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方便！欢迎您用QQ登录华夏吴氏网 会员区*发表文章 　 设为首页 繁体中文 用户登录 我要投稿 公众号1：worldwucom 公众号2：cwu2015

 | 首页 | 资讯 | 图库 | 社区 | 祝福 | 文化 | 风水 | 企业 | 书籍 | 网建 | 纪念馆 | 
您现在的位置： 华夏吴氏网 >> 资讯 >> 文籍 >> 人物 >> 正文
《时代潮人》吴南生专刊
作者：深吴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8-4-10           ★★★

《时代潮人》吴南生专刊

 

  第一章 一位长者智者仁者的革命情怀与文化情结

  第二章 吴南生访谈 中国特区：历史选择了市场经济

  第三章 多彩的人生--记吴南生同志

  第四章 不怕掉乌纱敢为民说话

  第五章 薪火相传 功德无量

  第六章 吴南生和他的收藏故事

  第七章 吴南生与史卷式的中国书法碑林

 

 

第一章 一位长者智者仁者的革命情怀与文化情结

 

 

 

有一首歌，在中国几乎人人会唱——“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新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吴南生同志是广东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拓荒者。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他，拿出革命家的豪气，勇立潮头，积极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深圳特区建设之中，并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改革与以往的革命一样，从来就不会一帆风顺，因为要突破不合理的旧规则、要颠覆习以为常的旧思维，甚至还会触及原先的利益格局。各种质疑、各种非议扑面而来，“冷空气大量南下”。为了应对质疑，为特区建设扫除障碍，其时，吴南生甚至提出以“人头”担保，他又再一次地讲：“要杀头就杀我！”……1984年春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到了深圳、珠海，他亲眼目睹了特区建设的成就，充分肯定了特区建设的思路。此后，各种质疑和争议才逐渐消退。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时代选择了吴南生，他以满腔豪情回馈时代묀

：为广东的特区建设拓荒，为引进市场经济开路。

 

 

吴老不仅是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拓荒者，还是一位学养丰厚的作家、鉴藏家、书法家、慈善家。他先后将所珍藏的宋元明清书画名迹捐赠给国家或义拍助学，被国家文物局授予“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特别贡献奖”。

 

 

201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广东省博物馆参观《吴南生捐赠书画展》。其时，他感慨地表示，吴老对生活的追求、对文化的执着、对财富的态度值得全社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

 

 

今年8月，欣逢吴老90周岁生日。

 

 

本期《时代潮人》遴选近年来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与吴老有关的报道，修订后编辑成专刊。旨在与读者一起，回顾吴老的革命生涯和开拓经济特区的峥嵘岁月，走进吴老的收藏世界，感悟这位长者、智者、仁者的革命情怀与文化情结。

 

 

本刊编辑部

var isvip=0;

有一首歌，在中国几乎人人会唱——“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新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吴南生同志...

 

 

 

有一首歌，在中国几乎人人会唱——“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新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吴南生同志是广东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拓荒者。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他，拿出革命家的豪气，勇立潮头，积极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深圳特区建设之中，并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改革与以往的革命一样，从来就不会一帆风顺，因为要突破不合理的旧规则、要颠覆习以为常的旧思维，甚至还会触及原先的利益格局。各种质疑、各种非议扑面而来，“冷空气大量南下”。为了应对质疑，为特区建设扫除障碍，其时，吴南生甚至提出以“人头”担保，他又再一次地讲：“要杀头就杀我！”……1984年春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到了深圳、珠海，他亲眼目睹了特区建设的成就，充分肯定了特区建设的思路。此后，各种质疑和争议才逐渐消退。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时代选择了吴南生，他以满腔豪情回馈时代量

：为广东的特区建设拓荒，为引进市场经济开路。

 

 

吴老不仅是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拓荒者，还是一位学养丰厚的作家、鉴藏家、书法家、慈善家。他先后将所珍藏的宋元明清书画名迹捐赠给国家或义拍助学，被国家文物局授予“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特别贡献奖”。

 

 

201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广东省博物馆参观《吴南生捐赠书画展》。其时，他感慨地表示，吴老对生活的追求、对文化的执着、对财富的态度值得全社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

 

 

今年8月，欣逢吴老90周岁生日。

 

 

本期《时代潮人》遴选近年来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与吴老有关的报道，修订后编辑成专刊。旨在与读者一起，回顾吴老的革命生涯和开拓经济特区的峥嵘岁月，走进吴老的收藏世界，感悟这位长者、智者、仁者的革命情怀与文化情结。

 

 

 

第二章 吴南生访谈 中国特区：历史选择了市场经济

 

 

 

文 / 杨剑

 

有一首歌，在中国几乎人人会唱——“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新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从一个地图上难觅踪迹，人口不过3万人的边陲小镇，短短30年间快速崛起为一座承载人口超过1400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这在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来。它的名字叫深圳，深圳的名片上写着四个字：经济特区。

 

 

说到经济特区，绕不开一个人：吴南生。

 

这位90高龄的改革闯将，不仅是广东省委原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更是特区33年风雨历程的最好见证者。是他，最早提出“广东先走一步”，并以“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向省委请缨创办特区；是他，牵头研制《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条例》的颁布，意味着中国正式揭开了创办经济特区的序幕；是他，找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拿到3000万元国家贷款移山填罗湖，打赢了特区建设初期的决定性战役；是他，大胆突破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让特区闯出一条“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新路。

 

广东经济特区的酝酿

 

 

——“特区”一词是邓小平定的

 

 

黑格尔说：“一定要一步步才能了解一个时代，一步步甚为重要。”

 

 

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当又一次变革席卷华夏大地，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被派往深圳特区兼任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历史的选择，让他站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实践邓小平理论的特区舞台上，他色彩纷呈地演绎了自己投身革命、从政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回眸历史，一个拓荒者在没有路时的跋涉，每一个脚印，都有其非同寻常的价值与意义。

 

 

记者：吴老，转眼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而立之年。作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创办经济特区的重要领导者与见证人，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参与创办经济特区的机缘？

 

 

吴南生：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说，办成这个特区，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地利嘛，应该说广东总是得风气之先。你看，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和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都是从广东开始的，这得益于一种地缘优势。特别是毗邻香港，从办特区来说，深圳、珠海这样的地理环境太好了。人和嘛，我想是各方面的。港澳同胞多、华侨多，特别要强调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共产党的内部、我们国内广大的干部群众，都迫切地希望改革。因为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的穷社会主义，大家实在是受不了了！

 

 

受不了还不好讲，因为你不知道社会主义是怎么搞的，以为它就是社会主义。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搞的，搞阶级斗争，搞计划经济.

 

 

“十年浩劫”让大家都觉悟起来，觉得我们这个国家不改革不开放就不行！每一个人都要想一想，为什么一个国家搞得这么穷，搞得这么绝对化！我想三中全会上，小平同志把握住了这个脉搏，尽管还有很多不同的思想，但总的来说是要改要变。海外的许多爱国同胞、包括港澳同胞也期待着我们能拨乱反正。

 

 

所以我说没有这个条件，特区是办不成的。

 

 

记者：有一个脍炙人口的说法，说是吴南生的一出“回乡记”，促成了经济特区的胎动。吴老，在国家刚刚结束十年“文革”动乱，百业待兴之初，您是如何在汕头那座小城酝酿、提出并筹办中国经济特区的呢？

 

 

吴南生：说来话长。那是1979年年初，省委分工，要我到汕头去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那里，我前后呆了两个多月。汕头是我的家乡，是一个比较早开放的城市，五口通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不知怎么搞的，连恩格斯的著作里都写着：“其他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汕头在解放初期和香港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了，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眼前的这座城市真是满目凄凉，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都还穷呵！那段日子我睡不好觉，闭上眼睛就想：我们当年豁出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这样一片江山啊！

 

 

我当初的想法，和大家是一样的，觉得非变不可。不同的是我跟海外的联系比较多，知道外边的情况多一点。一般来说，广东干部都有这个特点。那时，叶剑英元帅在广东住，他对广东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他跟我讲，南生呵，我们的家乡很穷，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要多想想办法啊！

 

 

老帅的嘱托对我们有着很大的促进和启发作用。我问过许多人有什么办法没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台湾……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他一说，我恍然大悟：要改革，就必须有体制上的改革。但因没有经验，可以先从点上寻求突破。所以我最初提的意见，就是划出一定的地方，减税收，简化手续，打破条条框框，下放权力，彻底开放。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引进来。

 

 

记者：您这个意见是什么时候向省委领导提出的？

 

 

吴南生：1979年2月21日的夜里。当时我正感冒发烧，但是心情很激动，迫不及待地发了一封长达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并省委。2月28日下午，我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我家中和我交换意见。3月3日，省委开常委会议，我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说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我原来下棋下得不错的！)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是先掌握主动权。要贯彻三中全会的决定，我主张广东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的那个“子”怎么下呢？我提议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吸引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我建议设在汕头。当时汕头是全省除广州之外，外贸最多的一个城市。其次，汕头的华侨和海外华人也是全国最多的，在外面有很多有影响的人，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第三，如果万一办不成，那也影响不大，它僻在一边嘛！我说如果省委同意，我去办。要杀头就杀我！一说，大家都赞成。

 

 

我们省委在改革开放这一点上，总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习仲勋同志就说，要搞，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开工作会议(1979年4月5日－28日)，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就在那次会议上，习仲勋代表广东向中央要权。

 

记者：能介绍一下习仲勋同志向中央报告的详细情况吗？

 

 

吴南生：1979年4月5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始。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4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他郑重地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记者：据说当时确定特区的名字经历了很多波折？

 

 

吴南生：是的，这个地方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叫“出口加工区”，和台湾一样，那就糟糕了；叫“自由贸易区”，就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了；叫做“工业贸易区”吧，又不像……好几个名字摆弄来摆弄去的。当时叶帅在广东，我和仲勋同志去向他汇报，叶帅很高兴，说：好呵，你们赶快给小平同志汇报。

 

 

小平同志听说广东要“先走一步”，划了那么块地方老定不下个名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这句话很重要！有了这么个名就好办了。

 

 

那叫什么特区好呢？先定了个名字叫“出口特区”。所以，中央4月工作会议的文件上就写着试办“出口特区”。文件上写着要试办特区的不止有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不知为什么后来上海不搞了。

 

 

记者：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特区有三句著名的话：“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据说是您最早披露的。但现在对这三句话的来源有很多不同版本，您能否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三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对谁说的？是谁第一次公开讲出来的？

 

 

吴南生：在1979年5月3日下午《省委常委会议记录》和同年5月26日习仲勋同志《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两个文件中，习仲勋同志曾两次传达过小平同志“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句名言。仲勋同志在1992年7月为《改革开放在广东——先走一步的实践与思考》写的《序言》中提到：“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党中央对广东的工作极为关心和支持，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让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广东搞一个新的体制。在这次会议上，我知道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的决心很大，说这次‘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充分表达了我们党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决心。”

 

 

那么，“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这句话是小平同志在什么时间、同谁说的呢？是1979年4月在听谷牧同志汇报后说的。同年10月，又向习仲勋同志谈过。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说：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小平同志很赞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当天晚上，谷牧同志在晚餐后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一见他就问：“谷牧，今天上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谷牧同志说：“明白了。”

 

 

当天晚上，谷牧同志给习仲勋同志打电话，告诉他这一消息。第二天上午，习仲勋同志找到谷牧同志，问：“叫做‘特区’了，那以后广东还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同志说：“不是，还是由广东管。”这从《省委常委会议记录》中可以找到。半年后，1979年10月17日下午，习仲勋同志传达十一届四中全会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精神时说：“广东搞特殊政策问题，临走前向小平谈了，他同意要快一点、宽一点。台湾统一了还不是特区？香港回归了还不是特区？1937年陕甘宁就是特区。”

 

 

至于“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这句话，当时小平同志常说，也只有他才能说得出来。而把三句话串在一起说，是在1984年4月6日下午，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即将结束前，我在会上最后一个发言时说的。那是第一次公开说这三句话。当时谷牧同志说，南生，该你发言了。我说，我就不说了吧。谷牧同志和特区来的几位同志都说，你一定要发言。于是，我发了言。在讲到1979年4月小平同志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时，心潮澎湃，抑制不住大声说：这，就是中国特区的由来！

 

 

小平同志的这三句话，是他在1979年4月前后讲的，但不是一次一下子讲出来，而是我把它综合起来讲的。

 

 

记者：听说后来汕头差一点就被排除在特区之外了……

 

 

吴南生：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同意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要求，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还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考察这几个地方，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5月14日，谷牧率领一个工作组到达广东。在这期间，谷牧同志和我单独交谈。他说，中央有个意见，汕头

 

 

市办特区的条件不够，只办深圳、珠海，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谷牧同志，如果不在汕头办特区，我也不负责特区了。这不是因为汕头是我的故乡，而是因为办特区的建议是在汕头酝酿开始的，海外和港澳的朋友们都知道。不办了，我就失掉信用了。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不能办特区的！谷牧说，啊，我明白了，那么，推迟办行不行？我说，行。这就是中央决定缓办汕头特区的内情。

 

 

记者：吴老，中央正式同意建设特区是在什么时候？

 

 

吴南生：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同意的。6月6日，广东省委将报告上报中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即著名的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中央这个重大决策，备受粤闽两省人民和海外同胞的热烈欢迎。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盎然春意。

 

 

主管广东经济特区工作

 

 

——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谷牧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

 

 

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1980年4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5月4日，省委任命吴南生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副省长王宁、曾定石兼副主任，秦文俊任副主任，代表省人民政府负责对全省三个特区的统一管理，并直接经营深圳经济特区。

 

 

6月12日，省委任命吴南生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作为主要拓荒者，从1979年起到1985年9月，吴南生参与和见证了广东经济特区所有重要决策和重大事件。

 

 

