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英雄与美人
南方六大方言中，资格最老的是吴语。
吴语据说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了。它可以追溯到商朝末年的一次大移民，这次移民是太伯和仲雍领导的。太伯和仲雍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儿子。古公亶父一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大约当爹的总有些偏心，要心疼小儿子一些，又尤其喜欢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太伯和仲雍一看没戏，就带着族人跑得无影无踪，史书上的说法是“让贤”。但如果是让贤，自己躲起来就是，干吗把手下的精兵强将统统带走？又何必连周族的衣服都不穿了，“断发文身”，作“野蛮人”状，公然摆出一副不合作的姿态？分明是和老爹、老弟都翻了脸，没准还是被打跑的。反正“打不赢就往南方跑”，也是炎黄时代就创立了的光荣传统，没什么稀罕，也没什么不妥。
不过太伯和仲雍这一跑，就跑得远了，从陕西的岐山一直跑到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一带，这才站住了脚跟，号称“句吴”。江南这地方，现在是富得流油，当年却是蛮荒之地，叫“荆蛮”。移民也是早就有了的，在绍兴、诸暨一带，是夏禹的苗裔，据说是夏王少康派来给大禹守陵的，叫“於越”。他们的习俗，也是“断发文身”，或者“披发文身”，大约还保持着夏代的原始风貌，祖上则是中原的羌族。太伯和仲雍他们祖上也是中原的羌族，也“断发文身”，这可真是“五百年前是一家”了。
可惜现在是亲兄弟的，尚且难免祸起萧墙，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又哪里靠得住？所以后到的“句吴”，和先来的“於越”，也免不了刀兵相见，鹬蚌相争。吴越之间的战争，也不知打了多少年，最后打出个“卧薪尝胆”的故事来。不过吴越两族的文化，毕竟相通之处甚多，正所谓“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何况还有需要合作的时候？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同舟共济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总之吴越两国的交往是很多的。不管是战，还是和，总归要沟通，也要融合，彼此之间也会相互影响。于是吴越两国的“国语”，就成为今天吴语的原型。直到现在，除宁镇一带“失守沦陷”外，吴方言区，大体上也就是当年吴越两国的地盘。
吴语的代表是苏州话。苏州话也被称作“吴侬软语”，侬，是典型的吴语。吴人自称我侬，称别人为他侬、渠侬、个侬，现在则称“你”为侬，反正不管什么人，都是侬，所以叫“吴侬”。不过侬则侬矣，软却不一定，宁波话就不软，因此有“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讲话”的说法。事实上吴人和越人原先都尚武好斗。吴王金钩越王剑，吴人更是兵器制造专家。春秋时，最好的兵器都是吴国的兵工厂里打造出来的。什么吴戈、吴钩、吴干，都是。《楚辞》上说：“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国殇》）应该说是当时战场上的真实写照。难怪伍子胥要报仇雪恨杀楚王，不找别人，非到吴国搬兵不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术，国人多伤疤。”风气风尚如此，吴语怎么会软？
吴国出兵器，也出丝绸；出英雄，也出美女。吴国的丝绸叫吴绫，吴国的美女叫吴娃，也叫吴姬、吴娘。越国也出美女，叫越艳。“吴娃与越艳，窈窕夸铅红” （李白），弄得吴人和越人都有点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吴国也被越国派出的色情间谋所颠覆。再说越人还擅长诅咒，其禁咒术就叫“越方”，越巫、越祝也让人谈虎色变，吴国岂能不亡？
然而后来越国又被楚国所灭。再说南方从来就打不过北方。吴也好，越也好，楚也好，最后都被北方来的强秦统一了去，南方之强变成了北方的刀下之羊。
此后兵战就开始改成商战了。吴盐胜雪，吴羊奇白，富庶的南方有足够的能力在经济上征服北方。打造兵器的手艺自然也只好用来做剪刀，叫“吴刀”。“吴刀剪彩缝舞衣，明妆丽服夺春晖”，“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以柔克刚的结果是吴语开始变得甜糯绵软，终于变成所谓“吴侬软语”。
不过，在几乎举国上下都以北方话那种粗犷硬朗铿锵有力为尚时，这种轻柔悠扬婉转文雅的“吴音”，却有一份难得的可贵。自古江南多才子，我不知道这和他们都说吴语是否有关，但文化要求多样，不喜欢单一，总是不争的事实。
认真说来，吴语虽然也是南方方言中个性特征比较鲜明的一种，但与粤语、闽语相比，和北方官话还算是比较接近的。在词汇和语法两方面，吴方言和普通话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区别主要在腔调。比方说保留浊音，复元音韵母都读成单元音，摆（bai）读ba，悲（bei）读be，飞（fei）读fi等，这也不奇怪。吴方言区毕竟是南北方言交锋的前沿阵地，一点不变也是不可能的。长江以南，连南京、镇江都变成了北方方言区，“柔弱”的苏州居然能“顶住”，我们实在该说一声“不简单”！
