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刹海上银锭桥,反清志士埋炸药
什刹海上的银锭桥,在京城名气不小,号称“三绝”。一绝观西山,二绝赏荷花,三绝品烤肉。若再加一绝,便是埋炸药。
1910年的春天,汪精卫来到银锭桥,肯定不是为踏春而来,也不是为与女友约会,而是另有玄机。
与前面说的反清志士吴樾搞暗杀时的年龄相仿,此时要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也是27岁。其革命激愤之诗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曾一时在神州大地上广为传诵。
汪精卫生平中最重要、最为人称道者,便是他在20世纪初期,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同盟会的上层骨干,抱定必死之心去谋刺摄政王载沣的壮举。
行前,他在写给孙中山先生的信中表明心迹:“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人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厘清银锭桥的炸弹事件,须从“守真照相馆”说起。
当年汪精卫与喻培伦、黄复生等义士搭档,专为掩人耳目、安全藏匿炸弹而开设的“守真照相馆”在哪儿?
出版物多,说法就多,总不会都有道理吧?
一版本说“守真照相馆”在骡马市大街,另一版本说在宣武门外大街,再一版本说在江西会馆,又一版本说在琉璃厂马神庙,还一版本说在火神庙西夹道。综合分析,也许“火神庙一说”最为靠谱。这里年节举办庙会,平日也游人接踵、热闹非凡。在谋刺者眼中,最显眼也许最隐秘,最危险可能最安全。
说实在的,百年往事不算太过遥远,可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
徘徊在琉璃厂东西大街上,左问右问,仿佛遗失了什么东西。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文化?是精神?抑或只是一种情感?
行走之所以是必须的,因为它会让思想成型。
坐在墙角下的、皱纹似渔网的老奶奶,指着修葺一新的火神庙对我唠叨:“原先的火神庙可不在这儿,在西边。你找‘守真照相馆’,那就更没影儿了啊!”
曾经慈禧太后指婚的宠臣——摄政王载沣,还真的喜欢照相,若能把他请到照相馆来,那事情就好办了。
在京城行刺也不容易。
原本汪精卫等想要刺杀的,是庸碌无为且贪贿无厌的庆亲王、军机大臣载劻。但载劻狡诈,深居简出,禁卫森严。后将载洵、载涛两个贝勒锁定为目标,计划在他们出访欧美归来时出手。不巧,当日火车站头戴官帽的人太多,汪精卫和黄复生拎着装有炸弹的皮箱转圈儿,寻不到要寻的“仇家”,又不能伤众,只好作罢。
最后选择的谋刺对象载沣,可谓当时清廷的头号人物,行动风险与难度也随之加大。
计划很好。
事先将“铁西瓜”埋在银锭桥下,由汪精卫一人设埋伏,等载沣的车马仪仗经过时引爆。前夜埋雷的活儿,交给制弹专家喻培伦和黄复生;留一夜清静,给赴死的汪精卫和死追汪精卫的同盟会女会员陈璧君。
谁知当夜(3月31日),银锭桥边一住户妻子与人私奔,恼怒的丈夫出来追寻,忽然发现桥下人影(喻培伦)晃动,怀抱一物(铁西瓜),误以为是抱着他的老婆,于是跑去报官。刚刚埋好的炸弹就这样被赶来的巡警发现。
侥幸逃脱的喻培伦、黄复生,告诉汪精卫事情败露,劝其马上离京躲避。汪精卫则说,京城之大,冤仇之多,谁知炸弹是何人埋下?不必多虑,等等看看!
果然,第二天报纸新闻报道:歹徒于银锭桥下埋雷,系针对常由此经过的摄政王,盖因清廷内部势力倾轧、篡权阴谋所致。不久,又有新闻爆料,埋雷者已被抓获。
清廷立宪没有诚意,督促警察办案却颇有效率。先用缓兵之计,发布虚假新闻,麻痹汪精卫等革命党人,再从“铁西瓜”上一颗螺丝钉开始排查,查出其由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铺制作,是“守真照相馆”老板订做的。
4月16日,汪精卫与黄复生在照相馆被捕。
喻培伦已先期去东京购买炸药,陈璧君则回南洋老家筹款。
清廷早已悬赏10万两白银换取汪精卫人头,此番加上谋刺摄政王的重罪,想必会被判处死刑。但不会被凌迟、枭首、戮尸,此三项重刑五年前已被废除。然而,在举国关注的这一惊天大案中,汪精卫与黄复生竟然被从轻发落,免除死刑,只被判处无期徒刑。
毕竟,历史已临近1911年辛亥革命的节点。汪精卫与黄复生得到了现代文明国家才有的司法程序的礼遇——开庭审理,允许被告人为自己辩护。清朝法庭变成了汪精卫的讲演台:“本名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时为《民报》主笔。平生宗旨,均刊登于《民报》,不再多言。孙中山先生起事(同盟会多次武装起义)兵败后,我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
汪精卫与黄复生,彼此的志向相同,措辞亦相同,都在法庭上宣称自己为刺杀主谋,都想以此来为对方开脱,减轻刑罚。
汪、黄两位惺惺相惜,都看在法庭主审官肃亲王善耆(1866-1922)的眼里。他尤其欣赏汪精卫的文章,不住地嗟叹:“其才出色,其志可悲。与其杀掉,莫若令其改变志向,为国尽瘁。”
从大清帝国二百多年的严酷统治来看,谋刺摄政王肯定是死罪无疑,当汪精卫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消息传出,举国上下深感意外。
孙中山得知汪精卫被捕入狱,仰天叹息曰:
“失精卫,断吾臂!”
清末之际,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频繁,如史坚如刺杀广东巡抚德寿,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以及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等等。惟有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这次炸弹未响的刺杀,反倒威力最大,影响最大,效率最大,犹如向清王朝发动最后总攻击的一颗无声的信号弹!
清朝历史上没有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的先例,但是清廷却有唯一的一次例外:1911年11月6日,大势已去的朝廷,被迫宣布释放汪精卫与黄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