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吴都迁徙考
王 晖
论文 提要：西周至春秋时期，吴都共有四次迁徙。周康王时，虞侯被封在江苏邳县加口，称“俎侯”，春秋时为“NFDC1”地。从康王时到西周晚期，吴国一直以俎为其国都。春秋初期，吴取邗国而建都于邗，即今扬州一带。邗为吴都一直到吴王诸樊时代。第三次和第四次迁都在吴王诸樊之后。诸樊与阖闾之都为秦时“吴县”，即今无锡市西南45里的闾江乡一带。吴王阖闾时所筑并所迁之都在今苏州市，其地本名即“姑苏”、“苏”。至夫差亡国之时苏州一直为吴都。
关键词：吴国 西周春秋 俎侯 邗城 姑苏
吴国在春秋时寿梦之前的历史除《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记的世系之外，基本属于空白。吴国国都的居地，早期载籍或缺乏记述，或言之不详。据《吴太伯世家》正义及《世本·居篇》宋忠注说，从吴太伯起先后所居之都有梅里、余暨与苏州等地《吴太伯世家》正义说，吴太伯居于唐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的梅里，其19世孙寿梦仍居住于此，国号句吴，其子诸樊才南徙苏州之吴。《世本·居篇》说“孰哉居蕃离，孰姑徙句吴”，宋忠注谓“孰哉，仲雍字。蕃离，今吴之余暨也。”。这些地方大致均在今江苏的苏南一带。显而易见，这些传注正义的说法是后人对传说资料的一种阐释，可信与否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有幸的是，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吴国的出土文物文字资料不断涌现，对于探讨吴国的早期历史，特别是西周春秋时期吴国国都居地，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原始资料。本文试图根据出土的新资料并结合文献的有关记载，对吴国早期国都居地及其迁徙情况做些新的探讨。
一 周康王时代吴国所封俎都考
本世纪50年代在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出土的俎侯NFDC6簋见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5期。同期还发表了陈梦家的《宜侯NFDC6簋和它的意义》及陈邦福的《NFDC6簋考释》。，为我们提供了周康王时代吴国所封之地的宝贵资料。但是俎侯NFDC6所封之俎在何地?学术界多以为此即出土地江苏镇江市丹徒一带，笔者以为此说不妥。
(一)周初吴国“迁侯于俎”之地的考释问题
俎侯NFDC6簋铭文中的“俎”，学者或释“宜”，或释“俎”，笔者以为释“俎”是对的此字甲金文常见，自宋以来皆释宜，近代罗振玉始释俎，见《殷契考释》卷中，38页；王国维从之，见《说俎上》(《观堂集林》1册，中华书局，1982年)。俎侯NFDC6簋铭文中的“俎”，释宜的有陈梦家(见《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5期《宜侯NFDC6簋和它的意义》及《考古学报》9册，165—167、175页)、郭沫若(见《考古学报》1956年1期《NFDC6簋铭考释》)等；释俎的有陈邦福(见《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5期《NFDC6簋考释》)、陈直(《考古论丛》，见《西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57年1期，67页)等。唐兰先释宜，见《考古学报》1956年2期《宜侯NFDC6NFDC7考释》；后改释为俎，解释其字“在商周时，只读俎音”，并举证说：(1)朕簋的“大俎”即大俎，四祀NFDC8其卣与令簋中有“尊俎”之语；(2)作册般NFDC9有“王徂人方”；(3)秦公钟、秦公簋以及秦子戈均于铭末有俎字，就是《诗·褰裳》“狂童之狂也且”、《椒聊》“椒聊且”等句中的“且”。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下简称《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153、155页。笔者以为唐兰先生后来的说法是对的。笔者以器铭并结合诸家的考释重新释读如下(凡古文字中的异体则读为相应的今字)： 唯四月辰才(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诞省东或(国)图。王卜于俎：入土南卿(乡)。王令虞侯NFDC6曰：“迁侯于俎。”易(锡)NFDD2NFDD4一卣，商NFDC9一，NFDD5彤此“彤”字本左“矢”右“彡”，与下面左“弓”右“彡”之字依唐兰说均应是“彤”字之本字。见唐兰《史征》，156页。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易(锡)土：厥川二百□，厥□百又□，小邑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易(锡)才(在)俎王人□〔十〕又七生(姓)，易奠七白(伯)，厥庐□〔千〕又五十夫，易(锡)俎庶人六百又□六夫。俎侯NFDC6扬王休，乍(作)虞公父丁尊彝。
据此铭可知，俎侯NFDC6本为虞侯，故其父亦称“虞公父丁”。此虞侯之虞，50年代为此铭作释的学者多释为“虔”，唐兰先生始释“虞”，并根据出土地望指出这就是处于东南方的姬姓吴国唐兰：《宜侯NFDC6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2期。现今大多数学者赞同此说，包括初对此说有怀疑的学者李学勤：《镇江地区青铜器》，《缀古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97页。关于俎侯NFDC6簋的时代，学术界有周成王与康王两说，笔者以为以其器铭“□〔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来看，其簋为康王时代是对的，也就是说虞侯NFDC6改封为俎侯是在康王时代。器铭中谓“王令虞侯NFDC6曰‘迁侯于俎’”，“迁”字释者多缺释，唐兰先生释“迁”，依周成王时代何尊铭文“唯王初迁宅于成周”中的“迁”字字形与俎侯NFDC6簋诸拓片中其字相较，笔者以为把“侯于俎”前一字释“迁”是可信的。依此看，虞侯NFDC6改封为俎侯，也就是以俎地为都。
那么，周康王时代虞侯NFDC6“迁侯于俎”的俎在何地呢?现在学者们一般都以为此簋出土于江苏丹徒，在春秋战国时的朱方，秦汉之后的丹徒，又正好是在吴国的地域。因此，簋铭中的虞侯NFDC6所迁之都“俎”，就在丹徒或附近地区。笔者认为这是不对的，其因有二。一是春秋战国时的朱方与俎侯NFDC6簋铭文中所描述的地望不合(这一点下文再谈)。二是“朱方”与NFDC6所迁之都“俎”的古音不合有的学者以为“宜”是朱方之“朱”音转而成，宜就是朱方(见《文博通讯》1984年6期《丹徒考》)。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很勉强。从古音来看，“宜”韵为歌部，声为疑母；而“朱”韵为侯部，声为章母。宜与朱古音相去较远，用音转来解释显得十分牵强。三是俎侯NFDC6簋同出之坑所出之器不仅时代不一，而且器型形制也是中原与南方混杂。 江苏丹徒烟墩山共出土青铜器12件：一鼎、一鬲、二簋(包括有铭文的NFDC6簋)、一大盘、一小盘、NFDD1一对、牺觥一对、角状器一对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5期。从这些铜器的时代看，它们并非同时。唐兰先生曾指出，同出的两NFDD1两觥等可能是同时的，“但那个附耳的盘，有蟠虬纹，只能是春秋早期”；故“有人主张这是两个墓葬的混淆，也有人主张这是春秋时的墓葬，保存着西周初期流传下来的古器”唐兰：《宜侯NFDC6簋考释》。