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茶为钥：大苦人吴梅村是《石头记》的原创作者
——在太仓“纪念吴梅村诞辰四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壹赵子

引言：水落石出，吴梅村是原创作者

　　今天，在这里，我要说的第一句话是：是时候了，是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时间是保密的大师，小说是隐藏的艺术，但时间也是揭秘（解谜）的大师。今天，我要在这里宣布我的研究结论：我坚定相信，吴太史梅村先生是《石头记》的原创作者，或者说是主创作者，就是这位不断在自己的文章作品中，强调自己是史官，“伟业忝为史官”，自称国史氏、旧史氏、异史氏，被称作梅村太史的娄东吴梅村先生。

　　我们知道吴梅村是遗民，那么，遗民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或群体呢？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黄宗羲有过这样一个简短的定义，他说：“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我们的吴梅村太史也有一个定义，翻译过来就是，“遗民这一群体，是上天留下来的，记载历史传给当时，留给后人的，这样一批负责任的读书人。”

　　我归纳了二十一个成为《石头记》原创作者的必要条件。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先说一个。

　　作家要有生活的经历，自己的经验。这里，我先讲个故事，大家知道，老舍算是个大作家吧？据他的夫人胡絜青女士向一位记者介绍，大约在一九六零年代初，有一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两会，会间毛泽东跟老舍聊天，毛泽东就说：老舍先生，我很佩服康熙皇帝，你看，他懂好几国外语，天文地理，无所不知，而且执政时间最长，是难得的一代明君，你能不能写个关于康熙皇帝的剧本呀？老舍就回答了，说：“主席，您的好意我知道，但我没有进过皇宫，不知大臣们怎样接触皇帝，没有生活的体验，我写不了。”你看，老舍还是满族作家，他都不敢写清宫的东西。

　　作家的写作，来自生活的经验，一般情况下，生活在平民阶层，那怕是一般的大户人家，生活都差不多，是可以想象的，但要写皇宫可就不行了，就不能随便想象了。皇宫，那是什么地方啊？是大内禁苑，是禁地，是国家规章、皇家规矩集大成之地，如果不是在皇帝身边生活过，跟皇子皇孙交过朋友，不是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凭想象写皇宫里的事情的。

　　读过《石头记》的读者，都可读出书里的皇家风貌，帝王气派，书中仔细描写了许多来自宫廷禁苑的礼仪规矩，如果不是有过亲身经历，亲眼所见，这是写不出来的。而我们的吴太史梅村先生恰好正是一位进过皇宫，在皇帝身边生活过，又跟皇子皇孙交过朋友，又当的是史官。吴梅村先后在明崇祯朝、南明弘光朝、满清顺治朝为官，其官职基本上都是宫廷教师。有意思的是，他不仅为崇祯帝所赏识偏爱，也为顺治所看重与优待。所以，吴梅村对皇宫是极熟悉的，对正伪两朝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一、宝黛的姓与槚

　　接下来，我要问各位，贾宝玉姓什么？姓贾；林黛玉姓什么？姓林。好了，看过《石头记》的朋友，都知道，宝玉黛玉俩是形影不离，俩一刻不能分离，还经常同床共眠。他们俩也不止是一见钟情，而是早就认识啦！这样，我们来做一个合并公式，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姓名相合相加，会成为什么呢？先看姓氏，贾和林合起来，成为了一个字：槚。这个“槚”是什么？在坐的诸位中，有做园林的吧？古时，我们鲁国王宫前，要树六槚。其实，槚就是茶树！这里，我要请大家看《茶经》。

　　在看《茶经》之前，我先要告诉大家，其实《石头记》就是一部茶书，可以说，无“茶”不成《石头记》。这些年，我们中国大陆，茶文化流行，进了茶艺馆，我们附庸风雅，就说，牛饮驴饮的，这可都是从《石头记》里来的啊！也就是说，自《石头记》公开面世以来，它就在传播茶文化呀！

　　我们还知道，日本有茶道，韩国有茶礼，它们都是从中国的唐宋时期先后传过去的。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三茶六礼；客来敬茶；一女不吃两家茶；茶至性不移，等等。说中国就是个“茶国”，也并不为过，而且十分恰当。早在二十世纪民国初期，就有有心者，如蒋介石的幕僚、深爱文史的陈布雷先生，还有古史学者任乃强先生，他们都考证认为，西方人称呼的“中国（China）”的最早本意，正是来自“槚”，是从藏人对“中国”的“甲拉”称呼而来的。藏人说的“甲拉”，本意即是“产茶之地”，而其对茶的“甲”的叫法，又显然是来自“槚”。数年前，云南藏学研究所所长王晓松先生，在深入汉藏茶马古道，实地考察研究之后，也认可这个说法。本人研究茶文化二十年，也深入西南各个原始茶区实地考察，结合语言、考古以及民族学，与杭州茶文化学者陈珲老师，共同提出了“原始茶文化”概念。以原始茶文化来辨析，我们的先人，在发明制陶之前，已经在吃包括可食的各种树叶在内的“原始茶”啦，所以，这“中国（China）”的本意，必应是“原始茶”无疑！也即，“中国”者，“茶国”也!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从朝廷的帝王，比如宋代徽宗，到民间的嗜茶者，比如明末清初的遗民杜浚，他们都曾经以“茶”来代指或暗指“中华”。自号“茶村”的杜浚，他还是吴梅村的密友，

　　也所以，《石头记》的原创作者，其以“茶”来设谜并以“茶”来作留给后人“解谜”的线索，可知其必为深谙中华文化之真谛者。

　　《石头记》里，茶事多，茶字多，连贾宝玉的小厮都有两个茶名字：茗烟、焙茗。“茗烟”，茶气袅袅，馨香沁人；“焙茗”，用木炭竹笼或在地炕中烘干茶饼，全是古代中国的文化意象啦！有个统计，《石头记》一书，有二百六十余处写到茶，所以，打开《石头记》，是扑面而来的茶香，但这只是表面的，茶香之下是苦涩。所以，我说，一部《石头记》，页页苦茶味。《石头记》的作者，在其书里，提醒读者诸君要仔细品味儿，什么味儿？是茶味儿，是苦茶味儿。

　　我说《石头记》里的真味是“苦茶味儿”，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在《石头记》里，作者一共写了七种茶品名目。前八回中，是两个虚拟杜撰的“茶”名：千红一窟茶（第五回），枫露茶（第八回）；后面是五个实有的茶名：暹罗茶（第二十四回至二十六回），同一回（第四十一回）中出现的六安茶和老君眉，接着是普洱茶也即女儿茶（第六十三回），最后出现的是龙井茶（第八十四回）。说明一下，第八回中出现的“枫露茶”，在第七十八回中又出现了一次。

　　你看，书中出现的第一个“茶”名，叫“千红一窟茶”，在它后面又跟了个“万艳同悲酒”。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对一位不识字的老百姓，就这么念，“千红一窟”，他必听成“千红一哭”。什么事情会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呢？《石头记》的作者在这里是运用了谐音加字义又含寓意的手法。

　　想一想，在古代的中国，是不是只有国家灭亡了，天下亡了，才会是举国共哭万民同辈呢！这里的“红”、“艳”，显然是影射中原的朱明皇朝。照顾炎武的说法，满清灭明是天下彻底地亡了，道德彻底的沦丧了。用吴梅村的话说，是维系天下社会正常运行的伦理与规范给全部颠覆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做个正人君子会被耻笑，当个贪官奸商能得尊敬。所以，是满清灭了南明，亡了天下，那做了奴隶的华夏儿女们，才会举国同哭万民同悲呀！做了奴隶，衣食不保，常常是风餐露宿，这又是一杯苦苦的“枫露茶”了。

　　当年金人金国（满清的祖先）灭了北宋，这是亡国，即使蒙元灭了南宋，仍然是亡国。章太炎在《讨满洲檄》中就愤言：“胡元虽虐，未有文字之狱。”满清以落后野蛮的原始文明强行要求世界上当时最先进的中原中华文明向其臣服，向其屈膝，不服就屠杀。这些年，我们中国大陆的影视剧和媒体，经常展示丑陋怪诞的满清的皇帝形象和画像，这哪儿有审美呀！

　　让我们举例来说明吧。大家都知道，宋代以文治国，有个不杀文人和朝中大臣的“祖宗家法”，据说这是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司马光就明确记载道：太祖皇帝不好杀，“（批曰）朕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也”。沈括在其《梦溪笔谈》里，记载了宋代朝廷大臣的进见屈揖礼。这里的“屈揖”不是下跪，是弯腰作揖。照当时的朝中礼仪，九卿以下百官见宰相时，屈揖而入，宰相也作揖还礼，接着进茶，到上朝时则就坐。此情此景，如果有来自外邦的外宾在场，该是惊叹中华之礼仪之文明之先进啦！我们看宋代的绘画，皇帝和大臣常常是同处共坐，若朋友相会。再看明朝，明朝虽然是中原汉人皇朝中最差最不争气的一朝，但对待文人学子上，仍是后朝所不及。吴梅村的恩师黄道周于天启二年中进士不久，就被任命为经筵展书官，就是当皇帝的老师，讲授经史。按照当时的惯例，他要在皇帝面前用膝盖著地行走，但黄道周坚决不肯，已十七岁的天启皇帝及旁边的大臣、太监等竟容忍了这位书生高傲个性。黄道周这个举动，就是在今天的现代社会，恐怕也够得上是惊人之举啦！看看满清，到了乾隆时期，竟为了让远道而来的英国女皇的特使在觐见时，是双腿下跪还是单腿下跪，上上下下一争就是几个月，这还是中华文明礼仪之邦吗？

　　二、绛珠草的原型是山茶花

　　回到《石头记》里，书的开篇，作者写了林黛玉的前身是绛珠草。大概迄今有关“绛珠草”的原型，各种各样的说法十几二十几都有啦！然而，它究竟是什么呢？也是茶啊！山茶花！山茶花是山茶科山茶属的较原始的茶树植物，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花朵以红艳为上。在古代，又尤以鹤顶红和宝珠茶两品为文士所赏。明代王象晋《群芳谱》称赞道：“大如莲，红如血，中心塞满如鹤顶。”诗人张新（明代）的《宝珠茶》曰：“胭脂染就绛裙襕，琥珀装成赤玉盘。”可知，《石头记》的作者，以山茶花作林黛玉的原型，乃在寓意民族血泪也！另外，山茶花在中国的名花中，其花期是最长的，达数月之久！故而，山茶花又别称“耐久之花”、“不死之花”；它又是在冬天开花，于是又称其为“凌雪之花”，比如，宋代苏东坡就赞美山茶花为“岁寒姿”；明代沈周称红山茶是“雪中葩”、“冰雪心”，到了清代，人们赞叹山茶花是“与梅战风雪”“千古英雄血”（段琦《山茶花》）。而在中国古代文士的眼中，山茶花还是坚贞不媚与节操正气的象征。明末清初的朱耷，也就是八大山人，他与崇祯帝为叔侄关系，也曾以绘写意茶花画，来抒发其亡国之悲愤的。这里，我们又可知道，吴梅村作《咏拙政园山茶花》，也必有意涵隐其中也！

