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吴嘉纪乐府诗的现实性

　　汉乐府继承《诗经》开创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田”的现实主义传统，“缘事而发”，其优美的形式和丰富的内涵倍受历代文人的青睐。杜甫将其新题与内容相结合，用乐府诗体歌咏时事，创造了“即事名篇，无复傍依”的诗风。白居易、无稹、李绅等取法杜甫，以“因事立题”为写作准则，倡导了“新乐府运动”，提倡“歌诗合为事而作”，以“句首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形式，完成了古题乐府向新题乐府发展的历史进程。清初诗人吴嘉纪继承了汉乐府和唐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大量创作乐府诗，以饱含血泪辛酸之笔，积极地反映清初沿海一带的现实，揭露时弊，为人民的疾苦而呼吁。其诗被时人称为“最善说穷”的艺术。

　　吴嘉纪自幼聪颖，少年时曾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州试第一。清兵南下，曾参加过抗清活动。明王朝覆亡，他绝意仕进，隐居海滨，名所居为“陋轩”。他的生活十分贫困，破屋数椽，不蔽风雨，与冷风凉月为邻，荒草寒烟为伍，以苦吟为乐，交游不广，名声不著。直至晚年，他的诗作得到周亮工、王士祯等人推重，“由是东南名士，先后造访邮筒无虚日，争识其人以为快”（袁承业《王心斋弟子师承表》）。吴嘉纪因贫病交加而去世，周亮工为之汇刻诗集，名曰《陋轩诗》。他的诗集中，在思想内容上民族思想和人民性有高度的成就。沈德潜《国朝诗别裁》在他的小传里曾把他和王渔洋相提并论。正因为其思想性的敏锐、尖刻，其诗曾被清统治者列为“禁书”。统计《陋轩诗》一千零九十一首中，有民族思想和人民性的诗有一百七十六首，占百分之十六以上，在历代诗人中罕有其比。其中的乐府诗更是其诗的精华所在。

　　吴嘉纪隐居的东淘是清代两淮的十大盐场之一。居民大多是以煮盐为生的穷灶户。在他的乐府歌行体中，有很多篇目是反映海滨灶户苦难生活的盐场乐府。他年青时候参加过烧盐劳动，熟悉盐民灶户的生活水平。他的诗作中，“淮海之夫妇男女，辛苦热隘，疲于奔命，不遑启处之状，虽百世而下，了然在目”（陆廷抡《陋轩诗序》）。在海滨煎盐的壮丁，需要汲海水煎制，其劳动生活环境十分恶劣。《嘉庆东台县志》引《如皋县志·盐法论》曾详细记述了盐民困苦种种：“缚草隄坎，数尺容膝，寒风砭骨，烈日烁肤；藜藿尘粝，不得一饱，此居会之苦也；海沙渺漫，人畜窃贱；欲守无人，不守无薪，此积薪之苦也。晓霜未晞，忍饥登场，刮泥汲海，伛偻如豕，此淋滷之苦也。秋潮忽来，飓风并作，田薪立槁，庐舍蓬飞，露处哀号，不识所在，此遇潮之苦也。逃亡则丁口飘零，住业则宅器荡屋。”诗人多次描绘了盐民的煎盐之苦：“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傍。走出门前炎热里，偷闲片刻是乘凉”（《绝句》），“早夜煎盐卤井中，形容黧黑发髼髼。百年绝少生人乐，万族无如灶户穷”（《赠张蔚先生》）。

煮海之利，以草为木。“其草有红有白，白者胜而红次之，斫必以时。每五六月，薪草方茂，谓之鑽青，不多斫，厚其殖也。草约十束，可煎盐一桶，故售草者皆以束。或以煎盐桶数论值，视丰歉以低昂价，而盐之消长随之”（《乾隆两淮盐法志·荡刈草图说》）。丰年盐民的劳动本已是十分艰苦了。而由于盐场濒临海滨，西部有大运河横贯，因积年战患，水利设施年久失修，长江淮河经常泛滥，加之海潮夹击，沿海居民倍受水灾之苦。诗人《风潮行》、《海潮叹》、《朝雨下》、《凄风行》、《隄上行》等诗，记述了因风潮侵袭，给广大贫苦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诗人生活在劳动人民之中，深切体味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灾难。在他的这些乐府诗中，字字都饱含着热泪。对广大灾民的同情，对官府富豪的麻木不仁，作了深刻的描绘：“悲哉东海煮盐人，尔辈家家足苦辛。频年多雨盐难煮，寒宿草中饥食土。壮者流离弃故乡，灰场蒿满池无卤”（《风潮行》），“飓风激潮潮怒来，高如云山声似雷。沿海人家数千里，鸡犬草木同时死。南场尸漂北场路，一半先随落潮去。产业荡尽水烟深，阴雨飒飒鬼号呼”（《海潮叹》）。

