跟几十年后孔子删过的版本一模一样，难怪崔适要怀疑。崔适的怀疑，早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大著名教授卫聚贤曾有一篇《“季札观乐”辨》（37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摧陷廓清，证明了“观乐乃《左传》附会，《史记》因袭”。   

再说，季札观乐从时间和情理上看也不大对劲。这次出访是吴子馀祭死后馀昧刚即位，季札出访的目的就是通知其他诸侯国新君即位这件事的。馀祭是君，季札是臣；馀祭是兄，季札是弟。作为臣下和兄弟的季札这时悲痛还来不及呢，怎么还有闲情逸致来观乐呢？（关于这个问题，谢忱先生根据晋杜预之说，认为“馀祭遣札出使在先，被弑在后，札至鲁又在后。《春秋》为鲁史，以鲁为本，只记札至鲁之时在馀祭死后，不计其出发时馀祭犹未死也。札至鲁未闻丧，故仍‘遍观周乐’，非季札失礼，实信息传递落后故也”（38）。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因为《左传• 襄公二十九年》经中，明明说“其出聘出，通嗣君也”，意思是说，这次季札的来鲁国访问，是为了通知吴国的新君即位之事。这就说明季札使鲁是新君馀昧所派遣。）

五、季札和僚啥关系

公子光（吴王阖闾）使专诸（一作专设诸）刺杀吴王僚的故事已经脍炙人口两千多年了。那么，季札跟吴王僚和吴王阖闾之间分别是什么关系呢？吴王僚和公子光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考诸史籍，却是麟爪散见，全豹难窥，《谷梁传》和《左传》皆阙载，《公羊传》仅说“僚者，长庶也”而并未交代公子光是何许人。《世本》和《史记》倒是明文记载了，可惜却又相互抵牾，比如《世本》说是叔侄关系，而《史记》则说是堂兄弟关系。历来学者，抑扬异致，取舍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市学者大都采取《史记》的说法，认为僚和光都是季札的侄子，僚是馀昧的长子，光是诸樊的长子（这也是晋杜预和唐孔颖达的说法）。笔者认为当以《世本》的说法为是，即僚是季札的庶兄，光是馀昧之子。历史上许多著名学者如东汉服虔、清梁玉绳和清代常州籍著名学者洪亮吉也都是认为应以《世本》的说法为正。    《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夷昧也死，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长庶也（何休注曰：“缘兄弟相继而即位，所以不书僚篡者，缘季子之心，恶以己之是，扬兄之非，故为之讳。”说明何休也认为王僚是季子的庶兄。），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尔。阖庐曰：“先君之所以不予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故也。将从先君之命与，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如不从先君之命与，则我宜立者也，僚焉得为君乎？”于是使专诸刺僚，而致国乎季子。季子不受，曰：“尔弑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去之焉陵，终身不入吴国。   

《史记• 吴太伯世家》：王馀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于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馀昧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馀昧之子僚为王。……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阴纳贤士，欲以袭吴王僚。……遂弑王僚，公子光竟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乃以专诸子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谁敢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复命，哭僚墓，复位而待。      

其次，《世本》成书于《史记》之前，而《世本》之说却异于《史记》。《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孔疏云：“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废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为说也。杜言‘光，吴王诸樊子’，用史记为说也。班固云司马迁采《世本》为《史记》，而今之《世本》与迁言不同，《世本》多误，不足依凭，故杜以《史记》为正也。光言王嗣者，言己是世嫡之长孙也。”可见，孔颖达和杜预一样，都是撇开《世本》而以《史记》之说为正的，而他们所持的唯一理由，就是“世本多误，不足依凭”。那么，《世本》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何以“多误”？是否不足为凭呢？当然不是。郑樵（39 ）曰：“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公子谱》二书。”清王谟《世本考证》曰：“学者而欲稍知先古世系源流，舍世本更别无考据。”今以情理度之，《世本》影响既然能够深远流长，其记载当必大都信而有徵。那么，《世本》中的“夷昧及僚，夷昧生光”这八个字该如何理解呢？玩味一下“夷昧及僚”四字，确实别扭：如果把“及”理解为“和”吧，则寿梦有四个嫡子，似应用“夷昧、季札及僚”，不当漏掉“季札”；但如果把“及”理解成“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及”，那就完全讲得通了。可见，从“夷昧及僚”这四个字的文义去理解，僚也是馀昧和季札的兄弟。   

