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青：20世纪三股重要力量 ――科学、自由市场经济和大众媒体

——读《20世纪思想史》

《20世纪思想史》（上海译文出版社），出自英国人彼得·沃森之手，这是一部110多万字的巨著。作者写到，我震惊地发现，20世纪的非西方文化并没有产生堪与西方文化相媲美的著作。假如我们不能用实证的逻辑驳倒作者的论断，那就只好遗憾地承认，20世纪的世界的确是被西方文化塑造着，那么它们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彼得·沃森认为，正是西方文化中“三股重要的力量”：“科学、自由市场经济和大众媒体”。

为什么人们愿意接受科学也可以接受信仰，是不是科学能够满足人们求真的本能，而信仰能够满足人们求善的本能。唯物主义者强调科学的客观性，那只是对“科学”的一种贴标签式的粗糙认识，而恰恰是这种粗糙认识，或许帮助成就了科学的“普世性”。当医学能当众演示手到病除时，人们也许就会改变对原来某些治疗方法的信仰；当人类的脚步可以踏上月球时，即便不能理解那些原理、不懂那些技术的人，也不会再怀疑那些物理定律和技术的有效性。基于这样一种浅显的推理，自然科学被作为人类某种“内在一致”进程的动力也就不难理解了。从这种“内在一致”性又可以推出，“科学制度本质上就是民主的”。

作者在书中饶有兴味地评述了斯大林极权统治时代的“李森科主义”，揭示其最后是如何彻底破产的，就足可以说明，科学制度的民主性本质无法抽离。

科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用处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万物从何而来，我们身边的一切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我们对环境和对他人可以做什么而不能做什么，诸如此类，科学大多可以给出部分的回答，而剩下的部分还有待科学进一步的发展后才能回答，从而保持人们的好奇心不减。科学“告诉了我们一些自然的本性，也教导了我们实用主义的重要性，让我们了解生活中的点滴改良是适应变化的最成功的方法。”这就是科学的怡人之处。

科学的民主性本质使科学总是表现出一个谦逊的姿态，绝决和自负只可能是一些不良科学家的表现，而不是科学的表现。西方文化在展销科学成果的同时，也没有忘了附上对于科学的解毒剂。对于科学的检讨和批判，早已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大家耳熟能详的案例是二战结束前两颗原子弹的投爆之后，甚至那些参与研制的科学家都有深刻地反省。

我们借以规范、控制生活的价值观，和我们的智力一样进化着；统治者声明提供福利给人民，不如提供切实保障自由和正义的法律，因为正是自由和正义创造了福利。法律来源于人类早期人们的相互关系的处理方式，法律不应当是政府权威的产物，也不是统治者的命令。不排除在高压的统治之下，某种计划也会成功，但不可能持续。为了区别一些中央集权领导下的高度计划的经济，那么它的对立的一方也就是“自由市场经济”了。

技术能使财富无限地积累，并因此满足了人类欲望无休止的膨胀。这个过程使所有人类，不论其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都必须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同质化道路。中国08年以来的汽车生产和消费的暴涨，但中国经济贴上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签，但它的内核，那种投资和消费的模式，不是资本主义的，又能是什么呢？也许到了该淡化“主义”词语意义的时候了，邓小平用他的权威已经做了这样的示范。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的进步，关键的问题要看每个人的自由是不是相对获得了增进，这才是市场经济的价值所在。也只有自由的市场经济才能真正体现这份价值。

和对待科学一样，作者同样认为大众媒体本质上就是民主的，并且和科学、自由市场经一起源出于相同的动机，而此种动机一直主宰着20世纪。这个动机就是：摆脱限制。这当然是基于法律是给人自由。

麦克卢汉把字母表的发明，书籍的发明和作为电子媒介的电报机的发明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三个分水岭。是字母表（文字）的发明摧毁了靠口头文化维系的部落人世界：书籍的出现加速了相似性的过程；而电子媒介的出现，他认为这个过程又会倒转过来，使人们向部落化回归。不管怎么说，他那句“媒介就是信息”和培根那句“知识就是力量”完全可以媲美，都同样具有力量。而恰恰是传播信息这个功能，是媒介的根本价值所在。

人类今天已经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也的确出现了麦克卢汉所预言的重回部落的迹象，比如一些网上的社交群，还有那些中等文化以下的电视控和电脑游戏控，他们的视界真的是重新封闭起来，他们的情绪被操控，他们看不到真正的真相。但只要回到实证的逻辑上就不难发现，人民的知情权，特别是在他们各自感兴趣那些领域，也获得了空前的满足。小到明星隐私，大到宫廷政治，你只要想知道也就能检索到。正是这些寄生在网络上的社交群，其中有一些表达的对公共事务的意见，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专业化水准，他们或许根本就是由一些专家组成的。当你需要参考他们的意见时，几乎是唾手可得。只要你愿意，每个人也可以即时在网上表达对任何事情的看法。还有那些办得很成功的“自媒体”的涌现，不仅提供了廉价或免费的信息服务，而且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

在这个后现代社会，只要存在一个精英，思想的天空就不会是漆黑一片，当你感觉迷茫、无路可走之时，你一定会四顾张望，很容易就会看到他们，因为有了互联网。

《20世纪思想史》，像一本思想史词典，在呈现20世纪人类知识增量这一点上，获得了非凡的成功。我在阅读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惊叹，书中提到的这么多文献，作者是怎样能读遍它们？而且作者的阅读量应当远不止于此，因为在写作过程中还有取舍。涉及众多的知识门类，还要考虑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作者驾驭知识的能力该是何等的高超。三位汉语的译者配合得也算天衣无缝，从头至尾，行云流水，正像作者一样，好似一人所为。

《20世纪思想史》43章，419节，有三节给予中国，分别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提到的中国人名屈指可数，他们是容闳、严复、周氏兄弟、傅斯年和罗家伦、姚文元、吴晗、毛泽东和江青；提到的著作只有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和一本杂志《新潮》，并且都没有给予评论。到了全书的最后一章的倒数第2节，作者引用的一本叫做《优美的宇宙：超弦，隐匿的维度和探索终极理论》的书中，将一个【美籍——常乐】中国人的名字作为最突出的新物理学家放在了物理学的万贤祠中，和爱因斯坦们的名字放在了一起，这个名字就是丘成桐，一位数学家，他已经囊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克拉福德奖等三个世界顶级大奖。

（《20世纪思想史》（上、下）（英）彼得·沃森著，朱进东、陆月宏、胡发贵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转自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