　　在“昼暗如夜飞湿烟”、“六七十日无晴天”的情况下，从水灾中苟存下来的贫苦人民也是“生计断绝”，生活无着落，“老人幸先就下泉；孩提无襦，长随母眠；阿母眠醒，腹馁不得眠，壮者起望四邻，乞食尘市，不复来还。”个别稍有仁爱之心的官长亦“惄然”，劝富户各出谷金钱。那些富户怎样呢？“富户踟蹰聚议，此户彼户，一斛两斛商量捐”（《凄风行》）。一边是生活在东海边的几千万家穷灶户，苦雨无生，老人因难忍饥馁，先赴黄泉；孩童伴母眠，腹饥难忍，在床上辗转反侧；壮者乞食不归；一边是在朝雨暮雨中“富儿漉酒聚俦侣，酒厚只愁身醉死”（《朝雨下》），而对捐谷赈民，却是“踟蹰聚议”，“一斛两斛商量捐”。因为生计所迫，“釜甑尘积，贷粟前村”，而由于“富人如虎，颜色难干”，发生了祖孙三人齐堕冰窟的悲惨事件（《翁履冰行》）。诗人以白描的手法，抓住生活中感人的细节，通过对比，对灶户的饥馁穷困，富户的为富不仁，两相对照，一一写来，令人触目惊心。

　　沿海居民不仅身受着自然界的风潮侵袭之苦，而且受着清廷和盐商的双重剥削。吴嘉纪的诗歌，对清廷横征暴敛、追逼赋税，盐商的趁机敲榨、威逼盘剥作了深刻的反映。盐民们刚从风潮侵袭中醒来，就又要应付赋税的追逼：“隄边几人魂乍醒，只愁惩课促残生”（《海潮叹》）。在“高低田没尽，横流始归海”的情况下，官吏们想到的不是加固堤防，兴修水利，“坏隄石出何磊磊？官长见田不见湖，摇手不减今年租。未崩河堤余几丈，留与催租者”（《隄上行》）。清廷的横征暴敛，不恤民情，使人民无法生活下去：“输尽瓮中麦，税完不受责。肌肤保一朝，肠腹苦三夕”（《税完》）“何事尽室逃？公家赋税苛。追呼曾几日，村村无人家”（《怀王鸿宝二首》）。因为到期完不成赋税，许多盐民不得不举家逃走。而盐商恶贾则与官府相呼应，乘机要挟勒索，追逼日甚。诗人自己就曾因不能完税而东躲西藏。由于水灾泛滥，海水含卤量聚减，草湿难燃，更增加了煎盐的困难，盐价暴涨，“盐贵贾欢甚，索盐不索钱”（《逋盐钱逃至六灶河作》）。在四言歌行《临场歌》中，诗人对官府向灶户进行残酷剥削的暴行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诗前小序中写道：“虽曰穷灶户，往岁折价，何曾少逋。胥役谓其逋也，趣官长沿场征比。春秋两巡，迩来竟成额例。兵荒之余，呜呼！谁怜此穷灶户！”诗虽是用四言体裁写的，却并不古奥，形容压迫者及其走狗的穷凶极恶，淋漓尽致：

掾豺隶狼，新例临场；十日东淘，五日南梁。趋役少迟，场吏大怒，骑马入草，鞭出灶户。东家贳醪，西家割彘；殚力供给，负却公税。后乐前钲，鬼咤人惊；少年大贾，币帛将迎。帛高者止，与笑月下，来日相过，归比折价。笞挞未歇，优人喧阗；危笠次第，宾客登筵。堂上高会，门前卖子。盐丁多言，箠折牙齿。

