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人杰——吴建功

吴建功，又名吴中杰（1911～1951）。1928年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上海浦东地区第一支抗日武装的缔造者。历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支队长、三北司令部后勤部部长、中共浦东工委委员、南汇县县长、鲁南二专署教育科长、浦东人民解放总队队长等职。解放后，任中共松江地委委员，松江专署第二副专员兼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吴建功为中国共产党出生入死，为浦东、浙东地区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毁家纾难投笔从戎，之后又深入虎穴从事瓦解敌伪的策反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主要从事统战工作和瓦解国民党等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镇反运动中，吴建功蒙受不白之冤，于1951年2月25日，自杀身亡。1982年1月28日，中共江苏省委对吴建功案件进行了复查，为吴建功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吴建功，1911年出生于浦东新区大团镇邵宅村吴家宅（庙西），祖籍浦东吴家堰，是延陵季子的后裔。其父吴守勤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一开始，吴建功和三个哥哥吴有斐、吴建良、吴建星跟着吴守勤学习中医。吴建功的三个哥哥后来都做了中医。因为吴建功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立志以教育救国，所以放弃了学医。

1925年，考入南汇简易师范学校，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经济学和俄国革命等书籍，接受一些共产主义思想。

1929年，在南汇简易师范学校，由陆应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秋，吴建功从南汇简师毕业后，先后在南汇地区的陈家店、开智等小学任教，利用自己当教员和校长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革命工作，在青年教师和社会各阶层人士中，宣传中共的革命主张。

1930年8月，浦东泥城地区发生了农民暴动，史称“泥城暴动”。吴建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暴动，但是为暴动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在暴动前，他和鞠耐秋专门前往彭镇勘察了盐廒附近的地形以及盐警方面的情况。泥城暴动失败后，大量人员被捕被杀，吴建功身份没有暴露，成功的隐蔽了起来。

1931年，吴建功失去了一切能够证明他是中共党员的联络人，吴建功与中共党组织失去了关系。

1935年初，吴建功和蔡志伦等一起组织了进步群众团体“社会科学研究社”，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当年末，“研究社”遭到破坏，吴建功被人告密，遭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关押一个月。关押期间，吴建功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出卖其他同志。保释出狱后，吴建功继续在开智小学任教。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吴建功变卖家产，以组训壮丁“抗战救国保家乡”的名义，动员亲戚张岳年等大团镇各阶层捐款，建立了有近20人的浦东第一支抗日武装——泥城“抗日保家卫国团”。

吴建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自己的队伍想在南汇地区生存下来，一定要找会带兵的人帮忙。听说中央军校武汉分校(黄埔六期)毕业的同乡人周大根，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回到了上海。吴建功三赴上海邀请周大根帮他带队伍，吴建功诚心相邀却被周大根多次拒绝，最后在吴建功请求下周大根还是回到了南汇泥城。

1937年底，吴建功与周大根、姜文光、姜文奎、陈文祥等一起，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在泥城“抗日保家卫国团”基础上扩充队伍，同时取得了国民党“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的番号，周大根、吴建功任正副中队长（主要负责部队保障工作、对外联络、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界人士筹措经费），姜文光为政训主任，郭毅为参谋长，姜文奎、陈文祥为政训员。仅半年时间，队伍就发展到5个区队200多人的规模，拥有步枪200多支，重机枪1挺，轻机枪10挺。实力跃居浦东南汇地区抗日武装之首，军政素质在当时江苏省内抗日武装中首屈一指。“二中队”实行官兵平等，经常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每天“三操二讲堂”（三次军事操练，一堂政治课，一堂军事课）。为了培养抗日力量，“二中队”派出政训员姜文光、姜文奎同宋益山、杨杏邨等，在南汇县新场以东李家桥创办了“抗日建国公学”，大量招收爱国青年，教授文化、政治、军事知识。这个学校培养了许多抗日人员，向浦东地区的几支抗日武装队伍输送了不少人才。

1938年春，中共浦东工委成立，“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和浦东工委接上了关系，吴建功终于找到了组织。

