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2007年《新建筑》杂志) 

     培田村[图1、2]，位于福建连城西部的宣和乡河源溪上游的吴家坊，历史上，宣和属汀州府，这里是连接连城、永安、龙岩的交通重镇。培田村周围山水萦绕[图3、4]，自然地理环境极佳，村里仍麇集聚居着同宗同姓、世系脉络清晰的吴氏家族，与其相邻的升星村同属吴姓，亦是同一祖先的不同后裔所组成。培田民居村落因其众多的宗庙祠堂、学堂书院，纵横交错，蔚为大观，引起世人瞩目。本文是作者2001年夏对培田村古民居村落进行的田野考察研究报告，笔者以为，近年来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已逐渐走出传统研究范式，深入到地方和基层研究领域，与新的社会史研究方法相适应，即运用社会空间考古学的方法，把民居建筑或村落当作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空间标本来加以透视研究，制定出相应的研究策略，从而寻找新的诠释体系。客家民居的历史研究的可能性也许正来自与其相并行的客家学研究的丰富内容-----主要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而使得客家民居研究在思想理路、考察方法和诠释框架上有所新的突破。培田村落及其建筑形态属于一种较为独特的类型，单从建筑技术层面我们尚难以将它与其它地域的客家建筑区分开来，也无法对那些已归于沉默的客家民居的原初历史提供足资凭信的诠释。也许，培田民居的意义恰恰是来自于它整体的村落空间结构形态及其背后所遮蔽了的宗族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

一、从祠堂到族谱：宗法社会控制的空间仪式

    当我们走近培田村，可以看到有大大小小30余座祠堂宗庙，从继述堂、济美堂，到双灼堂、灼其堂、到如松堂、都阃府、务本堂、三让堂等，一座座富丽堂皇的宗祠大屋，不外是典型的客家民居“三堂两横”的空间格局，但其殿庭雄伟，厅堂敞亮，却让人联想当年吴氏族众如何通过开祠致祭和其他的家族活动，并将同族成员牢固地纽结在同一祖宗的牌位之下，形成了一个个严密的宗族血缘组织。培田人构建宗祠和修纂族谱，成历代沿袭之传统。我们不仅惊叹于它所蕴含的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更诧异于这背后所意味的以祖先崇拜为线索的宗族权利控制网络。

    祠堂，作为宗族宗法社会控制的空间标本之一，一方面是作为家族精神维系的焦点，另一方面又是宗族内部控制的法庭和机构，维系着宗法等级制度的尊严与地位。有时，祠堂还成为军事指挥部和武装力量的集结地点，当本族与外族发生纠纷械斗之时，祠堂无疑是聚众纠族的中心场所。当然，祠堂更主要的功能还是祭祀祖先的场所，祖先崇拜直接体现在家庭祖堂神龛上祭奉的祖宗牌位。“正如家庭和宗族具有不同的等级，祠堂也有不同的规模。”^[1]每个家庭的祖堂，规模较大者称之为家庙，较小者称之为神龛。富裕者一家一户即有祖堂，而贫穷者只能是一宗一族共用一个祠堂。

    与祠堂相应的宗族社会组织的控制工具是族谱。纂修族谱，是维系宗族血缘关系、叙述昭穆秩序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培田村有着各种版本的《吴氏族谱》，一般来说，族谱中出现的人们可能记载了他们在世间亲属组织和社会地位中所占有的位置，那些违反社区道德的人们可能被排除在族谱之外已经记载的也要除名，螟蛉义子不登录。培田吴氏族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自然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内在关系，一如林耀华先生所说的，“宗族村落与其它类型的村落之间的区别，不但在于祠堂和祖先崇拜的存在，而且在于自然的连结结构上，家庭和宗族的联系是共同的血缘关系。”^[2]家族的族谱必须定期续修，一般规定为三世（亦即30年）续修一次家谱。总之，构建宗祠和续修族谱，可以起到强化宗族关系和宗族观念的作用。