　　劳动人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而清朝统治者却还任意增加人民的赋税，摊派徭役。为了皇帝一时的口腹之享，却兴师动众，限定时辰将江南鲥鱼运往北京。对此，诗人以愤怒的心情，写下了《打鲥鱼》（二首）：“船头密网犹未下，官长已鞴驿马送......天边举匕久相迟，冰镇箬护付飞骑。君不见金台铁瓮路三千，却限时辰二十二。”对清皇室的穷奢极欲，官吏的巴结媚上，诗人作了有力的揭露和鞭挞！出于对官府的怨恨，诗人借为逃税而飘泊江河，以船为家的船民之口，发出了对统治者怨恨和诅咒的诗句：“断梗不怨风，浮萍不思土；乡园摈弃绝，租吏饿杀汝。”（《船中曲》之九），这首诗以民谣的形式，语言泼辣，貌似轻松，实则饱含着极大的愤懑和辛酸。在这一类的诗歌中，劳动人民的流离失所与封建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形成强烈的对照，使吴嘉纪的诗歌具有更为深刻的思想内容。

　　吴嘉纪生逢明清易代之际，历经多年战乱。自己青年时期也曾亲身参加过抗清斗争，与抗清义士屈大均交往甚厚。在他的乐府诗中，不少诗作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动荡离乱的社会现实，揭露清兵的暴行，歌颂人民的勇敢斗争精神。在《李家娘》一诗中，生动地刻划了一个在扬州城破之际，不甘忍受清军凌辱而惨遭屠戮的少妇。诗前小注简明地述写了该诗所咏之事：“乙酉夏，兵陷郡城，李氏妇被掠，掠者百计求近，不屈。越七日，夜闻其夫殁，妇哀号撞壁，颅碎脑出而死。时掠者他出，归乃怒裂妇尸，剖腹取心肺示人，见者莫不惊悼，咸称李家娘云。”诗中用李家娘自述的口气，抒写她决计赴死的心情：

　　在这场“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有几人活？”的空前残酷的大屠杀中，清兵屠杀生灵，掠夺妇女，“腥刀入鞘，红颜随走。”诗中同时写出了与李家娘同时被掠而忍辱偷生的妇女，她们虽未遭屠戮，身心也倍受蹂躏，无限悲苦:

　　扬州城破被屠是一六四五年四月间的事，其后，南明福王政权旋即覆灭，但江南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并未停止，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为了镇压江南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清兵频频调动，人马所过之处，居民惨遭劫掠，扬州城即于一六五五年再遭屠戮。此事在清代触及时讳，正史不见记载。吴嘉纪的《过兵行》却大胆直截地记写了这次灾祸。《陋轩诗》的刊刻者因其“嫌伤时”而未敢收录，足见此诗难能可贵。诗人以沉痛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凄凉悲伤的图画：

　　屡遭劫难，使住在城里的普通百姓异常紧张，一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肉跳，尤其为妇女眷属担忧。于是，一幕撕人心肺的惨剧，于一六六二年六月在扬州附近位于长江沙洲上的戎城瓜洲发生了。当时由于收到警报，城中戒严，城外的亲人担心城内的女眷遇害，买通运送木石的船只，把她们偷带出来，结果因天热气闷，不少妇女憋死在船中。吴嘉纪的《难妇行》一诗沉痛地记写了这一件事：

江头六月举烽燧，东南风吹战艘至。官长首严出城禁，娇娃艳妇缩无地。愚者争向船舱匿，覆木覆石水关出。木下石下塡人肤，日蒸气塞人叫呼。舟子耳闻眼不顾，往来逻卒逢无数。短篙刺刺渐离城，岸上骨肉喜且惊。夫来挈妻父挈女，开舱十人九人死。吁嗟乎，城外天地宽如此，此身得到已为鬼。家人畏罪不敢啼，红颜乱葬青蒿里。

