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之乱” 新论

罗进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贵州遵义563002)

摘要：本文不以传统之是非为是非，通过对此事件原委的钩沉。揭示了“三藩之乱”除了具有传统意义之外。还蕴藏着久被人们所忽视的内容即反清的合理性和对道德人文关怀的渴求以及在命名方面的不够严谨性。

关键词：三藩；吴三桂；理性；人文关怀

根据当前史学界所流行的说法，“三藩”是指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和平南王尚可喜。康熙十二年(1673)底，此“三藩”先后起兵倡乱，这场事变犹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陕西、甘肃、湖南、江西、浙江等十余省，持续时间长达八年之久，这就是史乘所说的“三藩之乱”。对于“三藩之乱”的看法，康熙时就已形成定论，认为此事变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是一场“叛乱”，它背离了人民的意愿和历史发展潮流，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自此以来的二三百年间，人们对此事变的看法都囿于这一成见。实际上，也就是对前人认识的简单重复，好像这已成为“铁案”。由于吴三桂是此事变的元凶，理所当然，他被以“逆贼”和“逆臣”之名镶嵌在历史的耻辱簿上。诚然，作为此事变中的获胜者清王朝，他们既有权力也有理由这么做。因为历史之椽握在他们手中，又加上“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然而，历史的脚步已跨入今天，清王朝已变为博物馆里的古董，如果我们仍然恪守古人之窠臼，则未免对此事变的看法过于简单化。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实际出发，以“理性”为圭臬并兼及道德中的人文关怀，客观公正地对此事变的原委进行钩沉，希冀人们在重新审视“三藩之乱”时，多一份“理性”和道德人文关怀，从而使历史事件借助于合情合理的解读回归本原。

在认识“三藩之乱”时，古人在理性和道德两方面都存在着孤立片面、以偏盖全等形而上学的错误。在理性方面，只看到“三藩之乱”的巨大危害而无视其合理性；在道德方面，只强调“臣事君以忠”而忽略了“君使臣以礼”的前提。这样，“三藩之乱”被扭曲失真、名不符实也就在所难免了。

首先，从理性角度来考量，“三藩之乱”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当时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损失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破坏，从而在一定时期内阻碍了社会生产的正常发展，这是不争的实事，毋庸赘述。但这只是此事件的一个方面；如果进一步探究“三藩之乱”产生之缘由以及此后康熙所采取的一些善后措施，我们就会发现“三藩之乱”蕴涵着不少合理性的成份以及这场战争所造成的伟力。

康熙初年的“三藩之乱”并非凭空产生，它是各种复杂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内部的根据也有外部的条件。从内因来看，以吴三桂、耿精忠等为代表的三藩集团维护政治和经济上的既得利益是“三藩之乱”发生的根本原因。追本溯源，吴三桂、耿仲明(耿精忠之祖父)和尚可喜是三藩集团最初的核心人物，他们原来都是明朝的将领，在明清鼎革之际，迫于无奈先后降清。在清王朝入主中原、定鼎天下的过程中，这些故明将领对新主人的确披肝沥胆、西征南讨，如果说大半个中国都是他们替清廷打下来的也毫不为过。故顺治元年(1644)，清廷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康熙元年(1662)，又晋封吴三桂为亲王。在晋爵亲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