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水千岛湖。

 十一、李秀成天京突围  太平军撤离浙江

        同治三年（1864），六月三日，天王洪秀全服毒自杀。六月六日，幼主洪天贵福即位，七月十九日天京（今南京）沦落。李秀成保护幼主突围而出。

        七月十九日下午，李秀成保护着幼主回到忠王府，含泪辞别了老母，胞弟、侄儿和他自己的妻子，保护幼天王深夜突围。李秀成见幼天王年纪小，骑的是一匹不得力的马，深恐有失，就把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秀成自己骑上了幼天王那匹不得力的马。率领身边将士，连同文武官员共数千人，保护幼天王走上清凉山，俯瞰全城，只见天王宫已起火，心情沉重，全城枪炮声不断，估计是守城的太平军在同清兵浴血奋战。

        李秀成命令大家换上湘军号衣，小幼天王走在队伍的中间，他自己带头从太平门炸塌的缺口处突围出来，冲出一千多人后，被敌人发觉，仓忙堵截、追击，发生混战，队伍冲乱了，所幸幼天王与李秀成都已冲出城外。但在混战中，李秀成由于骑的不是战马，跟不上幼天王的队伍，掉了下来。

        李秀成与幼天王失散后。剩下单人独骑，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冲杀，人和马都未得食，这时又饿又累，困顿到了极点。走到天亮，来到一处荒山，李秀成想在这里暂避一下，就到山上一座破庙里歇息，他离家时带了一些珍宝，用绉纱包了捆在身上，是准备保护幼天王突围出来后，在路上作用费的。

        来到庙前，他把马系在一边让它吃草，由于天气太热，他把那包珍宝也解下来，挂在树上，宽衣乘凉。这地方名叫方山，离天京不远，山下有几个村庄，叫涧东、涧西、丁村，都在山脚跟前。

        李秀成坐下不久，见有一群百姓上山，他弄不清楚他们的来意，连忙起身躲避，却忘了取下那包珍宝。百姓追上来，见是忠王，便一齐跪下，“俱各流涕”。李秀成在天京十几年，附近百姓都认得他，太平天国救国救民的宗旨，早已深入人心，百姓身受其惠，所以他们对革命领袖就有着深厚的感情。李秀成记当时的情形说：“我见百姓如此，有救我之心，自愿回破庙处所得此珍珠宝物以酬其情。不意此民追我上前而去，在后又有民众来此庙中，将我之宝物拾去，我同此民回来，不见此物。”人们谁也不会计较他的报酬，只是想把他隐藏起来，不让敌人发觉，再设法送他回太平军去。

        为了安全，百姓们劝他薙发，他拒绝了，因为长发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一种标志，即使在艰险的时候，他也不愿作有损于革命尊严的事。他对百姓说：“我为国家大臣，国破主亡，若逃了出去，捉到敌军营里，也免不了一死。如幸而逃出，薙去了头发，我有什么面目去见全军将士？”后经百姓苦劝，才勉强薙去了一些头发。在村民们的诚心诚意掩护之下，李秀成本来是可以脱险的。如果他能回到军中，以他的威望和号召力，只要发个通知，李世贤等所率大军即会很快应命而来，再与洪仁玕所部会合，保护幼天王远征西北，同陈得才部合军，太平天国复兴的希望是有的。但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李秀成不幸被俘，这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终于破灭了。

        原来掩送李秀成的是涧西村的村民，而李秀成遗失的珍宝却引起了涧东和丁村百姓的争执，都想分得一些，丁村有个人叫王小二，涧东村有个人叫陶大兰，是两个地痞无赖，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湘军提督肖孚泗，湘军就派兵把李秀成抓走了。这是同治三年（1864）七月二十二日的事。涧西村百姓当时无法抗拒，但他们激于义愤，事后不久，捉到一个名叫王三清的清兵，杀了投在水塘里，以此为李秀成报仇，曾国藩听到这件事，深为忧惧，他在奏折中说：“李秀成权术要结，颇得民心，城破后窜逸乡间，乡民怜而匿之。肖孚泗生擒李逆之后，乡民意将清兵王三清捉去，杀而投诸水中，若代李逆报私忿者。”这件事反映，即使在天京失陷后，广大群众仍然站在太平天国一边，他们冒着身家性命的风险，掩护革命领袖，并且用实际行动在同清朝统治者作斗争。

        七月二十三日，李秀成被缚送湘军大营。曾国荃闻讯，决定亲自审问。他拿了一把锥子，跑到前边来，朝李秀成身上乱刺，以发泄他对革命者刻骨的仇恨。看到曾国荃那种暴跳如雷的样子，李秀成神色泰然，说了一声“曾九，何必如此！”曾国荃恕未息，复加“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忠酋殊不动”他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所以面对敌人的酷刑，他镇定自若，没有表现出害怕，直到这时为止，作为太平天国后期重要的军事统帅，威震敌胆，战功卓著。