　　战乱为祸之烈，妇女命运之苦，实在惊心动魄，惨不忍言。连年的战事，江船急需，官兵借机敲榨。在《江边行》中，对清兵残忍掠夺老百姓的行为作了有力的揭露：“到门先索酒与肉，主人有儿卖不暇，供给焉能厌其欲！”“家赀破尽费难足，众卒仍需常例钱”。而对奉命前去造船的造船匠，“造船日夜声丁丁”，却时时“如霜刀背鞭皮肉”，“肉烂肠饥死无数，抛却潮边饱鱼腹”（《邻翁行》）。江边之民遭受兵灾官府之害之烈，实在令人泪如雨下，不忍卒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其诗时说：“其诗风骨颇遒，运思亦复劖刻，而生于明季，遭逢兵乱，不免多怨咽之音。”吴嘉纪生逢明清易代之际，历史的变革，人民的苦难，提供给他十分丰富的生活感受和创作题材。他不是把诗当成炫示文才、猎取功名的手段，或者只以为陶写个人性情，以及应酬交际之用，而是有意识地用手中的诗笔抒写历史，反映人民的苦难。他的作品中最值得重视的部分，就是以反映盐民生活和描述水灾兵役中受尽磨难的穷苦大众的乐府诗，如《临场歌》、《朝雨下》、《海潮汉》、《流民船》、《翁履冰行》、《邻翁行》等，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图画，都是对压迫阶级的血泪控诉，真实而又深刻的内容与高度的艺术概括相结合，使其诗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吴介兹读其诗时称“如入冰雪窖中，使人畏冷”。

　　诗人坚持不与封建统治者合作，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大胆揭露，对触及时讳的“扬州大屠杀”也一一写来，毫不隐饰。沈德潜称其诗“以性情胜，不须曲实而胸无渣滓，故语语真朴，而越见空灵”。潘德舆称其诗“字字入人心腑，殆天地元气所结，......以为陶杜之真衣钵。”他的乐府诗，既不模拟汉魏，也不同于杜甫、白居易“因事立题”的新乐府，因题制宜，不拘一格，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风格来表现这些题材，曲折洞达，状难写之景，达难达之情，在近古诗人中殊不多有。汪懋麟评其诗“工为严冷危苦之词，所撰今乐府，尤凄急幽奥，皆变通陈迹，自为一家。近代严棲之作，鲜有过诸”（《吴处士墓志》）。吴周祚序称其诗“冰霜高洁，刻露清秀，不得指为何代体，要自成为野人之诗。”正因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现实内容，他的诗被称为“野人之体”、“诗史”。

　　吴嘉纪的乐府诗叙述生动，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及杂言。其中最常见的是七言和五言体。《诗经》乐府诗中所有的语言形式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一首诗有时又不拘泥于一种固定的形式，五、七言之中往往参杂三、四言，根据诗歌内容的需要灵活运用，叙述中往往杂以自己的议论，使其诗显得生动活泼。

　　在他的乐府诗中，完全运用白描手法，没有任何生僻的典故和繁缛的辞藻，而自然亲切有味。即使是用四言体写的《临场歌》、《翁履冰行》、《善哉行》等篇，写来也明白如话。在叙述上，往往注意撅取生活中动人的细节来抒写贫苦人民的苦难境状，打动读者。如《流民船》中因生活所逼行乞的妇女“一米一低眉，泪湿东西路”，《凄风行》中“孩提无襦，长随母眠；阿母眠醒，腹馁不得眠”，将因饥馁所逼，走投无路的惨状描摹得淋漓尽致。《李家娘》中“愁思结衣带，千结万结解不开”用“结衣带”这一动作来反映人物的心绪愁乱，形象生动。《粮船妇》等篇中，作者还借用对话来刻划人物性格，发展矛盾，构成波澜。

　　对比手法，也是吴嘉纪乐府诗中常用的方法之一。《李家娘》中李家娘的坚贞不屈的反抗性格与东家妇、西家女的苟且偷生的对照，李家娘听到夫殁前后的心情对比；《凄风行》中饥民困顿、无以为生与富户聚议商捐的吝啬与为富不仁的对比；《过兵行》中末尾“白发归来地上坐，夜凉同羡有巢乌”，兵灾过后人不如鸟的对比描写；《隄上谣》中堤坏田淹与“官长见田不见湖”“未崩河堤余几丈，留与催租者”的对比；《临场歌》中“堂上高会，门前卖子”的对比......。对比手法的运用，使其诗歌反映的社会面更为宽广，诗歌内涵更为丰富、深刻，同时也使其诗歌的思想内容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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