南汇县二区区长连柏生为发展抗日力量，准备筹建“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中队副王才林率8名骨干从盐仓到泥城“二中队”集训，集训结束后他们携带“二中队”赠送的枪支弹药回队，同时周大根派军事教官沈光中到“四中队”任教官；浦东工委又派连柏生、王义生、林有璋等到“二中队”学习筹集经费、军事训练等。

1938年12月13日，日军驻上海的部队出动600余人的兵力，在飞机、汽艇的掩护下，从周浦、祝桥及奉贤南桥据点出发，向南汇东南部大举“扫荡”。沿途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各部望风而逃。日军14日占领了新场，15日抵达大团。15日下午，周大根、吴建功率部向东南沿海一带撤退。16日，周大根等28名指战员在“汇角战斗”中牺牲，“二中队”损失惨重。

周大根牺牲后，吴建功继任“二中队”中队长，李芳任副中队长。“二中队”转移到奉贤县民福乡等地驻扎。为了队伍的生存，吴建功四处奔走，想方设法筹措经费，补充武器弹药。后来，吴建功到长沟乡和连柏生商量是否能两个部队驻在一起，连柏生他们对此表示热烈欢迎。随后，他率部到长沟乡，驻扎在唐姓地主的房子里。两支兄弟部队驻扎在一起，由于双方关系融洽，密切配合，曾对刚进驻南汇城的日军进行袭击，迫使敌人撤走，并且一同攻打了忠义救国军胡振海部一个据点。由于政治斗争原因“二中队”番号被取消。之后，“二中队”戚大钧、朱君务等大部分人员加入了“四中队”，两部分人员合二为一成为淞沪游击队第5支队，最终发展成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重要前身（现陆军第83集团军第60中型合成旅）。一部分人去了浙东三北地区自立山头，一部分人加入南汇周边的地方武装成为其骨干人员。

1939年4月，经批准吴建功恢复中共党籍。同月，吴建功利用故旧关系，打入汪伪和平建国军第13师50团2营储贵彬部，做了2营的副营长。

1939年6月，“江南抗日义勇军”领导人吴仲超、谭震林先后会见了吴建功，给予了鼓励安慰和工作指示，让他暂留“江抗”地区工作。同年7月，任江抗阳澄区支书。9月，调任南汇一区区长。12月，任南汇一区抗卫一大特中中队副。

1940年4月，谭震林到苏南常熟，建立江南区党委，组织东路军政委员会、江南抗日义勇军，全面统管江南党政军工作。不久中共江苏省委充实和加强了中共浦东工委的领导班子，成立了敌伪军策反工作委员会，朱人俊任书记，委员为吴建功、姜文光、方晓。

从1940年春至1941年夏南渡三北前，朱人俊与打入伪50团中的吴建功、姜文光、方晓等，建立了共产党工委。掌握了六个连的武装共600余人。肃清了二营三营中20多名汪伪特务，为部队之后能安全拉出南渡浙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继续在伪50团中，埋伏了共产党员戚大钧等人。

书院商人黄关根（黄矮弟）为了海上经商方便和中共部队行动安全，想拜“忠义救国军海上游击支队”司令张阿六为“老头子”，欲借其势力保障海上运输之安全。为此，黄关根征求了同乡储贵彬的意见。储贵彬在与茅铸九研究，向吴建功、姜文光等介绍之后，一致同意了黄关根的这个想法。从此，一条从浦东到江浙沿海地区的海上秘密运输通道正式建立了。

1940年起，黄关根、吴建功他们开始利用这条海上运输通道为浙东新四军“五支四大”、“海防大队”秘密输送人员，并以经商为掩护，把大批从上海采购的军需物资送到浙东、苏中等地区。

1941年初，吴建功等人得到黄关根的准确情报，“浙东三北地区既无国民党正规军，又无日伪军，只有一些地方性的抗日武装，其中‘忠义救国军淞沪游击队一支队’支队长是吴建功旧部原二中队区队长顾小汀”。吴建功等人研究后决定在浙东开辟抗日根据地。

之后，浦东工委先后派出朱人侠、张大鹏、潘林儒等人去了浙东，了解了浙东的实际情况。随后姜文光、朱人侠率领伪50团3营9连一个排和淞沪5支队一个班，共五十余人，南渡杭州湾，于5月10日，到达浙东三北。在浙东三北姜文光很顺利地联系到了顾小汀。顾小汀非常欢迎他们的到来，对于陆续到来的家乡部队，给与了很大的帮助。