　　上面说了，《石头记》里，茶字多，那么，还有什么字儿多？魂字多，魄字多啊！《石头记》开篇的情节，是林黛玉北上贾府投亲，与宝玉相会，其实，作者写的这时的贾府是影射窃夺了明朝国柄的满清宫廷。贾宝玉的基本原型是传国玉玺——国家权柄的象征。关于贾宝玉是“国玺”，这早为石头记研究者，或者说是旧红学的一些学者如清末的孙渠甫、孙静庵等诸先生所解出，但未能明确是中国之玺还是异国之玺，是正朝之玺还是伪朝之玺。其实，这个国玺，是中国华夏的玉玺，其被异族伪朝所夺所有，则功能已伪，但玉玺本身属性则仍为中华。也即，它的外在属满清，它的内在是中华。

　　宝玉是国玺，黛玉是什么？山茶花，耐久之花，不死之花，血红之花，英雄之花，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魂魄呀！以魂魄来写人间，这可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也不属意外吧。

　　不过，在《石头记》里，异样的描写还是多多的。比如，有拟人描写；更有大量的，而且是属于全书最多的拟物描写。在《石头记》里，林黛玉也被作为了仙鹤的形象：一摇一晃的来了！当然，还有其他动植物的形象。但作者也多次直接暗示，她是魂。书中描写她去看望宝玉捱打卧床的那段，宝玉是在“半梦半醒，恍恍惚惚”之中，看见黛玉来看他的，而听说凤姐来了，黛玉她是“连忙立起身来”，“三步两步转过床后，刚出了后院，凤姐从前头已进来了”，这是悄然而来，迅疾而去呀！这是魂呀！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了，贾宝玉是华夏国玺，林黛玉是华夏国魂，她是象征着华夏国亡之后，那些不甘屈服的，那些被迫做了奴隶的，那些为祖国献身的华夏儿女的魂魄呀！这时的宝黛相会，是华夏国玺与华夏国魂的相会，是华夏国魂和那被金人满清窃夺的华夏国玺的相会，是痛苦的相会！

　　从书中的描写，就是给黛玉安排睡觉的房间这个过程，已经暗示了宝黛相会之初即已同房共眠。这是作者在向读者暗示呀！相反，你看，后来安排贾宝玉与薛宝钗结婚，贾宝玉可是多么不情愿呀！贾宝玉的心是在林黛玉这里啊！

　　三、吴梅村暗示读者要读《茶经》

　　说道这儿，我们是要看唐代陆羽的《茶经》啦。这《茶经》可是茶文化的经典，茶的“圣经”了。它的开头就是，“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这是在唐代，陆羽归纳的当时我们中国人，对茶的五个主要称呼。大家看，这里的“槚”，我们把它拆分一下，不就是林黛玉的“林”，贾宝玉的“贾”吗？当然，这里的“林”，还有“国君”的意思，也跟殷末的比干有关。所以，作者选“林”姓，正是与宝玉的国玺身份的象征相匹配，中华文化之神奇之奇妙，于此又可见矣。

　　关于“槚”，这里，要从植物学和民族学上稍做解释。《尔雅》释木：“槚，苦荼。”就是苦茶树。用古越音念，“荼”音（sho）类“舒”。槚，这种苦茶树，是山茶科小乔木或乔木型茶树。目前，在中国云贵高原，也就是中国的西南茶区，尚有遗存。

　　难道《石头记》的原创作者，取这宝玉、黛玉的姓氏，竟会是从陆羽的《茶经》里“槚”取来的吗？或者，大家要问，就算你说的“林”和“贾”也许就是来自《茶经》里的“槚”，但这跟吴梅村有什么关系呀？我告诉各位，是，肯定有关系的。

　　这里，先要请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的姓氏有那么多，比如，《百家姓》里，就好几百个。在古代，人们对姓氏极为重视，像武则天篡了大唐改国号为大周，就马上搞姓氏谱，把大周（武氏）列为第一。历史上，往往一改朝换代，就要先篡改历史，尤其是历代伪朝，更是如此。

　　这样，我就要问了，这么多姓氏，《石头记》的作者凭什么选了“林”和“贾”，作为代表了中国小说最高水平更是华夏文明最美丽结晶的，这部小说里的两个并列第一主人公人物的姓呢？是随手拈来的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是作者精心的设计！

　　现在，就让我们看吴梅村的诗词吧。在吴梅村现存的约一千一百首诗词中，写到茶或与茶有关的，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六，有六十余首。当然，这是本人一次性找出来的，肯定实际的数量要超过这个数字。就在这六十多首写到茶的诗词中，直接写到茶神陆羽和他的《茶经》的，则多达十二次之多（如《读史偶述》、《送无锡堵伊令之官历城》、《赠陆孟凫七十》），如果再加上间接写到的，如写到陆羽好友皇甫曾等，则几乎就是在给陆羽的茶道当解说员啦，这是不同寻常的。此外，吴梅村还在他的诗词文章及作品中，不断写到“荼苦”、“苦荼”，也就是“槚”。他还特别记下，一次在明皇宫中讲课毕，崇祯帝赏他月团贡茶，似乎有意显示他特别在意这“茶”。在他晚年，又在给儿子的临终公开遗嘱中，强调自己是“天下大苦人”，似乎也隐含了“苦茶之意”在里头。

　　想一想，吴梅村在他的茶诗中，不断地提到陆羽，重复《茶经》，直接间接地暗示“槚”，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不就是在提醒读者要去读读《茶经》吗？作为读书人，是应该博览群书的啊。

　　显然，吴梅村是在暗示，读了他的诗词，他的茶诗，并且读了《石头记》者，能留下印记，将两者（林、贾与槚）联系起来，从而，让有心研究者找到破解石头记谜团的线索！这是本人找到的一条对应。事实上，自清末迄今，有心的研究者，找到的吴梅村的诗词及作品中，与《石头记》里的人物、情节、事件及描写手法，乃至语言风格、运笔习惯，等等，差不多有上百条这样的对应啦！难道这不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四、暹罗茶

　　接下来，我们继续认识《石头记》书中所提到的茶名，暹罗茶是第一个出现在书中的实有的茶名。这里先放一下。后面的是六安茶和老君眉，普洱茶也就是女儿茶，龙井茶。

　　六安茶，这是从地名上来的。六安这个地方，古时还有个名称叫盛唐县。老君眉，这是从茶的形制上来的，这种茶产自今天的福建北部，就是闽北，这里是北宋的贡茶基地。普洱茶也就是女儿茶，这茶是产自云南的，“普洱茶”这个汉语记音名称，其文字记载始于明末清初。龙井茶，产自杭州。清宫的饮茶习惯是，冬喝普洱，夏喝龙井。原来，这些茶名的后面都是些朝代啊！

　　在《石头记》里，元春省亲回宫之后，又特别赠送了礼物给她的弟弟妹妹，其中给宝玉的是一只茶筅，这是个茶道用具，现在日本茶道还在使用。为什么要送个茶筅给宝玉？什么意思呢？这是让读者往北宋末年、往宋徽宗上相联系。北宋末年，斗茶兴盛，斗茶，唐代叫茗战。北宋末年的第一斗茶高手就是宋徽宗！徽宗擅长茶艺，自称茶魁，兴致高时经常为大臣们设茶宴演茶艺，他还写了《茶论》，其学术地位仅次于陆羽的《茶经》。斗茶，茶艺，其中使用一个重要的茶道用具正是茶筅！这茶筅，也是由宋徽宗给完善定型的。莲花不可亵玩，茶也不能尽玩。宋徽宗玩茶亡国，这个教训似乎被后来的明朝开国之帝朱元璋所汲取，罢团茶，倡散茶，但这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啦！

　　灭北宋亡徽宗者，谁也？正是灭明朝的满清祖先金人大金国！由此，《石头记》的作者，其写作意图已可见矣。

　　再认识一下暹罗茶吧！暹罗茶是作者在《石头记》书中，首个引入的非虚构的现实中实有的茶名。作为茶的祖国和品茗大国的华夏中国，历朝历代，名茶无数，作者何以要在书的前半部分，将这现实生活中即使在嗜茶懂茶的人中也缺乏“知名度”，且又是“外国”的“暹罗茶”，作为实际存在的茶名而要首先并且是重点作了铺陈，引入他的书中呢？而对于极普通的读者，大约就会对这茶名感到有些古怪啦！显然，这是作者巧作安排，精心设计，他是让读者去了解暹罗国。

　　这几年，我们大陆老百姓可以尝到水果皇后榴莲了，榴莲产自泰国，泰国原名就叫暹罗。历史上，暹罗国与华夏中国一直关系密切，且从《明史》的记载来看，这“暹罗”和“暹罗国王”之号，还是由明太祖朱元璋所赐封。一直到南明覆亡的时候，暹罗国都是支持明朝的。再看“暹罗”（“泰”）这个古泰语的本意，“暹”（“泰”）的本意中，一个是“光明”，还有一个是“自由”。大家知道，与“自由”相反的，正是“囚牢”，作者这是以“自由”相对“囚牢”，以华夏“天堂”相对金人（满清）“地狱”。试想，自己的国家亡了，沦为异族政权下的奴隶，此不正天堂变作地狱了吗？！

　　不仅如此，在古暹罗国，还有个重要的王室祭祀仪式，就是祭拜先祖先神之灵的仪式，是在五月初三日，当然是暹罗历，也即古泰历了。《石头记》是写华夏中国的，那么，夏历的“五月初三日”，这个日子，又意味着什么呢？《石头记》书中明写薛蟠的生日是“五月初三日”，《石头记》书中的薛蟠，其影射的现实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引满清入关的叛明降清的千古罪人吴三桂！

　　让我们看看明清之交的明崇祯十七年（也即清顺治元年）的夏历“五月初三日”这天，都发生了什么？首先，这天是满清摄政王多尔衮所率清兵正式占据明都北京的日子（《甲申传信录》），而且多尔衮当即令兵部传檄发布剃髪令，不止使华夏中国亡国，且使华夏被以夷变夏，甚而人民的心灵彻底扭曲即由此开始！这一天还是本为明臣，为明朝即华夏中国征战的吴三桂转而为满清效力征战的日子。本来吴三桂打的旗号是借清兵灭贼（李自成），又向北京城的居民发出文告，要重建明朝，但狡猾阴险也很明白时势的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不让吴三桂先入北京，而他亲率清兵抢先了一步，这样明都北京就成了它新主满清的了，否则就是“客兵”。而在此关键时刻，吴三桂不是向清兵发难，而是选择了个人私欲，惦记着陈圆圆，率军追击李自成，于五月初三日这天，在京西南的定州与李自成军决战并大破之，这就使他的身份彻底转变了，由复中国之将，变成灭华夏之帅，性质变了！另外，夏历“五月初三日”这天，南明福王监国于南京（《弘光实录抄》），但南明是个短命之朝，且所施朝政几无可取，所以，这个日子仍然是个令人悲伤的日子。

