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 1914年10月5日出生在平江县长寿街新泉一户吴氏农民家庭，本姓吴，当他哇哇坠地时，父亲已去世，母亲余朵莲共生了11个孩子。当年由于家境不好，才把刚出生不久的张震给了张爻山吴命缓夫妇。1955年，张震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授予上将军衔。1992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某日，张震将军视察某部“红一连”。连长、指导员汇报曰：连队四年达标，年年先进。将军问连长：“你们达的什么标?”连长支吾。问教导员，亦支吾。又问团长、政委，亦如是。将军怒曰：“达的什么标都不知道，还达什么标?”

其实这也不仅仅是部队里某些连长指导员有这种情况，在吴氏宗亲群里也有类似情形，常常看到有人发微信发QQ，说是发扬吴文化，弘扬至德精神，但是具体说到什么是吴文化，什么是至德精神，往往也是支吾。本来，泰伯在家族内部事务上表现出避让与慷慨，一般的人在社会交往中怎么模仿学习呢？除非某人有财产继承权而父母不想让其继承财产，如此这般，这个人，才有机会学习模仿泰伯。

至德到底是什么？至德二字来源于“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这十一个字。怎么简单地解释这十一个字。用现在流行的说法“谦让 团结 开拓 进取”是说不通的，首先，这十一个字，用“谦让”二字是解释不够的，而所谓的“团结 开拓 进取”更是与这十一个字没有任何关系。“团结 开拓 进取”只是泰伯三让天下之后的事，而三让天下之后的事，孔子没有做任何评价，可见，这不是至德的内容与内涵，与至德没有任何关系，这只能算是吴氏文化的内容与内涵。

而吴氏文化，起始于吴国王室，并且累积于后来的吴氏各代先祖，从而沉淀出吴氏文化，春秋吴国有二十五个王，以及一文一武两个名人（文者季札，武者庆忌）。还有后世的各类吴氏名人与优秀人物，他们的行为与精神可以沉淀为吴氏文化，然后由再后世的人们去伪存真，去劣存优，归纳形成响当当的吴氏文化加以传承。然而，这种吴氏文化，与单纯的至德精神是两回事。至德精神必然只能是吴氏文化中的一个部分而己。

那么，人们又怎样解释这十一个字所表达的至德的内涵呢？

以前说过，德字的含义是规矩，德性的含义是习惯，有德之人，遵守规矩己经成为了习惯，成为了他的第二天性。那么显然，至德的含义即是最懂规矩，最守规矩，而先人们所创立的规矩，从根本上来看，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显然，人为的规矩是为了让人的生命能够平静而自由地成长到圆满，是为了让众生的或者是更多的生命和平而自由地成长到圆满。是为了众生的平静、和平、成长、圆满。先人们以大爱之情怀，为了这一点，而创立规矩。

以上的解释还是比较繁琐，其实，从另一个方面看，先人们所创规矩的本来目的，简单地说，就是让人们规避恐惧与危险，让人们免除恐惧与危险，让人们不受压仰与压迫。如此而己，做到这一点，生命与众生自然可以平静自由地成长到圆满。

而那十一个字，就表现了泰伯最懂这个规矩，最守这个规矩。

人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描述泰伯的那十一个字，就很容易理解孔子所说的至德了。

孔子称泰伯为至德，实际上就是指泰伯最懂得避开恐惧与危险，最懂得避开压仰与压迫。泰伯的三让行为，看似破坏了规矩（立嫡长子为继承人的文明社会礼制规矩），实际上是最遵守规矩，因为先人创立的长子继承权，实际上是在众子女当中，贤能的水平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为避免纷争，而立下的规矩。实际上，人们最希望是立最贤能的人为继承人，古代禅让的事迹，就表达了这个愿望，这才是真正的规矩，而泰伯遵守的，就是这个规矩，而不是硬抱着习俗中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不放，以此夺理而夺利，从而产生了内部的纷争与众人恐惧以及族人危险。

泰伯的这种最懂规矩与最守规矩，就是让生命，让泰伯自己以及二弟仲雍与本部族人，还有更多的周族人包括古公亶父季历姬昌等等都避开了恐惧与危险以及麻烦与压仰。

泰伯的这一个行为就让这么多的活生生的生命免除了实实在在的恐惧与危险，显然，这是太懂事了，太懂规矩了，太了解与遵守先人们所创立的规矩的本质内涵了，太有德行，积了如此的大德，太值得赞扬了，完全是至德。不仅仅是民无得而称焉，而且圣人也是无得而称焉，周国贵族同样是无得而称焉。这应该就是孔子所要表达的意思。