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烟墩山出土的另一件铜簋，虽与俎侯NFDC6簋同出，但形制全然不同，俎侯NFDC6簋四大耳、高圈足及凝重浑厚的风格与另一铜簋两小耳、低圈足而缺乏凝重浑厚之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时代显然晚于前者。从地域看，它们亦非同地。李学勤先生通过比较指出，“丹徒烟墩山青铜器不少是与中原同型的，特别是有长篇铭文的宜侯NFDC6簋，形制字体都无异于黄河流域的出土器物。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盘和一件盂，器腹饰一种纠结的草叶纹。这样的草叶纹，也见于本期所载丹阳司徒窖藏的Ⅱ式簋。另有角状铜器，饰以类似当地陶器的菱形雷纹及折线纹。几件浅腹而三足外撇的小鼎，更饶有地方色彩”，“宜侯NFDC6簋等有铭器物，也有可能是输入品”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文物》1980年8期。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铜器不仅不是同时、同地，而且，把它们称为出自墓坑可能也是有问题的，“据原发现人追述当时铜器在坑内分布情况，指出‘并无一定排列顺序’”，也并未发现尸骨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因此笔者认为烟墩山出土铜器之坑也许不是墓葬坑，而只是一个窖藏坑据发掘小组报告称：烟墩山相传是古代烽火台，山亦因此得名。其青铜器出土地点北距“烽火台”约50米。见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
若如上所述，俎侯NFDC6所封之俎与出土之地就不会有多大的关系。此正如有的学者因者减钟出土江西临江便以为吴国早期曾立都于江西清江一带，而被陈NFDD6以“彝器迁徙，因由甚多”而加以否定的情形一样陈NFDD6：《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拾补》，(台湾)《孔孟学报》17期。，器物出土地不一定与其居地有必然的所属关系。
从俎侯NFDC6簋铭文来看，西周俎国之都的确定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其地应在成王时所伐商奄蒲姑徐淮东夷的“东国”范围之中，因为俎侯NFDC6簋铭文明确地说在卜封俎于NFDC6之前，“□〔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诞省东或(国)图”，这就是说俎地一定是在康王所观看的武王成王伐商图与东国图之中。二是俎地在赐给NFDC6之前是殷商王族的居地，这也为我们确定俎地提供了线索。俎侯NFDC6簋铭文说“易(锡)才(在)俎王人□〔十〕又七生(姓)”，此句铭文中后一字释“生”而读为“姓”以及所缺之字补为“十”依郭沫若、唐兰之说郭沫若：《NFDC6簋铭考释》；唐兰：《宜侯NFDC6簋考释》。“在俎王人”，学者或谓是新居于俎地的姬周王人，或谓是原居于俎地的殷商王人。笔者以为后说是对的，俎地在成王所讨伐的商人所聚集的东国地域之中，所以商王族多达“十又七姓”。这样看来，说俎地在江苏丹徒一带就不对了，因为不管是古文献还是出土考古资料都说明成王周公所伐东国商奄蒲姑等东夷并未到达江南一带，而殷商王族也不会远居于江南丹徒一带。
笔者以为，依俎侯NFDC6簋铭文，俎侯之俎应为《春秋》中沭水与沂水之间的NFDC1地，即今离山东地界不远的江苏邳县北略偏西之“加口”，或作“NFDD8口”。
(二)春秋NFDC1邑至南武城一带为吴国之地说
春秋时，吴国国君寿梦及夫差有两次在NFDC1与诸侯会盟。《春秋》襄公十年谓鲁襄公与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吴于NFDC1”，《左传》进一步解释说“春，会于NFDC1，会吴子寿梦也”。《春秋》哀公六年谓鲁“叔还会吴于NFDC1”。此“NFDC1”即今邳县北之加口，亦即《水经·沭水注》所说NFDC1水与沂水相会之北的NFDC1口城。《春秋》这两次在NFDC1的会盟均以吴国为主，那么，这时的NFDC1地属于何国所有呢?汉以来的学者有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NFDC1地本属NFDD9阳国，后属宋地。《水经·沭水注》云：“《春秋》襄公十年经书公与晋及诸侯会于NFDC1。京相NFDE1曰：‘宋地，今彭城NFDD9阳县，西北有NFDC1水沟，去NFDD9阳八十里。’东南流，迳傅阳县故城东北，《地理志》曰‘故NFDD9阳国也’。……《郡国志》曰：‘NFDD9阳有NFDC1水。’NFDC1水又东南，乱于沂而注于沭，谓之NFDC1口，城得其名矣。”另一种则认为NFDC1属楚国之地。杜预注《春秋》襄公十年诸侯“会吴于NFDC1”谓“NFDC1，楚地”，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袭用了此说。
笔者以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如果说NFDC1地初属故NFDD9阳国，《春秋》襄公十年谓复五月晋国率诸侯消灭了NFDD9阳国，而诸侯却在将要灭的NFDD9阳国所属之地会盟，这是不合常情且不合春秋会盟之例的。而如果说NFDC1地属楚国之地，便难以解释为什么吴王寿梦与夫差均处于NFDC1邑，而诸侯前往会盟。杜预解释《春秋》襄公十年诸侯“会吴于NFDC1”时说：“吴子在NFDC1，晋以诸侯往会之，故曰会吴。”但这时吴与楚为敌，已多次与楚国交战，怎么会先处于敌国楚国的NFDC1邑而与诸侯会盟呢?而《春秋》哀公六年夫差又处于NFDC1邑与鲁哀公相会，所以杨伯峻作注时就怀疑NFDC1已为吴国所有。 我认为，吴国自寿梦至夫差居于NFDC1与诸侯会盟，就如春秋会盟之例一样，说明NFDC1邑就是吴国之地。《左传》有其明证，哀公八年记述说： 三月，吴伐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初，武城人或因于吴竟田焉，拘NFDE3人之沤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吴师至，拘者道〔导〕之以伐武城，克之。
此武城即鲁国边邑南武城，在今山东费县西南。武城与NFDE3国相邻，在其东南约75里。而武城人能“因于吴竟田焉”，则不会距NFDE3国及武城太远，更不会远至数百里之外的淮水流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八年云：“沤菅之水流污武城种田人所引用之水，盖由沂水泗水流入吴境。”依此说则水流长达数百里，上游人们受害最大却不管，而经沂水进泗水入吴地，吴人才追究污水之害，显然不合情理。笔者认为这一条水流应即《水经·沭水注》中所说的NFDC1水，《后汉书·郡国志》说“NFDD9阳有NFDC1水”，它正好经春秋NFDE3国之南流过。因此，《左传》哀公八年中所说与NFDE3国相邻的“吴竟〔境〕，应正好在今距山东边界不远的加口之上以至今枣庄市一带，北与南武城相邻，东北与NFDE3相接，东则与郯国相近。清代学者阎若璩对此有很好的说明，其著《四书释地·武城》条云：“曾子居武城，即《仲尼弟子列传》之南武城。鲁边邑也，在今费县西南八十里石门山下。吴未灭，与吴邻；吴既灭，与越邻。越王句践尝徙治琅邪，起馆台，又尝与鲁泗东方百里，此岂待浮海入寇而后至武城邪?……今越既并吴，商鲁之间，可以惟兵横行。寇之兴也，何尝之有?”阎若璩：《四书释地》，清乾隆五十三年南城吴照刊本。阎氏是对《孟子·离娄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做的考证，其说是对的。清人顾栋高、顾观光对此亦有相似的说法参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1册，中华书局，1993年，558页；顾观光：《七国地理考》卷2《武城、南城》条，光绪五年刊本。吴未灭之前，与南武城相邻，所以才有《左传》哀公八年所记武城人至吴境佃田而寄居时与NFDE3人发生冲突之事。越灭吴之后，南武城之南一带便为越所有，作为南武城人的曾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便曾受越寇的侵扰。