　　夏历“五月初三日”的这个日子，可是真不寻常啊！《石头记》的作者如此用心隐写它，强调它，必是因为了它的刻骨铭心！对于当时忠贞爱国的华夏儿女，尤其是士大夫来说，这是个最屈辱的日子！这是个天崩地坼天塌下来的日子！

　　那么，也由此可以知道，《石头记》的原创作者或者说主创作者，必是当时之人，必是亲历了这些事件者！而吴太史梅村先生正是一位亲身经历者。

　　五、《石头记》是一部“史记”

　　从上述所讲的，我们可以知道，《石头记》是写历史的，是一部“史记”。说明一下，本人曾于二零零四年，绘制了“《石头记》写史核心主干示意表”。关于《石头记》即是“史记”这一点，我们从书的开篇，作者在交代提示原创作者和参与者以及书的几个别名的那段话里，也可以品味出来。这段话是：

　　因有个空空道人……忽见一大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空空道人）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这段话可以简单意译成这样：

　　读者诸君，你看，华夏中国的历朝历代的历史都已发生，都成了史，尤其是我们作者，刚刚亲身经历了天塌地陷的明清嬗代，主创者又身仕两朝，知道内幕，这些都需要我们本就是做史官的来好好总结一番，记述下来，以传给后世。可怎么写呢？怎么传呢？现在可是个不能说真话讲真事的文网紧密的时代呀！还好，我们找到了方式方法，就是以小说言情的表面形式而巧妙写成明清嬗代以及华夏中国兴衰史的一部“史记小说”。所以，这部书的基本部分就是一部“华夏史记”！为了保护我们作者，也是决定要使这部书能瞒过满清统治者，在其眼皮子底下，顺利流传下去。主创者精心设计，巧妙掩饰，运用了烟云模糊之手法，拟人，拟物，都使用上啦！于是，这部书就写出了好几个掩饰的侧面，并按照其内容，各取书名。比如，影射满清顺治朝的，我们以“情僧”来作掩饰；影射明朝的，我们以“红楼”来掩饰；影射明清嬗代之际天下巨变的，我们以“风月宝鉴”书名来掩饰；影射中国历朝历代的，我们以“金陵十二钗”书名来掩饰。当然，为了配合这种掩饰，我们就表面上精心描写了与书名相照应的故事和情节，比如，国族来历、男女情恋、风花雪月、琴棋书画、吃饭穿衣、僧道命理、仕途官场、巨家高宅、草民凡夫，等等，能写到的都写到啦！可以想见，这部与以往任何小说绝不相同而有极大开创风格的奇书，必定会引人入胜，达成我们的意图。最后，我们为了让后人读懂这部书，就不得不再次向读者诸君提示，这部书主要是以我们的历史观和识见来记述总结华夏中国历史的！

　　关于“曹雪芹”、“曹雪芹先生”这个书中前后出现了两次的“作者姓名”，或者是作者的身份提示“代码”，对此，我的理解是，这“曹雪芹”三字以及“曹雪芹先生”这作者身份的暗示，其中隐含了这样的意思：书的作者身份和创作缘起为，他是一位身在曹营心向汉的史官，为雪中华国灭且天下亡之奇耻大辱，戴罪立功，而下了极大苦心来创作这部书，也把这部书当作一份礼物，向中华母亲以献芹意！

　　归纳分析一下，“曹雪芹”、“曹雪芹先生”者，乃是一位史官，且身仕两朝，并且做过宫廷教师，对中华国灭刻骨铭心，是一位文学大家，文笔非常，胸怀更是非凡。那么，他会是谁呢？至于书中的那几个与作者相关的“姓名”，其实，都是烟云模糊的写法，都是《石头记》这部书的构思创作小组及其参与者的“代号”，而主创者正是我们娄东太仓的文笔非凡的吴梅村先生。

　　讲到此处，我不能不说，这是一次迟到的大会！这也是与毛泽东有关系的。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对一批“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讲了一大段有关“红学”的话，其中说到：“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党史文汇》，二零零五年，第十二期）

　　就红楼梦研究来说，毛泽东的这段话，正好说倒了！事实上，在红学诸家中，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比较对一点，胡适的看法是不对的。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之下，毛泽东的话就是最高指示，等于是给大陆的红学研究戴上了紧箍咒！于是，大陆红学就遵守着毛的指示，沿着胡的道路，越走越远，但走了几十年，绕了个大圈子，又回到蔡元培的旧红学上头了！也就是蔡元培在其《石头记索隐》的开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这段话，可谓红学诸论中，最精辟之言，也是最有价值的一段论述，开启了红楼梦研究，也即“石头记学术”的正确之途。

　　最后，我想了一句打油诗：辛辛苦苦六十年，二零零九金仓前。真诚祝愿我们太仓，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学术的六国码头！谢谢各位！

　　夏历已丑年五月十一日西历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于太仓健雄学院

（ 壹赵子联络方式——已眉儿：yizz@tom.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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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落实，应该只是时间问题，相信经过众多人努力，吴梅村《红楼梦》作者形象应该逐步深入人心，抛弃曹雪芹的日子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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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绝伦的“吴梅村著《红楼梦》说”
邱华东

关于曹雪芹（霑）对于《红楼梦》的著作权，笔者曾经撰写《曹雪芹的著作权不容置疑——综合分析、逻辑思维的必然结论》一文，在"红楼艺苑"发表（参见该网站"我的文集《红楼辩证》"）。以《红楼梦》本身的文本，以及"脂本"中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批语，敦诚兄弟、张宜泉、永忠、明义等人的诗文诗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等等史料，运用综合分析、逻辑思维的推理的方法，非常确定地得出必然结论：《红楼梦》（《石头记》）就是曹寅孙子曹雪芹（霑）的著作。毫无疑义！

目今红学界，无论是"学院学人"还是"民间学人"，既有治学严谨的学人，也有不少信口雌黄、牵强附会乱说一气的"学人"。一时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比如"《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就有种种怪论。其中最为荒谬，以至"荒谬"到"绝伦"地步的，就数"吴梅村著《红楼梦》说"。

连云港《红楼研究》2009年6月第2期刊登张锐载先生的文章《情韵深四杰，风华胜香山——江苏太仓吴梅村诞辰400周年纪念活动综述》，介绍"民间红学学人"、"抚顺社科院"的傅波、钟长山及陈斯园、一赵子等人"纷纷发表'吴梅村是《红楼梦》作者'的个人高见"（1）P2。据傅波、钟长山说吴梅村著《风月宝鉴》，"吴梅村故去后，其长子吴暻同曹寅、尤侗、严绳孙、秦松龄、顾贞观等人交好。吴梅村一百二十回《风月宝鉴》委托掌管印书局的曹寅付印。......严绳孙化名曹雪芹执笔改写《风月宝鉴》"，将前八十回"花了十年的时间增删为反对清朝对汉人的残暴杀戮，反对程朱理学，反对'仕途经济 '。对人物的性格和故事情节都进行了改写"（1）P2~3；而尤侗化名脂砚斋、曹寅化名畸笏叟先后评批《石头记》，秦松龄以"松斋"的化名同"诸公"参与评批，后人为了看到一部完整的《红楼梦》才把吴梅村《风月宝鉴》的后四十回嫁接其后，云云（1）P2~3。从而"《红楼梦》的成书年代应提前一个甲子为清康熙朝而非清乾隆朝"，"'四阅评'的时间，应为康熙甲戌、己卯、壬午、丁亥四年"，按即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1）P2。（以上皆张文转述，下同）

其实，说《红楼梦》是吴梅村所作，并不是什么"新发现"的"高见"，至少出版于民国八年（1919）的邓狂言《〈红楼梦〉释真》一书就有此说法。刘国玉先生在该书《导言》中介绍：

"邓氏认为，《红楼梦》有'原本红楼'和'曹氏红楼'两种。'原本红楼'的前八十回乃吴梅村所作，后四十回乃朱彝尊所续。由于吴、朱二人都是明遗民，......因而'原本红楼'的内容是'明情兴亡史'，是针对顺治皇帝及其满汉朝臣的指刺。......在文网日密的情况下，'生于乾、嘉犹是遗民之心'的曹雪芹，担心'原文红楼''有不能久存之倾向，乃呕心沥血而为之删'，并'用双管齐下之法，书中所写之重要人物，必另取一人焉以配之'。又使小说故事所涉及的时间拉长，把'原本红楼'的'明清兴亡史'扩展为'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为了逃避文网，曹雪芹在批阅增删的过程中，只得努力使书中的种族思想'隐而又隐'，因而在借小说人物影射历史人物时，写'一人必化身为数人以写之'。基于这样一种观点，邓氏便利用索隐派所惯用的'影射'、 '化身'、'分写'、'合写'、'拆字'、'谐音'等等手法，牵强附会地索解起来。结果小说中的某一个人物形象，便同时影射不同历史时期的几个人物，而且老少不分，男女不分。例如小说里的林黛玉，邓狂言认为她是影射秦淮名妓董小宛的，但他转头却又说：'曹氏之林黛玉非他，乾隆之元配嫡后，......谥孝贤皇后之富察氏也'。可是，邓狂言接着又说：'林黛玉之以朝臣混之，混之以方苞。......'。"（2）P1~2

邓狂言的种种"索隐"的荒谬之处，在在皆是，比如说"女子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中的女子是指汉人，男子是指满人。为什么呢？邓狂言"索隐"道："水者，汉字之左偏也；泥者，土也，吉林吉字之上段，黑龙江黑字之中段也"（2）P11。读之令人喷饭。按：吉林"吉"字上段，非"土"而为"士"；而"满清"二字，皆为水旁，且满族明代以前称"女真人"，至后金时才改称"满族"。象邓狂言这样比附，那么，"满清"、"女真人"岂不更符合"女子是水做骨肉"的比附之义？《红楼梦》岂不成了歌颂"满清"之书？就是这样可笑至极的东西，竟然在九十年后被人重新搬出来，甚且什么"分身、合身；分写、合写"之类也是抄袭的邓狂言，尚且美之曰"新新红学"。其实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照旧（舅）"的"旧旧红学"。

