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芜湖市的镜湖边，曾有一个叫“吴家花园”的地方，解放后也就是剩了一块招牌，半边小街，可您知晓否？上世纪初时确有一人在这里建造了一座久负盛名的私人花园，他就是我的曾祖父吴敬修。
　　吴敬修，字怡生，1864年生，安徽省泾县茂林村人，晚清光绪年间捐得江西省候补道，曾出任江西德化县县令，上海海关道，大清政府驻日本国监学[管理中国流日学生]等职，清亡后归乡隐居；后由于和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周实之私交甚密，在袁称帝前，周委派吴敬修任重庆钱印局局长，负责银票和银元[俗称“袁大头”] 监造；这可是肥透了的差事啊！为此我祖父的私塾教师撰联玩笑道＂优差重庆钱印局,胜似江南锡箔坊＂,如果把这幅对联翻译成粗俗点的话就是：“天哪！那儿的钱不是比锡箔坊里做的烧给死人的锡箔还要多得多”！？
　　曾祖父到重庆钱印局上任不久即逢蔡鄂将军云南举义，一日，讨袁军之川部包围了重庆钱印局衙门，限令其交出库银，曾祖父不敢违命，又怕袁世凯日后问责，便选三十六计之上策，携足金银乘夜开溜，据说他的两位随行的姨太太浑身上下都裹满了软细，以致都累垮了轿夫。
　　袁世凯的迅速垮台对曾祖父来说确是好事一桩，因为乱世之中就无人过问他任重庆钱印局局长的前前后后了。于是就放心大胆地在芜湖购地，聘请名师名匠仿效苏州留园的景观建造占地约200余亩的私人花园一座，俗称“吴家花园”，此外还在芜湖长街，渡春路，枣树园等地大置房产，在泾县，南陵县广购田亩，憧憬着凭借稳定可观的房地租收入一劳永逸地让自己和子孙后代们享受下去。
　　谁知好景不长，日本鬼子的铁蹄声就夹着枪炮令人心惊肉跳地越来越近了，曾祖父闻讯后立即带领全家人逃难回了茂林，当时我父亲也就十七八岁吧，他在随祖父回了茂林后不久就结识了叶挺和项英，以并一方乡绅的威望和号召力积极协助新四军组织抗日宣传活动，新四军离开茂林的前夜，我父决意随军北上，吓得他的祖母和母亲一齐跪下来哀求，还将他看守得寸步难行；后来听我祖母说：“次日枪炮响了一夜，天明时只见国民党军用铁丝穿过新四军俘虏的肩膀，一串串地押着从村里走过，幸亏你爸爸没跟着去呢”；我父虽逃过一劫，但无意置身事外，他利用封锁山林的国民党军对乡绅行动的管制宽松，积极藏匿和掩护未被捕的新四军干部脱围，为此曾先后数次穿过沦陷区护送脱围干部北上苏区归队，受到重组新四军陈毅军长的赞扬和宴请。
　　曾祖父除娶妻项氏外另先后纳了六房妾，大家都记得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映过一位老太爷，他想在哪位老婆的房里过夜就事先叫管家去门口挂上灯笼，这情节“吴家花园”里也有，只是道具没电影里的那么高雅，我家用的是尿壶，今天尿壶如放在哪位太太的房门口，哪位太太就心中有数了。早年芜湖有民间传说“吴驼子[曾祖父的绰号]的七个老婆的卧室门是并列的，設有机关，晚上他进了哪位老婆的房后只要一关门，其他老婆的房门就自动反锁上了”，其实根本就没那么回事的。 别看他那么多老婆，可就是没一位太太为他生出儿女来，后来无奈只有花银洋300元将同宗族人之子过继以承香火，这人就是吴寿琪[当过合肥师范学院政治系主任]的胞兄吴少怡，后来成了我的祖父。
　　我只见过第四，五，六三位曾祖姨太太，四曾祖姨太名萧性镜，广东人，她十四岁时被亲生父亲当做巴结上司的贡品送给了我的曾祖父，从此以后就再也没回过娘家；
　　五祖姨太姓邢，名不详，天津船家女，后卖于我的曾祖父为妾，听我的祖母说：“五姨太生得十分标致，老太爷娶她时曾对其许愿今后再不纳妾；不想数年后又娶进一年仅十七，千娇百媚的苏州姑娘，五姨太气恼万分就闹着要削发为尼，并以死相拼；老太爷只好应允，并为她在马号街置屋三间，中屋建庵，两厢供其出租收租度日，正式剃度出家，定法号广参；或许有的市民还记得住在马号街皖南影剧院对面的老尼姑吧？就是她。