孔子最主张礼制，以礼为德，而泰伯打破了礼制，所以孔子不能再称之为德，按礼制的逻辑，孔子只能称泰伯是不德，而泰伯的行为实际上是极大的德行，孔子只能在此上升到道教学说的高度，只能称泰伯的不德是大德，所谓“大智若愚 大巧若拙 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在泰伯这里，只能称是大德不德，真正的大德，是打破了世俗的规矩与习惯，直入先人创立规矩的本质内涵，所以，孔子必然只能称泰伯为至德，因为是极高的德性，所以与一般的儒家所推举的崇高的礼制之德不同。至德之义，实为破礼之德，毁礼之德，坏礼之德，是超越礼制之德的高德大德。

可见，孔子称泰伯为至德，仅仅是因为泰伯的三让行为让众生（众多生命）免除了恐惧与危险。达到了“有利于众多生命成长”这一社会规矩的本质高度，就这么简单，极高的德性，所谓的至德，不是什么神乎其神而又圣乎其圣的东西。易经中说，至深的道理，就是日常之中，只不过“百姓日用而不知”，至深的道理，不是什么神秘的高深的东西，完全是在日常的行为道理之中。

这一点，可以从孔子所称颂的另一位至德高人来诠释，孔子一生只称两个人为至德，一是泰伯，另一个就是周文王姬昌，孔子称姬昌“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侍于殷，可谓至德也”

泰伯的行为是破坏了人为制定的礼制，而又符合先贤与众生的“选贤与能”的基本要求，并且让众生免除恐惧与危险而平和自由地成长，从而是至德。

而文王姬昌是破坏了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在自己强大的时候不去吞灭在本质上是弱小的势力（孔子的祖国---祖宗之国---殷商），这种行为同样是导致众生（周族与殷族）免除恐惧与危险而平和自由地成长，从而文王姬昌可谓至德。

可见，孔子所说的至德，就是指某人的行为（三以让天下）或者是某人的不作为（服侍于殷，不攻灭殷商），是没有遵循人为的规矩与自然法则，这对于一般的只知自利的人而言，看上去是没道理的，看上去是臭德性的，看上去很反常很反智的，但却维护了众生，让众生不陷于恐惧与危险以及纷争与压仰，这不是一般的德，这是大德，这是极大的德，所以称之为至德。

所以，至德精神，至德文化，其实并不深奥，并不玄妙，其内涵仅仅是表示，没有死抱着人为的规矩与自然的法则，强词仗势，而为个人或小集体谋利益、谋福利、谋幸福，而是为了最广大的众生免除恐惧与危险以及利益，而采取的行为或不作为。

如此看来，可以称得上是至德宗亲的，不仅仅是泰伯仲雍之后裔中的各个姓氏，还包括周文王姬昌的后裔中的各个姓氏，比如，包括武则天（武姓来自周武王，是文王姬昌的后裔）与文天祥（文姓来自周文王，直接是文王姬昌的后裔），都是至德宗亲。

虽然孔子称之为至德的泰伯与姬昌，前者是古公亶父的长子，后者是古公亶父的第三子之后代，古公亶父的次子仲雍以其后裔---主要是吴氏宗亲，与至德似乎全然没有关系，按理，对至德二字叫得最响的，应该只能是文王武王之后裔文天祥武则天那帮人（因为泰伯没有后裔），但实际上对至德叫得最响的，是看上去与至德二字无关的仲雍之后裔的吴氏宗亲。

吴氏宗亲仅仅是因为泰伯的“自号句吴”的行为而得到了一个字号而己。而泰伯的这个行为，孔子对此从来就没有加以肯定过，对此从来就没有加以褒扬过，孔子给予泰伯的至德之名，与“自号句吴”这个行为从来就没有任何关系。

不遵礼制的泰伯仲雍，带着族人来到没有礼制的荆蛮之乡，而且纹身断发，筚路褴褛，以启山泽。然而，就是这群人，以及他们的后裔（其中主要是吴氏宗亲），看似不守礼制，看似不守自然法则，但却禀承了礼制与自然法则最本质的内涵---尊重生命、尊重生命的和平自由与成长、免除生命以及众生的恐惧与危险的压仰。这在本质上就是禀承着至德精神之精髓。

如此看来，佛教的三布施似乎就是为吴氏宗亲定身打造的，佛学中的无畏布施，即要使得人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强权，不要害怕恶势力，不要被恐怖统治吓坏了，不要被恐怖统治吓得失去了思想自由，不要被恐怖统治吓得形成了思维的桎梏，否则，就会严重地压仰着生命的天性与成长。而佛学中的法布施，即希望众生不要迷糊，不要糊涂，佛学中的财布施，即要求众生在生命的存在与成长之中，不要贫瘠，不要缺乏。