傅波、钟长山两位先生所说的《红楼梦》的成书过程，虽被誉为"侃侃而谈"的"高见"，象煞其事，实则荒唐无稽，混乱不堪。

一、吴暻无须、也不可能"委托'掌管书局'的曹寅"印什么吴梅村遗作《风月宝鉴》。

1、吴暻，字元朗，号西斋。吴梅村长子，生于康熙元年（壬寅，1662），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进士，由户部主事迁兵科给事中，后入直武英殿，充《书画谱》纂修官。其能够与曹寅、尤侗、严绳孙、秦松龄、顾贞观等人交往，只能始于康熙二十七年中进士任京官之后。而载明"甲戌"年份的《脂砚斋甲戌抄阅重评石头记》中已有"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之语，如果按照傅波、钟长山两先生的说法"甲戌"为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那么所谓严绳孙"化名曹雪芹增删《风月宝鉴》"至少在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之前就开始了。其时，吴暻尚在无锡读书，不可能和曹寅、尤侗、严绳孙、秦松龄、顾贞观等人"交好"，尤其不可能与曹寅"交好"。更不可能委托曹寅去"付印"什么吴梅村的《风月宝鉴》。即使在这之后，吴暻也与曹寅没什么"交好"的关系。曹寅《楝亭集》中没有一个字提及吴暻，就是最好的明证。

2、吴暻也无须委托曹寅去"付印"其父亲的遗著。吴梅村给吴暻遗留了一大笔家产，包括著名的"梅村"。吴暻自己也做着京官，家底非常富厚，远非"包衣"出身的曹寅可比，根本无须让和吴梅村毫无关系的曹寅去"付印"什么《风月宝鉴》。

3、所谓吴暻将"吴梅村一百二十回《风月宝鉴》委托掌管印书局的曹寅付印"云云，十分可笑。曹寅在扬州"开书局"（"掌管印书局"）为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之事，据《圣祖五幸江南全录》载：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八日（康熙）至苏州，十九日曹寅奉旨刻《全唐诗》"（3）P209。这就是曹寅在扬州开书局的起因。康熙四十四年五月一日《江宁织造曹寅奏刻全唐诗集折》中说："臣寅恭蒙谕旨刊刻全唐诗集，命词臣彭定求等九员校刊。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至今尚未到扬。俟其到齐校刊，谨当奏闻"（4）P32。那么，所谓吴暻将"吴梅村一百二十回《风月宝鉴》委托掌管印书局的曹寅付印"也就只能在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之后了，而严绳孙在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即死去。那么，严绳孙"化名曹雪芹增删《风月宝鉴》"只有从坟墓里爬出来才有"可能"！

4、而且，既然是吴伟业之子吴暻将"吴梅村一百二十回《风月宝鉴》委托掌管印书局的曹寅付印"，并没有委托他"改写"（"增删"），曹寅、严绳孙等人怎么敢擅自将吴伟业的著作大肆篡改呢？甚至将"原作"的"创作思想'沐皇恩'以'延世泽'、'兰桂齐芳'，提倡程朱理学和'仕途经济'。......增删为反对皇帝，反对清朝对汉人的残暴杀戮，反对程朱理学，反对'仕途经济'"？（1）P2~3甚至"对人物的性格和故事情节都进行了改写"？（1）P3做了根本相反的篡改呢？不要说，篡改别人的著作，尤其是篡改象吴伟业这样的人的著作，是被当时封建道德所鄙弃的，尤其象严绳孙、曹寅这样的人更不会去做这样的为时人所鄙弃的、不道德的事。而且如果真地这样"改写（增删）"成为反皇帝、反满清、反理学、反仕途经济的一部小说，那么，在满清统治二百多年间，尤其是文字狱盛行之时，恐怕早就被查办严惩了（按，《红楼梦》之被禁，是将其当作"淫书"、"情书"而"有伤风化"，而不是"反皇帝"、"反满清"的政治原因）。怎么能广泛流传于世呢？曹寅、严绳孙等等在满清王朝为官的人，就不怕满门抄斩、祸及九族吗？而吴暻不仅对曹寅没有兑现他的"委托"，没有将其父亲遗著加以"付印"一事，没有任何过问，甚至对严绳孙没有得到他的同意擅自将其父亲的遗著《风月宝鉴》任意篡改成什么"反皇帝、反满清、反理学、反仕途经济"的小说，也不吭一声。这能说得过去吗？吴暻难道就不怕受到"文字狱"的牵连？（实际上《红楼梦》反理学，反仕途经济，但是并不反皇帝，反满清。）

二、严绳孙根本不可能"改写（增删）"什么《红楼梦》。

1、严绳孙根本不知道"江南金陵甄家（真家）四次接驾"的史实。《红楼梦》第十六回提到"江南金陵甄家（真家）"，"独他家接驾四次"（5）P268。这个"独"字下的非常准确，有清一代，确实"独有"在"金陵"任"江南织造"的曹寅"接驾四次"！吴梅村死于康熙十年，即使其子吴暻也无此"荣耀"。按：康熙六次南巡，第一次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第二次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第三次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第四次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第五次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第六次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曹寅的"四次接驾"，则为第三次至第六次。而严绳孙死于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只能见到前三次南巡，因此只能知道"江南金陵甄家（真家）接驾"的第一次（即南巡的第三次）。其后三次的接驾，严绳孙也就只能在坟墓里进行"增删"了。

2、《红楼梦》前八十回里明确写到"江南金陵甄家（真家）"的被抄家，而文本与脂批多次暗示"贾家"的最后败落，直接导因也是被抄家（例见《庚辰本》第二十七回，丁亥夏畸笏叟眉批之后数十回"'抄没'、'狱神庙'诸事"（5）P472；第七十四回探春之语（5）P1158）。按：曹家的被抄家，是雍正六年（戊申，1728）正月间的事，不要说严绳孙、尤侗、秦松龄等人早已死去而未及见到，就是曹寅本人都已死去十多年了。

3、《甲戌本》有脂砚斋的眉批："'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5）P219按：据曹寅生前好友施瑮《病中杂赋》诗"廿年树倒西堂闭，不待西州泪万行"句下注"曹楝亭公时拈佛语对坐客云：'树倒猢狲散'。今忆斯言，车轮腹转！以瑮受公知最深也"（6）P418。如" 甲戌"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上推三十五年，则为顺治十六年（1659）。其时吴梅村还健在、吴暻还未出生，而曹寅刚刚两虚岁，那里可能"时拈佛语对坐客云：'树倒猢狲散'"？什么"哀哉伤哉，宁不痛杀"？荒唐透顶，荒谬之极！即使说此批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四十一年壬午（1702）或四十六年丁亥（1707）所加，上推三十五年，也是同样的荒谬绝伦！

4、《甲戌本》有脂砚斋的眉批根本反对所谓的"增删"之说。脂砚斋批语多次指出《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寅后代曹雪芹，根本不是什么"增删"。在针对《红楼梦》中"批阅增删"一段批到："若云雪芹批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契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5）P7；明确说明"批阅增删"，是曹雪芹的"狡猾之笔"、"烟云模糊处"，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谆谆提醒："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

三、曹寅、严绳孙、尤侗、秦松龄等人根本就不会"反满"、"反理学"、反"仕途经济"。

比如曹寅，康熙六十年刊唐开陶等纂修《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传》载："（曹）寅......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尤工于诗"（7）P2，这里所说的"性命之学"就是所谓的"理学"（道学），可见曹寅兄弟都是"理学"的追崇者。而曹寅祖父曹振彦"从龙入关"，"因有功加半个前程"；平"姜镶之乱"，参与在大同的"屠城"，手上也沾染了汉人之血，并就地提升为吉州知州、大同府知府，此后又升任两浙都转运盐司运使的肥缺。父亲曹玺被康熙"特恩"委为"专差久任江宁织造"（原例为二年一换），官至一品。其妻孙氏曾为康熙保姆（奶娘），被封为一品奉圣夫人，康熙为之亲书"萱瑞堂"匾额。曹寅先后任御前侍卫、銮仪卫治仪正、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通政使司通政使（正三品）。江南总督噶礼弹劾曹寅的巨额亏空，也是康熙硬压下来的，并千方百计地为之谋划弥补亏空。曹寅去世后，"特恩"让曹顒接任江宁织造。曹顒死后，又"特恩"指定让承嗣，让仅布衣的曹頫直升为"主事"接任江宁织造，随后又升为"员外郎"。曹氏父子奏折中，"圣主浩荡洪恩"、"天恩高厚，亘古未有"、"重沛恩纶，昊天罔极"、"粉身碎骨，肝脑涂地，莫能仰报万一"、"涓埃难报"之类，连篇累牍，不绝于口。说曹寅"反满"、"反皇帝"、"反理学"、"反经济仕途"，正如周汝昌老先生所说，真是有点"滑稽"。

严绳孙也为官宦子弟，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词"，被"理学皇帝"康熙所欣赏，亲自取中，"特授"翰林检讨，寻升右中允，典试山西，根本不可能"反理学"。据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记载，严绳孙"尝侍宴保和殿，和圣制《升平嘉讌》诗称旨，特命撤御前金盘枣脯以赐"（8）P434。这类"和诗"，皆为"歌功颂德"的" 应制之作"，能"称"康熙之"旨"，大加褒赏，可见马屁十足。别人这类"和诗"，一二首应付一下即可，而严绳孙却一鼓作气连"和"二十首。清·李调元《淡墨录》载，其作"《瀛台侍宴》七言绝句二十首，流传都下，朱彝尊序以付"（9）P1753，又载"其归也，有《春日蒙恩予假南归》诗云：'不是恩深便拂衣，涓埃生死报应稀。......去来我亦无心者，何必从人定是非'。"（9）P1753虽然自鸣清高，但对康熙之感恩载德，溢于言表。《清史列传》称其"分撰《明史隐逸传》，所作序文，容与蕴藉，多自道其志行"（10）P5727。而严绳孙是如何"自道其志行"的呢？他说："夫圣贤以用世为心，而逸民以肥遁为节。岂性分实然？亦各行其志而已"（11）P831。而他所宣扬称道的"隐逸"也多是"理学家"（道学家），比如吴海，宣称"杨墨释老，圣道之贼；管商申韩，治道之贼；稗官野乘，正史之贼；支词艳说，文章之贼"（10）P831，因此建议"上之人，宜敕通经大臣会诸儒定其品目，颁之天下。民间非此不得辄藏，坊市不得辄粥（鬻）"，"一归诸理"（即"理学"）（10）P831。也就是说，不仅象《红楼梦》这样的"支词艳说"，而且诸子百家、稗官野乘，都要严禁，民间不得贩卖，不得收藏。这就是严绳孙的"自道其志行"！

再说尤侗，《清史列传》卷七十一载："历试于乡，不售，以贡谒选，除直隶永平府推官。......康熙十八年召试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分修《明史》......。三十八年，圣驾南巡至苏州，侗献《平朔颂》、《万寿诗》，上嘉焉，赐御书'鹤栖堂'匾额。四十二年，驾复幸吴，赐御书一幅，即家授侍讲，盖异数也"（10）P5782，按：所谓"历试不售"，是说尤侗热中科举，多次参加清朝的"乡试"都未得中。"以贡谒选"，是说他以"拔贡"得以授官职，连"永平府推官"这样的卑官末职，尤侗也是欣然就任，说他是"官迷"，一点也不冤枉他。康熙南巡，尤侗又从无锡跑到苏州，献什么《平朔颂》、《万寿诗》，得到康熙亲笔"御书'鹤栖堂'匾额"，后来又授予"侍讲"之职，真是"异数"。又据清·徐锡麟、钱泳《熙朝新语》载："上（康熙）见其名，曰：'此老名士'"，尤侗受宠若惊，巴巴地"以此四字刻堂柱，左曰：'章皇天语 '，右曰：'今上玉音'。极文人之荣"（9）P2250。按：这里的"章皇"指顺治皇帝，"今上"指康熙皇帝。说尤侗这样的人"化名脂砚斋"评批《红楼梦》，而"反对皇帝"、"反理学"、"反满清"、"反对仕途经济"，岂不滑稽透顶？

秦松龄，《清史列传》卷七十载："顺治十二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国史馆检讨，以逋粮案削籍。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科，试列一等，复授检讨。二十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寻充江西乡试正考官，历左赞善，迁谕德。二十三年充顺天乡试正考官，复以磨勘落职。......既削籍，以荐从军荆、襄，总督蔡毓荣请于军中讲学，松龄为陈说'忠、孝'大义，介胄之士无不耸听"（10）P5726~5727。象这样不等"荐举"，顺治十二年就自己跑去应试中进士，罢官后又去应"博学鸿儒"做官；再次罢官后，又"以荐"跑到满清总督军营中大谈什么"忠、孝"，说这样的人，能够"反皇帝"、"反理学"、"反满清"、"反对仕途经济"？真是只有天知道！

......