记者：中央同意广东、福建先走一步，建设特区后，您就成为广东特区最早的负责人。

 

 

吴南生：中央50号文件下达后，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刘田夫、王全国和我组成的三人小组，省委决定让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特区方面。79年9月20日谷牧再次来广东，仲勋等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22日，谷牧与省委负责人谈话。当仲勋等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时，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他还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于是我全力负责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我原来主管宣传文教科技等方面的工作。临行前，我曾请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高等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到省委会议室座谈，我说我要“弃文从商”去办特区了。多年的经验告诉我，经济不发达，文化、科学、教育事业是发展不了的。希望特区能办成，赚了钱，支持你们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之后，我和他们一一握手作别，这一别就30多年过去了！

 

 

记者：您负责广东特区工作之后，即前往深圳实地调研，最初确定的发展思路是什么？

 

 

吴南生：谷牧回北京后，9月28日至10月5日，我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秦文俊、外经部门王志义等同志驱车前往深圳，走访了沙头角、蛇口和几个边防口岸，同深圳市委主要负责人边看边议，在许多问题上交换了意见。当时深圳经济非常困难，1978年深圳农民分配收入平均每人134元人民币，同期香港新界农民收入13000多元港币，两地农民收入差距很大。深圳偷渡外逃的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历年外逃的共有六七万人，耕地丢荒9万亩。新成立的深圳市委要以很大的精力去抓“外逃风”问题。原来的深圳镇不足3万人，没有什么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深圳改为特区后，市委对重点抓什么，经济如何规划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和市委负责人经过反复交谈，明确了解决“先走一步”这一首要问题，

 

 

强调要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在深圳建设一条“富线”。

 

 

回到广州后，我向省委上送了《关于加快深圳建设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农业生产、发展旅游业、建立福田出口加工区、建立沙头角试验区和蛇口工业区等12个问题。1979年10月31日，我主持召开“出口特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举办特区的方针政策和做法。随后，为省委草拟了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出口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关于蛇口工业区问题，此时还没有解决，主要是地租价格没有定下来，影响同外商谈判。招商局认为省里定的价格偏高，对外商缺乏吸引力。我在报告中提议，按招商局的要求，每年每亩上缴广东省4000元港币，从“六通一平”完成后开始征收。11月18日，由我主持，省、深圳市和招商局的代表在协议上签了字。建立蛇口工业区的问题，至此全部解决。蛇口工业区从此成为深圳特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先行和示范部分。

 

 

记者：虽然中央在1979年7月就同意了广东、福建建设特区，但是当时所说的特区还不叫“经济特区”，而叫“出口特区”，后来为什么改成了“经济特区”，具体是什么时候改的呢？

 

 

吴南生：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要办特区了”的消息传布得很快，我们当然很高兴。可是，北京有另一个声音说：“他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这话有道理，因为陕甘宁确实是政治特区。我们从这里得到启发，于是就叫“经济特区”。

 

 

1979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由谷牧同志主持。中央各部委办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是当时在北京一次很轰动的会议。我在会上提出，“出口特区”改用“经济特区”的名称较好，含义更确切。我解释特区不仅办出口工业，而且还要办科研、商贸、旅游、住宅和其他经济事业。我说：“我们的意见是，建立特区必须采取‘一快二宽’的方针。快，就是既然看准了，就要立即动手，不要拖拖拉拉，犹疑不决。要大胆放手，争取时间，奋斗10年，把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基地，在那里建立一条富线。”在汇报中，我还提出了参考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将特区土地使用期定为50年。

 

 

广东、福建汇报后，谷牧就特区建设等问题作了讲话。谷牧十分赞成深圳特区的路子。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年50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进一步研究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会议上采纳了广东省的建议，把“出口特区”更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会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正式下达。

 

 

都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用经济特区这个名字，可以说是摸到一块大石头！这个名字很好，名字一出来，反对的声音好像也少了些。

 

 

记者：吴老，您筹划特区的第一件事，是研究、起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而这个只有2000多字的条例从起草到公布，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作了13次修改，可谓字斟句酌。在特区还是个“概念”的情况下，当初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率先着手起草《特区条例》的呢？

 

 

吴南生：当时海外的朋友说，你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没有法律，成了办特区最大的问题。这样从1979年开始，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研究、探讨外面先进的东西，因为过去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庄老——原全国政协常委庄世平先生。当时他是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从1979年春节前后开始，他就为创办特区、创办汕头大学(这两者是同时酝酿、提出和筹备的)而不断奔走于香港和广州、汕头之间。他熟悉世界经济，为我们找来全世界各个自由贸易区、边境工业区、出口加工区的各种条例、资料，几乎我们需要什么资料，他就会立即给我们找到。没有这些资料，我们很难了解外面的世界，难以研究、规划特区条例和制订特区规划。例如，深圳特区面积原计划38平方公里，安排在福田、上步，但在一个市内，就有一个特区与非特区的管理问题。后来了解到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工业区很大，才下定决心把深圳与香港毗邻的地方，全都划为特区。又例如，我在1979年12月向中央报告建议将“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时说，我们办特区的目的，绝不止是像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那样，单纯为了解决就业和外汇收入问题，我们的特区不仅办工业，还要办农业、科研商贸、旅游住宅等等，所以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含义更确切些。这也是从庄老提供的有关资料中得到启发的。

 

 

但光有大把国外和香港、台湾的资料是不行的。你光把人家的东西拿来抄是不行的，有很多东西你看都看不懂。他说房地产，我们根本不知道房地产是怎么一回事！外面的很多名词，我们都搞不清楚。比如说地租，国内是打倒地主的，一听到地租，都反对，可它在外面很普通。外面的东西要拿来研究、讨论，哪些我们立刻能用，哪些是改进后才能用到的。地租不行，就换个称呼，叫土地使用费，这也算个发明，现在大家都认可了。还有像工厂管理条例，我现在连个工厂都没有，你管它什么呢？可以说《特区条例》是借助了外边的材料，不停地研究、商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地改，这个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最早、最突出的例子了。

 

 

1979年12月27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上通过了这一条例。以后，国务院又责成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组织研究论证。1980年4月，广东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立法程序是很严格的。

 

 

记者：按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只需要广东省人大通过就可以了，后来为什么还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呢？

 

 

吴南生：我跟谷牧同志讲，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这个法一定要拿到全国人大去通过，不然，有一天杀了我们的头，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找了叶帅，叶帅是全国人大委员长(五届全国人大，1978年3月~1983年6月)，当时他正好在广东视察。我当面请求他把条例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叶帅很支持。他回到北京后不久，便要王守江同志(叶帅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我，说北京的同志说，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审议地方法规，无须讨论广东的特区条例，那怎么办？我请守江转告叶帅：“特区是中国的特区，只是设在广东，所以广东的特区条例是中国的特区条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办特区，没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正式授权，我们是无法去创办的。”守江向叶帅报告后给我回了电话说：“老帅说‘明白了’。”从电话里，我隐约觉得他很高兴。

 

 

叶帅亲自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江泽民同志(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代表国务院在会上做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订《特区条例》的说明。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直到现在，很多人知道特区是1980年8月开始创办的，其实，从1979年4月起到1980年8月正式宣布，有一年又四个月，我们一直在紧张地筹办特区。这或者就叫“怀孕时期”吧，这个怀孕可是好难受的啊！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公布，意味着中国正式揭开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序幕，也使人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深圳，也是最困扰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意外和高兴。

 

 

记者：吴老，深圳经济特区总面积达327.5平方公里，当时是怎样规划的？据说，最初的计划并不是首先开发罗湖，而是其他地方。

 

 

吴南生：对。我兼任特区工作后，便着手组织三个特区制订总体规划。1980年5月，深圳从全国请来了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和工程师共108位，组成一个庞大的规划设计团，先实地考察深圳全貌，然后分成若干工作机构，在借鉴世界先进城市规划设计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总体规划，分项研究，精心绘制经济特区建设的蓝图。经过多次讨论、比较，最后确定北面以山为界，南边以深圳河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东部把可能辟为旅游区的小梅沙划进来，总面积约为327.5平方公里，形成一个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7公里的狭长地带。我们打算首先开发上步或福田区的土地，通水、通电、通车、通电讯，结果一场大雨却促使我们改变了初衷。

 

 

1980年7月27日，一场大暴雨把罗湖一带淹成一片汪洋泽国，我和来参加深圳城市规划的专家租住的新园招待所水淹到腰际，专家们呕心沥血制作的规划设计图纸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低洼地带到处是告急声、喊救声。我卷起裤腿，趟着没膝的大水，找到了分管基建的副市长罗昌仁，要求他一定得把水治住，否则无法建设特区。刚考察灾情回来的罗昌仁马上召集工程技术人员研究探讨治水问题。工程师们粗略估算一下，深圳特区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最少要投资90元以上，第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投资预算也在10亿元以上，而根治罗湖水患，则需要巨额资金。

 

 

听了汇报，我想，刚酝酿建立特区的时候，小平同志已在全国多个地方说过，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开始为钱发愁。我找到谷牧说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能不能给点国家贷款，作为酵母？谷牧当即慨然答应可以帮助要点贷款，并询问用途及还贷办法。

 

 

我解释道，深圳特区原来有先开发上步和福田的方案，但都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这回一场大水使我们认识到，工程师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深圳应该先开发罗湖。这样可以改变国门的面貌，解决年年危害的水灾；另外，罗湖最接近香港，最能吸引投资者，又可以节约开发成本。接着，我介绍，第一步在罗湖开发0.8平方公里，每平方米投资90元搞“五通一平”，要7000万元。开发后，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港币左右，总计可以收入20亿港元左右。

 

 

谷牧是位建设行家，他认为我提出的这一做法切实可行，答应先帮助贷款3000万元。我喜出望外，对谷牧说，有了“酵母”，特区的建设可以做到不用国家的投资了。

 

罗湖风波

 

 

罗特区建设从始至终，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从相关资料中，我们了解到，1980年10月初，在深圳市委那间铁皮临时搭成的小会议室里，挤满了市委常委和工程师们，大家都为有了贷款而高兴。可当讨论到开发罗湖小区时，却爆发了“罗湖风波”。工程师提出，罗湖毗邻香港，是一片旺财、旺地的黄金地段，可先开发作为商业性用地，引进外资，开发房地产及商业，用来还贷付息，积累特区资金，并可改变国门面貌。有的领导却站出来反对说：罗湖地势低洼，年年发大水，开发罗湖，无疑等于“抛钱落水”，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还不如将这些钱用来搞农田基本建设。一时双方唇枪舌剑，各摆各的道理。工程师们认为某些市委领导不懂得城市建设，更接受不了那种高高在上、动辄训人的口气。于是，一位年轻气盛的工程师和两位年长的常委拍桌打凳，互相对骂起来。会议顿时陷入了僵局。

 

 

当时由吴南生主持会议，在冷静而详细地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后，他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工程师那一边，并决定立即动工，搬掉罗湖山，填平低洼地。他说：“如果现在不坚决作出决策，耽搁了组织队伍和做好各种准备工作的时间，很快，雨季就要到来，移罗湖山填高罗湖洼地的工作，就要被拖延多一年，而整个特区建设也同样要拖延多一年，我们一定不能这样做！”

 

 

但市委内部有人固执己见，竟然私用市委名义发电报给省委，状告开发罗湖是瞎指挥。有人还公开出面横加干预，挑起争论，并多次下令停工。

 

 

刚到广东工作不久的任仲夷同志看到电报，立即赶赴深圳，多方了解调查，听取不同意见后，在当晚的市委常委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说：“建设中要听工程人员专家的意见，你们意见不一致，为什么不很好听工程人员专家的意见呢？”“搬罗湖山，是特区第一个大工程，你们今后要做的大事还很多，要讲团结。”

 

 

12月8日至10日，谷牧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江泽民(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陪同下，视察了深圳特区。12月12日，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江泽民在会上提出：“深圳特区的建设要引起足够的重视。30年的南大门，一下雨就泡在水里。我8月份去就泡在水里，香港来的人，高跟鞋、丝袜子都泡在水里，罗湖、文锦渡，无论如何都要搞好。”

 

 

在谷牧、江泽民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省委对建设深圳特区首先搬掉罗湖山，填高罗湖区达成共识。那些曾一度极力反对这一意见的人，只好面对现实。至此，“罗湖风波”平息下来。

 

 

在成千上万建设大军日夜奋战下，80多万立方米的罗湖山终于夷为平地，罗湖小区陡然填高了两米，低洼处填高了四米。昔日的低洼泽国，变成了道路纵横，高楼大厦林立的新城。

 

 

不花国家的投资，建设一个现代化城市(这是计划经济绝对办不到的)，深圳经济特区的这一实践，是它对全国的又一个贡献。搬掉罗湖山，建成罗湖小区，是深圳特区的决定性战役，没有这一着就没有今天的深圳。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

 

 

——特区最大的贡献是引进市场经济

 

 

经济特区的成立，在当年可谓是石破天惊。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特区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遍地都是资本主义”、“特区成了走私者的天堂”、“特区是现代租界”等各种言论甚嚣尘上。

 

 

小平同志深知中国人要真正解放思想，必须得有一批敢闯敢为敢担当的人“杀出一条血路来”！先行者开启改革智慧的精神价值要远远大于深圳一城之发展的现实意义。从另一个角度讲，它的风险性，它的创新性，它的历史价值莫过于此。

 

 

1982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为了向中央说明实情，吴南生光着膀子，挥汗如雨地趴在桌上写《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第9稿，终因急性心包炎倒下住进了医院。他当时是中共十二大代表，因此不能出席大会。病愈，他手书《孙子兵法》中的名句以自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特区开始的。

 

 

从深圳、珠海、汕头开始，到珠江三角洲，再到全国。

 

 

吴南生认为：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的大循环，这是特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记者 ：创办特区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书本上找不到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吴老，您是如何应对改革进程中纷繁杂呈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的？