　　抗战中芜湖沦陷前我们全家都去了茂林，广参法师执意不随行，日寇将至，恶讯传来说凡寇所至处妇女有不及逃者，无不遭其荼毒；当时的她自知恐难逃魔掌，遂以沸油泼面毁容，始得幸免；一位柔软的中国女子，她的抗击日寇、保全了自己的行为是何等悲壮！事后芜湖文人郑晓岚为广参法师撰文铭碑记载了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也见过那石碑，可惜后来房子拆了，石碑也不知去向，不然倒是又多了一件控诉日军暴行的佐证。
　　我的六祖姨太顾静珍，苏州人，自幼失去双亲后由舅舅养大，在她十七岁那年被舅舅以1000元大洋的价格卖于人为妾，她是我曾祖父最得宠的也是最后一位小妾。她善吹“枕边风”，又离老太爷的钱财最近，所以一大家子人都不敢得罪她，有时还不得不巴结巴结她；1950年时我父意欲出国，怎奈囊中羞涩，便怂恿六祖姨太从曾祖父房内盗出印鉴后将长街的多处房产卖了分“脏”，除了曾祖父外人人有份，活脱成了春秋战国时“如姬盗印”的翻版，可怜曾祖父虽知晓后大发雷霆，然年事已高，回天无力，唯有把六姨太臭骂了一顿完事。六祖姨太这一生做过两件大好事，一件就是上面提到的“如姬盗印”，另一件就是在距今六十四年前，我的姐姐出世后，她的母亲得“产后风”不治，临死前把尚在襁褓中的女儿托孤给了六祖姨太，六祖姨太对我的姐姐真是呵护倍至，晚年也终于有了依靠。
　　曾祖父发迹后个人的生活仍十分简朴，尤其反对浪费，对家人吝啬，但却乐于慈善事业，如果他知道哪里遭旱，哪里被淹，必定捐款救助，还对于租种自己田亩的受灾佃户给于免租，那时芜湖地方的报纸经常报道他的善举，所以他在社会上一直有较好的口碑；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看重名利，但对国民党特务机关为扩大影响力、多次怂恿他捐款资助国军剿共的要求却坚决给予了拒绝；据《泾县志》记载：“吴怡生┉┉┉卸职后寓居芜湖，关心公益事业，举办赈务、救灾济贫，捐助慷慨”。可作为佐证。曾祖父常告诉别人：“我做善事不为别的，只求修到‘无病而终’足矣”。 也许是上苍的眷顾吧，1951年2月23日[农历正月18日]早晨，曾祖父起床后精神抖擞地坐上了马桶，忽听一声长长的闷屁响过，这位87岁的老太爷就两眼一翻、撒开手、丢下了一副摇摇欲坠的烂摊子‘无病而终’驾鹤西去了,享年８７岁；此乃后话不提。
　　1945年抗战胜利了，曾祖父带领一大家子回到芜湖，然吴家花园已不堪入目，由于沦陷前花园遭到日机的轰炸，沦陷后有被日军占作军营和马场，八年下来已是满目疮痍，再想恢复原景原貌已无财力，于是曾祖父卖掉近一半花园的地产，在留下的另一半上再建花园一座，虽风光气韵非昔日可比，倒也适宜修身养性。
　　从此后，吴家花园开始飞速的衰败，几乎就是凭卖田卖地卖房度日，１９５１年曾祖父死后，我的祖父祖母更是大踏步地加快了“卖”和“败”的速度，到土地改革运动前，我家的田亩已变卖殆尽，花园也卖给了今市第二人民医院，全家老少租住到原环城西路８０号屋内。
　　到土地改革运动来了时工作组就犯了难，赫赫有名的吴家花园的大少爷［我祖父］该定个什么成份呢？说田亩吧，已无寸土；说房产吧，不剩片瓦；说“父债子还”吧，又非亲生；
　　最后只好按政策规定的“杠杠” 给我的祖父定了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成份―――――城市贫民。倒是我的祖母受了累，因她是我曾祖父的亲侄女，娘家又是大富豪，故而被带上了地主的“帽子”，义无反顾地当上了终身“运动员”。
　　如今，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一些带有封建烙印和色彩的旧的地名和街名正在逐渐消亡，＂吴家花园＂作为“昨日黄花”已经被历史埋葬，但是它浮现和沉殁的经过、和其主人留给后人的故事如能对文史资料的收集和撰编者有助一二，我将不胜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