从历史上与现实中来看，与泰伯姬昌同样禀持着至德风尚的仲雍，以及仲雍后裔---吴氏宗亲，至德精神己经在血脉之中，己经在血液之中，如同一部电影中的一句台词所言：你好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你坏到什么程度，我是知道的。也就是说，吴氏宗亲，有时候会好到没边，好到不要自己的性命，但是，吴氏宗亲的坏，是坏不到哪里去的。古往今来，也确实如此，比如台湾阿里山神吴凤，为了众生而甘愿献出生命，可以说是，对人好起来，好到没边，好到不要自己的命。而至德吴氏宗亲中的所谓坏人，从历史上看，从历来的包括现在的吴氏宗亲的活动中来看，也确实坏不到哪里去，小奸小恶而己，而且作奸作恶的道行也不深，一般人都能一眼看穿，坏不到哪里去的。

由此可见，吴氏宗亲无须再纠缠于什么德什么至德，两位至德先祖泰伯姬昌就是不守人为礼制不守自然法则的人，天生讲究的，就只是三布施尤其是无畏布施，让众生免于恐惧与危险，天生讲究的，就只是让生命让众生平静自由地成长。所以，吴氏宗亲，以其谦逊之风，最要追求的，仅仅是“道”。

中国古人把人的精神层次从上到下依次分为“道、德、智、仁、勇”，吴氏宗亲己经达到甚至超越“德”的高度，其生命中剩下的唯一目标，就是“道”。求道求真应该成为吴氏宗亲生命中的唯一事务，唯一要攀登的山峰。

顺便说一句，吴氏宗亲达到了“德”的高度，而孔子其实只是达到了“仁”的高度，孔子只知道施行仁政，只知道崇仁，这个次层的人，对达到“德”的层次的人钦慕不己，而对达到“道”这个层次的人，更是钦佩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且无从评价。从孔子一生颠沛流离且郁郁不得志的情况来看，孔子确实是“道行”不深。孔子对道行很深的老子，无从准确评价

而孔子对吴楚之战中的柏举之战，也是无从评价。

柏举之战爆发之时，孔子四十五岁。孔子只知道称颂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文王，而对于柏举之战，吴国军队加上蔡国唐国的联军，也不及楚国军队的三分之一，然而这样的力量对比，在吴王阖闾长久积累的资源，以及伍子胥炽烈的志向，再加孙武子家族累积的极深的兵法道行所作用下，取得全胜。对于这件极大地震惊了当时的国际社会的重大事件，这其中的道行，正值盛年的四十五岁的孔子无从评论，纵观孔子的著作，没有一句话是评价柏举之战的，估计当吴国以三万军队大破楚国二十万军队，并成功地占领千里之外的楚国都城的消息传到孔子那里的时候，孔子只能是目瞪口呆，呆若木鸡。因为，其中的道行，他无从知晓，无法评判。

孔子的仁的层次，只能够对德的层次加以敬仰，而对道的层次，只剩下望尘莫及与鞭长莫及。总之，崇仁的孔子，只是够得上对泰伯姬昌之“大德”加以称赞，如此而己，离“大道”还远得很。

历史上，传说中，吴刚吴猛吴道子，就是求道得道以及道行极深的吴氏宗亲，吴刚是求道有失而被罚于月中伐桂，吴猛则是二十四孝中的典范并求道有成，画圣吴道子更是达到内心与自然化为一体，每次作画，无论画面多么繁杂，都是成竹在胸，连续行笔，神在心中，下笔有神，一挥而就，达到了“道”的境界，达到了如此深的“道行”。

至德宗亲，其生命中的宿命，追求的是道之真，追求的是道行之深。追求的是为了实现生命与众生的免于恐惧与危险、为了实现生命与众生的和平自由地成长圆满、而所需的规律与本领----“道”与“道行”，以此避免形成历史上并不少见的有德无道的令人哭笑不得的甚至是贻笑大方的情况。

至德之质，是遵循本真的规矩。至德之用，是掌握人类与自然的规律。

至德之质，是消除生命的纷争与恐惧，布施无畏。至德之用，是求真求道，以此掌握对社会对物质包括对物质财富的生发转换的规律与道理，从而可以在法布施与财布施方面有所作为。

至德之质，是善，至德之用，是求真，追求的是道之真，是道行之深。

陶行知有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从逻辑上看，这是至德宗亲的唯一事业。

再用张震将军的一段逸闻做为本文的结尾。

张震将军至某省军区视察，听取常委集体汇报。汇报毕，将军问司令、政委：“你们是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司令、政委答：“经常开展。”将军问政委：“你说说司令员有什么缺点?”政委支吾；将军又问司令员：“你说说政委有什么缺点?”司令员亦支吾。张震将军仍面色和悦，然语调严厉曰：“你们要讲真话啊！”司令员、政委汗颜。

至德宗亲大将张震要求“讲真话”，要求真诚，要求真相，要求真理，这就是至德之用，这就是至德精神，这就是至德文化之用，至德文化的精神，这就是己经全然做到了“最守规矩（最本源的规矩）”的至德宗亲所需禀承、所要坚守、所要追求的本质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