 

 

吴南生：尽可能地解放思想吧！尽可能地多学习一些先进的东西。因为有时我们觉得很开放了，外边的朋友看了却说，你这一点都不开放。门关得久了，思想距离是很远的！

 

 

我给你讲个笑话。我一到深圳去，看见男青年留长发……那时候深圳农民都是戴个太阳镜，穿着花衣服、牛仔裤在田里赶牛的，许多从内地去的人看不顺眼，我就说统统剪了，还在干部大会上讲了一通。但是行不通，他们照戴照穿。后来，我的儿子小南说，爸爸，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马克思是长头发，恩格斯也是长头发呵！我一想是呵，共产党的老祖宗都是长头发，留长发怎么能说是思想意识问题呢？你看，我也闹过这样一个笑话嘛！

 

 

我们办特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特区要闯出一条改革经济体制的路子。说白了，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的、自以为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路子。这个问题从1980年下半年起，已成为特区实际工作中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我们在1980年年底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这是对中央41号文件(1980年5月下发)中提出的“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也非这样做不可。1981年5月10日，我向中央汇报工作，其中说到，特区是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和管理下，以引进外资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特殊经济区域。我们要利用特区的特殊条件：一是观察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二是试验各种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三是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

 

 

当时，由于各种体制尚未进行改革，具体法规没有制订，特区实际上还处于打基础的阶段，碰到的困难和问题不少。鉴于特区要面向国际市场，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因此，特区的一切政策措施，就一定要在“特”字上做文章。

 

 

记者

：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有两句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可以说是特区建设曲曲折折的历史写照。吴老，您棋着先手，大胆办特区的构想与当时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和国家经济体制格格不入。您就没有一点顾虑吗？

 

 

吴南生：当时全国都在关注特区，都在议论特区。同时，全国也都在要求允许多一点“市场调节”，希望经济体制能进一步改革。一时间矛盾尖锐极了。

 

 

1982年1月，冷空气开始大量南下——什么“上海租界的由来”，什么“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什么“特区不是社会主义”！没完没了，铺天盖地……这些都不去说它了，只讲与计划经济有关的问题。

 

 

这年4月22日至5月5日，在北京有一次专门为广东深圳而召开的会议，主持人最后讲话说：“我认为深圳搞这么大的规划是不现实的。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深圳特区面积327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的特区的总面积还要大，这么大的一块特区面积，全面搞起来不是简单的事情。”

 

 

我这里给你说的都是讲话的原件，有的问题他不懂也说，说得很尖锐，很离谱，像这段：

 

 

“特别要指出的是，有人想要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是客观需要，不是你那一位领导想怎么搞就可以怎么搞的。你想‘脱钩’是不可能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法国都认为要搞计划经济。(这就是个常识问题了，他那个计划跟你这个“计划”能是一回事吗！)我建议省计委，你们也建议省委，应该把特区计划管起来。不能讲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有这么大的外资，宏观计划更应该加强嘛，银行管理也要加强指导嘛！因此，特区建设应该纳入计划，要加强特区计划管理……”

 

 

你看，“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这一决策，是党中央1980年41号文件中定的，他却说：“不能说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那么，我们提出特区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怎么能不犯下有人想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的大罪呢”？！

 

 

记者：吴老您在创办经济特区时，面对各种非议，有一个著名的“约法三章”，具体是什么内容啊？

 

 

吴南生：办特区，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自以为是的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的新路。我们在1980年年底即特区条例经全国人大批准公布后，就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当时别人明白不明白我不知道，但我心里很明白。面对各种非议，面对当时重重阻力和压力，我和我的同事们有个“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就是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要知道，当时全中国都还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等于搞资本主义复辟，罪大恶极啊！可谁能想到，20多年后，我们却一再要求人家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记者：面对那么多“左”的思想，人民群众中也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的概念，你们当时有没有过犹豫？

 

 

吴南生：小平同志说，深圳的精神就是“敢闯”。从创办特区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要从事这项巨大的改革开放工程，在实际工作方面要有勇气，在理论思想上也要有勇气。没有两方面的勇气是“闯”不成的。

 

 

广东的理论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学者们都很支持改革开放，在理论工作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前面说过，1979年8月15日，我已邀请广东的多位学者一块研究特区条例，同时座谈、研究有关改革开放的理论。要闯过这一关，只好向老祖宗求救。1980年4月14日，我在向省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我省设置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问题》的报告中，曾非常明确地讲出我们的观点(即广东理论界的观点)。

 

 

我们当时的论点：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从来都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绝缘的。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将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因素，同时继承它的合理因素，并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是事实上，首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俄国，却不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列宁特别强调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有用的管理经验。列宁讲过：“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社会主义”(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提纲，《列宁全集》1985年版第34卷第520页)。

 

 

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列宁的思想前后有什么变化，实践中有过什么问题，我们没有再去研究，但从他这段话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来看，肯定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有了这些理论上的准备，我们才有勇气面向“左”派的挑战。“约法三章”也是因为有了理论勇气，对那些吵吵嚷嚷，不去跟他们一般见识！好！你“正确”，你表演吧！我就不开口，你要吵就自己吵吧！我“只做不说”。你能怎么样？

 

 

记者：据说当时胡乔木同志对经济特区也有不同的看法？

 

 

吴南生：我手头存有24年前胡乔木同志谈经济特区性质的记录稿，原文如下：

 

 

1982年12月18日下午四时三十五分至五时三十分，乔木同志来蛇口工业区视察，交通部顾问潘琪同志当面向乔木同志请教了当前理论界和在总结蛇口工业区经验中所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1、我国经济特区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或是资本主义的；2、特区的经济管理体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还是以市场经济为主；3、对外来投资者的方针是否还是限制、利用、改造或采取什么新的方针等问题。乔木同志看了潘琪所递交的这几个问题后说：“你提的这三个问题都很大。”在他参观完毕将要离开蛇口工业区之前，他向潘琪同志和陪同的其他同志，就特区的经济性质问题，谈了如下看法：

 

 

乔木同志说，特区的性质问题，恐怕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如果说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全中国都可以建立特区了。特区要按特区的口径，那是区别于社会主义的，不然就不叫特区，恐怕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面的一小片国家资本主义。本来列宁也没有搞什么全国范围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跟他们的情况、条件更不同。但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更不好办了。(梁湘同志说，但公开不公开讲是国家资本主义呢？)这个问题，公开讲不公开讲要看必要，就是在什么问题上，在什么时候，有这个需要才去讲，没有这个需要去讲干嘛？(梁湘同志说，我们内部要说清楚。)还是社会主义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里面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里面还有个体经济嘛！就是这种关系。至于我们这些人当然是共产党，烧成灰也是。(梁湘同志说，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问题还是有精神压力的。）当权派嘛，还是社会主义的当权派。

 

我很尊敬乔木同志。他是我们党和国家著名的理论家。1960年年初，他带领中宣部20多位同志来广州，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住了一个多月。同来的还有康生。我作为主人一直陪同。其间，我还陪他到深圳，这是他第一次到深圳。从那时到1982年已是22年过去了。这次可能是他第二次到深圳。

 

1982年秋天，我得了“心包炎”，病情较重，本来要去参加十二大，也去不成了。乔木同志来，我不知道。他到深圳由梁湘同志陪同。梁湘是一位很率直、很实干的老同志。他比我们晚到深圳，对创办特区早期吵吵闹闹的事不清楚，也不知道有“约法三章”这些事，所以就问了乔木同志特区的性质这一类问题。事后，他赶紧把记录送给我看，问：“……他说不是社会主义呵，怎么办？”我说：乔木同志的意见是理论探讨的意见。理论问题，有时几十年、几百年也说不清楚。如果我们不问，他不会说。问了，他不好不答。但他也还会再观察、再思考、再和大家——至少要和我们讨论的。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我们才开始实践，不急于去讨论这些问题。

 

 

其实，1979年我们已集中多位理论工作者研究探讨过这些问题，我心中有数，不想再去问别人了，以免引起争论，一争论起来，没完没了，什么事也做不成。

 

 

记者：在如此艰难的境遇之下，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及给深圳、珠海特区的题词，对特区建设者来说应该是极大的肯定和鼓舞啦。

 

 

吴南生：是的。1983年底小平同志说，特区究竟办得怎样？我要亲自去看看。于是，1984年春天小平同志到了深圳，到了珠海。看到经济特区确实是办起来了，确实是闯出一条路子来了，老人家很高兴，为深圳、珠海题了字。回到北京后，他向中央提议，召开全国沿海14个开放城市会议。

 

 

四年后，即1987年7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说：“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实是一派兴旺气象。他们让我题词，我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转眼间，3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深圳与当年完全不一样了，似乎全中国30多年来走的路，和深圳是大体相同的，那么我们的国家又是什么性质呢？

 

 

我一直认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从俄国的实际中已经发觉许多问题，他认为，把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东西包括美国的托拉斯(当然只是指这种经济形式)都加在一起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不无原因，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曾经开玩笑说过，如果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再来一次“路线斗争”，列宁一定会成为再一次路线斗争的“头号走资派”。非常遗憾的是，十月革命不久，列宁就逝世了。在这之后，斯大林搞的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无比专权的“个人迷信”，已经一再被历史的实践证明了是假马克思主义，是假社会主义！

 

 

记者：作为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基者，又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第一位“行政长官”，您认为经济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吴南生：1981年后我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许多人认为我从这时起不再管特区工作了，不是的。我回到省委，仍然分管特区工作，是省委中有关特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直到1985年9月，我从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才不再分管特区工作。

 

 

关于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很多人写了很多文章，我读过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写得好的。但有一点，许多文章都说不清楚特区所以能办成是由于什么？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贡献是什么？现在回过头看，特区最大的功劳就是敢破敢立，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了！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特区开始的。从深圳、珠海、汕头开始，到珠江三角洲，到全国。我说市场经济是个没有腿的巨人，他走到哪里，谁都顶不住的。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我认为这是特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晚年对深化改革的思考

 

 

——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吴老晚年心系丹青，散尽珍藏义拍助学，但他从没放弃过对特区路向、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老当益壮，于挥毫中凝神改革之进路；

 

 

老而弥坚，于直言中力陈政改之切要。

 

 

这是2008年吴南生当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时的致敬辞。对于“愤老”的称呼，老人淡然一笑：我积极主张改革，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

 

 

记者：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革大家有目共睹。现在党的执政理念转向了民主政治建设和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您能跟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思考吗？

 

 

吴南生：关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问题。我认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们都不是专属于哪一个阶级的。什么叫文明？这就是文明。

 

关于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必须不断规范的问题，但这已属于实践中的问题了。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分析和确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这是中国理论界的历史任务，要下点苦功夫，不是给它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就能解决得了的。

 

 

民主政治的问题，是涉及深化改革的问题，涉及我们的改革是只进行经济改革并取得了成就，因而就此止步呢，还是要继续深化，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呢？

 

 

延安时期，毛主席是不断提倡民主的。他对“自由”也讲得非常精辟。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他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

 

 

记者：从“七大”(1945年)到今天，67年过去了……

 

 

吴南生：是啊，在“七大”闭幕后的35年，即1980年8月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是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小平同志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更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能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他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要记住，这是小平同志说的，是他亲自听老人家说的。所以小平同志很遗憾地说：“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记者：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我看过，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确实是一篇历史文献。

 

吴南生：是的。小平同志经过“十年浩劫”眼见他同时的战友一个一个含恨远去，他自己又经历生死难料的两次大落大起，经过举国上下激烈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他痛定思痛，作出了这样历史性的讲话。这也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后作出的讲话。是“痛定思痛”的真话！你注意到了吗？他讲话的时间是1980年8月18日，政治局讨论通过这一讲话的时间是1980年8月31日。最巧合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和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时间是1980年8月26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启动的时间啊！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小平的三条要求，实现得怎样？这三条要求的本质又是什么？

 

 

第一，“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00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万亿元，是1978年3600亿元的50多倍，应该说，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的改革工作是有成效的。当然要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但我们已经形成新的生产力，它正在迅速发展。为了适应这一新发展，它正向我们提出强烈的要求，这要求就是小平所说的第二条要求，“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至于第三，是“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也是正在发展中的生产力的要求。

 

 

记者：吴老，您对邓小平三条要求的解读很独特、很精辟。

 

 

吴南生：从国际上，从我们自身的实践、历史的经验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要重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些不适应于生产力要求的上层建筑。

 

 

在这里，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要警惕那些已进入市场或可能要钻入市场的权力，警惕那些与管理意识形态有关的权力。进入市场的权力之危险，尽人皆知。贪污腐败的不断发生，矿难的不断发生就足以证明这点。对管理意识形态的有关权力，人们可能还认识得很不够，所以要特别注意改革。因为这些“权力”会影响或造成错误的理论、条文、规定、措施，甚至某种“人见不得”、“见不得人”的权力行为，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下起着破坏和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建国后，意识形态领域是“左”祸的重灾区，多次有关政治、理论、文艺等意识形态的“运动”所造成的历史错误，已给了我们严重的教训，尤其是“江青＋康生”这种模式所起的破坏作用，大家都是很明白的，是千万不可再重复的！

 

 

再多说几句。要知道，权力和资本都是无限地扩张的。资本的贪婪，尽人皆知。这不属于我们今天要谈的问题。而“权力使人腐化，更大的权力使人更多地腐化”这一警语，是古今中外有无数事实可以证明的。只有民主政治是限制权力无限量扩张的政治制度。所以，毛泽东说像斯大林那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是，不从制度上解决，在他的身上就又再次发生了。所以邓小平说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也就是说要用高度民主的制度来保证国家不走邪路，长治久安。

 

 

我们不是天天都在说“稳定”吗？这才是真正的稳定。两位老人说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沉痛教训和解决的办法，难道到现在我们还听不懂吗？

 

 