NFDC1邑至南武城之南一带是吴国原有之地还是新攻占之地?我以为NFDC1邑至南武城之南在春秋时一直就是吴国的领地，因为《春秋》经传并未记载吴国征伐NFDC1邑。《春秋》及《左传》开始记载吴国之事便是鲁襄公七年“吴伐郯”，此时吴刚刚强大，依《史记·吴太伯世家》索隐说这时是寿梦二年。郯国与NFDC1邑接近，吴寿梦这次伐郯国后，结盟而退，大概只是为了胁服郯国以巩固吴北方NFDC1邑一带的领地罢了。另外，NFDC1地介于春秋鲁宋之间，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为了伐齐，筑邗城修邗沟，以通于鲁宋之间。《国语·吴语》谓夫差“乃起师出征，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并说“余沿江溯淮，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吴越春秋》亦有同样的记载。“商鲁之间”及宋鲁之间，这正是NFDC1邑一带。笔者以为夫差此举目的不仅是北上称霸，而且也包括可更好地控制NFDC1邑一带的领土。 那么，NFDC1邑何时为吴国所有呢?笔者认为这正是俎侯NFDC6簋所记封NFDC6于俎的周康王时代。 (三)“王卜于俎入土南乡”与成王周公伐商奄楚地考 俎侯NFDC6簋铭云：“王卜于俎：入土南乡。”此句中“乡”字前数字各家释读不一，今细观拓片审其文义，笔者认为唐兰释读可从，但“入土南乡”应是所卜内容，故应在“俎”后断开。“乡”字唐兰释“NFDE5”，读为NFDE6见唐兰《宜侯NFDC6簋考释》。但后来他又认为此字当存疑，见《史征》，156页。；郭沫若释“卿”，读为向；陈梦家释“乡”，读为飨郭沫若：《NFDC6簋铭考释》；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宜侯NFDC6簋》，《考古学报》9册，1955年。笔者以为后两说释义可商，但释字可从。甲金文中卿、乡字形无别，此“乡”当依古训注读为“方”见《管子·形势》注、《荀子·赋》注及《汉书·礼乐志》集注等。，《诗·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郑笺以“居中国之南方”释“居国南乡”；《国语·越语下》“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韦注“乡，方也”；俎侯NFDC6簋中“入土南乡”亦当释为入其土于南方。唐兰先生解释此句文义说“当为王卜在俎的地方把土地归并入周王朝的南方边疆中去”《史征》卷3上，156页注7。，此释可信。然若此句中“俎”地在丹徒一带，本在南方边疆之中，何必要通过占卜把俎地并入南方疆土之中呢?结合此句上文“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诞省东国图”来看，俎本为“东国”之土，周康王想把它封给吴太伯之后虞侯NFDC6，其国本在苏南“虞(吴)国”，故通过占卜把它并入南土之中关于吴太伯奔荆蛮而“自号句吴”之地，《吴太伯世家》正义及索隐引《皇览》谓在江南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的梅里。此说古无异说，而近代学者颇疑此说。今依俎侯NFDC6簋铭谓“□〔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诞省东国图。王卜于俎：入土南乡”来看，古代传说是有根据的，至少可肯定虞侯NFDC6封俎之前确在南土之中。
笔者认为俎侯NFDC6簋中“俎”都，正是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夫差与诸侯会盟之地的“NFDC1”，亦即《水经·沭水注》中的“NFDC1口城”。这是因为：1.如上所说，春秋时NFDC1一直是吴国之地。2.俎、NFDC1均以“且”为声符，古音相同，可通用。汉韩敕碑文云“爵鹿NFDC1NFDE8”，“NFDC1NFDE8”即俎豆。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豫部谓NFDC1假借为俎。3.此地也正在成王周公讨伐商奄蒲姑等“东国”的地域之中。
古文献中关于成王周公讨伐武庚、管、蔡及商、奄、蒲姑、徐淮诸东夷记述甚多。《逸周书·作雒》篇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淮〕九邑……”成王周公东征除武庚、管、蔡之外，东方诸国族如《作雒》所说甚多，依《孟子·滕文公下》、《墨子·耕柱》、《吕氏春秋·察微》、《诗谱》正义引《尚书大传》、《史记·周本纪》、《鲁周公世家》等文献所载，有奄、商盖(奄)、东夷八国、蒲姑、淮夷等。周初金文中所记成王周公伐东夷之事亦不少：禽鼎、禽簋铭谓“王伐NFDE9侯，周公某(谋)，禽祝”，NFDF1劫尊铭谓“王征NFDE9”，NFDF2鼎铭谓“唯周公于征伐东尸(夷)，丰白(伯)、NFDF3(蒲)古(姑)戌(咸)NFDF4(杀1999年8月在河南安阳召开的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吴振武据战国文字“杀”字异体推定此字为“杀”之古体，可从。)”此所引铭文分别见《史征》37、40、41页。，明公簋铭谓“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或(国)”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卷1，科学出版社，1961年，49页。另外，周初铜器铭文有令簋、令方彝和令尊，陈梦家等先生认为其父为丁，其名称令，或称NFDC6，或称NFDC6令，应与俎侯NFDC6簋中NFDC6为同一人(令或NFDC6令，依令簋铭文令应为名，NFDC6应为字)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宜侯NFDC6簋》；陈直：《考古论丛·江苏镇江新出土NFDC6簋释文并说明》，《西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57年1期。不过他们把俎侯NFDC6簋定在成王时是不对的。其说可从。令簋铭文说：“九月既死霸丁丑，乍(作)册NFDC6令从王伐楚伯，才(在)炎。”此“炎”陈梦家先生认为即今山东南部郯城西南，乃商奄之鄙陈梦家：《宜侯NFDC6簋和它的意义》，《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5期。不过他后来认为郯有迁徙，初郯古谭国，为齐国之地，在今历城县东75里龙山镇(见《西周铜器断代(二)·令NFDC7》，《考古学报》10册，1955年)。我们赞成他最初的说法。这也是可信的。应注意的是，令簋铭中的“楚伯”之“楚”与上引禽鼎铭中的“NFDE9侯”之“NFDE9 ”不同，“NFDE9”字从林，去声，“去”与“NFDE9”音通，故古书中“盍”的异体字就是“NFEAE”，NFDE9侯即奄侯，NFDE9、奄音近而通用《左传》昭公九年“商奄”，《墨子·耕柱》作“商NFDE9”；《左传》昭公十七年有吴公子“掩余”，《史记·吴太伯世家》作“NFDE9余”。可证。；而令簋铭中“楚伯”之楚，则从“林”，“疋”声；二字显然不同，有的学者混二字为一字，是不对的。这里的“楚伯”在何地?学术界对此说法甚多，但笔者以为均不合周王伐楚伯而至于郯的地望。我认为此“楚伯”应是据今郯城不远的春秋NFDC1邑之上的NFDC1水流域一带。