四、从吴梅村（吴伟业）本身来说，也不可能写作《风月宝鉴》（《石头记》、《红楼梦》），理由如次：

1、吴伟业的人生经历，与《红楼梦》完全不合。《红楼梦》开卷就说："作者自云：因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兄轨训之德，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之人"（5）P2云云。可见，《红楼梦》是取材作者自己的家世和人生经历，而非常明显的是，这和吴伟业（梅村）的家世和人生经历没有丝毫相同、相似之处。试问，吴伟业是"一事无成，半生潦倒"吗？晚年过的是"茆椽蓬牖，瓦灶绳床"的日子吗？完全是两码事......

吴伟业为什么"号梅村"呢？清·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谈到吴伟业的"梅村"时说："所居乃故铨部王公士骐之'贲园'，先生拓而大之。垒石凿池，灌花莳药，翳然有林泉之胜，与士友觞咏其间"（12）P1405；清·顾世轼《梅村先生年谱》中记载："先生所居'梅村'，旧为王士骐'贲园'，称'莘庄'，在太仓卫东。中有'乐志堂'、'梅花庵'、'交芦庵'、'娇雪楼'、'鹿樵溪舍'、'桤亭'、'苍溪亭'诸胜"（12）P1454云云。所以，"晚号梅村" （12）P1424。而吴伟业应召"博学鸿儒"后官至"国子监祭酒"（当时"国立大学"的"校长"），哪里有"一事无成，半生潦倒"、"茆椽蓬牖，瓦灶绳床"的丝毫影子？

2、从吴伟业的家世来说，也与《红楼梦》迥然不同。据《苏州府志》载："（高祖）吴愈，字惟谦，凯子。......成化乙未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历员外、郎中。......迁河南参政（从三品），致仕归"（12）P1425。"嗣高祖悳，字维明，号静庵。......无子，以愈次子南为嗣"，"曾祖南，字明方，号方塘。赐内阁中书（七品），后官鸿胪寺序班，以使事过家为御史所论，谪江西建昌府幕官"（12）P1426。

而吴梅村所作《先伯祖玉田公墓表》一文云："伟业四五岁曾及见之（按：指其叔祖吴诰），老且贫，衣食于卜肆。余祖尝抱伟业于膝，顾叔祖而叹曰：'尔知吾宗之所以衰乎？三世仕宦，廉吏之橐，固足以传子孙。尔伯祖实主其帑，用之为饮食裘马费，产遂中落。余与尔叔祖庶出也，少孤，故皆贫'"（12）P1032。按：他的嗣高祖吴悳，不过是个平民百姓。曾祖吴南，仅做过"内阁中书"、"建昌府幕官"等小官。到他的祖父吴议（即"抱伟业于膝"而叹"贫"者），则因家贫，"幼赘于琅琊王氏，遂居太仓"，也就是"倒插门"而"入赘"于太仓王家，所以吴伟业成了"太仓人"。其父亲吴琨，也不过为"诸生"，穷秀才而已。直到吴伟业于明崇祯三年，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中一甲二名"榜眼"，授翰林编修。充实录纂修官，东宫讲读官，升南京国子监司业，后又升中允、谕德、庶子。吴家才由此而发达起来。崇祯十三年因"丁嗣父艰"卸职归里守孝。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自缢，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顺治"定鼎燕京"等等，他都在太仓家里。马士英等人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建"弘光"朝，顺治二年吴伟业应召为少詹事。因与马士英有旧怨，辞职归里。顺治十年（癸巳，1653），"应召入都，授秘书院侍讲"，"寻升国子监祭酒"，因两朝为官，故清朝史书将其列为"贰臣传"。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辞职归里，大概从此经营"梅村"，风花雪月，会友吟诗，优游林下。

就是严绳孙的晚年，也与《红楼梦》作者自述景遇绝不相同。清·李调元《淡墨录》载："（严绳孙）归田后，杜门不出，筑堂曰' 青草堂'，亭曰'夫亭'，布以窠石、小梅、方竹，宴坐一室以为常。......暇辄扫地焚香而已"（9）P1753。与"一事无成、半生潦倒"、"茆椽蓬牖，瓦灶绳床"之景遇，大相径庭。

3、吴伟业、严绳孙不可能用《红楼梦》那样的语言写或改《红楼梦》。

毛泽东曾称赞《红楼梦》是所有古典小说中语言写得最好的一部。确实如此，它的叙事文字，典雅华瞻，充满诗情画意；它的人物对白，不仅生动流丽，而且俗言口语，惟妙惟肖，口角生风，读之令人拍案称奇。这已经是很成熟的"北京方言"。

《枣窗闲笔》中曾讨论到一些当时的"字眼"及"语音"，比如："'仔吗'二字，本时下口头语，用之原可。然须看地方用始当，譬如作'甚么'，写作'仔吗'可也。若'怎么'写作'仔吗'，岂复成话？"一般的清史研究者，只会把这里的"仔吗"、"甚么"、"怎么"看作汉语词汇在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写法。其实，这与女真人（满族）的语音有关。北京方言，由于满洲人入关定鼎北京之后，其语音、词汇、语法与当地人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形成新的语言现象。这种语言现象，满族语言学家爱新觉罗·瀛生先生在他的《北京土话中的满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作了专门研究。他将满、汉语言相互融合形成今天北京话的过程，分为三个时期：一、顺治、康熙的"满语式汉语"，即"旗人汉语"时期；二、雍、乾、嘉北京方言初步形成，尚有"满语式汉语"的残余时期，以《红楼梦》为代表；三、道、咸、同进入现代北京话范围时期，以《儿女英雄传》为代表。因此，不仅吴伟业，就是严绳孙等人，都不可能用《红楼梦》那样的语言来"写作"或者"增删"《红楼梦》。吴伟业写作的三通"传奇、杂剧"中的"对白"，很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曾做过专门研究，拟另为专文论之）。

四、《红楼梦》文本中反映的时代特征根本不可能是康熙时作品。

1、《红楼梦》第五回，写贾府先祖宁、荣二公嘱警幻仙子说："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5）P100。清朝顺治元年"定鼎燕京"，为公元1644年。"历百年"则为乾隆九年（甲子，1744）。这与《甲戌本》中就已经说"批阅十载"，从乾隆甲戌年（十九年，1754）上推十年，正好也是乾隆九年，完全相合。《红楼梦》之写作于乾隆初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有人强辩说"国朝定鼎"是指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而不是指顺治"定鼎燕京"。那么，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在明朝的万历四十四年（1616），"历百年"则为康熙五十五年（丙申，1716），则吴伟业已经死了四十五年，严绳孙已经死了十四年，尤侗死了十二年，曹寅死了四年，秦松龄死了三年。什么"原作"、什么"增删"《风月宝鉴》、什么批阅《红楼梦》，真成了"鬼话"了。

2、《红楼梦》第十六回提到"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江南金陵甄家四次接驾"，显然指的是康熙六次南巡的"故事"。王熙凤说道："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我偏没造化赶上"（5）P266。按：王熙凤说此话时，已经二十来岁，再前之"二十年"，则离"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已有四十来年光景。康熙最后一次南巡，为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下推四十来年，则为乾隆十二年之间。这也是《红楼梦》写于乾隆初期的明证！

3、《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写贾宝玉过生日，史湘云说酒令："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的话，共总凑成一句话"（5）P974。按：《时宪书》是乾隆年间才有的"日历"名称。王先谦《东华录》第一册载：顺治元年秋七月"丁亥（初二），礼部启言：'定鼎燕京，应颁宝历。据钦天监咨称，新法推注已成，请易新名。伏候钦定，以便颁行'。摄政睿亲王谕：'治历明时，帝王首重。今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休，诚为大典，宜名《时宪历》，用称朝廷宪天乂民至意"（13）P211；而第三册载：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登基，"壬寅（初六），总理事务王大臣奏：'孟东颁朔，请易《时宪》下一字为"书"字'"（13）P566。按：乾隆名"弘历"，一旦他登基作了皇帝，则他的名字就成了"国讳"，是必须避讳的。于是《时宪历》从此就成了《时宪书》。这也可断定《红楼梦》必为乾隆时代所著。

4、《红楼梦》中描写的"怀表"，是不可能出现在顺治、康熙年间的。《红楼梦》第四十五回，"宝玉听说，回手向怀中掏出一个核桃大小的一个金表来，瞧了一瞧，那针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间"（5）P733。根据清廷内府档案和梁廷楠《海国四说》等史料记载，西方的时钟进入中国，始于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窦玛利来华。不过，初期都是立钟、座钟和挂钟，没有怀表。而"进贡"和贸易记载有"怀表"，始于乾隆年间。贾宝玉能"向怀中掏出核桃大小的一个金表"，只能在乾隆朝，而不可能在顺治或康熙朝。（《红楼梦》中不少典制、器物、服饰等等，都出现在乾隆时期，也拟另文讨论）。

5、《红楼梦》第一百一十八回，写贾宝玉为准备参加科举而用功，书中写道："宝玉便命麝月秋纹等收拾一间静室，把那些语录、名稿及应制诗之类都找出来搁在静室中，自己却当真静静的用起功来。宝钗这才放了心"（5）P1720。按：所谓"应制诗"，就是朝廷规定的科举"试帖诗"。明朝至清朝乾隆之前，科举应试，一般是不用诗词的。以诗入试，始于乾隆二十二年。《东华录》第四册载：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正月"庚申（二十八日）谕：......嗣后，会试第二场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韵唐诗一首。......其即以本年丁丑科会试为始，见在各省会试举子将已陆续抵京，该部即通行晓谕知之"（13）P562。可见，《红楼梦》之"后四十回"既不可能是死于康熙十年的吴伟业的"原作"，也不可能是死于康熙四十一年的严绳孙的"增删"。