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应该有什么区别？您认为怎样表述比较准确？

 

 

吴南生：每个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有自己的特色，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就像你不能找到两个一模一样的人那样。老人家说的“英、法、美”就不一样。但他们都有共性、一般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说，在民主这个概念下，不管是什么民主，只要是民主制度，就都是大同小异，虽然形式和枝节上可能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否则，小同大异，对民主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表述，那不乱了套，那还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小平的讲话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共性：民主政治；个性：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也就是说，比英、法、美更高更切实。我想，没有什么解释能比他这句话概括得更好。

 

 

记者：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吴老您怎么看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吴南生：我是个积极主张改革的汉子，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主张改良，不主张翻天覆地的革命。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进行这场改革，一直改革到实现马、恩所说的未来的社会那一崇高的目标，也就是改革到自己也消亡了的时候，没有这种勇气和决心，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如果搞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搞什么“翻天覆地”，我也一定坚决反对到底！意

办法就是：逐步放开，逐步提高民众的社会承受力，提高人民的理性，逐步加大改革的力度，直至实现民主的目标。目标是唯一的，但具体的途径则不是唯一的。

 

 

我个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应该是进一步开放舆论，一来可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在中国目前权力制衡不到位，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尤为必要；更重要的是开放舆论可以开启民智，开启官智，通过心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和意见交换，就民主化的利弊、目标、程序、时间表等种种具体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转型就可望避免不良势力的扰乱，事半功倍，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成效。

 

 

我们有些官员，一听到“舆论监督”就脸色发青，少数或很少数人还“心怀愤恨”。这都是由于缺乏“民主锻炼”、“身心稍为虚弱”的结果。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所以说还有一个“开启官智”的问题。我建议“舆论”不要一下子就捅上报纸，可以渐进。第一步可以先办若干个刊物，从理论上、实践上、外国的正反经验上……种种，让智者尽量发言，让官员们以及读者们增强思维、增广民主知识，然后一步一步开放，如何？

 

 

近年来，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的理念，特别是“和谐社会”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构思。我觉得，这一构思很好。把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加起来的社会主义，不就是令人和谐的社会吗？在我们的实践经过检验之后，成功了，再加上“主义”两个字，不就是“和谐社会主义”吗？只要我们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认真行进，和谐社会一定能获得成功！这可能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的社会。我觉得这种社会主义是会受到人民大众欢迎的，你说呢？

 

 

结束语：

 

 

吴南生是一位有着丰富历史内涵的人物，他深厚多彩的内心世界装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在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第一次转型中，吴南生是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实践者；当中国面对从经济建设为主转向制度建设的第二次转型时，吴南生的人生目标也从昨天的创造历史调整到了今天的思考历史。

 

 

“如今改革还在过大关,特区使命仍未终结。不忘历史,汲取智慧,继续敢为人先,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为中国改革探路。这是我对特区的一点期待。”

 

 

吴老话语平静,却是掷地有声。

var isvip=0;

文/杨剑有一首歌，在中国几乎人人会唱——“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新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文 / 杨剑

 

有一首歌，在中国几乎人人会唱——“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新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从一个地图上难觅踪迹，人口不过3万人的边陲小镇，短短30年间快速崛起为一座承载人口超过1400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这在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来。它的名字叫深圳，深圳的名片上写着四个字：经济特区。

 

 

说到经济特区，绕不开一个人：吴南生。

 

这位90高龄的改革闯将，不仅是广东省委原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更是特区33年风雨历程的最好见证者。是他，最早提出“广东先走一步”，并以“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向省委请缨创办特区；是他，牵头研制《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条例》的颁布，意味着中国正式揭开了创办经济特区的序幕；是他，找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拿到3000万元国家贷款移山填罗湖，打赢了特区建设初期的决定性战役；是他，大胆突破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让特区闯出一条“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新路。

 

广东经济特区的酝酿

 

 

——“特区”一词是邓小平定的

 

 

黑格尔说：“一定要一步步才能了解一个时代，一步步甚为重要。”

 

 

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当又一次变革席卷华夏大地，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被派往深圳特区兼任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历史的选择，让他站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实践邓小平理论的特区舞台上，他色彩纷呈地演绎了自己投身革命、从政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回眸历史，一个拓荒者在没有路时的跋涉，每一个脚印，都有其非同寻常的价值与意义。

 

 

记者：吴老，转眼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而立之年。作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创办经济特区的重要领导者与见证人，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参与创办经济特区的机缘？

 

 

吴南生：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说，办成这个特区，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地利嘛，应该说广东总是得风气之先。你看，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和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都是从广东开始的，这得益于一种地缘优势。特别是毗邻香港，从办特区来说，深圳、珠海这样的地理环境太好了。人和嘛，我想是各方面的。港澳同胞多、华侨多，特别要强调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共产党的内部、我们国内广大的干部群众，都迫切地希望改革。因为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的穷社会主义，大家实在是受不了了！

 

 

受不了还不好讲，因为你不知道社会主义是怎么搞的，以为它就是社会主义。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搞的，搞阶级斗争，搞计划经济.

 

 

“十年浩劫”让大家都觉悟起来，觉得我们这个国家不改革不开放就不行！每一个人都要想一想，为什么一个国家搞得这么穷，搞得这么绝对化！我想三中全会上，小平同志把握住了这个脉搏，尽管还有很多不同的思想，但总的来说是要改要变。海外的许多爱国同胞、包括港澳同胞也期待着我们能拨乱反正。

 

 

所以我说没有这个条件，特区是办不成的。

 

 

记者：有一个脍炙人口的说法，说是吴南生的一出“回乡记”，促成了经济特区的胎动。吴老，在国家刚刚结束十年“文革”动乱，百业待兴之初，您是如何在汕头那座小城酝酿、提出并筹办中国经济特区的呢？

 

 

吴南生：说来话长。那是1979年年初，省委分工，要我到汕头去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那里，我前后呆了两个多月。汕头是我的家乡，是一个比较早开放的城市，五口通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不知怎么搞的，连恩格斯的著作里都写着：“其他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汕头在解放初期和香港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了，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眼前的这座城市真是满目凄凉，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都还穷呵！那段日子我睡不好觉，闭上眼睛就想：我们当年豁出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这样一片江山啊！

 

 

我当初的想法，和大家是一样的，觉得非变不可。不同的是我跟海外的联系比较多，知道外边的情况多一点。一般来说，广东干部都有这个特点。那时，叶剑英元帅在广东住，他对广东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他跟我讲，南生呵，我们的家乡很穷，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要多想想办法啊！

 

 

老帅的嘱托对我们有着很大的促进和启发作用。我问过许多人有什么办法没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台湾……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他一说，我恍然大悟：要改革，就必须有体制上的改革。但因没有经验，可以先从点上寻求突破。所以我最初提的意见，就是划出一定的地方，减税收，简化手续，打破条条框框，下放权力，彻底开放。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引进来。

 

 

记者：您这个意见是什么时候向省委领导提出的？

 

 

吴南生：1979年2月21日的夜里。当时我正感冒发烧，但是心情很激动，迫不及待地发了一封长达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并省委。2月28日下午，我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我家中和我交换意见。3月3日，省委开常委会议，我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说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我原来下棋下得不错的！)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是先掌握主动权。要贯彻三中全会的决定，我主张广东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的那个“子”怎么下呢？我提议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吸引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我建议设在汕头。当时汕头是全省除广州之外，外贸最多的一个城市。其次，汕头的华侨和海外华人也是全国最多的，在外面有很多有影响的人，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第三，如果万一办不成，那也影响不大，它僻在一边嘛！我说如果省委同意，我去办。要杀头就杀我！一说，大家都赞成。

 

 

我们省委在改革开放这一点上，总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习仲勋同志就说，要搞，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开工作会议(1979年4月5日－28日)，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就在那次会议上，习仲勋代表广东向中央要权。

 

记者：能介绍一下习仲勋同志向中央报告的详细情况吗？

 

 

吴南生：1979年4月5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始。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4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他郑重地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记者：据说当时确定特区的名字经历了很多波折？

 

 

吴南生：是的，这个地方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叫“出口加工区”，和台湾一样，那就糟糕了；叫“自由贸易区”，就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了；叫做“工业贸易区”吧，又不像……好几个名字摆弄来摆弄去的。当时叶帅在广东，我和仲勋同志去向他汇报，叶帅很高兴，说：好呵，你们赶快给小平同志汇报。

 

 

小平同志听说广东要“先走一步”，划了那么块地方老定不下个名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这句话很重要！有了这么个名就好办了。

 

 

那叫什么特区好呢？先定了个名字叫“出口特区”。所以，中央4月工作会议的文件上就写着试办“出口特区”。文件上写着要试办特区的不止有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不知为什么后来上海不搞了。

 

 

记者：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特区有三句著名的话：“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据说是您最早披露的。但现在对这三句话的来源有很多不同版本，您能否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三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对谁说的？是谁第一次公开讲出来的？

 

 

吴南生：在1979年5月3日下午《省委常委会议记录》和同年5月26日习仲勋同志《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两个文件中，习仲勋同志曾两次传达过小平同志“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句名言。仲勋同志在1992年7月为《改革开放在广东——先走一步的实践与思考》写的《序言》中提到：“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党中央对广东的工作极为关心和支持，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让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广东搞一个新的体制。在这次会议上，我知道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的决心很大，说这次‘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充分表达了我们党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决心。”

 

 

那么，“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这句话是小平同志在什么时间、同谁说的呢？是1979年4月在听谷牧同志汇报后说的。同年10月，又向习仲勋同志谈过。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说：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小平同志很赞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当天晚上，谷牧同志在晚餐后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一见他就问：“谷牧，今天上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谷牧同志说：“明白了。”

 

 

当天晚上，谷牧同志给习仲勋同志打电话，告诉他这一消息。第二天上午，习仲勋同志找到谷牧同志，问：“叫做‘特区’了，那以后广东还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同志说：“不是，还是由广东管。”这从《省委常委会议记录》中可以找到。半年后，1979年10月17日下午，习仲勋同志传达十一届四中全会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精神时说：“广东搞特殊政策问题，临走前向小平谈了，他同意要快一点、宽一点。台湾统一了还不是特区？香港回归了还不是特区？1937年陕甘宁就是特区。”

 

 

至于“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这句话，当时小平同志常说，也只有他才能说得出来。而把三句话串在一起说，是在1984年4月6日下午，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即将结束前，我在会上最后一个发言时说的。那是第一次公开说这三句话。当时谷牧同志说，南生，该你发言了。我说，我就不说了吧。谷牧同志和特区来的几位同志都说，你一定要发言。于是，我发了言。在讲到1979年4月小平同志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时，心潮澎湃，抑制不住大声说：这，就是中国特区的由来！

 

 

小平同志的这三句话，是他在1979年4月前后讲的，但不是一次一下子讲出来，而是我把它综合起来讲的。

 

 

记者：听说后来汕头差一点就被排除在特区之外了……

 

 

吴南生：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同意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要求，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还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考察这几个地方，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5月14日，谷牧率领一个工作组到达广东。在这期间，谷牧同志和我单独交谈。他说，中央有个意见，汕头

 

 

市办特区的条件不够，只办深圳、珠海，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谷牧同志，如果不在汕头办特区，我也不负责特区了。这不是因为汕头是我的故乡，而是因为办特区的建议是在汕头酝酿开始的，海外和港澳的朋友们都知道。不办了，我就失掉信用了。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不能办特区的！谷牧说，啊，我明白了，那么，推迟办行不行？我说，行。这就是中央决定缓办汕头特区的内情。

 

 

记者：吴老，中央正式同意建设特区是在什么时候？

 

 

吴南生：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同意的。6月6日，广东省委将报告上报中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即著名的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中央这个重大决策，备受粤闽两省人民和海外同胞的热烈欢迎。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盎然春意。

 

 

主管广东经济特区工作

 

 

——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谷牧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

 

 

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1980年4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5月4日，省委任命吴南生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副省长王宁、曾定石兼副主任，秦文俊任副主任，代表省人民政府负责对全省三个特区的统一管理，并直接经营深圳经济特区。

 

 

6月12日，省委任命吴南生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作为主要拓荒者，从1979年起到1985年9月，吴南生参与和见证了广东经济特区所有重要决策和重大事件。

 

 

记者：中央同意广东、福建先走一步，建设特区后，您就成为广东特区最早的负责人。

 

 

吴南生：中央50号文件下达后，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刘田夫、王全国和我组成的三人小组，省委决定让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特区方面。79年9月20日谷牧再次来广东，仲勋等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22日，谷牧与省委负责人谈话。当仲勋等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时，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他还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于是我全力负责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我原来主管宣传文教科技等方面的工作。临行前，我曾请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高等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到省委会议室座谈，我说我要“弃文从商”去办特区了。多年的经验告诉我，经济不发达，文化、科学、教育事业是发展不了的。希望特区能办成，赚了钱，支持你们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之后，我和他们一一握手作别，这一别就30多年过去了！

 

 

记者：您负责广东特区工作之后，即前往深圳实地调研，最初确定的发展思路是什么？

 

 

吴南生：谷牧回北京后，9月28日至10月5日，我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秦文俊、外经部门王志义等同志驱车前往深圳，走访了沙头角、蛇口和几个边防口岸，同深圳市委主要负责人边看边议，在许多问题上交换了意见。当时深圳经济非常困难，1978年深圳农民分配收入平均每人134元人民币，同期香港新界农民收入13000多元港币，两地农民收入差距很大。深圳偷渡外逃的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历年外逃的共有六七万人，耕地丢荒9万亩。新成立的深圳市委要以很大的精力去抓“外逃风”问题。原来的深圳镇不足3万人，没有什么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深圳改为特区后，市委对重点抓什么，经济如何规划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和市委负责人经过反复交谈，明确了解决“先走一步”这一首要问题，

 

 

强调要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在深圳建设一条“富线”。

 

