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坟是个地名，在西安市的南郊，电视塔附近。这里原来是个村庄，由于西安的城市扩建，这一带早就城区化了，原有村民的耕地被征用殆尽。为了解决村民们的生活出路问题，政府给了不少经济补偿和优惠政策，在银行信贷、税收方面都给予支持。于是，村民们纷纷利用征地补偿和银行贷款，在原来的宅基地和自留地上盖起了重门叠院的大房子，并且隔成一小间一小间的许多房间，靠着出租这些房间的租金收入，过上了悠闲而富足的房东生活。

　　1990年至1993年，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念书。我们学校和吴家坟村只隔了一条马路。某天，我到吴家坟去找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是刚调入陕师大不久的，学校还没有给他安排宿舍，就暂时在吴家坟租房子住。那天的结果是：我要找的老师有事外出了，没找到人，可是，我却意外地在吴家坟发现了一个“留学生”部落。

　　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带着好奇心，不断地跟这个“留学生”部落的成员接触、交往，在他们中交了不少朋友，看到、听到了他们中的许多故事，了解了他们的喜怒哀乐。

　　吴家坟附近聚集着西安的好几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学院、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安财经学院，等等，也有不少成人进修学校和中等专科学校。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这些学校纷纷办起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在师资、教材、课程安排、课时数、教育管理等方面都相当正规化，每年两次组织学员集体报名参加西安市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员考试通过规定的课程，积够规定的学分，就可以获得大专或本科的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学历。办这样的辅导班，从学校方面来说，自然是充分利用自身的教育资源，开辟一条为学校和部分老师增加收入的途径；从学员方面来说，则是为许多没考上大学，或者年纪已大，本以为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进大学门的人，重新提供了一个上大学的机会。

　　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普遍比较落后，但西安却是一个著名的文化古城，是西北五省区的文化中心，因此，许多想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圆大学梦的人纷纷跑到西安来“留学”。由于大学办的高等教育自考辅导班一般不解决学员的食宿问题，因此，学员们不得不在附近租房子住。也许吴家坟的村民们当初建造那些大房子，隔成象鸽子笼一样的小房间，就是看准了这个市埸需求。房间的租金相当便宜，我在陕师大的那几年，每间房的月租金在25至30元之间，如果两、三个人合租一间，则每月开支更省，很能被“留学生”们接受。在吴家坟村的每个院落里，都聚居着十几个、乃至几十个这样的“留学生”，吴家坟的“留学生”部落就是这么来的。

　　吴家坟的“留学生”不仅来自陕西省的各个地区，如宝鸡地区、延安地区、汉中、绥德等，更多的来自西北的其他省区：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的都有；“留学生”们多数来自这些省区的小城镇，也有少数来自农村；年纪最大的有四十来岁，年轻的二十出头。

　　那个年代，政府对师范院校的学生是有生活补贴的，所以，陕西师范大学每个月都免费给学生发放饭菜票。有些学生，尤其是女学生，自己的饭菜票吃不完，就打折出售，换取现金；其价格通常按票面金额打七折，有时六折也能买到。吴家坟的“留学生”们就从这些学生手中收购饭菜票，混到学生食堂去吃饭。对“留学生”来说，这确是个既便宜又方便的解决吃饭问题的好办法。可是，这种事情迟早会引起校方的注意。终于有一天，校方突然宣布：从某年某月起，学生食堂卖饭菜改用刷卡制，学生手中以前剩余的饭菜票一律上缴、作废。这下“留学生”们可惨了，不仅收购来的大把饭菜票一夜之间成了废物，更麻烦的是从此断绝了到陕师大学生食堂吃饭的门路。天天到饭店里去吃，多数人的经济条件承担不起，想自己做着吃，房东则严禁在房间里点电炉子或煤油炉子。于是，每天三顿靠啃干馒头就咸菜者有之，用学校开水桶里半冷不热的开水把方便面泡软了吃者有之，背着房东偷偷用小电热杯煮一点面条或米饭吃者有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有一段时间，吴家坟的多数“留学生”天天到几所大学的图书馆阅览室去“上晚自习”。一到晚间，这些阅览室的多半位置被“留学生”们早早地抢占了。自然，这一问题又被反映到了校方，结果是，图书馆的门口设立了门岗，凡进入图书馆者必须出示本校的教师证或正规学生证。被堵在门外的“留学生”们只好回到自己的“鸽子笼”里，就着昏暗的灯光趴在被子上看书、写作业。房东们为了省电，不允许在房间里点40瓦以上的灯泡，而西安市的供电电压老是不足，40瓦灯泡的光线相当微弱；房东们还规定每天晚上10点钟必须熄灯，如果“留学生”们在晚10点以后还想看点儿书，就只好点上自备的煤油灯。