《水经·沭水注》云：“(沭水)又东南历NFDC1口城中。NFDC1水出于楚之NFDC1地。……京相NFDE1曰：‘宋地，今彭城NFDD9阳县，西北有NFDC1水沟，去NFDD9阳八十里。’东南流，迳傅阳县故城东北……《郡国志?》曰：‘NFDD9阳有NFDC1水。’NFDC1水又东南，乱于沂而注于沭，谓之NFDC1口，城得其名矣。”从《沭水注》所说“NFDC1水出于楚之NFDC1地”，可知NFDC1水之上游即商奄(曲阜)至郯城之间的楚地，也正是东国之地。NFDC1水大致是一条南北向的水流，上游至今山东枣庄市一带。令簋中“楚伯”之地应在NFDC1水上游一带。此楚伯盖即《逸周书·作雒》中熊盈之族，其北与奄(即金文中盖)相近，其南与徐夷和郯国相近，故令簋铭文言周王伐楚伯而南至于郯地，这一带后仍称楚地。而后康王就把曾随成王伐楚伯的令封在楚伯之地——俎(NFDC1)，并以此为都而称俎侯。杜预注《春秋》襄公十年说“NFDC1，楚地”，若说是春秋时楚国之地，固然不当；但若说是NFDC1水一带、距郯城不远的楚地，则与《沭水注》所说“NFDC1水出于楚之NFDC1地”一致，也就可信了。
我们把俎侯NFDC6簋中“迁侯于俎”的俎地确定在春秋时的NFDC1地，也就可以合理地解释俎侯NFDC6簋铭文中的几个疑点：1.因俎是在周公伐东夷商奄楚伯的“东国”之中，距郯城不远，故康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诞省东国图”，遂令NFDC6迁都并“侯于俎”的。NFDC6迁封于俎实际上是与齐太公封于蒲姑故地、鲁伯禽封于商奄故地一样，都是成王周公伐武庚管蔡及东夷之后，为了有力控制殷商旧族余部而采取的战略性措施。2.探明了虞侯NFDC6迁封的新都俎在春秋时NFDC1地，也就理解了俎侯NFDC6簋中周王为什么要查看“东国图”而又占卜把俎地并入南方之地。此地在今江苏北边界上的加口一带，固然是周公伐东夷的“东国”之中，但此地川流甚多——俎侯NFDC6簋铭文也说其地“厥川二百□”，划归已熟悉南方风土的“虞侯NFDC6”也利于因地制宜。3.俎侯NFDC6簋铭文中说“易(锡)才(在)俎王人□〔十〕又七生(姓)”，前已说过，此应是居于俎地的商王族的众多贵族，把俎确定在春秋时NFDC1地，此地在周公伐东夷之前，北有蒲姑、商NFDE9(奄)及楚伯诸国，南有徐淮诸夷，俎地商王族贵族正处于这众多的友邦与国之中。俎侯NFDC6簋中“在俎王人”及NFDC6迁封于俎的史实，正好反映了商周时俎邑的地理沿革。
(四)商周时期俎国的地理沿革及其与诸侯的交往 俎国实际上在商末到西周时期是一直存在的。郭沫若先生早在30年代就说：“其在金文，则有《俎子鼎》、《俎女彝》、《俎生卣》，则此字又为国族之名号。”郭沫若：《大丰簋韵读》，《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33页。俎子鼎即戍甬鼎，是商末之器。其铭云：“亚见。丁卯王令俎子NFDE6(会)西方于省。唯反(返)，王赏戍甬贝一朋，用乍(作)父乙NFDF5。”《三代吉金文存》(下简称《三代》)4·7·2，中华书局，1983年。戍甬即俎子之名，俎即国名。从“会西方于省”看，俎子应在东方，这大概即俎侯NFDC6簋铭所说“在俎王人”。
西周金文中俎国多以氏名出现，其字多作“NFDF7”，从“女”，从“晶”，从“俎”，今暂读为“俎”。载籍中有“NFDF8”，是以“俎”为声《说文》有NFDF8字，一读为“三日得其宜”之“宜”，一读为“叠”。我以为这都是“俎”音的演变。《诗·周颂·时迈》“莫不震NFDF8”，毛传训“惧”，乃为声训，俎、惧均在鱼部。明“NFDF8”以“俎”为声符。加女旁，乃为女性母方国号族氏专用字。稣甫人NFDB9铭曰：“稣甫人乍(作)俎妃襄媵也(NFDB9)。”《三代》17·29·1。另外，《三代》17·4·1稣甫人盘铭文同其铭。此稣即苏，己姓国，此铭中“妃”同己姓之己，“襄”是其名。这是稣甫人嫁其女于俎国而作的媵NFDB9。《三代》12·6·4俎妫壶铭云“俎妫乍(作)宝壶”，俎妫应是嫁于俎国的妫姓之妇；《三代吉金文存》(下简称《三代》)12·7·1俎妊壶铭云“俎妊乍(作)安壶”，俎妊应是嫁于俎国的妊姓之妇；《三代》7·26·6 NFDF9NFEA1妊簋铭云“NFDF9NFEA1妊乍(作)宝NFDC7”，NFDF9通俎，NFDF9NFEA1妊也应是嫁于俎国的妊姓之妇。《商周金文录遗》146齐俎姬簋铭云“齐俎姬乍(作)宝NFDC7”，齐俎姬应是嫁于齐国的俎国之女，正是姬姓。
从以上诸器可见以下几个问题：1.俎氏姬姓，且与己姓、妫姓、妊姓之国通婚，应即改封在俎地的吴太伯之后、俎侯之国。2.己姓苏国，周初封于温，在今河南温县；俎妫应是陈国之女；妊应是任姓之“任”的专用字，俎妊与NFDF9NFEA1妊可能是嫁到俎国的任姓薛国之女，也可能是挚、畴之女；而齐俎姬则一定是嫁于齐国的姬姓俎国。从俎国与这些诸侯通婚的情况看，俎国在西周时期不会远居于长江之南。3.从文字书体看，均属西周时期。NFDF9NFEA1妊簋字体为玉箸体，已无波磔，字体与厉宣时期铜器铭文同，应是西周晚期之器。这说明吴国在西周晚期仍称俎国。
二 春秋吴国诸樊之前都邗考
《世本》及为《吴太伯世家》作注的正义则说吴国曾有迁徙。张守节正义说太伯居梅里，其地在常州无锡县东南60里。并说：“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而司马贞索隐则说：“若表德之字，意义与名相符，则《系本》(即《世本》)曰‘吴孰哉居蕃离’，宋忠曰‘孰哉，仲雍字。蕃离，今吴之余暨也’。解者云雍是孰食，故曰雍字孰哉也。”依宋忠说，“孰哉”为仲雍之字，“蕃离”即余暨。余暨即今浙江萧山，在绍兴西北，富春江下游。这两种注疏的说法时代已晚，也不合新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及早期文献材料。西周时期吴都之地我们已揭诸如上，有幸的是，春秋吴国之都我们也可以据新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去进行探索。
(一)古文字资料与古文献中吴国称邗(干)及其原因 出土的春秋时代的一些古文字资料称吴国为“邗”。邗王是野戈铭文云：“邗王是NFEA2乍(作)为元用。”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号569·1、2，科学出版社，1957年。邗王即吴王，是NFEA2(野)就是寿梦郭沫若：《吴王寿梦之戈》，《沫若文集》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9—133页。赵孟NFEA3壶(或称禺邗王壶)二器于20年代出土河南卫辉附近陈梦家：《禺邗王壶考释》，《燕京学报》21期，1937年。，其铭云：“禺(遇)邗王于黄池，为赵孟NFEA3(介)，邗王之惕(赐)金，台(以)为祠器。”释读依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卷7《赵孟NFEA3壶跋》，中华书局，1997年，170—171页。此铭所记即《春秋》哀公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之事，赵孟即赵鞅，邗王即吴王夫差。 吴王寿梦自称为邗王，吴王夫差被赵孟之介称为邗王，这说明吴国一度曾称作“邗国”。邗国之邗在战国秦汉时的文献中多作“干”，或“干越”连用，或“吴干”连用，如《墨子·兼爱中》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今本夺“干”字，王念孙依《文选·江赋》注所引之文补，见《读书杂志》卷6《汉书》第14，中国书店，1985年。越”，古注疏言“干”即吴国；《荀子·劝学》云“干越夷貉之子”，杨注云“干越犹言吴越”；《庄子·刻意》云“夫有干越之剑者”，《释文》引司马氏言“干，吴也，吴越出善剑也”；《吕氏春秋·知分》云“荆有次非者，得宝剑于干遂”，高诱注谓“干遂，吴邑也”；《淮南子·原道》云“干越生葛NFEA4”，高诱注曰“干，吴也”。从上可知，干就是吴国或吴地，干越也就是吴越。《吕氏春秋·疑似》云“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这里的吴、干是同义词连用，也就是吴国。