有人说，人生三大悲哀：英雄末路，美人迟暮，江郎才尽。吴语是否英雄末路，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它并未江郎才尽，大约也还没到美人迟暮的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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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易中天论赣语：吴楚东南坼
湘语和楚语是嫡亲，和吴语则是表亲。
楚语和吴语曾被看作同一种方言，而且就叫“吴楚”。这也不奇怪，吴与楚都是“荆蛮”嘛！再说越灭吴，楚灭越，他们也曾统一过，所以古楚语和古吴语是比较接近的。直到现在，湘语和吴语还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吃”，便都念作“恰”，只不过声调不一样，也就是腔同调不同。父亲叫“爷”，读如“衙”，也一样。从这些蛛丝马迹看，吴语和楚语的
关系在历史上很可能非同一般。
事实上直到隋唐，吴语和楚语还被看作一种大方言。陆法言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切韵》）陆德明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浅，或滞于沉浊。”（《经典释文》他说的“河北”，就是“燕赵”；他说的“江南”，就是“吴楚”。颜之推也说南方水土柔和，所以说话声音清而切；北方山水深厚，所以说话声音浊而钝。可见吴楚之同远大于南北之同，南北之异也远大于吴楚之异。要是它们就这么联起手来，南方的方言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然而一把刀子却从吴楚之间插了进来。
这把刀子就是赣语。
顾名思义，赣语就是江西话。不过，说赣语就是江西话，就和说湘语就是湖南话一样，并不准确。因为湖南人并不都说湘语，还有说北方话（西南官话）和客家话的；江西人也并不都说赣语，还有说北方话（江淮官话）和客家话的。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和客家方言这么一挤兑，湘语和赣语就很可怜，连自己一省的地盘都守不住。但要说湘语主要在湖南，赣语主要在江西，也不算错。
江西这地方，历史上叫做“吴头楚尾”，春秋时是吴、越、楚三国的交界处，汉代又介乎荆（荆州）、扬（扬州）之间，是个“三不管”的空子：楚不管，吴不管，越也不管，结果，古时这块地方的方言，就有点不三不四，不明不白，连汉代的方言学家扬雄都弄不清楚，只好留下一片空白（也可能那时人烟稀少，语言方面根本就乏善可陈）。其实直到现在，赣语的特征也还不十分明显，而且来历不明，就像江西菜一样，不南不北，不东不西，没什么“特色”。
是空子，就有人钻。西晋末年，八王混战，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杀过来杀过去，中原地区就很不安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东晋末年，战乱更加剧烈，中原汉人就开始大规模地往南跑，有的便跑到了江西。唐末和宋末，中原汉人又多次大批南迁。这一次跑得就远了。跨黄河，过长江，越淮河，渡赣水，一直跑到广东、福建，跑到后来成为客家方言区的地方。
这些南迁的汉人都要经过江西，江西就像是一个中转站。那时又没有大京九，即便是逃难，也走不快。也有走不动的，就干脆留了下来。但不管是过路的，还是留下的，也都要把当时中原的方言带到这里。赣中、赣北人说话，原本就既不如吴人之“清”，又不如楚人之“楚”，有些不清不楚。现在再让北方官话接二连三这么一搅和，就更加不三不四，结果，赣语就成了非吴非楚非中原的“怪话”。
事实上赣语的特征可能也是最不明显突出的。它南部接近客家方言，北部接近江淮方言，西部和湘语拉拉扯扯，东部又和闽语黏黏糊糊，疆域从来就没弄清楚过。赣语的语音也怪怪的，浊音都变成了清音，这和普通话是一样的，但普通话中浊音变清音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赣语却一律送气，又和客家话是一样的。长沙人蓝男不分，泥犁却分得很清楚，南昌人也一样。
武汉人喜欢用“倒”这个虚词，意思相当于“着”，南昌人也这么说：“坐倒”（坐着）、“站倒”（站着）。成都人也说“倒”，比如“牛都过得倒你过不倒”，这里的“倒”就是“了”的意思。成都人不说“坐倒”、“站倒”，而说“坐起”、“站起”。同样，武汉人也不说“拿一本书倒（给）我”，而说“拿一本书把（给）我”。只有在赣语中，“倒”才既有“着”的意思，又有“给”的意思。
赣语，明摆着是个混血儿。
它也是一个奇迹。在吴语、楚语这些老方言节节败退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它居然能作为一种新方言在夹缝中生长起来，还赢得了和吴、湘、闽、粤平起平坐的地位，真的让人刮目了。江西这地方，先前可没有这样得意过。
然而这样一来，吴楚之间的联系也就被切断了。吴楚之间的联系原本就很松散，赣语一刀切将过来，便连藕断丝连也很难做到。中唐以后，大批移民从中原经赣北、赣中向赣南挺进，这个口子也就越撕越大，最后，不但吴语与湘语从此天各一方，而且闽语也被限制在东南一隅，除了往台湾岛和海南岛上跳，再没别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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