1941年5月-8月，淞沪5支队一部与策反的伪50团一部约900多南汇子弟兵，分7批南下浙东三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吴建功于当年六月到达三北。这支部队是创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基础。吴建功他们带领的南汇子弟兵，是开创浙东三北抗日根据地的真正功臣。吴建功在浙东历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四支队支队长、三北自卫总队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等职。

1941年9月，为连接浙东与浦东之间交通，确保杭州湾这条运输通道畅通无阻，淞沪游击第五支队和苏鲁战区暂编第三纵队，决定抽调力量成立一支海防中队，在慈溪、镇海、浙东沿海和浦东沿海开展海上游击斗争。1942年12月，鉴于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呈现良好发展形势，为加强杭州湾海上的武装力量，三北游击司令部作出决定：在原海防中队基础上，扩建成立海防大队，任命张大鹏为大队长，何亦达为教导员兼副大队长（后由吕炳奎任大队政委），周才荣为中队长。队伍由原来40余人的一个中队，陆续增加到200多人的三个中队。（浙东海防大队是东海舰队的前身之一，现在是东海舰队登陆舰第五支队。）

1941年10月，正式形成了三北抗日根据地。

1942年1月，浙东游击纵队的第一个兵工厂，苏鲁战区暂编第3纵队修械组改为修械所，8月，改为第3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修械所。从1941年9月的随军修械小组开始，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兵工人员从几个人发展到三四百人，生产设备从手工修械工具发展到拥有车床、刨床、冲床、工作母机等10台机器，并有了用作机床动力的柴油机等设备。兵工厂从简单的枪械修理开始，发展到能够批量生产刺刀、手榴弹、地雷、子弹、枪榴弹、平射小炮、60弹和各种引信、炸药等将近20种的武器弹药。

1942年6月2日，陈毅、曾山电令谭启龙经浦东转浙东主持工作。同月，吴建功派张大鹏接应谭启龙到南汇县伪50团团部，之后，谭启龙又在大团吴建功家中住下。6月20日前后的一个晚上，谭启龙通过海上运输通道秘密南渡浙东三北。

1942年7月，中共浙东区委会在慈溪宓家埭成立。

1942年8月，“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在慈溪鸣鹤场成立。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3纵队大部改编为为第4支队，吴建功任支队长，吕炳奎任政委，张季伦任副支队长。暂3纵特务大队改编为司令部警卫中队。浙东区党委确定了“坚持三北，开辟四明”的工作方针。在三北，经过蜀山渡、杨葛殿、竹山岙三战三捷，重挫了日军，接着又对国民党“忠义救国军”3000余人的进攻，进行了有利的反击，消灭其2000余人。

1942年秋，根据8月12日，中共华中局作出的，对“顾小汀宜高位大名争取之”，让顾小汀出面当司令，何克希、连柏生当副司令，这样有利于中共打开三北、浙东的局面的指示。3、4、5支队以何克希、吴建功、林友璋、朱人俊为代表；1支队以顾小汀、李芳、宋亚、张史丹为代表。在慈溪鸣鹤场湖边的小民岙处，专门举行郑重其事的协商谈判。由于顾小汀害怕自己的队伍会被吞并，所以谈判无果而终。

1942年11月中旬，艾庆璋指挥的“忠义救国军”李文俊部第4大队200余人，渡姚江进入四明山区，4支队支队副张季伦率部将其全歼在梁弄东的鹿亭乡东岗村，俘1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2挺，步枪100余支。

1942年11月20日，三北游击司令部命令在四明、诸暨枫桥等地的部队前往慈溪游源集结。11月29日拂晓，在慈溪长河镇，张席珍率5支队，吴建功、朱人俊、张季伦率4支队，与“忠义救国军”张立民部作战，俘其500余人，缴获步枪400多支，重机枪2挺，轻机枪5挺。