五、历史资料明确说明《红楼梦》产生于乾隆年代

从目前发现的有关记载《红楼梦》的史料来看，乾隆之前没有任何记载（包括《风月宝鉴》、《石头记》等等）。有记载者，全部是乾隆年间的人物和史料。象《红楼梦》这样脍炙人口、风魔世界的小说，如果如傅波、钟长山先生等人所说，原作是死于康熙十年的吴梅村，而由严绳孙于康熙二十年代"改写"（"增删"）流传于世。那么，自康熙至雍正半个多世纪，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有一个字的提及呢？包括吴暻、曹寅、严绳孙、尤侗、秦松龄等人，他们的文集、诗集都流传于今，其中根本没有一个字提及《红楼梦》（包括《风月宝鉴》、《石头记》等等），这怎么解释呢？而有明确记载的，都是乾隆时期的人和史料。比如：

1、永忠《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姓曹）》："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14）P10。按，永忠生于雍正十三年（12735），不仅明确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而且明确说曹雪芹是其"同时"之人；

2、明义《题红楼梦（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隋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抄本焉）》（14）P11。按，明义约生于乾隆初年，诗注明确说《红楼梦》是"江宁织府"之后人曹雪芹"所撰"。根本与吴伟业、严绳孙等人毫无关系。

3、程伟元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刊印《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程甲本）卷首，高鹗《红楼梦序》说："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几廿余年"（7）P45；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修订重刊（程乙本），程伟元、高鹗合署的《红楼梦引言》中说："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7）P46。按，从乾隆五十六七年上推三十年，为乾隆二十六七年，这正是史料记载的曹雪芹去世的年代，说明《红楼梦》之开始在世面上流传并脍炙人口，是在曹雪芹辞世之后。年代完全相合。

4、《庚辰本》第七十五回有脂批曰："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按，该抄本贾兰的中秋诗空缺）（15）P1831。也就是说，乾隆二十一年抄录《石头记》时，由于"缺中秋诗"，还要"俟（等待）"曹雪芹来补作。这不仅指明《红楼梦》系曹雪芹所作，而且说明曹雪芹是乾隆时代之人。对这一点，傅波、钟长山两位先生又是如何解释的呢？他们说：这是"乾隆年传抄《红楼梦》高峰时期书主抄写、整理抄稿的记录，并非康熙朝的批语纪年"（1）P3，轻飘飘一语带过。对脂砚斋等人乾隆二十一年还在"俟（等待）曹雪芹补中秋诗"这一明确记载，视若不见，讳莫如深。这只能是自欺欺人，毫无严肃学者进行学术研究之基本的诚实态度。

（有些问题，拟另作专文，故本文有所删节）

二OO九年十一月八日

参考文献：
（1）梅枚主编《红楼研究》2009年第二期，连云港：红楼研究编辑部2009年出版；
（2）民国·邓狂言《〈红楼梦〉释真》，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清·曹寅《楝亭集》（胡绍棠笺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4）《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5）黄霖校点《脂砚斋评批红楼梦》，济南：齐鲁出版社1994年版；
（6）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
（7）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2001年版；
（8）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9）李春光纂《清代名人轶事辑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清国史馆《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11）清·张廷玉等《明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等1986年影印乾隆殿本《明史》；
（12）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3）清·王先谦《东华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影印版；
（14）一粟《红楼梦卷》，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
（15）《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沈阳：沈阳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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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黄花作者论 新新红学文本说
------驳邱华东之曹寅家雪芹论而提在野派红学统一之约法三章

作者：斯园幽兰

胡适曾言历史是个小姑娘，你可以任意来打扮她，而近百年胡适新红学即是曹学也是昨天的黄花姑娘，现今已老态龙钟，周汝昌老先生从考证走向索隐，恰如刘姥姥头上插花一样，引来红坛内外一片嘘声。

昨儿读刘姥姥醉污怡红院一节，可以想见红楼作者是要画出一幅东施黑体横陈梅村道上的旅游观光图，意在笔刺孝庄皇太后入主“北京大观园”，真是黑色幽默之巨著。

今见曹学蹦极人（“打击”霍国玲，“手搏”土默热）邱华东先生2009年11月26日在“红楼品茗”发布《荒谬绝伦的“吴梅村著红楼梦说”》，“拔刀”刺杀曹家墓地的掘墓人---傅波、钟长山。为了朋友，为了学术，藕斯园幽兰也不得不“亮剑”，捍卫吴梅村原创《石头记》一说。

鉴于邱华东先生过去和现在一直在红楼作者论上做“鬼打墙”的红外线学术，类似程咬金的三板斧，实在是不堪陈氏太极之一击，何不杀一儆百，再借题发挥，提出在野派红学统一之约法三章，让大众从曹学的“家学说”的狭隘视野里走向明亡清兴批判的“汉学说”的星光大道，还原红学以真面目，妙哉，妙哉！！

A :红楼作者悬解 普天同庆和谐

邱华东先生证伪“吴梅村说”，无非是捍卫“曹寅家雪芹论”的陈词滥调，自以为掌握真理，其实，就是红学会历届领导，也没有谁敢盖棺论定红楼梦作者是曹寅家雪芹，因为这不过是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恶果”。

胡适推出“曹寅家雪芹论”之前，“曹寅家雪芹论”并非主流红学界的共识，因为大清红学是重文本而非作者的，然而随着胡适伪红学的糖衣看上去很美，文化口红们遂逐渐认同，到“红楼反封建论”一出，更是脱离了学术范围，误入政治企图的歧途。

就是在胡适推出“曹寅家雪芹论”之前，民国八年（1919）邓狂言就在《红楼梦释真》一书里提出“吴梅村原创石头记”一说，在现代红学的竞争中，比1921年才出版《红楼梦考证》的胡适早了两年。

此后，曹学虽羽翼丰满，但如曹家庄的小小鸟怎么也飞不高，而1972年台湾的杜世杰推出《红楼梦原理》一书，不仅完备了“吴梅村原创石头记”一说，境界上也达到了升华，不再拘泥于“作者说”，而是注重“文本说”。

新世纪，新曙光，新新红学第一人陈斯园不仅继承了“吴梅村原创石头记”一说，而且把“文本说”提高到了红楼主题不仅是反清而且是明亡清兴批判乃至5000年文化批判的最高境界。

通过原创一个“新新红学”名词，划开了红学的上、中、下游（譬如黄河上游是清的，中游则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旧红学阶段、新红学阶段、新新红学阶段，终于让红学东流入海，进入海纳百川的红学新时代。

自然，在野派红学大家，也从来没有屈从“曹寅家雪芹论”，湖南红学大家颜也之先生的《新红学第一前提曹寅有孙雪芹论质疑》就是第一个系统批判文章，其后又有谢志坚先生的《红学中的三个曹雪芹》，开阔了大众的视野，藕的小表妹王梦蝶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推出洋洋两万多言的集大成之作《技术合成手段炮制出的“曹雪芹”和千疮百孔的“自传说”》，在网上得到热捧和流传。

其言犀利而理性，一针见血，见血封喉，又不乏逻辑与考证：

《红楼梦》有没有撰写者？当然有。那到底是谁？一个真名实姓肯定不叫曹雪芹也未必肯透漏姓名的隐士。作者之谜也许是个永远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但不要拿一个用嫁接手法，通过技术合成手段拼凑出的子虚乌有的曹寅之孙"曹雪芹"贻误读者！所谓的《红楼梦》是江宁织造曹家的"自传说"只不过是一个漏洞百出自欺欺人根本经不起推敲的"胡说"。作者研究可以一直进行下去，但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和富有说服力的学说产生之前，象《金瓶梅》的署名"兰陵笑笑生"一样，将《红楼梦》的编撰者"曹雪芹"当作笔名，这是对《红楼梦》负责，对学术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的严谨治学态度。

作品署不署名及署什么名是完全是作者的自由，笔名既可以有"兰陵笑笑生"这样一看就非真名的，也可以有像"鲁迅"（周树人）、"金庸"（查良镛）这样貌似真名的。因为有明确的记载，大家不会到鲁家宗祠去寻鲁迅，也不会去金家家谱里寻金庸。那么为何非得认定《红楼梦》的署名"曹雪芹"就是真名，再根据"自传说"反推得出结论，"曹雪芹"一定是曹家子孙进而死死咬定是曹寅的孙子？在没有弄清曹雪芹到底是何人之前，在不能证明"曹雪芹"就是曹寅的孙子之前，"红学三大死结"之"芹系谁子"本身就属于"曹雪芹是曹寅之孙"这一尚未证实的假设上的悖论。举个不太恰当但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上个世纪70年代，学术刊物上出现系列署名"洪广思" 的研究红学文章，假设，诸公恰好在现实社会中找到个"姓洪名广思"但对《红楼梦》根本就不感兴趣压根也没读过《红楼梦》的真人，于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口咬定这个"洪广思"就是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家，再根据这个"洪广思"的身世上推18代，找到洪秀全甚或再上推找到"洪升"，进而将这个"洪广思"及其列祖列宗的生平身世的研究形成一门学问，声称这就是毕生研究红学的红学家"洪广思"的"洪学"。严格的讲，这是研究与《红楼梦》半点瓜葛也没有的真人"洪广思"生平的"洪学"。殊不知，"洪广思"是"冯其庸"的化名，真正的作者是冯其庸而非现实社会中的那个"洪广思"，研究署名为"洪广思"的"红学家"身世之谜的学问应是红学家冯其庸身世的"冯学"而非"洪广思"身世的"洪学"！如果因为两个名字的巧合，就张冠李戴的将这个人的生平身世误当做另一个人的生平身世，实在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红学之最大特点就在于‘ 易破难立’ ，证‘ 非’ 远远易于证‘ 是’ ；同样驳他人之‘ 非’ ，并不能证己之‘ 是’ 。

的确，从“吴梅村说”证伪“曹寅家雪芹论”与“洪升说”是轻而易举的。

大家都关注高鹗，忽视了另一位红楼传书人程伟元(1745-1818),字小泉, 自署“古吴程伟元”，江苏苏州人，在北京与还没有中进士的高鹗“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的编务，三印《红楼梦》。但我是不相信的，因为在程高120回本推出前：“吴门已开雕也”，120回本已经在苏州与北京暗流涌动了，只是他们两个本子流行起来了而已！难道苏州与北京进行了电子照排？！这样快速跟进，不过是早有准备而已。

