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生年之再考

   吴氏始祖泰伯的生年，是吴文化研究和吴氏宗谱编修中必须涉及的重要问题，多年来为有关研究者所瞩目。但各自论说，至今未有定论。流传至今的泰伯生“武丁40年丙申”的记载，仅是谱载，却不见于其他任何史书文献。1950年无锡第15次修《吴氏大统宗谱》和前修的13次、14次等谱的记载都相同，且无注释，准确与否则由人评说。

    笔者前因发现谱载泰伯奔吴立国，至夫差失国的存国年数，与吴国25君王在位年的总年数不符，于是专门对这一专题进行了探讨研究。根据中科院发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以武王克商(公元前1046年)为年代标尺作对照，笔者考证了泰伯生年在前1165年。从而笔者以《泰伯生年考之我见》为题将研究结果发表(以下简称《我见》)，刊于2002年《吴文化》第7期和2004年《无锡史志》总第50期。

    发表《我见》时，从全国各地汇集到无锡的《吴氏宗谱》有300余部；五年后，总数超过1200部。各谱所载泰伯生年竟有二十余种不同的说法。原因是各谱记载的来历和切入点不同，标准依据和计算方法各异等等。其中除修谱者抄袭别人的以外，真正研究者的相同结论不多。由此可见无锡《吴氏大统宗谱》所载的泰伯“生武丁40年丙申”，也并不一定可信。

    所以，中科院发布的“夏商周断代”年代表，可作为开启困扰泰伯生年研究大门的钥匙，并已唤起众多泰伯生年研究者的关注。“断代工程”不仅对吴文化研究和谱牒文化研究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繁荣修谱事业和提高修谱质量大有好处。值此各界热衷参与泰伯生年课题探讨的机会，笔者拟将《我见》一文考证的泰伯生于公元前1165年的论断，以另一研究方式，来验证原论之准确与否。

    一、确定每一世平均年的参考值

    谱系考证，难在历世先祖失载生卒年者。若要检验谱系是否准确，须从世序(代数)与年代数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中去核实。在合理的每世平均年数下，一定的世序(代数)对应于一定的年代数(允许稍有误差)，反之亦然。这是检验谱系正确与否的重要手段之一。

    每世的平均年如何定?历史上最早由东汉许慎编《说文解字》定30年为世，历经近二千年已为各姓氏谱牒学界所公认。我在七八年编谱的实践中，也感悟到此说的合理性。但为更切合实际起见，我加以适当修正，为每世粗算(长期的)30年，细算(近期的)25年，一般取中间值27.5年，并以此定为验证谱载衍传正误的每世平均年参考数。

    二、从泰伯至寿梦进行分段考证求泰伯生年

    因任何史书不载泰伯生年，造成后世众说纷云，莫衷一是。今为易于找出切入点，从泰伯至寿梦18世间，分作二段考证：一段由武王克商年至寿梦，另一段由武王克商年至泰伯，从中求证泰伯之生年。

    1、由武王克商年至寿梦间l5世，求每世平均年

    已知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周章己君吴，估约周章30岁，则周章生于公元前

1046+30=前1076年。

    已知寿梦史载生于前621年，周章至寿梦共15世

    则周章至寿梦每世平均年=（1076-621）÷15=455÷15=30.3年

    (注：武王克商年和寿梦生年都是确证无误的定值。此周章至寿梦间，每世平均年30.3年，当符合“常规”)

    2、由武王克商年上推至泰伯

    已知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周章己君吴，估约周章30岁，则周章生于前1046+30=前1076年。

    已知周章至泰伯共3世，(由前式知)周章至寿梦每世平均年30.3年，

由周章上推三世至泰伯，可得泰伯之生年算式如下：

泰伯生年=前l076+30.3×3=前1076+90．9=前1166.9年。

    此得之泰伯生于公元前1166.9年，与《我见》考证泰伯生于前1165年仅差1.9年。前后比较，较为精确。

    3、求泰伯至寿梦18世平均年

    (由前式知)泰伯生于前1166.9年；已知寿梦生于前621年。

    则每世平均年=(1166.9—621)÷18=545.9÷18=30.3年

    泰伯至寿梦18世，平均每世30.3年，与常规相符。

    与前《我见》考证泰伯生于前1165年的每世平均年；(1165—621)÷18=30.2年，仅差0.1年。

    三、季历活动的年代与泰伯相应年代的比较

    史载季历多次与戎夷族人作战于今山西境内，屡克之，并多次受商王朝赏赐。今择要摘录列表于下：    （略   网站注）

  上表有据可查，因谱载泰伯长仲雍4岁，仲雍长季历4岁，所载季历活动之年，对应于泰伯相应之生年，则表中泰伯生于公元前1157年，与前撰《我见》所考泰伯生于前1165年相比较，泰伯相对晚出生8年，但尚属接近。

    (注：按上表所载，季历之生年为公元前1149年，因泰伯长季历8岁，故上表泰伯之生年为公元前1157年。)