1942年12月，三北游击司令部挺进姚南山区。

1942年12月9日凌晨，在上虞谢塘十六户村、横塘村一带，4支队、5支队突袭“忠义救国军”谢友胜、黄八妹部，俘谢友胜以下500余人。

1942年12月9日午夜，在上虞谢塘的4、5支队夜间强攻“忠义救国军”艾庆章部。艾庆章部400多人在夜色中逃跑，4、5支队毙俘其200余人。

1943年4月，三北游击司令部指战员经过16小时战斗，攻克了汪伪第10师37团1营的梁弄据点。同年8月，中共浙东区党委、三北游击司令部进驻梁弄。自此梁弄成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指挥中心。以后又在余姚境内发动军民对日寇开展反清乡、反抢粮斗争和三北大破袭行动，迫使日伪军放弃三北地区“清乡”、“蚕食”计划。

1943年7月28日，根据浙东区党委指示，在三北地区成立慈镇姚抗日工作推进委员会。有群众团体、地方士绅和军队办事处各方面代表组成。设常务委员会和秘书、文教、建设、设备、军事等科。常务委员会由王耀中、虞家芝、朱祖燮、张志飞、吴建功、岑忠葆、叶志康7人组成，王耀中为主任委员。

1943年10月，国民党第3战区32集团军调集兵力3万，企图消灭浙东游击纵队，经根据地军民英勇作战，取得了第二次反国民党战斗的胜利。至此，形成了南达金华山脉，北至上海浦东地区，东及舟山，西跨浙赣线西侧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到1944年，先后建立了三北、四明、会稽、浦东4个行政区14个县政权，根据地面积1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00余万。浙东游击纵队也由浦东南渡时不到1千人发展至1万余人。

1944年5月，吴建功任慈、姚办事处主任、县委党团书记。吴建功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上海水利志》记载：“袁公塘离海较近，塘身单薄，建成后屡见险情，至民国33年时，自二灶泓至王家泓长约10公里地段已坍毁，北段险情稍缓，但亦有损坏。是年，由中国共产党地下县长吴建功2次召开会议，通过地方人士建立筑塘委员会，宋友禅、金粟为正副主任，在二灶泓至四团泓险要处内移100丈退筑2.5公里。”吴建功心系家乡父老，解百姓于倒悬。

1944年11月，吴建功任中共浦东工委委员。

1945年2月，浙东行署正式委任吴建功为南汇县县长，从事建立政权，支援前线等工作。

正如原苏州市市长朱亚民在《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一书中评价的：“浙东行政公署还委任了川沙、南汇、奉贤、青浦、松江等县县长，川沙县县长鲍季良，南汇县县长吴建功，奉贤县县长由我兼任，因我一直在负责部队工作，这个县长实际是挂名的，准备物色到地方同志之后再移交。只有南汇县长吴建功同志，搞了一个县级班子，大力加强地方政权的建设。南汇县成立了警备中队，又在南汇各区先后建立区政府：一区区长陈明初即陈山，二区区长夏筱塘，三区区长黄川农，四区区长严克，五区区长王守江，六区区长莫伯如，七区区长施与，八区区长张磊。不久，南汇县又建立了四个区委：塘东区委书记王立平，委员方政元、周木楼、周顺卿；路南区委书记孔启成；委员张耀明、杜林、王木千、王权；路北区委书记黄川农，委员孙平心，后补委员张震言、张友根、王新章；东南区委书记沈肖方。南汇县的塘东区、东南区、路南区和奉贤县基层党支部迅速组建和发展起来，农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相继建立，形成了很大声势。”

1945年5月，吴建功任浙东四明工委委员。

1945年8月28日，侵华日军从南汇县撤走。8月30日，淞沪支队浦东部队一部进入南汇县城，举行了入城仪式。

日军投降后，南汇县县长吴建功组织了浦东各区、镇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8月31日，新四军淞沪支队浦东部队一部三四十名指战员在奉贤县东新市一带，与当地群众一起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游行活动。下午一时许，游行队伍由清音班前导，自东新市出发，往西经蔡家桥、二桥到达头桥镇。9月3日，淞沪支队浦东部队一个班，由南汇县大团镇到奉贤县的四团镇，参加镇长召开的民众大会。5日下午1时，淞沪支队浦东部队一部约60人，到四团镇举行武装游行。部队经过茶馆时，责令停止赌博，今后不准再赌。部队约下午2时许返回南汇县境。