    披阅乾隆和光绪版的《吴氏族谱》^[3]，明晰可见培田吴氏宗族社会的构成及发展的历程，那些被载入史册的煊赫家室，曾经是为吴氏家族的隆华繁盛作出卓越贡献的各代祖先，也显示了培田村落的形成与这些祖先的作为密切相关：早在元末之际，吴氏家族的开基祖吴八四，从浙江弃官来到福建，先到宁化石壁村，后“宦游汀连”，来往于长汀和连城之间，途经培田驿站，寄居于一位林氏家中，传说培田为“龟蛇交合”之地，依风水先生旨意，定居培田，买地建房，始有培田吴氏宗族后裔的繁衍和发展，迄今已有三十世，时经七百余年。其中以五世祖琳敏公、七世祖祖宽公、十四世祖纯熙公、十八世祖昌同公、十九世祖华年和拔桢公，各成当时家族中名声显赫者，写下了吴氏族谱中辉煌的一页。整个村落建筑群体的形成与这几代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七世祖吴祖宽，被称为是开启培田人文教育历史的“河源十三坊书香之祖”，正德年间，他最早创办了“石头邱草堂”（亦称草堂别墅），并聘请进士谢桃溪为师。从此培田人读书好学，重视教育，并不断修建了许多的学堂书院。十世祖有在敬、在崇、在中、在宏诸公，奠定了培田吴氏宗族的四大房，家族繁衍，吴氏后裔基本出自这四大房。十四世祖纯熙公，传说财运亨通，常有意外之财，并留下了许多故事，如“饮泉拾金”、“如厕拨草”、“老鹰叼草帽”等，纯熙公带领儿子建了隐南公祠、官厅、双善堂，三伯公祠、银库、吴仰熙居、容庵公祠，可以说是最早奠定了整个村落民居建筑的基本格局。十八世祖昌同公，建继述堂（大夫第、两房门楼）、济美堂、福州宣和试馆、南屯公祠。十九世祖时，有华年、震涛、拔桢三公，则建了双灼堂、灼其堂、如松堂、都阃府（世德堂）、进仕第（务本堂）、三让堂等，完成了培田村的最主要的民居建筑。

    从纯熙公到拔桢公，几代人在此建了30余座的建筑，从宗庙家祠、学堂书院，到沿街的各种商号店面，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培田宗族社会的空间标本和文化积淀，可以揭示出明清社会地方宗族社会的原初样态。值得注意的是，培田村已成为吴氏单一姓氏的宗族聚居地，随着宗族的繁衍扩展，原来同居一地的曹、林、谢、张姓人家早已相继搬迁出去。在这种单一血缘关系的结构中，家庭是一种基本的经济单位，而几个家庭组成了一个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复合体---支房，宗族则是在一个祖先崇拜意义上的信仰单位，以上这些单位，依靠宗族的祠堂构成一个兼有经济、政治、社会、信仰、教育和军事等功能的单位，形成了高度自治的宗族社会的控制系统。

二、千米古街：亲缘与地缘的商业格局

    沿着培田狭长逼仄的“千米古街”，这里实际上是晚清以后所形成的繁华商业街市，只见街贯巷连，椽檐相接，商铺宗祠、学堂书院沿街排列，均衡有序，吴氏世代家族经数百年的营建修缮，形成了今日宗族聚落空间的街道样态。“千米古街”宛如一条宗族聚族而居的纽带，将吴氏宗族的社会与空间组合连接在一起；又象一根绵延不断的族群血脉，述说着祖先艰辛创业繁衍发展的历程，记录了吴氏家族数百年的历史沧桑与隆盛繁华。

    培田村繁华的街道形态源于它发达的商业和经济活动。近代历史上，培田曾经是连接汀州和连城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商业集市的所在地，培田村有各种商号37个，现留下23间店铺[图13]。吴氏家族的经济活动主要以造纸业、钱庄为主业，兼布业，谱载的福州“云丰纸业”，汀州“昌同油行”，还有“仁昌布庄”、“早珍号纸庄”，纸业商行大多是集中在福州、潮州两地，因两地水路交通便捷之故。当地广泛种植“竹子”，可用于造纸，以吴氏经营的纸行为枢纽，培田已成为当地纸业经营的集散地，营销范围广及汀州八县、潮州和赣南等地区。而在当地所种植的一种称为“兰靛”的植物，则用于制成染料。其它还有药局、客栈、轿行、杂物等商铺字号。在农业方面，吴氏宗族原有上万亩土地资源，族内有各种学租田（教育、奖学金）、公偿田等，维系宗族的公益事业发展，并有“公益社”对族内事务给予调解。商业的发展使得村落形态具有了某种开放型的空间特征。

    构建宗祠、纂修族谱以及宗族地位的维系，都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商业活动也要借助宗族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张和参与市场竞争。两者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而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宗族社会的亲缘关系与商品经济关系的同步发展，必然要协调稳定的宗法等级制度与流通的商品经济之间的某种矛盾关系，近代培田村吴氏宗族重视商业的特点，导致了宗族内部宗法等级关系的相对弱化，贫富不均有时也使得传统的宗族谱系所赋予的权利中心受到挑战。正如莫里斯•弗里德曼所言：“富人要比穷人活的长，结果之一是宗族内部的社会分化，甚至在谱系的基础上给予有影响的成员更多的机会获得领导职位。”^[4]此外，培田人在外经商也是以宗族血缘为基础、以亲缘与地缘关系为网络，建立各种广泛的商帮行会和经营网络，其辐射范围广及福州、汀州八县、潮州和赣南等地区。