　　“留学生”们的家庭经济状况一般都不富裕。大多数年轻“留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用靠家庭接济。也有少数年龄较大且已结婚的“留学生”，把家庭和孩子扔给了老婆，自己跑到西安来奋斗。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样。他来自甘肃泾川，特别爱好美术，在吴家坟附近的一所工艺美术学校自费学广告专业。每逢星期天和其他不上课的时间，就到附近的路边去摆摊，替人刻制印章，挣一点钱来解决自己的生活费，至于家中妻儿，则是顾不上了。他的印章刻得又快又好，曾特地为我刻制了一枚藏书章，阴篆的，极漂亮。他租的是一家院落中楼梯下的亭子间，每个月只要20元钱，但房间里潮得可怕，褥子贴着床板的那一面都发了霉，连放在小木箱里的书都潮得变了形。他最喜欢的是绘画，一谈起来真是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什么顾恺之的“春蚕吐丝”，什么吴道子的“吴带当风”，什么米芾的“虚中取气”，什么八大山人的“不泥成法”，等等，我确也从他那儿学到了不少中国画的鉴赏知识。美中不足的是，他拿出来邀我共赏的“藏画”，绝大多数是从地摊上搜罗来的印有古代名画的废旧挂历。

　　“留学生”们梦寐以求的是那张象征着理想和希望的毕业证书；而那一张张的单科结业证书则是迈向理想和希望的一个个台阶，被“留学生”们视若珍宝。一位来自宁夏的女孩子告诉我，她只差两张单科结业证书就要功德圆满了，而只要她的自考大专证书一到手，立刻就要到深圳去投奔她的叔叔；一位家在延安地区的小伙子告诉我，他大（西北话：爹）在本乡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活动能量大，只要他拿到大专证书，一定可以为他在乡办中学谋个公办教师的位置。

　　几年来，我也确看到不少“留学生”拿到了毕业证书，欢天喜地地离开了吴家坟。但是，自学考试的出线率很低，平均只有百分之二、三十，大多数人由于文化底子差，考试难度大，一考再考，屡试不中，黯然而归，留下经济、时间上的损失，精神上的创伤，很难在今后的生活中得到弥补。我认识的一位近三十岁的男子，一连考了四、五年，还差七门课程未通过，无颜回家，留在西安，竟与另一位也是多年未考出线的同病相怜的女“留学生”结了婚，两口子单独租了一间房，靠给别人糊顶棚过日子。还有一位女孩子，家在内蒙古，父母离了婚，她跟的是妈妈，妈妈患有重病，却拿出全部积蓄，让她到西安来“上大学”，但她却始终考不出线，差了好多门课，又不敢告诉妈妈，无奈之下，当了暗娼，将赚来的钱寄回去，还骗妈妈说，在西安找了份工作。

　　离开西安已经将近二十来年了，这期间也曾三次重返西安，每次都没忘了到母校去看望恩师，但没有再进过吴家坟村，因为我知道，我当初的那些“留学生”朋友肯定早就不在那里了，也无从知道这十来年中他（她）们的生活又经历了些什么样的变化。每次路过吴家坟时，只看到几条巷子的路两边开起了不少小店铺、小旅店，还有录像厅什么的；那些重门叠院的大房子大多还在，只不过破旧了一些，不知道里面是否还住着新一届的“留学生”？但不管怎样，那个昔日的吴家坟、那些我昔日的“留学生”朋友们，始终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未曾淡忘。因为在这儿我曾经看到、感受到：当命运之手把我送上一条充满了阳光的坦途的时候，在社会的另一角落，原来还有这样一群在恶劣条件下为改变自己命运而苦苦奋斗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