 

回到广州后，我向省委上送了《关于加快深圳建设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农业生产、发展旅游业、建立福田出口加工区、建立沙头角试验区和蛇口工业区等12个问题。1979年10月31日，我主持召开“出口特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举办特区的方针政策和做法。随后，为省委草拟了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出口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关于蛇口工业区问题，此时还没有解决，主要是地租价格没有定下来，影响同外商谈判。招商局认为省里定的价格偏高，对外商缺乏吸引力。我在报告中提议，按招商局的要求，每年每亩上缴广东省4000元港币，从“六通一平”完成后开始征收。11月18日，由我主持，省、深圳市和招商局的代表在协议上签了字。建立蛇口工业区的问题，至此全部解决。蛇口工业区从此成为深圳特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先行和示范部分。

 

 

记者：虽然中央在1979年7月就同意了广东、福建建设特区，但是当时所说的特区还不叫“经济特区”，而叫“出口特区”，后来为什么改成了“经济特区”，具体是什么时候改的呢？

 

 

吴南生：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要办特区了”的消息传布得很快，我们当然很高兴。可是，北京有另一个声音说：“他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这话有道理，因为陕甘宁确实是政治特区。我们从这里得到启发，于是就叫“经济特区”。

 

 

1979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由谷牧同志主持。中央各部委办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是当时在北京一次很轰动的会议。我在会上提出，“出口特区”改用“经济特区”的名称较好，含义更确切。我解释特区不仅办出口工业，而且还要办科研、商贸、旅游、住宅和其他经济事业。我说：“我们的意见是，建立特区必须采取‘一快二宽’的方针。快，就是既然看准了，就要立即动手，不要拖拖拉拉，犹疑不决。要大胆放手，争取时间，奋斗10年，把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基地，在那里建立一条富线。”在汇报中，我还提出了参考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将特区土地使用期定为50年。

 

 

广东、福建汇报后，谷牧就特区建设等问题作了讲话。谷牧十分赞成深圳特区的路子。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年50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进一步研究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会议上采纳了广东省的建议，把“出口特区”更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会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正式下达。

 

 

都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用经济特区这个名字，可以说是摸到一块大石头！这个名字很好，名字一出来，反对的声音好像也少了些。

 

 

记者：吴老，您筹划特区的第一件事，是研究、起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而这个只有2000多字的条例从起草到公布，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作了13次修改，可谓字斟句酌。在特区还是个“概念”的情况下，当初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率先着手起草《特区条例》的呢？

 

 

吴南生：当时海外的朋友说，你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没有法律，成了办特区最大的问题。这样从1979年开始，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研究、探讨外面先进的东西，因为过去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庄老——原全国政协常委庄世平先生。当时他是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从1979年春节前后开始，他就为创办特区、创办汕头大学(这两者是同时酝酿、提出和筹备的)而不断奔走于香港和广州、汕头之间。他熟悉世界经济，为我们找来全世界各个自由贸易区、边境工业区、出口加工区的各种条例、资料，几乎我们需要什么资料，他就会立即给我们找到。没有这些资料，我们很难了解外面的世界，难以研究、规划特区条例和制订特区规划。例如，深圳特区面积原计划38平方公里，安排在福田、上步，但在一个市内，就有一个特区与非特区的管理问题。后来了解到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工业区很大，才下定决心把深圳与香港毗邻的地方，全都划为特区。又例如，我在1979年12月向中央报告建议将“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时说，我们办特区的目的，绝不止是像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那样，单纯为了解决就业和外汇收入问题，我们的特区不仅办工业，还要办农业、科研商贸、旅游住宅等等，所以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含义更确切些。这也是从庄老提供的有关资料中得到启发的。

 

 

但光有大把国外和香港、台湾的资料是不行的。你光把人家的东西拿来抄是不行的，有很多东西你看都看不懂。他说房地产，我们根本不知道房地产是怎么一回事！外面的很多名词，我们都搞不清楚。比如说地租，国内是打倒地主的，一听到地租，都反对，可它在外面很普通。外面的东西要拿来研究、讨论，哪些我们立刻能用，哪些是改进后才能用到的。地租不行，就换个称呼，叫土地使用费，这也算个发明，现在大家都认可了。还有像工厂管理条例，我现在连个工厂都没有，你管它什么呢？可以说《特区条例》是借助了外边的材料，不停地研究、商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地改，这个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最早、最突出的例子了。

 

 

1979年12月27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上通过了这一条例。以后，国务院又责成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组织研究论证。1980年4月，广东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立法程序是很严格的。

 

 

记者：按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只需要广东省人大通过就可以了，后来为什么还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呢？

 

 

吴南生：我跟谷牧同志讲，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这个法一定要拿到全国人大去通过，不然，有一天杀了我们的头，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找了叶帅，叶帅是全国人大委员长(五届全国人大，1978年3月~1983年6月)，当时他正好在广东视察。我当面请求他把条例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叶帅很支持。他回到北京后不久，便要王守江同志(叶帅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我，说北京的同志说，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审议地方法规，无须讨论广东的特区条例，那怎么办？我请守江转告叶帅：“特区是中国的特区，只是设在广东，所以广东的特区条例是中国的特区条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办特区，没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正式授权，我们是无法去创办的。”守江向叶帅报告后给我回了电话说：“老帅说‘明白了’。”从电话里，我隐约觉得他很高兴。

 

 

叶帅亲自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江泽民同志(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代表国务院在会上做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订《特区条例》的说明。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直到现在，很多人知道特区是1980年8月开始创办的，其实，从1979年4月起到1980年8月正式宣布，有一年又四个月，我们一直在紧张地筹办特区。这或者就叫“怀孕时期”吧，这个怀孕可是好难受的啊！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公布，意味着中国正式揭开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序幕，也使人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深圳，也是最困扰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意外和高兴。

 

 

记者：吴老，深圳经济特区总面积达327.5平方公里，当时是怎样规划的？据说，最初的计划并不是首先开发罗湖，而是其他地方。

 

 

吴南生：对。我兼任特区工作后，便着手组织三个特区制订总体规划。1980年5月，深圳从全国请来了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和工程师共108位，组成一个庞大的规划设计团，先实地考察深圳全貌，然后分成若干工作机构，在借鉴世界先进城市规划设计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总体规划，分项研究，精心绘制经济特区建设的蓝图。经过多次讨论、比较，最后确定北面以山为界，南边以深圳河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东部把可能辟为旅游区的小梅沙划进来，总面积约为327.5平方公里，形成一个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7公里的狭长地带。我们打算首先开发上步或福田区的土地，通水、通电、通车、通电讯，结果一场大雨却促使我们改变了初衷。

 

 

1980年7月27日，一场大暴雨把罗湖一带淹成一片汪洋泽国，我和来参加深圳城市规划的专家租住的新园招待所水淹到腰际，专家们呕心沥血制作的规划设计图纸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低洼地带到处是告急声、喊救声。我卷起裤腿，趟着没膝的大水，找到了分管基建的副市长罗昌仁，要求他一定得把水治住，否则无法建设特区。刚考察灾情回来的罗昌仁马上召集工程技术人员研究探讨治水问题。工程师们粗略估算一下，深圳特区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最少要投资90元以上，第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投资预算也在10亿元以上，而根治罗湖水患，则需要巨额资金。

 

 

听了汇报，我想，刚酝酿建立特区的时候，小平同志已在全国多个地方说过，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开始为钱发愁。我找到谷牧说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能不能给点国家贷款，作为酵母？谷牧当即慨然答应可以帮助要点贷款，并询问用途及还贷办法。

 

 

我解释道，深圳特区原来有先开发上步和福田的方案，但都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这回一场大水使我们认识到，工程师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深圳应该先开发罗湖。这样可以改变国门的面貌，解决年年危害的水灾；另外，罗湖最接近香港，最能吸引投资者，又可以节约开发成本。接着，我介绍，第一步在罗湖开发0.8平方公里，每平方米投资90元搞“五通一平”，要7000万元。开发后，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港币左右，总计可以收入20亿港元左右。

 

 

谷牧是位建设行家，他认为我提出的这一做法切实可行，答应先帮助贷款3000万元。我喜出望外，对谷牧说，有了“酵母”，特区的建设可以做到不用国家的投资了。

 

罗湖风波

 

 

罗特区建设从始至终，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从相关资料中，我们了解到，1980年10月初，在深圳市委那间铁皮临时搭成的小会议室里，挤满了市委常委和工程师们，大家都为有了贷款而高兴。可当讨论到开发罗湖小区时，却爆发了“罗湖风波”。工程师提出，罗湖毗邻香港，是一片旺财、旺地的黄金地段，可先开发作为商业性用地，引进外资，开发房地产及商业，用来还贷付息，积累特区资金，并可改变国门面貌。有的领导却站出来反对说：罗湖地势低洼，年年发大水，开发罗湖，无疑等于“抛钱落水”，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还不如将这些钱用来搞农田基本建设。一时双方唇枪舌剑，各摆各的道理。工程师们认为某些市委领导不懂得城市建设，更接受不了那种高高在上、动辄训人的口气。于是，一位年轻气盛的工程师和两位年长的常委拍桌打凳，互相对骂起来。会议顿时陷入了僵局。

 

 

当时由吴南生主持会议，在冷静而详细地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后，他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工程师那一边，并决定立即动工，搬掉罗湖山，填平低洼地。他说：“如果现在不坚决作出决策，耽搁了组织队伍和做好各种准备工作的时间，很快，雨季就要到来，移罗湖山填高罗湖洼地的工作，就要被拖延多一年，而整个特区建设也同样要拖延多一年，我们一定不能这样做！”

 

 

但市委内部有人固执己见，竟然私用市委名义发电报给省委，状告开发罗湖是瞎指挥。有人还公开出面横加干预，挑起争论，并多次下令停工。

 

 

刚到广东工作不久的任仲夷同志看到电报，立即赶赴深圳，多方了解调查，听取不同意见后，在当晚的市委常委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说：“建设中要听工程人员专家的意见，你们意见不一致，为什么不很好听工程人员专家的意见呢？”“搬罗湖山，是特区第一个大工程，你们今后要做的大事还很多，要讲团结。”

 

 

12月8日至10日，谷牧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江泽民(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陪同下，视察了深圳特区。12月12日，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江泽民在会上提出：“深圳特区的建设要引起足够的重视。30年的南大门，一下雨就泡在水里。我8月份去就泡在水里，香港来的人，高跟鞋、丝袜子都泡在水里，罗湖、文锦渡，无论如何都要搞好。”

 

 

在谷牧、江泽民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省委对建设深圳特区首先搬掉罗湖山，填高罗湖区达成共识。那些曾一度极力反对这一意见的人，只好面对现实。至此，“罗湖风波”平息下来。

 

 

在成千上万建设大军日夜奋战下，80多万立方米的罗湖山终于夷为平地，罗湖小区陡然填高了两米，低洼处填高了四米。昔日的低洼泽国，变成了道路纵横，高楼大厦林立的新城。

 

 

不花国家的投资，建设一个现代化城市(这是计划经济绝对办不到的)，深圳经济特区的这一实践，是它对全国的又一个贡献。搬掉罗湖山，建成罗湖小区，是深圳特区的决定性战役，没有这一着就没有今天的深圳。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

 

 

——特区最大的贡献是引进市场经济

 

 

经济特区的成立，在当年可谓是石破天惊。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特区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遍地都是资本主义”、“特区成了走私者的天堂”、“特区是现代租界”等各种言论甚嚣尘上。

 

 

小平同志深知中国人要真正解放思想，必须得有一批敢闯敢为敢担当的人“杀出一条血路来”！先行者开启改革智慧的精神价值要远远大于深圳一城之发展的现实意义。从另一个角度讲，它的风险性，它的创新性，它的历史价值莫过于此。

 

 

1982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为了向中央说明实情，吴南生光着膀子，挥汗如雨地趴在桌上写《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第9稿，终因急性心包炎倒下住进了医院。他当时是中共十二大代表，因此不能出席大会。病愈，他手书《孙子兵法》中的名句以自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特区开始的。

 

 

从深圳、珠海、汕头开始，到珠江三角洲，再到全国。

 

 

吴南生认为：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的大循环，这是特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记者 ：创办特区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书本上找不到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吴老，您是如何应对改革进程中纷繁杂呈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的？

 

 

吴南生：尽可能地解放思想吧！尽可能地多学习一些先进的东西。因为有时我们觉得很开放了，外边的朋友看了却说，你这一点都不开放。门关得久了，思想距离是很远的！

 

 

我给你讲个笑话。我一到深圳去，看见男青年留长发……那时候深圳农民都是戴个太阳镜，穿着花衣服、牛仔裤在田里赶牛的，许多从内地去的人看不顺眼，我就说统统剪了，还在干部大会上讲了一通。但是行不通，他们照戴照穿。后来，我的儿子小南说，爸爸，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马克思是长头发，恩格斯也是长头发呵！我一想是呵，共产党的老祖宗都是长头发，留长发怎么能说是思想意识问题呢？你看，我也闹过这样一个笑话嘛！

 

 

我们办特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特区要闯出一条改革经济体制的路子。说白了，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的、自以为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路子。这个问题从1980年下半年起，已成为特区实际工作中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我们在1980年年底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这是对中央41号文件(1980年5月下发)中提出的“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也非这样做不可。1981年5月10日，我向中央汇报工作，其中说到，特区是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和管理下，以引进外资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特殊经济区域。我们要利用特区的特殊条件：一是观察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二是试验各种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三是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

 

 

当时，由于各种体制尚未进行改革，具体法规没有制订，特区实际上还处于打基础的阶段，碰到的困难和问题不少。鉴于特区要面向国际市场，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因此，特区的一切政策措施，就一定要在“特”字上做文章。

 

 