    传统民间村落经济的关系是建立在宗族家庭或房系为单位的经济基础上，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以个人为单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近代培田我们所看到的是，宗法制度与家族经济是如何和谐有机的发展，然而在更高的整体层次上，我们也看到了其中的族群社会的逐渐分化与分裂的现象。正如唐力行先生所说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的社会网络，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启动和初步发展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亲缘与地缘又是与资本的人格格格不入的。……新兴的资本主义不得不依靠亲缘和地缘关系来建立市场，这就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陷入了一个挣不脱的怪圈。一方面亲缘和地缘网络帮助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启动，另一方面亲缘与地缘又制约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5]

三、空间象征：村落结构的聚合与分异

    培田村有古今两张村域图：一张是乾隆版《吴氏族谱》中所绘制的；一张是现代的村域测绘图[图14、15]。从整体村落结构的角度而言，将两图进行比较：在乾隆版的地图上，有着明显的村落中心，沿着虎形山下呈东西方向，形成了村落的中轴，这也是一条风水脉络的轴线；而在现代的测绘图中，古老的村落格局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中轴线隐含不见了，代之以南北方向的“千米古街”，体现了一种商业的轴线关系。这两张图充分反映了培田近代宗族宗法社会与民间商业活动的调和与矛盾、盛衰与变迁的过程，也不难看到培田与其它客家村落有所不同的一些特征。

    首先，就单体宗祠建筑而言，培田村历史上所遗存下来的各宗祠空间保留了传统宗族社会的宗法等级秩序，宗族自治的社会控制系统借助民间宗教信仰的庙宇、宗族血缘象征的祠堂和纪功柱、传统道德教育的学堂、商业经营的商号铺面、以及强身健体之用的武厂等空间形态，组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系统的控制网络，使得宗族内部形成了强有力的社会内聚力，而不依赖于政府或外来的控制系统。其次，在总体村落的空间结构上，随着历史年轮的更替积淀，近代呈现为一种自然开放的格局，这里没有了传统客家民居那种封闭的防御性空间设施，各代宗祠布局排列也不具有严格的尊卑等级之分。宗祠与宗祠、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没有隔绝家族与外界的坚壁高墙，而是沿着千米古街平行排列，呈开放平等的格局。我们从福建永定的土楼、江西全南的围屋，或广东梅县的围拢屋、深圳龙岗的围堡等所见到的客家宗祠，均有封闭坚实、防御性强的大型院落空间，世代族人同居一处，有着制控全族的中心祠堂，各家庭住所围绕中心祠堂建设；而培田村总体格局上缺乏这种防御性功能的高墙大院，一方面是培田村落的周边环境犹如天然的屏障，已形成了现成的宗族村落安全防卫的“边界领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近代商业的发展所导致的自由平等格局。

    的确，培田宗祠分布的格局反映了宗族权利聚合力的相对弱化并且在分异和瓦解的过程。与其他客家宗族始终具有强大的聚合力不同，尽管培田村吴氏族人仍共居一方土地，历史上宗族内部的权利始终处于分异和转移的变化过程，祖先崇拜的宗族聚合力不断让位于经济地位的变化所带来的权利交替。莫里斯•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宗族组织》提出，“权利和地位的不平衡分配是划分不同裂变单位的界限。宗族的构成单位—尽管它们在谱系上是平衡的—有时在富裕程度、社会影响和成员增殖等方面呈现不平等的倾斜”^[6] 。特别是到了近代，象征现代的政府行政权利直接渗透到村落基层组织，这种宗族内部的聚合力逐渐瓦解以至消亡。据美熙、来兴老人的陈述，现在村里族人之间的宗族亲和力较为淡漠，依靠宗族的权利无法组织全村人的统一行动，这已使再续家谱的大事变得十分地艰难和不可能。这里要说明的是，当宗族权利被瓦解摧毁之后，并没有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系统能完全取代原有宗法控制系统，而只是依靠政府行政权利的强制性控制，使宗族权利系统的作用暂时隐藏和消退，原来活跃的村落经济也在新的行政系统的分化瓦解中变得一蹶不振。而一旦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在东南中国许多地区的宗教和宗族活动在压抑过久之后会有强劲的反弹现象，培田村当然也不例外。但原有的经济基础已然破坏，现时只能寻求其它资源如旅游来振兴培田经济。

    综上所述，培田民居和村落的整体空间结构形态特征，体现了明清时代东南地域宗族宗法社会与民间商业活动的调和与矛盾、盛衰与变迁的特征，而民居村落则是明清宗法社会转型的空间标本。本文研究尚属粗浅的一些看法，请识者批评指正。在此感谢连城县市委宣传部提供的相关资料和大力支持，感谢培田村委和吴来兴、吴美熙老人的帮助。

注释：

[1]、[2] 、[5]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1年。

[3]            渤海堂，《吴氏族谱》，乾隆戊申年修。

[4]、[6]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