1945年10月，吴建功任军政北撤抢运委员会委员，随浙东游击纵队主力15000多人北撤山东。

据原松江中级法院院长蔡志锷（其胞弟为军中第一财神蔡辉）回忆：“1945年10月北撤时，我去送行，他（吴建功）曾郑重嘱咐我，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对家乡子弟兵家属要着意关怀和照顾，我慨然允诺。”

1946年2月，吴建功由部队调入地方工作，并受华东局的派遣，赴上海任淞沪工委委员，实际为“浦东人民护丁总队”负责人之一。

1947年初，为了保护人民，反对国民党乱抽壮丁，并以此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决定建立“浦东人民护丁总队”。由陈伯亮任总队长，张凡任政治委员，张荣增负责军事，在塘东地区建立了总部机构。这时，王新章在川沙城南门外也建立了一个武工组，朱伯英等路南地区也自发地组成了一个武装小组，不久，也都归护丁总队领导，这样在浦东地区武装队伍逐渐发展到20余人。

1947年2月，护丁总队派杜林、王权、方大刚等5人和部分群众骨干，连续两个晚上袭击航头、宣桥两个乡的国民党自卫队，毙敌4人，俘敌30余人，缴获长短枪40余支，自己无一伤亡。此战的胜利不仅扩大了政治影响，而且也改善了护丁总队武器装备，一些青年志愿加入了护丁总队，护丁总队在原有4个武装小组基础上建立了基干队，人员发展到50余人，活动于南汇万祥、老港、泥城、外三灶一带。

浦东人民护丁总队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惊慌。4月间，国军“青神部队”的一个团到达浦东，对护丁总队进行军事“清剿”。护丁总队六七十人在张凡等人率领下转移到奉贤境内活动，先后袭击了泰日、高桥两个敌据点，缴获长短枪10余支。5月初，部队在胡家桥附近宿营，突然遭到200多国军多路围攻，护丁总队部队当即发起反击，分散突围。其中一部分在唐永林、王菊林率领下利用国军空隙直插胡家桥敌据点，袭击马柏生、徐顺庆的据点，毙伤敌11人，俘敌5人，缴获长短枪6支。曹伯虎率领一部突围后，前往大团西与总部会合。

1947年5月，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共浦东工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护丁部队基干队南渡钱塘江，前往浙东，同时抽调武工组干部前往青浦地区，浦东留下少数干部和武装人员坚持斗争。

于是，护丁总队将基干队40余人编为一个排，由方大刚负责，5月中旬，由张凡率领从南汇小洼港登船南下，在慈溪登陆后即遭到浙江保安队袭击，接着，国民党又调集各区、乡自卫队前堵后追。南下部队于6月上旬又分两路从海上撤回浦东。

西进青浦地区的10多名武工组干部，由陆文杰率领，到青东观音堂一带会合当地武装，开展游击活动。由于国民党的“清剿”，张震言、秦克强等于1947年秋冬先后返回浦东。

由杜林负责的4个武工队，分别由周牧雷、丁金山、王新章、杜林带领，留在浦东，坚持斗争。

1947年6月上旬，南下的基干队在方大刚率领下回到南汇与杜林汇合。此时，国民党成立了“奉、南、川”3个“清剿”前进指挥部，调集了“青神部队”和部分乡自卫队对护丁总队加紧进行“政治清剿”、“军事清剿”，致使护丁总队遭受一定损失。但是在各种力量的支持下，护丁总队还是保存了力量，粉碎了国民党的“清剿”，并从上海、青浦等地区运来了一批武器弹药。

1947年秋，中共浦工委又派张凡回到浦东，担任护丁总队总队长，同时先后调李铁峰、谭仲华、沈肖方、吴建功等到浦东工作。

1947年11月，护丁总队抽调20余名精干的武装人员编成了3个战斗小组，袭击万祥镇，毙伤国民党军数名，缴获轻机枪1挺，汤姆森冲锋枪3支、步枪12支、手榴弹2枚以及各种子弹千余发。与此同时，路北武工队袭击了瓦屑乡自卫队，缴获步枪约10支。