吴国为什么称“干”或“邗”呢?郭沫若先生曾分析说：“《说文》：‘邗，国也，今属临淮。一曰邗本属吴。’据此，可知邗国地址在今苏北。邗字或省作干。这个国本来是一个独立国，和吴国接壤。曾经和吴国打过仗，终竟被吴国灭掉了。《管子·小问篇》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昔者吴、干战，未龀不得入军门，国子摘〔笔者按：“摘”为“之”误〕其齿，遂入，为干国多。’这事在齐桓公时已称为‘昔者’，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不得而知，大约就在这一役中干国便被灭掉了。因此，吴国后来也就被称为干国。古时候往往有这样的办法，把某国灭了便袭用它的国名。例如战国时候韩国把郑国灭了，韩国有时又被称为郑。”郭沫若：《吴王寿梦之戈》。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劝学》中也有大致相似的说法：“吴干先为敌国，后干并于吴，《管子》‘吴干战’及《左传》‘吴城邗’即其明证。干为吴灭而吴一称干，犹郑为韩灭而韩亦称郑。”郭氏根据《说文》推测古邗国之地在今苏北，据《管子·小问》推测干国被吴国所灭，这些都是对的。但他说吴国后被称为干国，是因为古时“把某国灭了便袭用它的国名”，我认为不妥。
笔者以为战国时韩国之所以被称为郑国，并不是韩国灭了郑国便被简单地称为郑，而是因为韩国后来迁都于原郑国之都。就如战国魏国迁都于梁而被称为梁国，魏惠王又被称为梁惠王一样。这一点《史记》索隐说得最为清楚。《史记·韩世家》韩哀侯二年“灭郑，因徙都郑”，索隐云：“《纪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韩灭郑，哀侯入于郑。二十二年，晋桓公邑哀侯于郑。是韩既徙都，因假号曰郑，故《战国策》谓韩惠王曰郑惠王，犹魏徙大梁称梁王然也。”同样，吴国之所以被称为邗国(即干国)，也应是吴国在春秋时期迁都于邗(干)而被称为邗国的。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二)吴国都邗地望考 按古今学者的说法，古邗国的地望有三种：1.在西汉临淮之地。《说文》：“邗，国也，今属临淮。”段注云：“许云今属临淮者，许意邗国地当在前汉临淮郡，不在广陵也。”依此说即今洪泽湖北岸一带。2.在越地余干，即今南昌市之东的余干一带。《汉书·货殖传》孟康注云“干越，南方越名也”“干越”原作“于越”，依《读书杂志》卷6《汉书》第14改。；《太平御览·州郡部》16引韦昭注云“干越，今余干县，越之别名也”；《越绝书》言姑苏县娄门外有“马安溪上干城者，故越干王之城也，去县七十里”等。近人陈梦家先生认为“干越”为越族之一，《越绝书》干王即《管子》的干国，亦为越族，并以为“吴都本干城”，而“姑苏县西北五十里至八十里间，其地为越无余及干王所都，干遂、干溪皆在其地”陈梦家：《禺邗王壶考释》。3.在汉广陵郡江都一带，即今扬州市一带。《说文》：“邗，国也。……一曰邗本属吴。”杜预注《左传》哀公九年“吴城邗”谓邗即当时的“广陵邗江”，《汉书·地理志》谓“广陵国江都，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入湖”。以此来看，邗江或邗沟是依长江北岸的邗城而命名，其地在西汉时紧依长江北岸边的广陵国(东汉广陵郡)江都，此地在长江北岸边，今扬州市之南。
笔者认为，前两说非而后一说是。春秋时期吴国都邗(干)之地应在今扬州一带，尹知章注《管子·小问》“昔者吴干战”说“干，江边地也”，所言之地亦正在此。出土不久的古文字资料及故邗城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佐证。 1958年到1959年在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中出土有工NFEA5太子剑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1963年4期。，其文据剔锈后较完整的释文为： 工NFEA5大(太)子姑发NFEA6反自乍(作)元用，才(在)行之先，以用以获，莫敢御余，余处江之阳，至于南行西行孙雉雏：《淮南蔡器的商榷》，《考古》1965年9期。 “工NFEA5”即古书中的“句吴”，“姑发NFEA6反”郭沫若、商承祚等先生认为是吴王寿梦长子诸樊郭沫若：《跋江陵与寿县出土铜器群》，《考古》1963年4期；商承祚：《“姑发NFEA6反”即吴王“诸樊”别议》，《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3期。，是可信的。此铭诸樊自谓“余处江之阳”，反映了太子其时的居地，对此学术界有三种解释。其一认为此“言吴在长江之南”郭沫若：《跋江陵与寿县出土铜器群》。其二认为山南为阳，山北为阴，吴在淮河之南，故以河南的地带为阳。山与江河据所向以称阴阳，自无不可；并谓此铭叙述了吴国要隘和踞淮河而南一带的行政情况商承祚：《“姑发NFEA6反”即吴王“诸樊”别议》。其三认为此谓作器者居于长江之北，当指吴之州来，亦即此剑出土地一带陈梦家：《蔡器三记》，《考古》1963年7期。
笔者以为第一种说法不符合古代所谓山南水北为阳之说，显然不妥。后二说以近于古州来的出土之地淮南市蔡家岗，来解释“余处江之阳”，也是不对的前说以吴在淮河之南来解释“余处江之阳”也是不对的。“江”古代一般是长江的专称；而且山南为阳，水北为阳，“江之阳”只能是长江之北，绝不会是淮河之南。一是工NFEA5太子剑与蔡器出土于淮南市蔡家岗，若以水域称，只可称“淮之阴”，而不可称“江之阳”。二是此器出现在蔡国墓的蔡器群中，或是散失或为馈赠，但不能说明吴国太子诸樊也处于此地。因为即使蔡国州来后为吴占有，但作为太子身份一般不可能出守要隘之地，除非太子的身份要被废黜之时。《左传》闵公元年说晋作二军，献公自将上军，命太子申生将下军，并于曲沃筑城分封给太子。士NFEA7评议此事说：“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闵公二年又载里克谏晋献公说：“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大子之事也。……故君之嗣NFEA8不可以帅师。”可见把上铭文中“余处江之阳”释为吴太子镇守在淮南州来一带是不对的，太子一般是不会到边界守要隘之地的。
笔者以为工NFEA5太子剑铭中“余处江之阳”正好说明诸樊任太子之时、亦即吴王寿梦时代，吴国的国都在长江北岸一带。古代以山南水北为阳见《尔雅·释山》、《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注、《吕氏春秋·行论》注等。，“江之阳”只能是江之北。“至于南行西行”也就是说以长江之北的都城为中心向南方和西方扩张发展。 与工NFEA5太子剑铭十分接近的是1982年在山东沂水北坪子一座残墓中出土的工NFEB1王剑铭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县发现工NFEB1王青铜剑》，《文物》1983年12期。，二者可相互补充说明。其铭云： 工NFEFA王乍(作)元巳用，□NFDB5江之台(NFEA9)，北南西行。 其铭中“NFDB5”即治，见《尔雅·释诂下》；《书·禹贡》“淮沂其NFDB5”，《史记·夏本纪》引而释作“淮沂其治”可证。“NFDB5江之台”之“台”李学勤先生读为“NFEA9”，是对的李学勤：《试论山东新出青铜器的意义》，《文物》1983年12期。就是说“在长江岸边治理(国家)”，这与工NFEA5太子剑铭所说“余处江之阳”的意思相近。说明当时的吴王某某与吴王寿梦时的太子诸樊所居住之地在长江北岸边上。而两铭一谓“至于南行西行”，另一谓“北南西行”，说明当时吴王某某与寿梦时太子诸樊所居住的长江北岸边应为政治军事的中心，以此都为中心点图谋向北方、南方和西方发展。依此来看，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把西周时的“干”标在紧靠今扬州市的北边，把春秋时的“邗”标在紧靠今扬州市的西北边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册17—18《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及29—30《楚、吴、越》，地图出版社，1982年。，基本上是对的。