    四、吴国存国之年与泰怕生年的关系

    吴国存国之年究竟是多少，史无明载，所知者仅知夫差失国于公元前473年，而泰伯生年和后之奔吴于何年，均扑溯迷离而难知。所以谱载因各自编修依据不一而互异，致各谱差别悬殊多达百年余。大多《吴氏宗谱》记吴国存国有700年余，《锡谱》载吴国存国771年，但此数与吴国25君王在位年之和738年有矛盾，缺少33年。《我见》考泰伯生于前1165年，泰伯42岁于前1123年奔吴，则吴国存国之年与吴国25君王在位年之和均是650年。则：

    ①谱载存国之年与考证所得之差=77l—650=121年

    ②谱载25君王在位年与考证所得之差=738—650=88年

    ③谱载之存国年与谱载25君王在位年之和之差=771—738=33年

    而②与③之和=88+33=121年

    可见，谱载吴国存国之年悬殊百年之别，主要是由40余种武王克商之年的说法引起的，有前1012年至前1130年之时空差，从而使各谱所载随编修的依据、标准、切入点不同而不同。

    确定吴国存国650年已见于《吴氏宗谱》的，有清光绪年间重修的《江阴商山谱》、《福建漳州谱》。其云：“自泰伯至夫差，传2l代，25君王，凡650年。”其结论之依据，未载明于谱，但显见古人早有了研究。因此，在确定夫差失国于前473年至泰伯奔吴于前1123年，吴国存国650年，则可证泰伯生于前1165年之不谬。

    吴南生先生的研究可作《我见》之补证：1950年15次修《锡谱》时，任吴塘门支会修的吴南生先生(92岁，原任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会计师职)，在2003年7月的来信中说：“武王克商之年已定前1046年，由此可推导出泰伯与文王相差38年左右。文王寿约75岁，武王继位11年后灭商，则泰伯生年当为：前1046年+11+(75-1)+38=前1169年左右。而最接近于1169年谱载的丙申年只有1165年。故而推算泰伯生于前1165年的精确值比较高，是站得住脚的。”

    五、唯有确实可信的谱载资料才可作考证依据

    某些泰伯生年研究同好者中，不乏迷信《吴氏大统宗谱》泰伯生“武丁40年丙申”的记载。他们不问谱载的可信与否，悉为考证之依据，并不厌其烦地力主唯“武丁40年”是“王世”纪年为据，直接与“断代工程”年表进行换算，得泰伯生于前1211年之结论，还自认是简捷易行的考证良术。殊不知谱载泰伯生“武丁40年丙申”是个史书无载，仅刊于谱，从未被证实的一个不可信虚拟数。以一个不可信的虚拟数去推算出某个数，仍是一个不可信的虚拟数。这纯是数学上的置换关系而已，决不是真正意义上引经据典的考证，徒然是毫无价值和实际意义的。唯有确证谱载数据是可信的一个数据，再去换算成另一个数据，才是可信的结果，方有其实际意义和价值的存在。

    看他们以“王世”纪年为据，换算泰伯生于公元前1211的数值是否可信可靠?今以此数值与武王克商之年的前1046年之差得165年，与周章约生于前l076年之差得135年。泰伯至周章共三世距，则得每世平均年45年，超过周章至寿梦每世平均年30.3年的近50‰也超过常规每世30年的50％，可信可靠与否?不言而喻己很显然。

再说，谱载“武丁40年丙申”，应是纪年与干支书写上的对应年，其实质应是完全一致的。然谱载却与历书记载“武丁40年”岁在“庚戌”不同，前后竟相差46年。岂有未明其因而妄信其“王世”纪年之无疑?要知“王世”纪年是个不可变量之定值，毋庸争议就已确定了泰伯生于哪年的确数，何必兴师动众，化那么多精力去考证昵?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谱载的“王世”纪年数值是否可信可靠，还有否旁证资料的佐证所决定的！所以，切不可盲目信任谱载资料作考证依据，去徒耗精力，作无功之劳。

    综上所述，笔者这次对泰伯生年的再考，运用了其他方法和正误两方结论作进一步考究，验证了前《我见》所考泰伯生于前1165年的准确性，并进步证实泰伯不可能出生于谱载的“武丁40年丙申”。根据“断代工程”年代表推断，泰伯只可能出生于廪辛或康丁朝。据江林昌著《中国上古文明考论》第139页载：“古公亶父迁岐在殷墟文化第三期以后，即在公元前1200年祖庚、祖甲以后的事。”田此，泰伯不可能出生于较之为前的武丁朝。持此同一论说的还有许海山编《古中国简史》(第199页)。干支“丙申”年在当时的对应纪年是前1225年、前1165年和前1105年，“丙申”可在这三个数中游动。而最适合对应丙申年的，只有前1165年最恰当。因此，泰伯之生年可改书为泰伯生于“公元前1165年丙申”，这正与谱载之泰伯生于丙申年恰好相符，并证明笔者《我见》所考是经得起推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