记者

：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有两句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可以说是特区建设曲曲折折的历史写照。吴老，您棋着先手，大胆办特区的构想与当时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和国家经济体制格格不入。您就没有一点顾虑吗？

 

 

吴南生：当时全国都在关注特区，都在议论特区。同时，全国也都在要求允许多一点“市场调节”，希望经济体制能进一步改革。一时间矛盾尖锐极了。

 

 

1982年1月，冷空气开始大量南下——什么“上海租界的由来”，什么“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什么“特区不是社会主义”！没完没了，铺天盖地……这些都不去说它了，只讲与计划经济有关的问题。

 

 

这年4月22日至5月5日，在北京有一次专门为广东深圳而召开的会议，主持人最后讲话说：“我认为深圳搞这么大的规划是不现实的。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深圳特区面积327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的特区的总面积还要大，这么大的一块特区面积，全面搞起来不是简单的事情。”

 

 

我这里给你说的都是讲话的原件，有的问题他不懂也说，说得很尖锐，很离谱，像这段：

 

 

“特别要指出的是，有人想要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是客观需要，不是你那一位领导想怎么搞就可以怎么搞的。你想‘脱钩’是不可能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法国都认为要搞计划经济。(这就是个常识问题了，他那个计划跟你这个“计划”能是一回事吗！)我建议省计委，你们也建议省委，应该把特区计划管起来。不能讲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有这么大的外资，宏观计划更应该加强嘛，银行管理也要加强指导嘛！因此，特区建设应该纳入计划，要加强特区计划管理……”

 

 

你看，“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这一决策，是党中央1980年41号文件中定的，他却说：“不能说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那么，我们提出特区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怎么能不犯下有人想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的大罪呢”？！

 

 

记者：吴老您在创办经济特区时，面对各种非议，有一个著名的“约法三章”，具体是什么内容啊？

 

 

吴南生：办特区，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自以为是的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的新路。我们在1980年年底即特区条例经全国人大批准公布后，就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当时别人明白不明白我不知道，但我心里很明白。面对各种非议，面对当时重重阻力和压力，我和我的同事们有个“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就是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要知道，当时全中国都还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等于搞资本主义复辟，罪大恶极啊！可谁能想到，20多年后，我们却一再要求人家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记者：面对那么多“左”的思想，人民群众中也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的概念，你们当时有没有过犹豫？

 

 

吴南生：小平同志说，深圳的精神就是“敢闯”。从创办特区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要从事这项巨大的改革开放工程，在实际工作方面要有勇气，在理论思想上也要有勇气。没有两方面的勇气是“闯”不成的。

 

 

广东的理论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学者们都很支持改革开放，在理论工作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前面说过，1979年8月15日，我已邀请广东的多位学者一块研究特区条例，同时座谈、研究有关改革开放的理论。要闯过这一关，只好向老祖宗求救。1980年4月14日，我在向省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我省设置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问题》的报告中，曾非常明确地讲出我们的观点(即广东理论界的观点)。

 

 

我们当时的论点：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从来都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绝缘的。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将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因素，同时继承它的合理因素，并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是事实上，首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俄国，却不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列宁特别强调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有用的管理经验。列宁讲过：“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社会主义”(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提纲，《列宁全集》1985年版第34卷第520页)。

 

 

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列宁的思想前后有什么变化，实践中有过什么问题，我们没有再去研究，但从他这段话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来看，肯定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有了这些理论上的准备，我们才有勇气面向“左”派的挑战。“约法三章”也是因为有了理论勇气，对那些吵吵嚷嚷，不去跟他们一般见识！好！你“正确”，你表演吧！我就不开口，你要吵就自己吵吧！我“只做不说”。你能怎么样？

 

 

记者：据说当时胡乔木同志对经济特区也有不同的看法？

 

 

吴南生：我手头存有24年前胡乔木同志谈经济特区性质的记录稿，原文如下：

 

 

1982年12月18日下午四时三十五分至五时三十分，乔木同志来蛇口工业区视察，交通部顾问潘琪同志当面向乔木同志请教了当前理论界和在总结蛇口工业区经验中所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1、我国经济特区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或是资本主义的；2、特区的经济管理体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还是以市场经济为主；3、对外来投资者的方针是否还是限制、利用、改造或采取什么新的方针等问题。乔木同志看了潘琪所递交的这几个问题后说：“你提的这三个问题都很大。”在他参观完毕将要离开蛇口工业区之前，他向潘琪同志和陪同的其他同志，就特区的经济性质问题，谈了如下看法：

 

 

乔木同志说，特区的性质问题，恐怕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如果说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全中国都可以建立特区了。特区要按特区的口径，那是区别于社会主义的，不然就不叫特区，恐怕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面的一小片国家资本主义。本来列宁也没有搞什么全国范围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跟他们的情况、条件更不同。但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更不好办了。(梁湘同志说，但公开不公开讲是国家资本主义呢？)这个问题，公开讲不公开讲要看必要，就是在什么问题上，在什么时候，有这个需要才去讲，没有这个需要去讲干嘛？(梁湘同志说，我们内部要说清楚。)还是社会主义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里面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里面还有个体经济嘛！就是这种关系。至于我们这些人当然是共产党，烧成灰也是。(梁湘同志说，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问题还是有精神压力的。）当权派嘛，还是社会主义的当权派。

 

我很尊敬乔木同志。他是我们党和国家著名的理论家。1960年年初，他带领中宣部20多位同志来广州，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住了一个多月。同来的还有康生。我作为主人一直陪同。其间，我还陪他到深圳，这是他第一次到深圳。从那时到1982年已是22年过去了。这次可能是他第二次到深圳。

 

1982年秋天，我得了“心包炎”，病情较重，本来要去参加十二大，也去不成了。乔木同志来，我不知道。他到深圳由梁湘同志陪同。梁湘是一位很率直、很实干的老同志。他比我们晚到深圳，对创办特区早期吵吵闹闹的事不清楚，也不知道有“约法三章”这些事，所以就问了乔木同志特区的性质这一类问题。事后，他赶紧把记录送给我看，问：“……他说不是社会主义呵，怎么办？”我说：乔木同志的意见是理论探讨的意见。理论问题，有时几十年、几百年也说不清楚。如果我们不问，他不会说。问了，他不好不答。但他也还会再观察、再思考、再和大家——至少要和我们讨论的。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我们才开始实践，不急于去讨论这些问题。

 

 

其实，1979年我们已集中多位理论工作者研究探讨过这些问题，我心中有数，不想再去问别人了，以免引起争论，一争论起来，没完没了，什么事也做不成。

 

 

记者：在如此艰难的境遇之下，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及给深圳、珠海特区的题词，对特区建设者来说应该是极大的肯定和鼓舞啦。

 

 

吴南生：是的。1983年底小平同志说，特区究竟办得怎样？我要亲自去看看。于是，1984年春天小平同志到了深圳，到了珠海。看到经济特区确实是办起来了，确实是闯出一条路子来了，老人家很高兴，为深圳、珠海题了字。回到北京后，他向中央提议，召开全国沿海14个开放城市会议。

 

 

四年后，即1987年7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说：“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实是一派兴旺气象。他们让我题词，我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转眼间，3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深圳与当年完全不一样了，似乎全中国30多年来走的路，和深圳是大体相同的，那么我们的国家又是什么性质呢？

 

 

我一直认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从俄国的实际中已经发觉许多问题，他认为，把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东西包括美国的托拉斯(当然只是指这种经济形式)都加在一起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不无原因，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曾经开玩笑说过，如果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再来一次“路线斗争”，列宁一定会成为再一次路线斗争的“头号走资派”。非常遗憾的是，十月革命不久，列宁就逝世了。在这之后，斯大林搞的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无比专权的“个人迷信”，已经一再被历史的实践证明了是假马克思主义，是假社会主义！

 

 

记者：作为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基者，又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第一位“行政长官”，您认为经济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吴南生：1981年后我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许多人认为我从这时起不再管特区工作了，不是的。我回到省委，仍然分管特区工作，是省委中有关特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直到1985年9月，我从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才不再分管特区工作。

 

 

关于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很多人写了很多文章，我读过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写得好的。但有一点，许多文章都说不清楚特区所以能办成是由于什么？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贡献是什么？现在回过头看，特区最大的功劳就是敢破敢立，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了！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特区开始的。从深圳、珠海、汕头开始，到珠江三角洲，到全国。我说市场经济是个没有腿的巨人，他走到哪里，谁都顶不住的。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我认为这是特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晚年对深化改革的思考

 

 

——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吴老晚年心系丹青，散尽珍藏义拍助学，但他从没放弃过对特区路向、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老当益壮，于挥毫中凝神改革之进路；

 

 

老而弥坚，于直言中力陈政改之切要。

 

 

这是2008年吴南生当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时的致敬辞。对于“愤老”的称呼，老人淡然一笑：我积极主张改革，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

 

 

记者：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革大家有目共睹。现在党的执政理念转向了民主政治建设和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您能跟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思考吗？

 

 

吴南生：关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问题。我认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们都不是专属于哪一个阶级的。什么叫文明？这就是文明。

 

关于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必须不断规范的问题，但这已属于实践中的问题了。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分析和确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这是中国理论界的历史任务，要下点苦功夫，不是给它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就能解决得了的。

 

 

民主政治的问题，是涉及深化改革的问题，涉及我们的改革是只进行经济改革并取得了成就，因而就此止步呢，还是要继续深化，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呢？

 

 

延安时期，毛主席是不断提倡民主的。他对“自由”也讲得非常精辟。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他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

 

 

记者：从“七大”(1945年)到今天，67年过去了……

 

 

吴南生：是啊，在“七大”闭幕后的35年，即1980年8月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是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小平同志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更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能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他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要记住，这是小平同志说的，是他亲自听老人家说的。所以小平同志很遗憾地说：“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记者：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我看过，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确实是一篇历史文献。

 

吴南生：是的。小平同志经过“十年浩劫”眼见他同时的战友一个一个含恨远去，他自己又经历生死难料的两次大落大起，经过举国上下激烈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他痛定思痛，作出了这样历史性的讲话。这也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后作出的讲话。是“痛定思痛”的真话！你注意到了吗？他讲话的时间是1980年8月18日，政治局讨论通过这一讲话的时间是1980年8月31日。最巧合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和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时间是1980年8月26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启动的时间啊！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小平的三条要求，实现得怎样？这三条要求的本质又是什么？

 

 

第一，“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00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万亿元，是1978年3600亿元的50多倍，应该说，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的改革工作是有成效的。当然要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但我们已经形成新的生产力，它正在迅速发展。为了适应这一新发展，它正向我们提出强烈的要求，这要求就是小平所说的第二条要求，“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至于第三，是“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也是正在发展中的生产力的要求。

 

 

记者：吴老，您对邓小平三条要求的解读很独特、很精辟。

 

 

吴南生：从国际上，从我们自身的实践、历史的经验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要重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些不适应于生产力要求的上层建筑。

 

 

在这里，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要警惕那些已进入市场或可能要钻入市场的权力，警惕那些与管理意识形态有关的权力。进入市场的权力之危险，尽人皆知。贪污腐败的不断发生，矿难的不断发生就足以证明这点。对管理意识形态的有关权力，人们可能还认识得很不够，所以要特别注意改革。因为这些“权力”会影响或造成错误的理论、条文、规定、措施，甚至某种“人见不得”、“见不得人”的权力行为，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下起着破坏和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建国后，意识形态领域是“左”祸的重灾区，多次有关政治、理论、文艺等意识形态的“运动”所造成的历史错误，已给了我们严重的教训，尤其是“江青＋康生”这种模式所起的破坏作用，大家都是很明白的，是千万不可再重复的！

 

 

再多说几句。要知道，权力和资本都是无限地扩张的。资本的贪婪，尽人皆知。这不属于我们今天要谈的问题。而“权力使人腐化，更大的权力使人更多地腐化”这一警语，是古今中外有无数事实可以证明的。只有民主政治是限制权力无限量扩张的政治制度。所以，毛泽东说像斯大林那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是，不从制度上解决，在他的身上就又再次发生了。所以邓小平说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也就是说要用高度民主的制度来保证国家不走邪路，长治久安。

 

 

我们不是天天都在说“稳定”吗？这才是真正的稳定。两位老人说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沉痛教训和解决的办法，难道到现在我们还听不懂吗？

 

 

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应该有什么区别？您认为怎样表述比较准确？

 

 

吴南生：每个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有自己的特色，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就像你不能找到两个一模一样的人那样。老人家说的“英、法、美”就不一样。但他们都有共性、一般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说，在民主这个概念下，不管是什么民主，只要是民主制度，就都是大同小异，虽然形式和枝节上可能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否则，小同大异，对民主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表述，那不乱了套，那还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小平的讲话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共性：民主政治；个性：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也就是说，比英、法、美更高更切实。我想，没有什么解释能比他这句话概括得更好。

 

 

记者：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吴老您怎么看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吴南生：我是个积极主张改革的汉子，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主张改良，不主张翻天覆地的革命。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进行这场改革，一直改革到实现马、恩所说的未来的社会那一崇高的目标，也就是改革到自己也消亡了的时候，没有这种勇气和决心，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如果搞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搞什么“翻天覆地”，我也一定坚决反对到底！意

办法就是：逐步放开，逐步提高民众的社会承受力，提高人民的理性，逐步加大改革的力度，直至实现民主的目标。目标是唯一的，但具体的途径则不是唯一的。

 

 

我个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应该是进一步开放舆论，一来可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在中国目前权力制衡不到位，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尤为必要；更重要的是开放舆论可以开启民智，开启官智，通过心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和意见交换，就民主化的利弊、目标、程序、时间表等种种具体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转型就可望避免不良势力的扰乱，事半功倍，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成效。

 

 