再次，襄公三十一年《左传》中，有蛛丝迹可为《世本》之说的佐证。《吴太伯世家》的《史记志疑》曰：“《左氏》襄三十一狐庸对赵文子，谓‘夷昧天所启，必此君子孙实终之’。若僚是夷昧子，不应上文。则光是夷昧子，僚是寿庶子。”而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亦有云：“惠栋云：‘服氏之说是也。襄公三十一年传屈狐庸曰：若天所启，其在今嗣君乎？有吴国者，必此君子孙实终之’注云：嗣君为夷昧，则光夷昧之子审矣。《世本》、《左传》本出一人之手，《正义》以世本多误不足依据，岂其然乎？”那么，对梁玉绳和洪亮吉的一家之言，该当如何理解呢？

梁、洪所引，皆非原文（40）；这里的“今嗣君”是指馀昧。《左传》的作者又非常爱作预言，或者说是设伏笔（实际上是追述故事而故神其辞），而且其后来不得验证者几稀。我们知道，最后做了吴国国君的是公子光和他的儿子夫差。如果公子光不是夷昧的儿子，那么此处屈狐庸的话便是没有得到验证，而这却又与《左传》预言屡中的惯例不同，难怪惠栋、梁玉绳、洪亮吉要藉此而断定公子光是馀昧的儿子了。    由上三点可知，吴王僚应是寿梦庶子，公子光应是馀昧之子，季札和僚是兄弟关系，季札和阖闾是叔侄关系，而吴王僚和公子光应是叔（伯）侄关系。

五、季札何年封延陵   

季札被封于延陵之年，也就是我们常州的开埠之年。季札于公元前547年被封于延陵，已经成了常州学术界的共识。   

那么，季札被封于延陵究竟是不是在公元前547年（即馀昧元年）呢？是诸樊临死前封的呢还是馀祭即位后封的呢？《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原文是这样的：“（诸樊）十三年，王诸樊卒，有命授弟馀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吴馀祭三年……”从上文中，由于文意模糊，所以看不出是馀祭元年（公元前547年）封季札，更看不出是馀祭封季札。从文意看，似乎是诸樊临死封季札于延陵，也可能是馀祭封季札于延陵。春秋古例：先君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所以，如果是馀祭所封，那么馀祭元年（即公元前547年）尚未除诸樊之丧（因为当初诸樊办寿梦的丧事是一年半才除丧的），馀祭不能封季札（也顾不得封季札，因为季札也要守丧而不能离开）于延陵，只能在馀祭二年或三年（即公元前546年或公元前545年）封季札于延陵。可见，常州开埠之年是不是公元前547年还很成问题：如果是诸樊临死前所封，那就是公元前548（因为诸樊是公元前548年12月死的）年；如果是馀祭所封，那就很可能是馀祭二年或三年（即公元前546年或545年）。由于季札封于延陵的详细情况《春秋》三传（更不必说言简意赅惜墨如金的《春秋》本经了）和《国语》皆阙载，《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因袭了《史记》之说且语焉不详，所以我们只能以《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为准；而我们如果以《史记》之说为准，那么最有可能接近事实的结论大概就只能有两个：一是季札是于公元前548年被封于延陵的，只不过封他的人是大哥诸樊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二哥馀祭。二是季札是二哥馀祭所封，只不过封的时间要晚一、两年，即是在公元前546年或公元前545年。从《史记•吴太伯世家》的文意看，似乎是诸樊死前封季札更接近事实，也就是说，季札更可能是大哥诸樊于公元前548年临死前把他封于延陵的，即我们常州的开埠之年更可能是公元前548年。   

季札除“延陵季子”这个称号外，还有个称号叫“延州来季子”。那么，季札又是哪一年被封于州来（今安徽凤台）的呢？《文化常州》（41）和《龙城常州》（42）中都说是在吴王僚八年（即公元前519年）。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早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经中，便已出现了“延州来季子”的记载，而鲁襄公三十一年是公元前542年（馀昧年间），比公元前519年（王僚八年）早了二十三年。州来在吴楚两大国间曾几度易手，情况复杂。《左传》中记载吴楚争夺州来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鲁成公七年，即公元前584年，吴入州来；第二次是在鲁昭公十三年，即公元前529年，吴灭州来；第三次是在鲁昭公二十三年，即公元前519年，吴灭州来。《文化常州》和《龙城常州》当是采用了《江南通志》的说法。为什么《左传》的记载可信而《江南通志》的记载不可信呢？谢忱先生在《勾吴史新考》（43）中辨析说：