护丁总队主动袭击敌人取得了胜利，队伍又有了发展，于是重建了基干队（称为“一大一中”），谭仲华任中队长，李铁峰任指导员，王菊林任副中队长。

1948年初，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公开树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旗帜，上级决定将浦东人民护丁总队，改名为“浦东人民解放总队”。

1948年春，浦解总队抽调指战员40多人，组成临时突击队，在陈桥镇附近设下伏击圈，伏击了国民党地方武装陈桥镇自卫队和六灶镇自卫队100余人，并捣毁了陈桥镇上的乡公所。陈桥伏击战毙敌4人，俘敌多人，缴获长、短枪10多支，子弹无数。

1948年春，顾德欢、吴建功、方晓、储贵彬、胡骏等人两次开会，制定“大团自卫队”起义的行动计划。1948年5月上旬，“大团自卫队”以到野外演习的名义，公开、合法地离开大团镇，宿营南四团，又以“青年军”要挤掉“大团自卫队”营房为借口，转移了全部美式武器弹药。“大团自卫队”经四团、马厂、彭镇、泥城、书院，迂回向小洼港（新港）靠拢。

1948年5月15日，“浦东人民解放总队”主力和“大团自卫队”（储贵彬部）300多人，携带重机枪2挺、轻机枪16挺、卡宾枪80支、步枪手枪230支、子弹100余箱以及手榴弹、药品等，在小洼港（新港）集中登船渡海，与浙东三支队会师，直上四明山。

随后部队改编为“浙东游击第5支队”，储贵彬任支队长，张凡任政委（后为陈布衣），奚德祥任副支队长，张任伟任参谋长，吴建功任政治处主任；戚大钧任5支队3大队大队长，刘路平任5支队3大队教导员。5支队扩建四明山根据地的举动，引起了沪浙两地国民党当局的强烈震动。当时的上海《申报》、浙江的《东南日报》《余姚日报》等都以头版头条刊此消息。于是，沪浙两地当局以“海防疏忽罪”，撤了刚上任三个月的南汇县长龚宗儒和浙江上虞、余姚两县县长之职；并令浙江省保安司令沈鸿烈督剿，指令浙江保安第1团团长童烈，率1团及2团2营，2区独立营，7县保安大队共约四五千兵力进山“围剿”。

吴建功他们南渡四明山之后就发生了王岗战斗。当时浙北国民党兵力是浙东游击5支队的10倍以上，而浙东游击5支队只有400余人，在储贵彬的正确指挥下，浙东游击5支队3大队7、8、9三个中队依靠占据的有利地形，先后击退了童烈部成排成连7次冲锋，毙伤其200余人，活捉敌排长以下30多人；缴获轻机枪多挺，手枪1支，步枪28支。而5支队仅伤亡10多人，最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948年6月10日，浙东临委决定加强四明工委机构，把5支队归属四明工委领导，任命储贵彬为支队长，吴建功为副支队长，陈布衣为政委，张凡为副政委，刘发清（对外仍用3支队支队长名义）为5支队及四明各县地方武装的军事总指挥。要求四明党组织从各方面去巩固提高5支队质量，使之成为长期坚持四明斗争的地方兵团。6月19日，国民党集中4个营的兵力包围鄞西里森林阵地，企图消灭5支队。6月20日，5支队发现敌情，支队领导决定3大队8中队掩护，其余全部向红岭及慈南芝岭转移突围。

1948年10月，中共上级组织派吴建功回浦东，任浦东解放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全面负责浦东地区地方武装工作，准备配合共产党第三野战军夺取上海浦东地区。吴建功回到浦东后，他以原来的游击队、武工队为基础，通过鼓励青年参军，通过各种关系扩充枪武器弹药，短短几个月，就将部队扩展到了三个中队。之后，路北中队（独立一中队）改名为“英雄中队”，独立二中队改名为“机动中队”，独立三中队改名为“奋斗中队”，独立四中队改名为“灵活中队”，并建立了解放大队。浦南地区的武工队改编为解放四中队，归解放大队领导。 浦东解放总队广泛活跃在南汇、奉贤、川沙等县。