我们有些官员，一听到“舆论监督”就脸色发青，少数或很少数人还“心怀愤恨”。这都是由于缺乏“民主锻炼”、“身心稍为虚弱”的结果。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所以说还有一个“开启官智”的问题。我建议“舆论”不要一下子就捅上报纸，可以渐进。第一步可以先办若干个刊物，从理论上、实践上、外国的正反经验上……种种，让智者尽量发言，让官员们以及读者们增强思维、增广民主知识，然后一步一步开放，如何？

 

 

近年来，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的理念，特别是“和谐社会”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构思。我觉得，这一构思很好。把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加起来的社会主义，不就是令人和谐的社会吗？在我们的实践经过检验之后，成功了，再加上“主义”两个字，不就是“和谐社会主义”吗？只要我们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认真行进，和谐社会一定能获得成功！这可能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的社会。我觉得这种社会主义是会受到人民大众欢迎的，你说呢？

 

 

结束语：

 

 

吴南生是一位有着丰富历史内涵的人物，他深厚多彩的内心世界装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在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第一次转型中，吴南生是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实践者；当中国面对从经济建设为主转向制度建设的第二次转型时，吴南生的人生目标也从昨天的创造历史调整到了今天的思考历史。

 

 

“如今改革还在过大关,特区使命仍未终结。不忘历史,汲取智慧,继续敢为人先,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为中国改革探路。这是我对特区的一点期待。”

 

 

吴老话语平静,却是掷地有声。

 

 

第三章 多彩的人生--记吴南生同志

 

 

 

文 / 沈仁康

 

一

 

 

人们仰望他，就像仰望旷野之上高耸挺拔的木棉树，从土地中吸足养分勇力，开满一树红花，灿烂着蓝天白云；人们感念他，就像感念奔涌的溪涧，从大山深处不息地流来，滋润着两岸的草木。他，就是吴南生，原广东省委书记、原广东省政协主席。尽管他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经多年，但人们仍然敬仰他，感念他，祝愿他。

 

 

他1922年出生于汕头市，韩江水养育了他。日本侵略者从九一八事变后，步伐不停地进攻中国，中华民族陷于深重的危难之中，全国掀起了抗日运动。当时的他，才14岁，矮小瘦弱，但国难激起了他的灵智，他毅然参加了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他革命坚定，工作积极，机智勤勉，1940年便担任潮（安）、澄（海）饶（平）中心县委常委，宣传部长；1941年潮澄饶地区分成两个县委，吴南生独自负责一个县委的工作。

 

 

1942年6月，国民党特务组织破坏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事件爆发，廖承志、张文彬等多位党的领导同志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南委事件”。在这一危急的关头上，党组织决定派吴南生负责掩护南委书记方方等一批领导干部，并把他们一个一个安全送往重庆，到达红岩，转赴延安。但当时的南委秘书长姚铎却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并且逐渐堕落，生活腐化，勾结国民党恶棍，还有叛变投敌的嫌疑。为了不让党组织遭受更大损失，经请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决定将姚铎送到重庆。监送姚铎的重任交给了吴南生，1943年正月初三清晨，他们先从揭阳搭单车到丰顺汤坑，爬山越岭到达兴宁，乘上破旧的货车走了几天才到韶关，再乘火车到广西桂林转贵州独山，改乘汽车颠簸了三四天才到达重庆。沿途经历无数险阻，吴南生终于安全地把姚铎送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交给党组织。（后来，姚铎在重庆叛逃回到潮汕，南方局经由吴南生按原先约定的暗语，通知潮汕党组织。经过周密部署，经过两次行动，最后才把姚铎处决了。）吴南生在任务完成后，也没有返回潮汕，而是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1944年，他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延安，是当时中国人民心中的红星。宝塔山屹立，延河水奔流，黄土高原上回荡着“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的雄壮歌声。延安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８月，日本投降。紧接着毛泽东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但是，国民党一面谈判一面准备内战，把它的精锐部队50多万人空运东北，挑起内战。在此之前，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从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之后，在那里坚持抗日战争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

 

 

当时，毛主席号召延安干部到东北去，说：“中国革命要胜利，一定要有工业！中国工业在东北！”去过延安的人们都知道工业的重要，延安当时只有一间小电厂和火柴厂、卷烟厂，炼不出钢造不出机器。因此人们分外憧憬工业基地。吴南生这一年23岁，热血澎湃，他和新婚不久的妻子许英决定到东北去。他们随中央党校大队踏上征途。

 

 

1945年11月，天气已冷，长城内外，寒风刺骨，滴水成冰。从延安到东北，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只能靠两条腿走路。他们渡过结冰的黄河，出长城便进入内蒙境内。原本他们是要去锦州的，可是此时国民党军队从海陆空三路进攻，占领了锦州。他们只好改道向赤峰前进。赤峰形势也不好，国民党军时时可能从锦州向赤峰袭来，于是他们三进三出赤峰。

 

 

从赤峰出发继续北上，此时天气已经转暖，春天来了，草原转绿，鲜花盛开。祖国的河山是美丽的，但是内战的战火已经燃起。草原人民过去受王爷剥削，日本侵略时代又受到非人压榨，所以极端贫困，有的牧民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老百姓是爱共产党的，主动给吴南生他们带路，避过了许多凶险。经过林西，经过巴林左旗，经过阿鲁科尔沁旗，跋涉几千里，历时10个月，穿过大草原到白城子，之后，他又走过半个东北，到了东满——吉林的延边。吴南生在穿越大草原的征途中写诗一首：

 

 

日日征途上，

 

 

年年作客中，

 

 

愿借千里马，

 

 

指日抵辽东。

 

 

此后三年，解放军在东北战场血与火的搏斗中，节节胜利。1948年底，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大踏步入关。形势发展很快，1949年５月24日南昌解放，吴南生在南京街头听到广播说，他被任命为南昌市副市长，他还以为是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人呢！他到南昌，这个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却是一片破败，满处瓦砾垃圾。27岁的他，立即发动群众，整治市容，整治交通，不出几日，南昌城变得面貌一新。不到四个月，他又随军南下，十月一日到达梅县。从淮海战役中逃到潮汕地区的国民党胡琏兵团闻风丧胆，又从汕头逃去台湾，10月24日汕头解放，进城接管的军代表就是吴南生。

 

 

1939年6月，日军占领汕头，当时汕头市委留下吴南生坚持工作到最后才撤退。这时他回到汕头已是相隔整整十年了。1944年他离开潮汕也将六年了。战争中，六年、十年，都是十分艰难漫长的岁月啊！故乡用浓浓的乡土之情欢迎他，他也为重回故乡而精神抖擞，誓要为故乡的建设殚精竭虑。

 

二

 

 

在争取民主革命全国性胜利时期和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吴南生同志吃苦耐劳，呕心沥血，做过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在漫长的岁月里，他担任过汕头市委副书记、海南区党委副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广东省委书记等职。十年“文革”，他也受到严重冲击，他说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国历史最黑暗的一页！他说，我们要世世代代记住，永远不能再让那种邪恶的“权力”重演这样的惨剧！

 

 

他的人生价值的真正凸现，他的生命之火的真正灿烂，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是一位睿智的、机敏的、目光深远的人，他的办事作风又是干练的爽快的。他工于象棋，他认为下棋要先走一步掌握主动，他在工作中也喜欢先走一步。他具有创造性、开拓力。他对国家对人民有一种深重的责任心。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吴南生正是这种胸怀，这种情愫，这种抱负。

 

 

他主持了广东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开拓和建设。

 

 

每年除夕他都要写一副对联自勉。1979年写的是“托天陈大道，披胆语平生。”他用极大的气魄诉说他的胸怀。1980年写的是“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新的时代给了他新的机遇，使他真正能做开创性的事业。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开始了一个风云变幻的、亿万人民翘首以待的伟大时代。

 

 

1979年１月16日，省委委派吴南生回他的家乡汕头，去传达全会精神，一住多日。10年文革之后的汕头景象却给了他重重的一击：他熟悉的楼房破旧不堪，道路两边搭起歪七斜八的竹棚，成千上万没有住处的人们栖身其中；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自来水管年久失修，马路上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这是原先那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吗？一百多年前，恩格斯称赞它是“远东唯一一座具有商业色彩”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汕头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初期，汕头也还是商业繁荣之处，它的经济条件与当年的香港相差不大。然而，亚洲几小龙在崛起，而汕头却在走下坡路。为什么？除了“文革”的破坏外，僵化的机制也限制了社会的发展，甚至在倒退，倒退到经济崩溃的边缘。吴南生痛心疾首，他食不甘味，他夜不能寐，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心理压力。恰好，正在传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又给他开了心窍，看到曙光正冉冉从天边升起。

 

 

他在思索

：“穷则思变，我们怎样才能迅速地富裕起来呢？我们怎样才能从铁笼子里突围呢？”就在此时，一位海外的朋友对他说：“你们要富，也不难，也会很快。我问你，你敢不敢办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自由港一类的东西？”这个问题太大胆了，要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罪犯天条”的问题。但此时，他心动了，亚洲的几小龙不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吗？我们再不能在死胡同里搞恶性循环了。他心头一亮，心想能不能把汕头划出来，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找出解开“贫穷的社会主义”这一死结的办法。

 

 

１月21日夜里，他正感冒发着高烧，但他还是给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杨尚昆发了一个1300字的电报，汇报了自己的想法。28日下午他由汕头回到广州，当晚，习仲勋就登门和他促膝长谈。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谈了自己的想法：

 

 

“现在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来搞试点，用各种优惠的条件吸引外资来办企业，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为什么选汕头呢？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汕头地区的海外华人、华侨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海外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是省尾国角，万一办不成，失败了，影响也不会太大。”

 

 

吴南生说得很恳切，都是从心中流出来的话，他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去汕头搞试验。如果犯忌要杀头，就杀我好了！”古代不少忠烈之士，就这么死谏过的。要在社会主义土地上，弄一块地方搞市场经济，而且是引进外资，在那个时代是太大胆、犯“天条”的想法了。以往已有不少人因为犯忌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好在此时已是三中全会之后了。

 

 

习仲勋接着说：“要搞，全省都搞，也有人提过把深圳办成出口基地的想法。４月中央开工作会议，咱们先起草个意思，到时我带去北京。”

 

 

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广东“先走一步”，明确了以深圳、珠海、汕头作为试点。但是，叫什么名称好？叫“出口加工区”？叫“自由贸易区”？还是叫“贸易出口区”？都不好。最后决定暂时先安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叶剑英元帅当时正在广州，习仲勋、吴南生就向他汇报了广东的设想，叶帅听后很高兴，连声说：“你们要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4月中央工作会议开会期间，邓小平同志赞成广东“先行一步”，他说：“就叫特区嘛！当年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小平同志又指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但是，北京有人反对说：“陕甘宁边区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他不懂。”吴南生听到这些意见，觉得名称有了：就叫“经济特区”好了！1979年12月12日，他到北京，第一次向中央报告有关广东建立特区的问题，提出定名为“经济特区”，中央同意。从此，这个名字走向了全世界。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人大五届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从此，“8·26”定位为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的共同生日。

 

 

《特区条例》公布后，《纽约时报》惊叹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时为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

 

 

那时的深圳是宝安县管辖下一个镇，面积仅3平方公里，人口两万多人，全镇最高的一幢楼房是五层，市容陈旧，街道简陋狭窄，连交通指挥岗和红绿灯都没有，人均居住面积仅2.74平方米……

 

 

深圳与香港隔河相望，元朗的白色高楼清晰分明，正因为两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偷渡”成为这里令人头痛的问题。对饥饿中的百姓讲“社会主义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吴南生深入调查时，发现深圳有个罗芳村，深圳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一个罗芳村，原来对岸的罗芳村的人全是这边的罗芳村逃过去的。可是，深圳罗芳村人均年收入134元，新界罗芳村则是13000元；宝安农民一个劳动日收入0.7元到1.2元，香港农民收入60~70港元，相差100倍。当时，从广东以至全国各地聚集到深圳的先后有几十万人，冒死逃港。在宝安县不少地方因为缺乏劳力，土地荒了没人种，稻子黄了没人收。蛇口开发时，沙滩上挖出多少具骸骨，都是当年一些不识水性、溺毙后又被海潮卷回来的冤死者。而“经济特区”创办之后，就再也没有人逃港了，这是后话。

 

 

人们多以为中央拨款在建设深圳。否！中央只给了3000万元作为“酵母”的启动贷款。深圳建设资金９８％靠自筹。它创造了在中国进行城市建设的新纪录。

 

 

不过60天，搬了罗湖山，填高了一幅低洼地。如果把它租出去，几十亿就来了。但是，把土地“租”给洋人、“租”给资本家，这可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好在一开始筹办特区时，吴南生就已意识到一定会有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广东的理论界和他意气相投，因而在理论上作了许多研究工作，万幸的是，在《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中，都有关于租地的理论。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主张“资为社用”，他说：“不怕租出格罗慈内的四分之一和巴库的四分之一，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四分之三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讲得多好啊！不过，吴南生还是听从了其他同志的建议：把“土地出租”改为“土地有偿使用”吧，到上面容易通过。吴南生深以为然。于是，“地租”改称“土地使用费”，以后，成为全国通用的新名词。

 

 

这个爆炸新闻，轰动了香港。香港的许多报刊争相以显著的版面予以披露。

 

 

从1980年到1981年，很快吸引了外资40亿元，这在当时，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巨大数字，于是“四通一平”、基础建设的资金都没有问题了。

 

 

正当深圳热火朝天地进行建设，滚滚黄尘中初现现代化城市雏形，三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得到发扬，可是也传来了不同的声音。

 

 

一些老干部在深圳参观后说：“除了天空飘扬的国旗外，深圳已经变了颜色。”某单位曾组织讨论会，主题是“怎样看待前线保国防，后方卖土地？”有的报纸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特区出租土地就是新的“租界”。有人公然吹风说：“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案”，说“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蛊惑人心，制造混乱。有人悄悄给中央写信，说深圳80％的干部烂掉了，有经济问题……神秘的调查组也悄悄地来了，看到的也是两眼墨黑。