僚是馀昧的儿子，乘季札逃位，国中混乱，急须立君时，凭其拥有的权势而登上王位。屈狐庸是申公巫臣之子，巫臣原名屈巫，屈其姓也。前584年，狐庸随父来吴为行人，后为相。鲁襄公31 年时（前542）他的年龄当在60 岁左右，尚可能当吴国使臣。到僚为王时（前526—前515 ），其年龄当在80岁以上，已不大可能出使晋国了。即使他尚能胜任，但晋国的赵文子早已于公元前540 年去世，又怎能接待僚的使臣呢？   

关于屈狐庸使晋，《左传》所记在馀祭年间是可信的，《江南通志》所记在僚即位时是不可信的。季札封于州来的时间应该是在季札封于延陵（前547 ）之后到狐庸使晋（前542年，鲁襄公31 年）之前这段时间内，很可能在馀昧元年或二年。    

笔者认为，谢先生的上述论证总体上是可信的，即季札被封在州来跟被封在延陵的时间相差不到六年。但说“很可能在馀昧元年或二年”却显得范围小了些，因为公元前548年诸樊死，公元前544 年馀祭死，公元前542年屈狐庸首次提到“延州来季子”，是则馀祭在位时封季札于州来也是可能的，不一定非是馀昧所封。还有，《江南通志》记载的屈狐庸使晋在僚即位时固然不足采信，但谢先生认为“关于屈狐庸使晋，《左传》所记在馀祭年间是可信的”，我认为也值得商榷。此处馀祭当作馀昧，可能是谢先生的笔误，因此《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是年馀祭死，而两年后即鲁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 年）屈狐庸使晋时已经是馀昧在位了。也就是说，《左传》记载屈狐庸使晋是在馀昧年间的。

七、季札享年多少岁

张戬炜先生的《文化常州》、薛锋先生的《龙城常州》采用了常州市志的说法，说季札生于公元前576年，卒于公元前484 年，享年92岁（虚岁93 岁）。陈吉龙先生的《常州名人》中未出现季札生于何年，卒年也说是公元前484年，也是采用了市志的说法。

《常州市志》古史部分的主要撰稿人是谢忱先生等人，可谢先生等人并未肯定季札的生卒年，也就是说，《常州市志》定稿时关于季札的生卒年不知是谁最后定的，可能是集体讨论时决定的。然而，这个生卒年的记载却未在古籍上见有任何记载。    

先秦典籍中关于季札的记载都是麟瓜散见、全豹难窥，虽经笔者沉浸其间爬梳剔剖，却仍然一直未得其详。今只能根据典籍的记载，作一番大致的推测：季札在《左传》中首次出现，是在鲁襄公十四年，即公元前559年，此时季札已能让国并能说出一番深奥的道理出来，至少已有十四五岁了；鲁哀公十年，即公元前485年，是季札在《左传》中最后一次出现，此时距鲁襄公十四年已有74 年，此时季札当已90岁左右了，假设再活两三年去世，确实是寿命九十二、三岁，与《常州市志》所载相符。当然，这里面有些漏洞：比如，《左传• 襄公十二年》经载，本年秋天吴子寿梦卒，可到了襄公十四年春天，时间刚好一年半，距春秋时“三年服丧”的期限还差了一年半时间，诸樊就“既除丧，将立季札”，于礼不合；鲁哀公十年季札已九十岁左右，他的侄孙夫差还派他率兵救陈，就不怕他这把老骨头在路上颠簸碎吗？事实上他这把老骨头又禁得起千里驰远鞍马劳顿吗？不过，古籍就是这么记载的，我们也只能“姑妄听之”了。

八、季札死后葬何处

《佩文韵府》上有季子碑、季子冢条目。“季子碑”条目说：“《一统志》：‘季子墓在江阴县申浦南，距武进县七十里。孔子题其墓曰：‘呜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岁久湮没，宋守朱颜复取孔子所书十字刻季子表识。”“季子冢”条目说：“《史记•吴太伯世家》注：‘延陵季子冢在毗陵县暨阳乡，至今吏民皆祀事。’《越绝书》：‘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县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陈孚《常州诗》：‘荻花离离季子冢，枫叶索索春申宫。’”上文中的季子墓跟季子冢是否是一码事呢？分析上文两个条目，好像并不在一个地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林志方先生在《淹城非季札封邑延陵旧治考》中考证说：   

