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猛许逊   亦师亦徒

与许逊相关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吴猛。关于许逊与吴猛的关系，史料记载很不一致。柳存仁《许逊与兰公》及张泽洪《许逊与吴猛》等文对此进行过很好的梳理。其一个重要发现是吴、许二人师徒关系的换位及以往被用以描述吴猛神通的材料后来则被冠之于许逊，如刘宋雷次宗撰《豫章记》中吴猛率弟子杀蛇事至唐《孝道吴许二真君传》则被换为许逊率吴猛而为，晋张僧鉴撰《寻阳记》中吴猛驱龙负船之事至《孝道吴许二真君传》及白玉蟾《玉降集》亦被换成是许逊之能（注：《豫章记》和《寻阳记》所记吴猛杀蛇及驱龙负船之呈，详见《太平御览》卷41及卷886所引。）。柳存仁先生更据《云笈七签》卷110所引《洞仙传》中有刘宋文帝间冯伯达泰“孝道”并曾驱龙负船之事而发现：五世纪中叶豫章一带即有“孝道”流传，且驱龙负舟之传说尚未曾固定为吴猛之故事，其为许逊垄断或更在其后。并怀疑二人“杀蛇”之事亦是比附《晋书·周处传》及《世说新语·自新篇》中所载周处斩蛟而来。柳、张等人的考辨结果，透露出一个强烈的信息，即：后来被用以神化许逊的吴猛杀蛇及驱龙之事原本亦不属诸吴猛，吴猛很可能是“孝道”最初试图塑造［或“虚构、“神化”］成祖师的人物；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孝道”信徒们放弃了对吴猛的塑造，转而将早先用以塑造他的材料搬来塑造许逊。这种世俗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现象，在宗教徒那儿却是正常的。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吴、许二人师徒关系的换位及二人事迹材料的相似与重叠。也就是说，上述在历史学家眼中是“虚伪”的事，在宗教学家们看来却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有着巨大的宗教意义。

那么，许逊和吴猛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李显光《许逊信仰小考》［载《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3期］曾提及一条重要材料，即《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21《路大安》曾载路氏于晋惠帝永康二年［公元301年］至太安元年［公元304年］间“居华山，以混元箓传之丁义，以混元经传之郭璞，以混元法传之许旌阳，以混元针灸传之妙通朱仙”。窃以为这段记载尚未将许逊、吴猛二人牵扯和神化，可信度高于其他吴、许相关的材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由许旌阳［许逊］与丁义而牵扯出的许、吴关系。据《晋书·吴猛传》等载，丁义曾授吴猛“神方”，如是则许逊当为吴猛的“师叔”。但是，后世的道书又谓“［许逊］闻西安吴猛得至人丁义神方，乃往师之，悉传其秘”（注：《玉隆集·旌阳许真君传》，见《修真十书》卷三十三，《正统道藏》第7册，第612页。）关于“丁义神方”，《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26《许太史》曾载：许逊：“飞升”前曾以“大功如意丹方”传众弟子，“此方即丁义神方中一也”。李显光所获《净明忠孝全书》中亦载有净明道徒所行“许真君七宝如意丹诀”，内容与《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所述大致相同（注：详请参阅李显光撰《许逊信仰小考》，载成都《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3期。）。由此看来吴猛得丁义传“神方”，而许逊又师吴氏而学之之事似非为虚构，如是则许逊又当为吴猛“弟子”。这种辈份的“颠倒”在现实中是可能发生的，如某位中学生后来在大学里当了教师，原来教过他的中学老师又到其所在大学进修而反为其“弟子”，并不足为怪。正由于这种辈份的“颠倒”并不足为怪，故后来道徒云谌母命吴猛“拜许真君为师”而反为其“弟子”（注：《孝道吴许二真君传》，《正统道藏》第11册，第697页。）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孝道吴许二真君传》言吴猛拜许逊为师之说，因系唐代时才出现，且其中所述许逊事多为从吴猛处“借来”，故可信度较低，很可能是孝道道徒放弃了对吴猛的塑造后而对许逊进行“虚构”的结果。

孝道道徒为何要放弃对吴猛的塑造，转而对许逊进行神化？这是许逊何以能够成为净明道祖师的第一个问题。对此问题，张泽洪《许逊与吴猛》有一个解释，即：吴猛死后，许逊仍继续传教达三四十年时间，且早期孝道“十二真君［许逊、时荷、吴猛、甘战、周广、陈勋、曾亨、盱烈、施峰、彭抗、黄仁览、钟离嘉］中有五人为许氏家族成员［彭抗是许逊岳父、盱烈是许逊大姐之女、钟离嘉是许逊二姐之子、黄仁览是许逊女婿］，故许逊的影响及其家族的势力均在教团内部占有优势，以致逐渐取代了吴猛原来的地位。这个解释是比较合理的。关于净明道是由地方家族崇拜发展而来一事，学术界多有共识，如施舟人《唐代的道教仪式及地方崇拜》即认为：许逊崇拜最初只是洪州西山一带的以象族血缘为纽带的民间崇拜［其崇拜主题为“孝”］，且只是一种受灵宝派影响的Local school［传统、生活方式相同的群体］而非sect［宗教教派］或有特殊思想体系的运动［Special ideological movement］；有关于许逊的各种节日庙会实兴起于晚唐，之后由于影响日增而得以跻身正统道教。既然净明道渊源于家族崇拜，则这个家族的杰出祖先［许逊］被不断神化乃是可以理解之事。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许氏家族将许逊的地位抬高过于吴猛并非“空穴来风”，而可能是以许逊辈份本高于吴猛［系其“师叔”］为基础的。并且，许逊之最终能够被宋元净明道奉为祖师，并非仅依靠了其家族成员的捧抬，而是还有着很多的“外力”的作用，如许氏家族以外的孝道成员、许逊教团以外的道士乃至唐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推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