        李秀成在敌人的囚笼中写供辞，就是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李秀成自述》，在自述中写了一些言词偏激的话，批评了天王洪秀全。这是对的，洪秀全忘记了革命的初衷，后期腐败，“不修德政”，是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洪秀全沉迷在自己的宗教里而不能自拔，他借宗教发动群众，闹起了革命，但最后反而毒害了他自己，临死之前喊出了“朕的天兵多过于水”这样的蠢话就是证据。

        李秀成在供词中写的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收齐章程”十条，他建议由他写信或由他亲自前往，收降大江南北尚在同清军作战的几十万太平军，这不是李秀成的思想动摇和变节投敌，而是李秀成还想逃出敌人的囚笼，达到东山再起，“妖朝可灭，江山可定”的目的。他是在作死马当活医，作最后一次努力，或许敌人上当的打算，这招连敌人都害怕了。

        李秀成写完《自述》的当天，即同治三年（1864）八月七日下午，就被曾国藩杀害了，时年四十一岁。曾国藩为什么急忙杀害李秀成？这事本身就说明李秀成丝毫没有向敌人乞降，瓦解革命的思想。况李秀成在临刑时还写了“叙其尽忠之意”的“绝命词”，可见其死是何等地悲壮。

        李秀成之死，与石达开在大渡河之死有不同之处，石达开到大渡之后，进入死角，形势不利，他想死，他在绝望中想最后做一件对革命有益的好事，天真地提出：“以一人之头，换千万人之生命。”希望清政府不要杀害他的战士，让他们解甲归田，或在清兵中做一名战士，同时，还希望清兵给他留下八岁的儿子，给石氏留下一后根，清政府答应了，石达开在向清兵营走去的过程中，在渡船上，把自己的老母和妻子投入大渡河中淹死，带着八岁的小儿子上岸走入清军营中。他不知道敌人的残酷，最后，他的几万战士被屠，八岁的儿子也被杀。这是石达开根本没有想到的。但石达开不是叛变革命，不是叛徒，他以一从之头，换取千万人之命而走入清军营中去就死的。他不是去求生的。石达开的最大错误在于天真地相信清王朝的承诺，对清王朝的反动本质没有清醒的认识，轻信曾国藩的谎言，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给革命带来了太大的损失。

        同治元年（1862）二月，左宗棠率军由皖南出大镛岭和济岭，闯入开化县境内，拉开了攻取浙西的战幕。

        太平军将李世贤调兵遣将，组织部队在开化与左宗棠展开血战，太平军将领赖连秀、卢有成阵亡，黄文政率部南撤，开化、常山失守，六月，左宗棠进驻衢州，七月淳、遂为清兵占领，八月中旬，处州、缙云被清军占领。十月左军攻陷寿昌。

        同治二年（1863）二月，太平军汤溪守将彭禹兰叛变，打开城门迎清军入城，同时，龙游、兰溪二县也被清军占领，至此，太平军浙西防线全面崩溃，全盘瓦解。

        在左宗棠对浙西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太平军的同时，浙东地区的中外反动势力，也开始了对太平军发起了猖狂的进攻。

        同治元年（1862）五月七日，太平军镇海守将范维邦叛变，镇海失陷，何文庆部西走退守慈溪。五月十日，太平军宁波守将黄呈忠，范汝增两人均受重伤，只好分路撤出宁波，退守余姚，八月三日，余姚陷落，黄呈忠退守上虞，后又退守绍兴。九月二十日，慈溪失守。

        同治二年（1863）三月十四日夜，太平军守将周文佳安全退出绍兴。叛徒杨应柯开城投降，绍兴陷落。三月二十日，萧山失陷，太平军钱塘江以东的保卫战至此结束。

        同治二年（1863）春，浙西基本为清军占领之后，左宗棠统率湘军向杭州逼近，而李鸿章也率其淮军由苏州向嘉兴进攻，于是，太平军保卫杭、嘉、湖的战争拉开了。虽然浙北地区还基本上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下，但从全局上看，太平军已处于被动防御的境地。

        杭州的南面屏障，是富阳县，于是保卫杭城的南面屏障战役就从攻打新城（今富阳新登镇）开始，太平军从四面八方调集军队，集中分散在皖南，浙西的一些零散部队，赶赴新城。这时刚好从皖南绩溪有一支太平军进入淳安经分水到新城配合夹攻新城，于是驻淳北的原赖连秀部队的一支就一起同赴新城作战。

        吴祥达参加太平军不几天，这个年仅十三岁，无父无母又无家的可怜少年，就这样随太平军部队，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土—淳安，去参加保卫杭城的战斗。

        三月二十四日，太平军水师与清兵水师在富阳江面大战，太平军全军覆没，五月二十四日，太平军只好放弃攻打新城计划，退出富阳，开赴杭州，去全力保卫杭城的战斗。

        同治三年（1864）三月二十五日，嘉兴被李鸿章淮军占领；三月三十日，杭州为左宗棠部攻破；八月二十八日，湖州失陷，浙江全为清军所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