1948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在坦直蒋桥村，浦东解放总队总队长吴建功、参谋长沈肖方带领十几名战士，从坦直乡自卫队邱忠民手中，用旧武器交换获得捷克式轻机枪1挺、汤姆森冲锋枪2支、卡宾枪5支、三八式步枪12支、子弹2000多发。之后在返回途中，浦解总队与驻扎祝家桥的国民党青年军一部在六团乡遭遇，吴建功率部很快打垮了国民党青年军的阻击胜利突围。

1949年2月，浦东解放总队下属突击连袭击奉贤道院乡国民党自卫队，缴获卡宾枪4支，其他长短枪6支，子弹数百发，俘分队长以下全部警察。英雄中队袭击川沙艾家坟国民党义务警察分队，不费一枪一弹，俘分队长以下30余人，缴获步枪10余支。3月间，突击连在奉贤三官堂，反击国民党伞兵1个排的进攻获胜后，在青村港又击溃国民党保安队1个连的进攻，保安队长被击毙。4月间，突击连和英雄中队在川沙小普陀反击青年军一个排的进攻，击毙国民党排长和机枪手各1名，俘敌10余名，缴获轻机枪1挺、冲锋枪2支和步枪4支。

1949年2月，“浦东解放总队”颁发了《十大行动纲领》，进一步阐明了“浦东解放总队”的立场、观点、斗争任务及给敌人以出路的政策。

1949年3月，吴建功任浦东工委书记。

1949年4月26日，“浦东解放总队”向国民党各乡（镇）公所、各地方团队发了《通令》，命令各级国民党政权及其武装严格遵守，执行指令，将功赎罪，等待接管。并限令造册填表汇送“浦东解放总队”部。当地的国民党接到通令后，终日惶惶不安。“浦东解放总队”抓住时机，通过各种关系和手段，策动当地国民党起义。在南汇的无锡自卫队一个排20余人，已跑到川沙东南沿海，准备逃往台湾，在《通令》的感召下，携带长短枪20余支投诚。周浦常备队80余人，携带轻机枪10挺、步枪80余支、短枪40多支和其它两船军用物资起义。在解放前夕，又逼迫南汇保安大队第3营营长陈明祥率领200余人在黄路投降，交出轻机枪12挺、重机枪2挺。同时大部分自卫队也陆续交械、投诚。

1949年5月2日，浦东工委以浦东解放总队名义发表了《告浦东人民书》。号召浦东人民行动起来，沉着、镇静维护地方治安，从各方面支援、配合解放军，以争取最后胜利。

1949年初，为配合第三野战军占领上海，“浦东解放总队”先后派朱墨、吴云辉于5月8日前后到达江阴，将“浦东解放总队”搜集整理的南汇等各县国民党军、政、警、特、武器装备，江防、海防等详细资料，送交苏中军区负责人。之后，由“浦东解放总队”作向导，第三野战军向浦南、浦东方向进军。5月13日，占领奉贤,5月14日，占领南汇、川沙。5月27日，上海战役结束。

1949年7月，吴建功被任命为江苏省松江专区第二副专员、地委委员兼江苏省松江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1949年7月25日，台风在金山县登陆，台风、暴雨、大潮同时袭击上海，全市海塘决口溃堤数处，潮水直达钦公塘，造成严重损失。全市倒坍房屋63200间，夹塘地区70%以上房屋坍毁，长江横沙海塘几成平地，全市共死亡1600余人，10余万人无家可归、农田受淹面积达208.3万亩，其中重灾130.6万亩，估计损失粮食11651.5万公斤，棉花22900担，禽畜死亡无算，南汇、宝山、金山、松江、青浦、崇明等县灾情惨重。中共松江地委接报后，专署副专员吴建功等迅速赶赴灾区，指挥当地政府抢险救灾。

1950年，华东局在嘉定召开土地改革工作会议，松江专署派吴建功参加了会议。8月，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中共党代表会议，吴建功带领松江专署其他同志代表松江专署出席大会，任组长。

1951年1月，吴建功送长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并专门写信教育长子，要为海军建设作出贡献。

1951年，吴建功在镇反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1951年2月25日，在绝望中自杀身亡，年仅40岁。

1982年1月28日，中共江苏省委对吴建功案件进行了复查，为吴建功平反昭雪，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