大家误解程伟元是一介书商，这是大错特错，印《红楼梦》为了图利，也太专情了吧，还跑到盛京去做爱新觉罗。晋昌将军的幕僚？

我的想象是，那是出于对故乡巨著的热爱，要免费为其推广。事实结果证据：高鹗因为编辑《红楼梦》出名而中进士，程伟元却成了“东山隐士”。真是贾雨村与甄士隐的又一翻版。

没有程伟元，哪里有高鹗，这就是“程甲本” “程乙本”，而非“高甲本” “高乙本”。。所以，苏州程伟元才是120回本红楼梦的真正庄家，高鹗不过是操盘手。

程甲本程伟元序中说：“《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竟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
新红学解释《红楼梦》五个书名还能引经据典，但五个题名者则对不上号，因为这几个大佬都是明末清初人！
例如梁清标（1620-1691）号苍岩，又号棠村，是序文作者。梁清标生于1620年，如何给生于1712或者1724年的曹家雪芹作序？司马光能为司马迁在其书中作序乎？
例如吴乔（1611-1696），昆山人，号玉峰，著有《围炉诗话》，“题《红楼梦》”。
梁清标、吴乔都是可查的人；石头、空空道人、曹雪芹则是子虚乌有。

但是梁清标，吴乔，王士祯的时代，却有一文坛领袖吴梅村，并与此三人都是好友，吴梅村最长，固曰"其弟号棠村序"。曹寅家雪芹与洪升，何来“其弟”之说。
曹家雪芹虽不是创作人，但是传书人之一，也许有可能，这得研究曹寅，而非曹家雪芹。

说到曹寅，不能不说比曹寅官职高得多的我们河南人宋荦（1634-1713），宋荦受教于侯方域，自然闻知"师爷"吴梅村，后来的确在苏州幸会，并“为之倾倒”。
康熙三十六年（1697），宋荦在虎丘主持上演洪升被禁的《长生殿》，轰动江南，尤侗等参与并写序。土默热总不忘1704年曹寅在南京上演《长生殿》，却不知道宋荦早开先河于苏州，曹寅不过是东施效颦而已。

曹家雪芹的一切都没有正史的证据，都是从小说的红楼开篇与结尾的两句话演绎的！并非正史，而是小说！所以，考证派也是索隐派，是索隐派的曹家说！无论是考证曹雪芹还是证伪新红学，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研读红楼文本写的是什么，倘若一味舍本逐末，大方向错了，方法论又价值几何呢？

传记的基础是正史，而周汝昌先生等人的洋洋大著《曹雪芹传》没有任何历史根据！周岭在《百家讲坛》说曹雪芹文稿全部遗失，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一个人的猜测！

红楼作者目前能搞定论，因为没有文史铁证。我们过去看曹雪芹是从曹家看，但从曹雪芹的笔名而言，文学属性是曹植，是冷子兴柳(曹)敬亭，从政治属性曹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大明遗老吴梅村的自况。雪是东北，芹是江南采芹人。

这是从红内学的解读法，不是关于红楼作者家族考证的红外学解读法。

教科书不需要更正，只需标明曹雪芹是笔名，因为曹寅家雪芹与吴梅村冒襄洪升都是红楼作者候选人，还有江浙五不肖之一（钱谦益龚鼎孳吴梅村陈之遴）的曹溶等。

所以，红楼作者问题，在没有铁证之前，要学庄子悬解，不必纠缠，否则就是无聊之聊！红学各路方家就不肉搏战了，人民群众也接受，就是和谐社会了！

B:文本之争焦点问题：红楼主题是否排满

我们读红楼，是看书？还是看作者？钱钟书有妙语：既然鸡蛋好吃，何必见要拜见鸡。

红楼学术，主要论证的应该是主题与文本意象，通俗地说就是红楼作者到底写的是啥东东，是何企图。

红楼是否反清，是主流红学与在野派红学的焦点，但小子认为，红楼作者并非单纯地反清，更是5000年文化批判。

譬如对贾敬炼丹的批判，我们可以想象大明嘉靖的40多年荒政，大明是一个纵欲的朝代，男风很厉害，吴梅村的弟子陈其年就与冒襄的小生徐紫云恋爱，表现在红楼里就是宝玉与秦钟，薛蟠爱香怜与玉爱并想和柳湘莲好，这就是大明朝的“风月宝鉴”。

譬如对凤姐，脂砚斋批云与贾雨村（莽操遗容）是一对奸雄，曹操语等，红楼如三国一样是反曹操的，但也对凤姐才干说“金紫千万谁治国，裙钗一二可持家” （《石头记》第17回有题头诗），让你去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曹寅家是找不到凤姐的原型的，因为她的原型是孝庄太后，又取材于北魏胡太后北齐胡太后周朝武则天等人。

所以，明年陈斯园将于中国网络写史第一人梅毅即郝连勃勃大王合作出版《梅兰文史对话：红楼千年批判》。

《百家讲坛》的主讲马瑞芳老师在央视上讲不了红楼，就如蝴蝶飞飞上山下乡到多省讲坛散布红楼主题反封建言论，孔子一听，笑了： “男人（红学家）读书（红楼）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见这样的人，读了书（红楼）倒更坏了。这是书（红楼）误了他，可惜他把书（红楼）糟蹋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害处。”（第42回宝钗对黛玉说）。

被红楼作者列为大恶人的秦始皇是周朝封建制的破坏者，也是终结者，也可以说是新的中央集权制度为特色的封建制的倡导者，其实为法家李斯所为践行韩非的“君主论”。

西方所谓的“封建”本意是指西欧领主庄园制度，我们现代学者开展全盘西化运动，用“封建主义”来套从秦朝到大清这段历史，其实是张冠李戴，关于这一点，中学教师出身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指出来了，可惜良药苦口，大家还是喜欢胡适博士等伪国学家的某些新文化理论。
曹学家把红楼反封建和明末清初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其实是不懂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大宋时期就已经“芳草粘天”。

从贾政的存周之字，就可以看出，红楼作者非但不是封建制的叛逆，且是要回归周朝的封建制理想国。

红楼并非反对封建伦理，而且大肆宣扬明清时期开始盛行“忠孝节义”说。

譬如红楼作者让贾琏与凤姐生女不生男，是想让多尔衮与孝庄绝后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最早出自《孟子·离娄上》，所以判词云“从冷休”，并非说贾琏冷遇，而是凤姐无能生子。清初讲“三纲”，最强调的是“孝”，叫做“以孝治天下”，吴梅村就曾为顺治编辑《孝经衍义》，这就是宝玉给巧姐讲《孝经》的故事取材。

譬如司琪与潘又安“私奔”，黛玉宝玉守规矩，还没有婚前（爱恋）性行为，正是反叛与保守的鲜明对照；黛玉的所谓“宝嫂子”袭人半推半就改嫁戏子蒋玉菡，所以判词说她如“一床破席”，就是说的“变节”，尤三姐就是因为与贾珍有一腿，才被柳湘莲认为失节，而尤三姐的一抹脖，让眠花宿柳的柳湘莲无地自容，也出家了，好比钱谦益说柳如是红杏出墙不过是失去小节，俺投降大清是大节都没有了。

可见，红楼的忠孝与节，被比喻成了抗清与投清，而晴雯不与宝玉睡，黛玉的身子是干净的，妙玉心猿意马而身洁，都是抗清派的暗喻。

红楼作者也口口声声“我先圣孔子”，还托宝玉之口说：四书以外无书。宝玉还曾有疯狂之举动：“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
　 宝玉是个叛逆者吗 ，我看宝玉，如同大明多数文人，只懂一个字：“逃”!

红楼作者既然不反朱子，也不反孔子，又何曾反封建？
从明亡清兴批判升华到5000年大批判，可见作者是新儒家。

爱情说早已之，清初脂砚斋等就是第一批，这是小学生都能看懂的文本内容，何谈学术？

20世纪出现的反清说，风起云涌，在批判曹家雪芹自传说中渐成星火燎原之势，以后必将成红学主流观点。

阶级斗争说是时代的产物，必将随时代的黄河东流去，但其携带附庸的反封建说，却依然漂浮在21世纪的红学界！如果一个人刻舟求剑还可笑，那样多的人，那样多的教授也在刻舟求剑，这就是中国红学界的悲哀，乃至中国学界的悲哀了。

红楼作者要反的是假儒，即是真儒甄士隐度化贾雨村也，看不懂这一点，何谈红楼主题？

所以看实际上邱华东先生死守地牢：“《红楼梦》反理学，反仕途经济，但是并不反皇帝，反满清”。就是把牢底坐穿，你还是学术囚徒，坐井观天，永远不见天日。

我们解读红楼，不是复述红楼故事，要去听其弦外之音，解读其文本意象。

譬如大观园就不要拘泥认定在哪里，如果红楼是作者自述传，作品的生活原型也应该找到，但是周汝昌先生在高龄之际无可奈何宣布大观园原址和主人也找不到。

大观园的历史原型，最远可以追溯到宋徽宗的艮岳！宋徽宗曾是“宁郡王”，年号曾有“大观”，还写了《艮岳记》！
某地园林可能是大观园的原型之一，但大观园绝对不仅仅是那一地！正是"白马是马，白马非马"也！

回头再看邱华东先生论吴梅村晚年没有过"茆椽蓬牖，瓦灶绳床"的生活，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才是红楼作者写照，真让藕斯园幽兰笑弯了细腰，难道你就不知道“蓬荜生辉”不过是谦辞，否则何来“与二三同志，酒足饭饱之余同消寂寞”， 曹雪芹饿得靠墙走，又哪里有资金买笔墨纸砚，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先解决温饱问题才能搞“上床建筑”的玩意。
　

C: 红楼背景是顺康时期，红楼故事是南明20年的春秋

关于红楼背景与故事，我个人认为故事取材秦淮八艳与清宫秘史，时段主选1644年国变到1662年南明灭亡的南明痛史。教科书说红楼以四大家族为主线，是很表面的定论，其实甄贾两府才是红楼主线（贾府暗示满清从升到降，甄府暗示明朝从降到升），所以红楼也可以说是胜利剧，不是王国维先生说的彻底悲剧，那是从人生角度。当然，历史并非如此，可是小说不是记录真实的历史，作为小说作者他有大明遗民的蓝图，无关预言的对与错。

陈林与陈传坤走胡适博士一路,其学院派考证看似科学,实在荒唐,因为二位都用“八字命理”来推导红楼人物的年龄，而二者的结果却相差很大，谁比谁更科学吗？非也！小说是艺术不是科学，小说可以称斤两定量吗?进行定性的化学分析才如我有可能!

譬如那薛蟠的生日是初三,暗喻吴三桂“正式在北京穿旗袍”的日子!探春的生日是清明节也是影射清明之君主的艺术需要。一部红楼,哪里有真实的生日!不过是借生亡以影射历史日期而已!