笔者以为工NFEA5太子姑发NFEA6反剑铭中“余处江之阳”与工NFEB1王剑铭中的“NFDB5江之NFEA9”的地望，只能是春秋时期的邗城一带，即今扬州之地；而且这时的邗城应为吴国的国都居地。因为：1.古今学者所说吴邗或干城有三处，但依上两剑之铭文所说的某吴王与寿梦时太子诸樊所居地在长江北岸，且为江水岸边，符合这一地望的只有扬州的邗城。2.从两剑铭文来看，邗城为某吴王与寿梦时太子诸樊所居之地，可见邗城就是吴都，因为王与太子所居地只能是国都。而且两铭文一说向南方西方发展，一说向北南西三方发展，可见当时处于长江北岸边的邗城就是吴国政治军事的中心，可肯定其地就是吴国国都。3.邗王是野戈铭与赵孟NFEA3壶铭中的吴王称邗王，古文献中称“吴”为“干”，往往“吴干”连用，或“干越”连用，实际上就是春秋时吴都在长江北岸边的邗，故以国都居地称国名。
需要说明的是，春秋时在今扬州之地所建的邗城并不是春秋末期吴王夫差才开始营建的。《左传》哀公九年谓“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此当吴王夫差十年，即公元前486年，但不能说邗城从此才有。从上引工NFEA5太子诸樊剑铭、工NFEB1王剑铭及邗王是野戈铭来看，吴国以江北岸边邗城为都并称吴王为邗王的历史至少在寿梦、诸樊时代就存在了。那么，为什么吴王夫差时期又重建邗城呢?笔者以为这是因为春秋吴楚交战时期，吴国因楚国占长江上游的水上优势而常常在水战中失利，不得不从紧靠江水北岸的邗都迁向江南苏州一带(此说详下)。吴迁离后邗城可能遭到楚人的破坏而废弃，到吴王夫差十年时谋图向北方发展，又重新营建邗城，修成邗沟以沟通江淮。
江水北岸的邗城并非建于公元前486年的吴王夫差十年，这一点不仅可从上述文献与新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得到证明，也可以从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的邗城遗址中得到证明。 郦道元《水经·淮水注》说：“中渎水，首受江于广陵郡之江都县，……旧江水道也。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但此邗城在何处?是否在邗城之先，已有一广陵城在其西北?过去学者都未能解决这些问题。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许多考古工作者先后对邗城遗址和扬州境内的邗沟遗址作了多次调查，为我们讨论上述问题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实物资料。
据南京博物院、江苏省和扬州市考古工作者的多次实地调查，邗城遗址的位置，在今市区西北五里蜀冈的南沿。蜀冈山脉由西绵延向东，经六合、仪征进入今邗江县和扬州市境。邗城遗址就在蜀冈的尾闾之上，断垣残迹，依然可见。此即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述邗沟城之方位：“城在州之西四里蜀冈上。”今邗城遗址的范围，东至象鼻桥，西至观音山，南自梁家楼子，北迄尹家桥头。内城A、B两边长皆1?100米，C、D两边长皆1?400米，周长约5公里。外城A、B两边长皆1?400米，C、D两边长皆1?600米，周长约6公里。在邗城遗址附近，1952年在北郊黄巾坝发现过米字格纹印纹硬陶罐，1956年夏在堡城象鼻桥土城墙残基下发现一处印纹硬陶为主的文化堆积，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邗城遗址同在一条蜀冈山脉上发现了萧家山A区H1灰坑和七里甸葫芦山古文化遗址。一是在邗城遗址之东的萧家山A区H1灰坑中发掘到大批印纹硬陶片(以米字格纹最多)和石块、青铜残件以及附近发现的青铜兵器和工具多件。其坑口为5.9×2.6米，坑底为3.4×1.9米，灰土的厚度达100—40厘米，在正式清理此坑时，灰土厚度也有40—60厘米，灰土呈深灰色，夹有大量的深黑色的木炭烬，有的灰烬直径达2厘米。二是与邗城遗址同在一条蜀冈山脉上的邗城县七里甸葫芦山文化遗址，位于今扬州市西郊约4公里处。在形似平台的东峰上有大量的陶片和烧土粒、烧土块而外，在它的南、北两大断面上，发现有厚达1—1.5米的文化堆积陈达祚、朱江：《邗城遗址与邗沟流经区域文化遗存的发现》，《文物》1973年12期。葫芦山古文化遗址最初发现是在1951年，据发现者报道说，出土遗物有粗沙红陶的鬲和NFDC9，外饰绳纹；泥质红陶的碗和罐，外饰编织纹、云雷纹和仿铜器花纹。其次还发现有鹿角、占卜用有火灼痕迹的龟甲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六地区湖熟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62年3期。根据邗城遗址及其附近的文化遗存的时间属性，“可以看出吴国文化遗存比之战国时代文化遗址及遗物所具有的早期性质，因此，本文中所列举的文化遗址、堆积、遗物大都列在吴国文化后期，亦即春秋时代的范围之内。”陈达祚、朱江：《邗城遗址与邗沟流经区域文化遗存的发现》。
从上述古邗城文化遗址及出土遗物看，这绝不仅仅是吴王夫差营建邗城后的文化遗存。因公元前486年夫差营建邗城后，仅14年吴国就灭亡了，之后也就进入战国时代了，不可能有上述邗城遗址及其附近那么丰富的文化遗存，这说明邗城的营建不会始于夫差时期。上引文作者据邗城遗址及其附近的文化遗址和堆积遗物推断其时代“在吴国文化后期，亦即春秋时代的范围之内”。虽然还没有对城垣本身进行考古发掘，古邗城城址的营建年代尚需进一步肯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314页。，但从上述邗城遗址的文化遗存来看，上引文作者对时代的判断大致可信，而这与笔者在下文对吴国都邗的时代推定亦大致相当。
(三)吴国都邗的时间
《管子》曾记载吴国灭古干国的情况。其《小问》记述管仲的婢子对他说：“昔者吴、干战，未龀不得入军门，国子NFEB2其齿，遂入，为干国多。”郭沫若《管子集校·小问》云：“吴自鲁成公时始见《春秋》，灭邗当在其前，故不见于《左氏》也。……孺子未满八岁即为国死难，则干灭于吴，或即在此役。观其称‘昔者’，则干之灭或当在齐桓之前也。”《郭沫若全集》历史编7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75页。《管子》虽成书较晚，但《小问》所记的史实及时代应是可信的郭沫若《吴王寿梦之戈》一文说：“《小问篇》虽不是管子自己写的，但依托者必须照顾到历史，不好随便乱来。”见《沫若文集》17卷130页注2。依此来看，吴国灭干及其吴国在邗建都的时间大概在春秋早期，正如郭氏所说当在齐桓公之前，甚至可能就在《春秋》始年、前722年之前，不然吴灭干这样的大事竟不见于《春秋》及《左传》是难以理解的。