毗陵上湖在今何处？据《越绝书》载：‘无锡湖周万五千顷，其一千三顷毗陵上湖也。去县五十里，一名射贵湖。’经查《武进县芙蓉乡志》，该书中有“芙蓉乡坐落在‘十万八千芙蓉圩’之中，位于武进县东北方，古为芙蓉湖（又名射贵湖、上湖）一隅。据此毗陵上湖在今武进芙蓉一带。又据《江南胜迹》一书所载，季札墓在今江阴申港，‘季子墓，位于江阴市申港（申浦）西南申港中学内……墓地原有高大的封土，四周筑有围墙。墓前有十字碑亭，亭内立青石碑，碑上镌篆书‘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个大字，世称‘十字碑’，字大径尺，气势雄伟，传为孔子所书。现十字碑系北宋崇宁年间重新摹刻……墓地原建有季子祠，祀奉季子像。’江阴申港距常州城七十里左右，与《越绝书》记载的‘去县七十里’相符（常州城汉为毗陵治）。江阴申港紧靠武进芙蓉，两地相隔仅十几里。上湖古有‘一千三顷’，江阴申港在东汉紧靠上湖，因而季子冢处取上湖为名。   

考证是很见功力的。虽然我们明明知道墓跟冢是有区别的，但由于史料匮乏，别无可考，看来也只好这样解释了：江阴申巷的季子墓，也即《越绝书• 吴地传》中所说的延陵季子冢。   

季子是否真的埋葬在江阴申港的季子墓中呢？一般人都是这样认为的，笔者本人也未能免俗。然而，谢忱先生却另有高见。谢先生在他的《延陵钩沉录》（44）中提到：西晋皇甫谧在《高士传》中，借东汉梁鸿的口气说：“昔延陵季子葬于赢博（在山东）之间，不归乡里。”可见很早就有记载，季札墓不在江南而在山东。是则丹阳、溧阳、宜兴、江阴的诸多季札墓可能都是纪念性的，其墓碑的真实性也都要打上一个问号了。谢先生在他更早的著作《勾吴史新考》中说得更肯定：“可见季札是终老在山东的。”（45）谢先生的根据除了《高士传》的记载之外，还本于他在《勾吴史新考》中的研究，在《勾吴史新考》中，谢先生认为季札跟馀祭以后的历代国君关系都很微妙（甚至可以说是隔阂很深），馀昧安排季札到最苦、最远、最危险的地方州来去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宝座安全起见，后来吴王夫差把蔡哀侯迁到州来更是使州来成了定时炸弹（一山不容二虎），所以季子为了避祸才远逃山东。笔者以为，兄弟子侄对季札有猜忌心理并对他有排剂行为，谢先生这样的观点既新颖又深刻也可信，但说“吴迁蔡于州来”后季札为了避祸而远逃山东，仍然仅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推测而已，因为关于季札逃鲁史无明文，《高士传》的记载未足尽信；《高士传》中梁鸿的话可能是作者假托，何况，即使梁鸿真说过这样的话，梁鸿是东汉人，距离季札时代仍然差了五、六百年，梁鸿又是怎么知道季札葬于鲁的呢？况《后汉书•梁鸿传》中载：“鸿与妻子居齐鲁之间，有顷，又去适吴，将行，作诗曰：‘过季札兮延陵，求鲁连兮海隅，虽不察兮光貌，幸神灵兮舆休。’”是则梁鸿也认为季札住在延陵，这又该怎么解释呢？总之，谢先生的说法良有新义，研究也很深刻，虽未必是事实，但却启人良深，足以备考。   

另外，张戬炜先生的《文化常州》中提到，常州原有5处季子庙：江阴申港、丹阳延陵镇西九里庙、武进（现常州市区）3 处。今江阴丹阳的犹在，常州市区的已荡然无存，唯人民公园假山旁还有一季子亭在。