《金瓶梅》写得北宋生活像日记一样，但里面居然出现岳庙与明朝真实人物凌云翼，可见那时间都是假的，红楼时间之谜取经于《金瓶梅》，同理也！

关于红楼技法，如鲁迅先生所言：“所有的传统写法都打破了”，但更具备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荒诞派戏剧等西方现代派手法，譬如“一人两面法”，所以我个人认为是“写意小说”。具体而言：前80回通过家庭生活影射的是1644-1662明亡清兴故事，后40回都是小说故事的本身发展需要，当然，后人也增补了一些1685年的康熙朝事情，但与1704年后没有内容关系了。如果说前80回是少女之恋，后40回则是少妇的婚姻困局，人生的苦乐与明亡清兴的批判乃至5000文化感悟，超脱其间。

在清代红楼作者与脂砚斋的唯一知音是戚蓼生，看其序云：

【......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然吾谓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譬之绘事，石有三面......彼沾沾焉刻楮叶以求之者，其与开卷而寤者几希！】

红楼作者写"两面皆可照人" 的"风月宝鉴"，脂砚斋则在此跟帖："此书表里皆有喻也"。即是"一书两面"。

新新红学第一人陈斯园盖棺论定；《红楼梦》笔法最高妙的技巧就是"一人两面法"。

一个人有两面性，譬如甄士隐与贾雨村是红楼作者的正反两面。

一个人也是可变的，譬如宝玉的女人论，譬如苏州老乡雪雁背叛了黛玉，本是贾母间谍的学舌鹦哥变成了黛玉的嫡系部队紫鹃。譬如宝玉的丫头茜雪与小红之变心暗喻吴三桂之叛变。
　

一人两面乃至三面，是脂砚斋所言"分身法"与"合身法"。作者点出香菱有可卿模样，龄官大有黛玉之态，脂砚斋则点出黛玉与晴雯是一体，宝钗与袭人是一派。

后世学家考证，孝庄的分身在贾母、王夫人、凤姐等身上。

邓狂言的隐射理论很粗糙，所以为邱华东先生诟病，但真正的索隐派也在做修正主义，而曹学派却是固步自封，还是牵强附会地把红楼故事与曹家联系，可惜小小曹家蚱蜢舟，怎载得动明亡清兴的万古愁。

但看不懂小说创作艺术的自命为学术的邱华东先生捍卫“四次接驾论”，更是把红楼一书读死，啃得一口牙血，满地找牙。

蔡元培曾就贾家一次接驾与甄家四次接驾问难胡适如何解释曹家接驾的次数与书中描述不对口时候，胡适是哑口无言的；其实，两府一次与四次接驾,实际是接的是“崇祯的驾”,大清迁都北京,南明却是福王接于江南,死后唐王接,死后绍武帝接，死后桂王接,主要就是这四个人,还有一个鲁王监国不算!

被一句“太祖仿舜巡”的大谎所误导,“曹红学”去曹家查资料,就是对不上! 邱华东先生更是把甄贾两家混为一曹家来修正主义地谈，真是把对立的明、清统一了，呵呵！

艺术品的技法可以超越时空，但创造者无疑都要在作品里留下时代的烙印，红楼作者制造的故事，又是怎样的背景呢？
我们从黛玉葬花来看，黛玉葬花处点四月二十六日，让你不得不想起扬州屠城的第一天！

多少人读红楼，为黛玉落泪，却只知道为爱而哭，却读不懂为忠而哭！黛玉，影射大明忠臣孝子也，史可法等人！

且看第2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说的是黛玉出身扬州，是点扬州之破，而第一回写苏州大火，脂砚斋批语：是南京！显然暗示1645年，扬州屠城后，南京随着陷落。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说的可不是南明一年，内争外患！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忠贞而不变节也！

黛玉之死要回苏州：好歹身子是干净的！这个干净，是大节不失也，不是袭人之失身宝玉的变节的息夫人也，而当时对照，是宝钗完婚，正是说投降派与满清的合流也！

《葬花吟》只点明葬花之地是黛玉葬桃花（影射朱王）之地，而不点明花是何花，可见花非花，而是葬中国英烈，自然也包括梅花岭的梅花！

红楼里的三首梅花咏，正是《葬花吟》诗歌版，大家都知道《红梅赞》是革命歌曲，读红楼却把红梅当作金瓶之梅，可不是枉费前人点点心血！

脂砚斋：读《葬花吟》，再四而不能批！

难道别人的爱情让他如此感知“字字看来皆是血”，我们读梅村体，也看到不是只有泪，更多的是血，《葬花吟》也是歌行体，从1644年到1754年，有谁能写出这样的歌行体？

中国第一教授陈寅恪曾谦虚地说：“吾读《圆圆曲》六十年，莫敢说摸其宗旨，可见学术之难。”

中国作家与中国学者，集体误读红楼，面对红楼梦的代表作《葬花吟》，且不可再当作爱情的呻吟，因为那是国破家亡。

否则，不仅浪费自己的才学，更是误人子弟。

综上所述，作者论早已是昨日黄花，新近出现的女红学等更是哗众取宠，当前，新新红学文本说，已经成为红林内外的主流。

这里，需要界定的是，新新红学非陈斯园的“吴梅村原创石头记”一说的专利，而是大家可以共享的红学历史三段论：旧红学，新红学，新新红学。当然，你可以把新新红学改成新世纪红学等名词，都无所谓，只要我们新潮流红学时代取代曹学时代成为主流，“名”是不要紧的，关键是要大家研讨在野派红学统一之约法三章的内容，这个动议，欢迎各路方家批判藕的一家之言，谢了先。

最后想说的是邱华东先生敢于批判陈斯园的新新红学，此前批判霍国玲先生、土默热先生等不能成名的历史将会改变，因为他终于意识到：目今红学界……其中最为荒谬，以至"荒谬"到"绝伦"地步的，就数"吴梅村著《红楼梦》说"。

如此意气用词，并且作为标题，可见其后悔以前批错了对象，有痛改前非之意，希望以后从文本说进行研讨，如果还纠缠作者，请恕不奉陪，你也失去了这个成名的机会，因为你是系统批判新新红学的第一个曹学中人，在此表示谢意，所以指引你好好读读红楼文本，苦练红内学功，才能进入红学会高层。

程咬金虽然做过土皇帝，但没有知识底蕴，所以被李世民吞并，前车之鉴呀。否则，一路砍砍杀杀，何以成大器，祝您大器晚成，为一家之言的曹学复兴也为不被在野派认可的红学会继续成为不倒翁做出高层次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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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梅村作者论”，是在“曹雪芹作者论”每天遭到大量质疑，“红学会”自己也不足圆正其说，奄奄待毙的形势下，“吴梅村作者论”不失时机地提出的，其实“作者论”是一个比较论，曹雪芹和吴梅村，比较起来吴梅村更使人相信一些。

对于读者来说，当初要风传作者是吴梅村，那些中小学生还是一样的相信。如果说骗人，曹雪芹骗人也骗了几十年，该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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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凡署名“脂砚斋”或“脂砚”的批语全盘为吴伟叶的《圆圆曲》服务，宁非作者自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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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乾隆年间的小说这个问题不大，文本的内证就有，这个倒不必用到新红学的脂砚斋。

没有新红学的脂砚斋，红楼梦也是乾隆年间写的说，乾隆年间流行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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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这么个热闹，全是因为门槛太低造成的。索隐是人类的鸦片，西方不是还有什么达芬奇密码吗？

一路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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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望: 17  据官办杂志《环球人物》（北京《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今年第五期（上）、总第79期转译报道，今年早些时候（2009年4月下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史蒂文思审判了一桩文学史公案：莎士比亚剧作不是莎士比亚写的，作者另有其人，他就是十七世纪的英国牛津伯爵爱德华.维尔。 （小荷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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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写的是《石头记》，曹雪芹在世时始终用这个名字。吴梅村是曹雪芹用其音喻事的，楼主扯的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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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维：
　　
　　“《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书中壮美之部分，较多于优美之部分。”“若夫作者之姓名（遍考各书，未见“曹雪芹”何名）与作书之年月，其此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者也！”“《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惟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惟一考证之题目！”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一九0四年首载《教育世界》第七十六号至八十一号）
　　
　　蔡元培：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於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石头记》之为政治小说决非牵强附会！”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首载一九一六年《小说月报》第七卷第一至第六期）
　　
　　“胡（适之）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例如我国古代文学中之《楚辞》（历代内容的考证）……‘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於君；虑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此）为王逸所举者，固无非内容也。其在外国文学（中）……如（莎士比亚之著作、歌德之《浮士德》等）亦（有）情节上之考证也。然则考证情节，岂能（如胡适之那样）概目为附会而排斥之？”
　　“（其实）胡（适之）所諡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
　　“《石头记》自言著作者有石头、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等，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曹雪芹。《石头记》中有许多大事，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南巡一事，将亦有任意去取，没有道理之诮与？”
　　“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若因赵嬷嬷有甄家接驾四次之说，而曹寅适亦接驾四次，为甄家即曹家之确证，则赵嬷嬷仅说曹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谓贾府亦即曹家乎？”
　　“（这显然是）与曹家无涉！”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一九一七年九月）
　　“《石头记》在文学上的价值，是没有别的书比得上她的！”
　　（蔡元培《在国语讲习所演说词》，一九二0年六月十三日，载北京《晨报》一九二0年六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孙渠甫：
　　
　　“《石头记》一书，影书也！”“此书实是有面，有底，有底中底之三层，不可不辨！”
　　“书面为谈情之书，书底为伤谗哀怨之书，”“在书面言，上，宝玉谓宝玉之人，下，宝玉谓口中所衔之玉。在底中底言，则上下混同为一，即指石头，即指舆地，即言钗、黛所争之天下也！在书底言，上，宝玉为宝玉，是天子，下，宝玉即宝玉，（是）传国之玺。”“玺是祖父（先）所传，故比胎中带来……”“又，黛玉临终时曰：‘宝玉你好！’ 在书面言，则为恨宝玉之负心，故曰‘宝玉你好’，蓄住负心二字或无情二字。在底中底言，则以宝玉既为坤地，乃是属阴，为女子之好矣！故曰‘宝玉你好’，比黛（玉）如国君死社稷矣！”
　　（清末孙渠甫《石头记微言》，约成书於光绪末年）
　　
　　孙静庵：
　　
　　“宝玉非人，寓言玉玺耳！著者故明言为一块顽石矣！”
　　（清末孙静庵《栖霞阁野乘》，约作於光绪末年）
　　
　　林纾：
　　
　　“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其）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 （林纾译〈孝女耐儿传〉卷首，商务印书馆，一九0七年）
　　“（在“绵细可味”上）其长篇可以寻绎者，惟一〈石头记〉。” （林纾译〈块肉余生述前编〉卷首，商务印书馆，一九0八年）
　　“〈红楼〉（为）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 （林纾〈致蔡元培函〉，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
　　
　　梁启超：
　　
　　“读〈红楼〉竟者，必有余恋，必有余悲。” “乃读晴雯出大观园，黛玉死潇湘馆，何以忽然泪流？”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新小说〉第一卷第一期，一九0二年）
　　“以言夫小说，〈红楼梦〉只立千古，余皆无足齿数。”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九二0年著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