春秋后期吴国从邗都迁徙到今苏州的句吴一带应是诸樊任吴王的时代。《史记》三家注大概均依《世本》言吴国晚期迁徙情况，却形成两种不同的说法。1.《史记·吴太伯世家》正义与集解认为诸樊时吴国南徙至吴。裴NFEB4集解注《吴太伯世家》“王诸樊元年”引《世本》曰：“诸樊徙吴。”张守节正义亦谓吴国“寿梦卒，诸樊南徙吴”。2.索隐谓寿梦时迁徙于句吴。《吴太伯世家》曰：“二十五年，王寿梦卒。”司马贞索隐云：“《系〔世〕本》曰‘吴孰姑徙句吴’。宋忠曰‘孰姑，寿梦也’。代谓祝梦乘诸也。寿孰音相近，姑之言诸也，《毛诗传》读‘姑’为‘诸’，知孰姑、寿梦是一人，又名乘也。”这两说中，笔者以为前说是而后说非。一是同是引《世本》，裴NFEB4所见本明确作“诸樊徙吴”，而司马贞所见本作“吴孰姑徙句吴”，裴NFEB4是南北朝刘宋时人，而司马贞是唐代人，从写本情况来看，我们自然首先应相信较早的刘宋时的写本。二是裴NFEB4所引《世本》明确说徙吴是在诸樊时代，而司马贞所引《世本》谓“徙句吴”在孰姑时，引宋忠注说“孰姑”为寿梦，并用对音的方式加以解释，司马氏这种对音方式是不大可靠的。
另外，从古文字资料看，也可证明春秋早期吴国仍以邗为都，到春秋晚期才向南迁徙。前所引工NFEA5太子剑铭说“工NFEA5大(太)子姑发NFEA6反自乍(作)元用，……余处江之阳，至于南行西行”，这就是说诸樊自谓做太子时仍处于长江北岸的邗都。前所引工NFEFA王剑铭谓“工NFEB1王乍(作)元巳用，□NFDB5江之台(NFEA9)，北南西行”，这个未书其名的吴王也是居于江北岸边的邗都。这个“工NFEB1王”是谁呢?从春秋时期出土的铜器铭文中可知，“工NFEA5”、“工NFEB1”与“攻NFDB7”、“攻吴”有早晚之分李学勤：《试论山东新出青铜器的意义》。据笔者所见春秋时吴王或王子之器确可证此说： 上引诸器中称攻NFDB7、攻吴或吴的年代在吴王阖闾(光)、夫差之间，而称工NFEA5、工NFEB1则在吴王诸樊之前臧孙编钟的年代笔者以为在阖闾至夫差之间，“攻NFDB7王仲终NFEB6”应是吴王诸樊之弟余祭。其编钟铭云：“攻NFDB7王仲终NFEB6之外孙，坪之子臧孙”，按《史记·吴太伯世家》余祭之后继位者有其弟余NFEB7，在位四年；之后其子王僚即位，在位五年被杀。以此看臧孙编钟作器年代当在吴王阖闾或夫差之时。此说当另属文详之。1.工NFEA5大子剑，正如前引学者所考证的，是诸樊为太子时所铸，在吴王寿梦时代。2.者减钟年代，学者们或以为者减是颇高之子，或以为是柯转之子，或以为禽处之子柯转，或以为寿梦之子诸樊，或以为句卑(毕轸)之子分别见王国维《观堂集林》3册，中华书局，1984年，898页；郭沫若《大系考释》下编，178页；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124页；以者减为诸樊及句卑说皆见《考古》1979年1期马承源《关于NFEB8生NFEB9和者减钟的几点意见》一文。因为工NFEA5大子剑铭“姑发NFEA6反”是诸樊，故上述诸说中诸樊说是不对的马承源：《关于NFEB8生NFEB9和者减钟的几点意见》。除者减为诸樊说之外，其余说法的年代皆在吴寿梦之前。3.吴季子剑铭云“工NFEB1王胡发□谒之弟季子刖曰后子”，“胡发□谒”应是诸樊，“弟子刖”应是诸樊之弟吴季札，刖是其名王辉：《关于“吴王NFEC1发剑”释文的几个问题》，《文物》1992年10期。
从这几个春秋早期称吴为工NFEA5、工NFEB1的器中可见，工NFEB1王剑与工NFEA5大子剑铭文自称居于长江之边和长江北岸，其时正在邗都、今扬州一带。另外，前面已指出寿梦所造的邗王是野戈铭亦因居都之地而称“邗王”。这些都印证了裴NFEB4《史记》集解引《世本》曰“诸樊徙吴”及张守节正义谓“寿梦卒，诸樊南徙吴”是可信的，从邗都南迁是在诸樊时代。
三 春秋晚期吴国迁都考
(一)诸樊时都城南迁之因
吴国为什么在春秋晚期诸樊时向南迁徙呢?这涉及春秋时吴楚交战的战略形势问题。
诸樊之前吴都之地邗城，正如工NFEB1王剑和工NFEA5太子剑铭文所说在“江之台(NFEA9)”、“江之阳”——正好在长江北岸的边上，这给吴国带来了水利交通之便；但邗城居于长江下游，在战争时期也同时给吴国带来了首当其冲、正面受敌之害。寿梦诸樊时期，吴楚连年交战，吴国正是因为受楚国据长江上游舟战之水利的强大压力而迁都的。
吴楚之战时期，陆战吴人常赢，水战楚人常胜。这一点清人顾栋高曾明确指出过： 夫长江之险，吴楚所共，而楚居上游，故长岸之战，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游，何故不吉!”卒得乘舟余皇。故吴楚交兵数百战，从水则楚常胜，而从陆则吴常胜。楚以水师临吴，而吴常从东北以出楚之不意。当其始叛楚也，即伐巢、伐徐、伐州来，争斗于庐州凤阳之间，盖欲自上而瞰下。子重之克鸠兹也，为今太平之芜湖也，此用水也。而吴报之伐楚取驾，则在庐之无为矣。楚灵之克朱方也，为今镇江之丹徒，此用水也。而吴报之取棘、栎、麻，则出砀山与汝宁矣。至昭二十三年，州来入吴，州来为今之寿春，以淮为固，撤楚之藩篱而据其要害，而入郢之祸兆矣。当日舍舟于淮NFDA8，自豫章与楚夹汉。淮NFDA8即州来，豫章今南昌，舍舟为沉船破釜之举，陆路出南昌，为出奇NFEC6险之谋，欲避所短而用所长。顾栋高：《春秋大事表》1册，544页。 顾氏所说“从水则楚常胜，而从陆则吴常胜”，是从吴楚交战的史实及山川形胜角度对吴楚水陆之战利弊原因所做的很好概括。吴楚之都本皆居长江沿岸，然楚国在吴国上游，乘舟而下，势如?破竹。《左传》昭公十七年吴楚长岸之战前，楚令尹阳丐占卜其战，不吉。楚司马子鱼说：“我得上流，何故不吉?”结果楚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司马子鱼所言正好说明了楚居长江上游的水势之利，于是吴楚在交战之中，吴国要避开楚人居高临下的水势之害，而楚国则要尽量地利用这种水势之利。这种情况与《战国策·楚策一》张仪说楚王时，谓秦国从长江上游乘船浮江而下伐楚国的有利形势相同： 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汗马之劳，不至十日，而距NFEC7关。NFEC7关惊，则从竟陵已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恃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
综观吴楚交战之地，楚伐吴，是自江水而下向吴逼近；吴国却绕开江水，从淮水下游溯流而上，自东北方向楚进攻。吴寿梦与鲁卫大夫于善道之会后，《左传》昭公四年吴伐楚，“入棘、栎、麻”；昭公二十三年灭州来；昭公二十四年灭钟离及巢；昭公三十年灭徐与钟吾等等。均是沿淮水南北两岸向南发展，即顾栋高所说吴“盖欲自上而瞰下”。而楚人则是沿江水伐吴：《左传》襄公三年，吴寿梦十六年，楚子重伐吴，“克鸠兹，至于衡山”；襄公十四年，吴楚皋舟之战时，“(楚)子囊师于棠，以伐吴。……吴人自皋舟之隘要而击之”；襄公二十四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昭公四年，“楚子以诸侯之师伐吴，……使屈申围朱方，……克之，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等等。楚人常沿长江下游“为舟师”伐吴：鸠兹当今安徽芜湖市东南二十五里，衡山当今当涂东北六十里之横山，棠当今江苏六合之北偏西20余里，朱方即秦汉丹徒，在江水南岸今镇江市之东。从这些情况可见，寿梦时都邗已经不很安全了，到诸樊时以邗为都则更加危险。鲁襄公十四年吴楚皋舟交战，此为吴诸樊二年，楚伐吴已达吴棠地，此地东距今扬州市甚近，约110余里。虽然这次战争以楚人失利告终，但吴人的险况是不言而喻的。后来鲁昭公四年楚人就攻克了与邗城夹江而对的朱方，正好印证了这一带的危险情况。此即《世本》所说“诸樊徙吴”的原因。诸樊从邗都南迁，大概也就在吴诸樊二年前后。