九、季札人格话短长

季札这样的人，用现在的标准讲无疑就是“德才兼备”了，既博学多才，又谦虚礼让，而且谦虚又不是出于作伪，绝对是个真君子、大能人。从他“德才兼备”这个意义上考虑，他确实值得万世景仰和效法。可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人性中也有弱点，有些迂腐，有些执拗，在节和义的问题上处理得不够好，只顾小节不顾大义，谦让得离了谱过了头，甚至连忠孝也不顾了，以至于良好的动机引来了不良的后果。因此，前人（如唐人独孤及、宋人胡安国等）颇有对他说三道四的：比如，懦弱多了些，独善其身多了些，“出世”多了些，“入世”少了些，有点“好好先生”的味道。   

比如，以他的威望（全国人民都拥护他）和身份（僚是他的兄弟，阖闾是他的侄子，夫差是他的侄孙），他完全可以说几句公道话，那样的话，骨肉相残的事或许就不会发生，吴国历代国

君穷兵黩武（从诸樊到夫差都是连年征战，诸樊、余祭和阖闾死于战争，夫差甚至战败自杀）倒行逆施（尤以夫差为甚），连异族人伍子胥都因忠谏而死，可季札从未忠谏过一句话。   

三哥馀昧死后，季札本来再也没有理由推脱王位了，因为该让大哥的儿子即位还是该让三哥的儿子即位实在谁也说不清，季札若不接过来这付担子肯定要起内哄，何况僚这个人实在不像话（《江南通志》载：“僚亟战民疲，又伐楚……举国皆欲杀之。”），可季札仍然不肯即位并逃归延陵，这不是弃民于水火之中吗？视富贵如秋风过耳当然是值得提倡的，但只鄙薄富贵而忘记了责任就不可取了，今天我们讲领导干部的职权责利是相统一的，古代又何尝不是如此？既然生长在王侯之家，生长在多事之秋，那么，只做到视富贵如秋风过耳还是不够的，还要以大局为生，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重，勇敢地负起责任来才是。可是，很遗憾，季札却正如谢忱先生在《季札逃位的是非》一文（51）中所说的那样：“他是名节至上主义者，甚至连仁（施仁政于民）孝（父王之遗命）都不要了。他不肯为国、为民，也不肯顺从父命（应该说寿梦的原意是好的），就是为了要维护他自己的名节不受损害。”以至于他死后还不到十年时间，吴国就灭亡了，列祖列宗（包括他自己）再也吃不到冷猪头了。

更有甚者，吴国数次违反国际惯例趁楚国国丧时对楚用兵，对这种趁火打劫的行径季札也从未劝谏过，反而作为特使（身份类似于奸细）访问中原各国探听态度寻求支持；将剑挂在徐君墓上算是仁至义尽了，然而却只能算是小恩小惠，当吴兴兵灭亲戚之国徐国时，季札却连一个字的劝谏都没有。救陈当然是好事，可如果用“大义凛然”来形容救陈之事就值得玩味了：在此之前，吴国也曾去攻打陈国，反而是楚国派兵去救的，当时并未见季札劝阻；怎么楚救陈不算大义凛然而吴救陈就算大义凛然？可见吴楚两国都是把陈国当成自己的禁脔而不许对方染指的，谁救陈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正所谓“春秋无义战”），谈不上什么大义凛然。再说，救陈到底是怎么救的呢？据《左传》（52 ）记载：公元前485年冬天，楚国派兵攻打陈国，吴国的季札带兵去救陈国，在阵前季札对楚将子期说：“吴楚两国君主不务道德，反而仰仗霸道争相号令诸侯，以致使生灵涂炭，人民又有什么罪呢？因此我决定自动退兵，让阁下得到战胜的英名，以便敦品励德安定苍生。您看着办吧。”说罢季札就撤兵回国了，而楚将子期受了感动，也真的撤兵了。真是可气亦复可笑！季子的这番话虽然“义正辞严”，但另一方面又显得多么迂腐啊，如果对方是个粗人不吃这套，那马上就把陈国灭了。如果是那种结局的话，季子固然有辱使命，吴国利益也会受到损害，至于陈国，更是只能做亡国奴了。救陈之事干系如此重大，季札居然能说出这种虽然合乎仁义道德但却又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话来，居然能做出这种孤注一掷形同赌博（简直算是古今中外最大的一场豪赌，赌注是一个国家的存亡续绝），真是让人不好理解。   

至于“守仁”之说，也颇堪玩味，比如已发誓“终生不入吴”，但后来还是屡次帮自己不争气的国君东奔西跑。而且，孔子是不饮盗泉之水不进胜母之巷的，连一个小人物如鲁国的公冶都能做到不接受不义之财，比如鲁国权臣季孙宿通过欺骗的手段从鲁襄公手中夺取了卞城并赏给公冶作封邑，公冶知道真相后就把封邑退给了季孙宿，而后来封给季子的州来本是从楚国夺得的，也未见季子推却过，等等。总之，季札是一个缺乏斗争精神的老好人，只注重独善其身，不注重兼济天下，《论语》上所说的“怀其宝而迷其邦”，季札正是这样的人。盛唐“文章之士”典范、曾在常州作过三年刺史的独孤及，曾有过一篇著名的《吴季子札论》，对季札的行为进行过评议。该文全面而辩证，深刻而犀利，虽未必允当，却启人深思。今将《吴季子札论》附录于此以备考：

季子三以吴国让，而《春秋》褒之。余征其前闻于旧史氏。窃谓废先君之命，非孝也；附子臧之义，非公也；执礼全节，使国篡君弑，非仁也；出能观变，入不讨乱，非智也。左丘明、太史公书而无讥，余有惑焉。   

夫国之大经，实在择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贤则废年，以义则废卜，以君命则废礼。是以太伯之奔句吴也，盖避季历。季历以先王所属，故纂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归，亦断发文身而无怨。及武王继统，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业让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诸樊无季历之贤，王僚无武王之圣，而季子为太伯之让，是徇名也，岂曰至德？且使争端兴于上替，祸机作于内室，遂错命于子光，覆师于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吴灭。   

以季子之闳达博物，慕义无穷，向使当寿梦之眷命，接馀昧之绝统，必能光启周道，以霸荆蛮。则大业用康，多难不作。阖闾安得谋于窟室？专诸何所施其匕首？呜呼！全身不顾其业，专让不夺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节。善自牧矣，谓先君何？与其观变周乐，虑危戚钟，曷若以萧墙为心，社稷是恤？复命哭墓，哀死事生，孰与先衅而动，治其未乱？弃室以表义，挂剑以明信，孰与奉君父之命，慰神祗之心？则独守纯白，不干义嗣，是洁已而遗国也。吴之覆亡，君实阶祸。且曰非我生乱，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也许是受了独孤及文章的启发，宋代著名学者胡安国在其《胡氏春秋传• 襄公二十九年》中也发表过类似的评论，认为季札让位是“过犹不及”，正是他不继王位，才导致哥哥们死于非命、僚僭位、光弑君以及夫差的败亡，所以孔子并不以其让国为贤而在《春秋》中贬之：    诸樊兄弟父子无及季札之贤，其父兄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季子辞位为生乱而春秋之所贬。季子所谓贤且智，过而不得其中者也……使争弑祸兴，覆师丧国，谁阶之也？……（季札访鲁，孔子《春秋》却）不以字或氏或公子特书之，乃略以名纪而无异称，是知仲尼不以其让国为贤而贬之也。（53 ）

谢忱先生在《延陵钩沉录》（54）中，有一首描写季札的散曲，典雅清新，隽永传神，不妨借过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满庭芳•让国君子吴季札》

延陵季子，史称知礼，子曰仁慈。都赞他重义轻王位。让国三回。满承想、风移俗易，又谁知、鱼献刀随。俺道这茫贤字，争他怎的？忍把社稷丢弃！

注释：

（1）见《春秋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

（2）见《左传•闵公元年》

（3）见《左传•昭公二十四年》

（4）见《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5）见《左传•文公十一年》

（6）见清梁玉绳《史证志疑》

（7）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8）见《左传•襄公十三年》

（9）见《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10）见《常州名人》第2、3页

（11）见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12）见《史记•吴太伯世家》集解

（13）见《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

（14）见《左传•襄公十四年》

（15）见《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

（16）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17）见《左传•昭公十三年》

（18）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19）见《左传•昭公八年》

（20）见《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21）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22）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23）见《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24）见《左传•定公十四年》

（25）见《左传•哀公二十二年》

（26）见《左传•襄公十九年》

（27）见《左传•哀公二十四年》

（28）见《左传•僖公八年》

（29）见《左传•宣公四年》

（30）见《左传•哀公六年》

（31）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32）见《左传•昭公三十年》

（33）见《左传•定公五年》

（34）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35）见清崔述《丰镐考信录》

（36）见近人崔适《史记探源》

（37）见《北大国学月刊》1927年第1卷第6期

（38）见《勾吴史新考》第144页

（39）见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序》

（40）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