(二)今太湖东南吴古都述略 《史记·吴太伯世家》正义曾说：“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此说与唐李吉甫之说同：《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谓无锡县，“东三十九里有梅里山，吴太伯葬处”；吴县，“本吴国，阖闾所都，秦置县”；苏州，“太伯初置城，在今吴县西北五十里，至阖闾迁都于此”。依我们上述探讨来看，张守节、李吉甫等唐代学者之说有对有错，也有应存疑之处。谓诸樊南徙及阖闾使子胥筑苏州城的说法，是对的；谓吴国从太伯到寿梦时一直居于常州无锡县东南60里的梅里，以及寿梦时仍居此地并改国号为“句吴”，则是错的；而说太伯居梅里及阖闾本都吴县，则当存疑。 《吴太伯世家》所说“诸樊南徙吴”，也就是《元和郡县图志》卷25所说秦时始置的“吴县”，并谓“阖闾所都”。50年代有学者前往江苏无锡县古阖闾城去调查，其地位于今无锡市西南45里的闾江乡。现在土城的周围约有3里，直径1里，高出本地地表2—3米不等。明洪武《无锡县志》卷3下说，阖闾派伍员(子胥)筑大小二城，大城在姑苏，小城在无锡市西北闾江乡一带。从太湖周围一带多次捡回的几何印纹硬陶片、夹沙粗红陶扁实心三足器腿、泥质灰陶编篾纹残片、红烧土以及粘土质组合印纹回纹陶片、硬陶质平底回纹残器片、颈弦纹肩腹席纹及回纹组合纹陶片等考古遗物，似是不同时期文化层的交叠，时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至春秋战国时的遗迹李鉴昭：《江苏无锡古阖闾城的调查》，《考古通讯》1958年1期。但其地城垣本身还没有发掘，其时代尚需进一步确定。
“太伯居梅里”之说，大致与《世本·居篇》“孰哉居蕃离”相应：《吴太伯世家》索隐引宋忠注《世本》说“孰哉，仲雍字”，而现代有的学者则认为“蕃离”就是梅里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册《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17—18图。；虽然现代学者或以为此为山西河东的虞国，即泰伯虞仲之国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三联书店，1995年，151页引钱穆说。，或疑太伯、仲雍所奔“荆蛮”指楚地，本汉阳诸姬之一，后乃东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356页。，但俎侯NFDC6簋铭文说“王卜于俎：入土南卿(乡)”，似可说明康王以前的吴国本在南方，此铭才说通过占卜把俎土一并入于南方；《左传》昭公三十年楚子西说“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也是说从太伯仲雍时就已“弃在海滨”了。不过，太伯是否像后儒所说就居于梅里，证据尚嫌不足，仍当存疑待考。
(三)苏州吴都古地名考
吴王阖闾时所筑吴都即今苏州市。不过今苏州吴都，其地本名就叫“苏”或“姑苏”，异体作“胥”或“姑胥”。然姑苏一名被汉唐后儒以“台名”解释而造成误解，所以需加以澄清。 《国语·吴语》“今王……以罢民于姑苏”，韦昭注云“姑苏，台名，在吴西，近湖”。后儒亦承袭其说，《吴太伯世家》集解注“越因伐吴，败之姑苏”引《越绝书》曰“阖闾起姑苏台，……高见三百里”；索隐云“姑苏，台名，在吴县西三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卷25则说“苏州”之名是隋代始有并是因山而为名：“隋开皇九年平陈，改为苏州，因姑苏山为名。”明王鏊撰《姑苏志》，当时有学者便以韦昭所说姑苏为台名非议其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云：“陈继儒《见闻录》，称鏊修志时，以杨循吉喜谣诼，不欲与之同局。志成，遣使送之循吉。循吉方栉沐，不暇抽看。但顾签票，云‘不通不通’。使者还述其语，鏊以问之，循吉曰：‘府志修于我朝，原当以苏州名志。姑苏，吴王台名也，以此志名可乎?’鏊始大服云云。……至志书题古地名，自宋代已有是例。核以名实，良有未安。无论是言之真伪，其说要不为无理，固不必曲为鏊讳矣!”永NFEC8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602页。以此来看，不仅杨循吉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著者认为王鏊以吴王“台名”作为苏州地方志书名是不对的，而且，如果陈继儒之书所言属实，那么就连王鏊自己也认为这样的书名是不合适的。今《辞源》修订本上册“姑苏”条亦释之为“山名”，并谓“山上有姑苏台，相传为吴王阖闾或夫差所筑。……后来也称吴县治所曰姑苏”《辞源》(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745页。可见从汉至今以为姑苏是吴王“台名”而非地名的学者不是少数。 不过，清人顾栋高曾以春秋晚期吴王在姑苏的活动情况，指出姑苏并非台名，而是吴都地名：“《城邑考》：‘周敬王六年阖闾筑大城，……以地有姑苏山，因曰姑苏。山在府城西三十里。’案：敬王六年为吴阖闾元年，鲁昭公之二十八年也。韦昭《国语注》曰‘姑苏，台名’，非也。姑苏为吴国都之地名。越伐吴，吴王率其贤士重禄以上姑苏，犹夫越栖会稽耳。安有弃其国都而走保一台乎?观后范蠡入姑苏之宫遂灭吴，则姑苏为吴都无疑矣。”顾栋高：《春秋大事表》1册，881—882页。 顾氏之言诚是，夫差在国亡之时奔而保卫之地，应是国都而非一台。细绎《国语》等古文献，姑苏与姑胥、苏等用语为国都之名而非台名是可肯定的。1.《国语·吴语》云“越王句践乃率中军……入其郛，焚其姑苏”。从“入其郛，焚其姑苏”来看，此姑苏在郭中，“郛”韦注“郭也”，“姑苏”既在郭中，显然不是一个台子。因韦昭注《吴语》说“姑苏，台名，在吴西，近湖”，《越绝书·外传·吴地传》说“胥门外有九曲路，阖闾造以游姑胥之台，以望太湖，……去?县三十里”，“胥门”即“苏门”，“姑胥之台”即姑苏台顾炎武：《日知录》卷31《胥门》，岳麓书社，1994年，1109页。，姑苏台并不在郭中，且离其城有30里。另外，如姑苏仅是一台，似乎也不值得前去焚烧。2.《国语·越语下》曰：“范蠡不报于王，击鼓兴师以随使者，至于姑苏之宫，……遂灭吴。”此“姑苏之宫”应即吴都宫城，而不是建在姑苏台上的宫室。3.吴国西南门称“胥门”，姑苏山又称“胥山”。《越绝书·外传·吴地传》说“胥门外有九曲路，阖闾造以游姑胥之台”，《左传》哀公十一年吴有“胥门巢”，胥门是氏，巢是名，这是以吴国的胥门为氏。《吴郡志》卷15云“姑苏山，一名姑胥，一名姑余，……古台?在其上”，《吴郡图经续记》卷中云“或曰：姑苏山一名胥山”。“古‘胥’、‘苏’二字多通用”顾炎武：《日知录》卷31《胥门》。姑苏、姑胥单称为“苏”、“胥”，就如“句吴”、“攻吴”可单称“吴”一样，姑、句、工都是发声的语助词罢了。故“胥门”即苏门，“姑胥”即姑苏；“胥山”即苏山，亦即姑苏山。因此以姑苏、姑胥或苏、胥给台命名与给山命名、给门命名一样，都是以其地之名给它们起名，而不能反过来说姑苏城是因山名或台名而命名的。可以证明春秋晚期吴国国都所在之地名称就叫“姑苏”或“姑胥”，也可单称为“苏”或“胥”。
四 小结
西周至春秋时期吴国共有四次迁徙：
(一)第一次迁徙在周康王之时，虞(吴)侯被封在离山东地界不远的江苏邳县加口，称“俎侯”，春秋时为“NFDC1”地。此地也正是周初成王周公伐商奄东夷之地。从西周康王时到西周晚期吴国一直以俎为其国都。
(二)第二次迁徙约在春秋初期，吴取邗(干)国而建都于邗，此即今扬州一带。邗为吴都一直到吴王诸樊时代。诸樊迁都的原因，是在春秋后期吴楚连年战争，楚人处于江水上游，吴人邗都处于江水下游的北岸，吴王诸樊为避开上游楚人的水上优势，不得不迁都的。
(三)吴国江南建都及其迁徙的情况：1.依俎侯NFDC6簋铭文来看，吴太伯至周康王封虞(吴)侯于俎之前，吴国所居的确已在长江之南北一带。2.吴王诸樊与阖闾之都为秦时“吴县”，即今无锡市西南四十五里的闾江乡一带。3.吴王阖闾时所筑并所迁之都在今苏州市。其地本名即“姑苏”、“苏”，异体则作“姑胥”、“胥”。至夫差亡国之时苏州一直为吴都。
〔作者王晖，1955年生，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7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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