 

 

这一时期，吴南生感到政治压力特别的重，以上问题都叫他费解而后怕。“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风”而且不小。他经历过几十年的政治斗争，明白政治斗争的无情。你看，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那份报纸，还附了一篇署名文章，说“外国侵略者通过历次《租地章程》大肆掠夺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惨痛事实，暴露了中国封建制度及其官僚，在同国际资本打交道过程中的极端腐朽和无比昏庸，对于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它则是不可忘记的一页。”“文化大革命”式的大砍刀，又高高举起了！

 

 

同一时间，北京有关方面又一再催促，要广东省委写出特区工作总结报告。从筹办特区开始，就不断写报告，现在又要再写，究竟要写什么？……这一责任落在吴南生身上。他和一起创办特区的秦文俊、丁励松等同志一起，一连写了八次稿，都不行。最后，由吴南生亲自动手，写了第九稿，交省委讨论选用。就在这时，由于过分劳瘁，吴南生突然患了急性心包炎倒下了，送医院急救。

 

 

所幸，1983年底小平同志说：“特区究竟办得怎样？我要亲自去看看。”1984年１月，小平同志到深圳、珠海一路走一路看，最后他欣然命笔：“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回北京后他又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他特别强调说：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有个指导思想，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自此，往特区身上泼污的声音，渐次平息。

 

 

病愈，吴南生书《孙子兵法》中的名句以自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1981年后，他不再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回到省委，他仍然分管特区工作，直到1985年９月，从省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担任省政协主席。

 

 

他为创办经济特区所付出的辛劳和取得的功绩，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三

 

吴南生同志是声誉很高的高级干部，也是一位文化素养深厚的学人。他是汕头大学的创办人。1979年初，他在筹建汕头特区的同时，筹建汕头大学。1980年５月，广东省各界人士组成汕头大学筹备委员会，一致推举他担任主任。1987年成立汕头大学校董会，他被推举为一、二、三届校董会主席和第四届的名誉主席。吴南生以整整20年的时间，踏踏实实圆了粤东人民世世代代的心愿。粤东莘莘学子们视他为蓝天上的星月。

 

吴南生是作家。1936年起，他在汕头、厦门、香港、上海等地报刊上发表过多篇小说、散文，他在上世纪50年代就是中国作协会员，出版过长篇报告文学《松柏长青》等著作；他是潮剧编剧和改革家，主持并参加创作、整理的潮剧有《辞郎州》、《续荔镜记》、《井边会》、《万山红》等50多部；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和收藏家。他眼光独到，兴趣广泛，勇于实践，甚至有点冒险精神。他的收藏故事就是广为流传的佳话。

 

 

现在是广东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北宋名画《群峰晴雪图》就是他捐献的。

 

 

2003年在广东美术馆展出的“憨斋藏联展”和2006年的“憨斋珍藏书法展”在广州一再引起轰动。“憨斋藏联展”展出了他多年收藏的200多副楹联。“憨斋珍藏书法展”展出了明、清以来80多件诗文手稿、楹联、手卷、条幅，有祝枝山的草书长卷《前赤壁赋》，文征明的小楷，董其昌的行书，还有八大山人、郑板桥、刘墉、吴昌硕、梁启超等人的作品。这些珍贵的藏品大多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而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

 

 

在“文革”中，他被抓带关了５年，曾被打得耳膜破裂、满身青紫，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后，才得到“解放”，1972年的春节前夜才被允许回家。

 

 

1971年他从韶关犁市广东女子第一监狱（原是关女犯人的地方，文革中改为关老干部的地方。原广东省委常委、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长征的老工人领袖冯燊同志也同时关在这里，死在这里）出来，到连山上草“五七”干校监护学习、劳动。那年，他虚龄50。

 

在干校，他参加各种劳动，放羊、放牛、种菜、种水稻、上山救火、砍柴……有一次，在高山上砍柴时，被一棵小树压倒在地上，左脚受伤，傍晚下山时又逢大雨，一拐一拐地走十几里地回到干校，一路感想很多，忽然成了一首打油诗：

 

 

残阳骤雨下山岗，

 

 

不料此身得幸还；

 

 

上帝无灵阎王老，

 

 

今朝又过鬼门关。

 

 

这“鬼门关”是双关名词，原来砍柴下山的地方就叫“阴阳关”，人家用文字美称为“鹰扬关”，是广东、广西交界的大山边一条交通小道，由此可以走向湖南、江西。红七军由广西走向井冈山时，走的也是这条路。吴南生“苦中取乐”，死不了就把上帝和阎王都挖苦一顿，这也是一种顽强做人的风格。

 

 

1972年，他被“安排”到广东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干事。不久，当时的革委会要他编写一本“语录”，他拒绝了。于是，他又再一次被“安排”放逐到一个边远山区的县份，在县革委会办公室的调查组当干事。那里的同志们都对他很好，他在那里也工作、生活得很愉快，于是他又诗兴勃发，作“七绝”一首：

 

 

原无追风逐电才，

 

漫劳子厚代安排；

 

 

不随骚人踏雪去，

 

 

愿由孺子驱使来。

 

 

意思是说：我只是一匹小毛驴，不是什么骏马，没有本事，怎么柳宗元却写文章，“安排”说老虎见到我都怕？最后又把我吃掉了！我不跟那些高贵的人去踏雪寻梅，只愿让老百姓使唤做点什么。“诗以明志”！他就是最会这样乐观、淡泊、调皮、顽强。

 

 

就在这时，他听说画家黄胄被批斗为“黑驴子”，七斗八斗，病倒在北京。当时，他与黄胄还不相识，却立即写了一封信，附上这首诗，请一位与黄胄相识的老同志送给黄胄，信中说：“小毛驴，大贡献，当年我们从延安到东北战场，主要运输工具就是它。”当时黄胄身处逆境，得信十分感动，多次将此诗题在自己另外的画作上。“批林批孔”时，专案人员说这诗是“毒草”，要他交代谁写的，黄胄一口咬定是自己写的，让吴老逃过一劫。他与画家之间的感情就这样深厚。

 

 

1977年9月，广东省文联召开省文艺创作会议。其时“四人帮”虽已倒台，但极左遗毒远未肃清。会议最初的两天，照例是由“文化官”宣读文件，气氛相当沉闷。第三天，省委书记吴南生从北京回来，早上的会议一开场，他即隆重宣布，请欧阳山、关山月等一大批作家、艺术家上主席台，坐在第一、二排，原先的“文化官”们则退到后面去。顿时，会场掌声雷动，久久不息。当时在场的胡希明老先生把烟包拆开作稿纸。题诗一首：

 

 

旱云犹自掩尘埃，

 

 

岭上寒梅尚未开。

 

 

闻道北京春讯早，

 

 

谢君带得雨丝来。

 

 

会前，吴南生经省委同意向中央打报告，要求恢复文革中被迫取消的所有的文艺学术团体。报告递到中宣部，中宣部迟迟才复电说：“由省委考虑决定”。吴南生接到批示后当机立断：平反！并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宣布：给所有文艺作品及文艺团体平反；恢复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等各个协会，恢复广东画院和粤剧院、潮剧院、汉剧院、琼剧院等……会场再次沸腾了，很多艺术家、老作家泪如泉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吴南生心系文化艺术界，对艺术家们的工作、生活关怀备至。广东画院在文革后残破不堪，缺少设施，何谈创作？吴南生对此心急如焚。他在一次大会上慷慨放言：“广东画院建不起来，我死不瞑目！”他亲自找到广州市规划局局长，向他要地，又多次跑财政厅落实经费。不久，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流花湖畔的广东画院，在全国美术家们的赞叹声中落成了！

 

 

吴南生对艺术家们的关心爱护，使他赢得了艺术界的无比敬重。艺术家们把他当成贴心人，有什么困难、烦恼都乐意同他“分享”。而吴南生也从不以“官”自居，他很喜欢龚自珍的一句诗：“但开风气不为师”。他说：“我只开风气，你爱听也罢，不听也罢，反正我不当谁的老师。”

 

 

吴南生同志虽身居高位，但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许多书画家常去他家作客赏画，视他为益师良友。前年，黄永玉到广州举办作品展，吴南生同志多次到场参观，作伴赋诗，走累了，两个老头干脆坐到地上，记者们来拍照，观众来围观，吴南生同志说：“两个老顽童！”全场哈哈大笑。他就是这样的平淡，达观。

 

 

吴南生同志十分重视教育，关心贫困儿童受教育的情况。1996年４月，他捐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200余幅书画，拍卖所得全部献给他的故乡，建成了一座有初中和小学的“上仓学校”。最近，他又将再一次拍卖他的藏品，再建一座小学和扩充原有的中学。这既是一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又是一次又一次无私的奉献。

 

 

吴老今年已经八十有五，但他的精神是年轻的生命是多彩的。

 

 

（作者系原广东文学院副院长，省小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一级作家。原文载于2007年第1期《广东潮讯》）

 

 

阅读延伸

 

《松柏长青》内容简介

 

《松柏长青》一书描写的是当年闽粤边区的真实故事，歌颂革命母亲李梨英为革命牺牲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婿、一个女儿的生命，她本人屡濒绝境、鞠躬尽瘁的英雄事迹；记录了李梨英和她的父母、兄姐、儿女三代人所代表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同时，也记录了60年前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生命和鲜血追求解放的历史。《松柏长青》既是一部纪实小说，又是一部革命回忆录，读来使人感到翔实、曲折、生动。

 

 

《松柏长青》出版大事记

 

 

工人出版社 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册

 

 

工人出版社 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5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累）125000册

 

 

工人出版社 195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2月北京第12次印刷

 

 

印数：1-46000册（累）525000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广东人民出版社重印 1979年11月广东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花城出版社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var isvip=0;

文/沈仁康一人们仰望他，就像仰望旷野之上高耸挺拔的木棉树，从土地中吸足养分勇力，开满一树红花，灿烂着蓝天白云；人们感念他，就像感念奔涌的溪涧，从大山...

 

 

 

文 / 沈仁康

 

一

 

 

人们仰望他，就像仰望旷野之上高耸挺拔的木棉树，从土地中吸足养分勇力，开满一树红花，灿烂着蓝天白云；人们感念他，就像感念奔涌的溪涧，从大山深处不息地流来，滋润着两岸的草木。他，就是吴南生，原广东省委书记、原广东省政协主席。尽管他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经多年，但人们仍然敬仰他，感念他，祝愿他。

 

 

他1922年出生于汕头市，韩江水养育了他。日本侵略者从九一八事变后，步伐不停地进攻中国，中华民族陷于深重的危难之中，全国掀起了抗日运动。当时的他，才14岁，矮小瘦弱，但国难激起了他的灵智，他毅然参加了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他革命坚定，工作积极，机智勤勉，1940年便担任潮（安）、澄（海）饶（平）中心县委常委，宣传部长；1941年潮澄饶地区分成两个县委，吴南生独自负责一个县委的工作。

 

 

1942年6月，国民党特务组织破坏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事件爆发，廖承志、张文彬等多位党的领导同志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南委事件”。在这一危急的关头上，党组织决定派吴南生负责掩护南委书记方方等一批领导干部，并把他们一个一个安全送往重庆，到达红岩，转赴延安。但当时的南委秘书长姚铎却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并且逐渐堕落，生活腐化，勾结国民党恶棍，还有叛变投敌的嫌疑。为了不让党组织遭受更大损失，经请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决定将姚铎送到重庆。监送姚铎的重任交给了吴南生，1943年正月初三清晨，他们先从揭阳搭单车到丰顺汤坑，爬山越岭到达兴宁，乘上破旧的货车走了几天才到韶关，再乘火车到广西桂林转贵州独山，改乘汽车颠簸了三四天才到达重庆。沿途经历无数险阻，吴南生终于安全地把姚铎送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交给党组织。（后来，姚铎在重庆叛逃回到潮汕，南方局经由吴南生按原先约定的暗语，通知潮汕党组织。经过周密部署，经过两次行动，最后才把姚铎处决了。）吴南生在任务完成后，也没有返回潮汕，而是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1944年，他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延安，是当时中国人民心中的红星。宝塔山屹立，延河水奔流，黄土高原上回荡着“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的雄壮歌声。延安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８月，日本投降。紧接着毛泽东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但是，国民党一面谈判一面准备内战，把它的精锐部队50多万人空运东北，挑起内战。在此之前，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从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之后，在那里坚持抗日战争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

 

 

当时，毛主席号召延安干部到东北去，说：“中国革命要胜利，一定要有工业！中国工业在东北！”去过延安的人们都知道工业的重要，延安当时只有一间小电厂和火柴厂、卷烟厂，炼不出钢造不出机器。因此人们分外憧憬工业基地。吴南生这一年23岁，热血澎湃，他和新婚不久的妻子许英决定到东北去。他们随中央党校大队踏上征途。

 

 

1945年11月，天气已冷，长城内外，寒风刺骨，滴水成冰。从延安到东北，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只能靠两条腿走路。他们渡过结冰的黄河，出长城便进入内蒙境内。原本他们是要去锦州的，可是此时国民党军队从海陆空三路进攻，占领了锦州。他们只好改道向赤峰前进。赤峰形势也不好，国民党军时时可能从锦州向赤峰袭来，于是他们三进三出赤峰。

 

 

从赤峰出发继续北上，此时天气已经转暖，春天来了，草原转绿，鲜花盛开。祖国的河山是美丽的，但是内战的战火已经燃起。草原人民过去受王爷剥削，日本侵略时代又受到非人压榨，所以极端贫困，有的牧民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老百姓是爱共产党的，主动给吴南生他们带路，避过了许多凶险。经过林西，经过巴林左旗，经过阿鲁科尔沁旗，跋涉几千里，历时10个月，穿过大草原到白城子，之后，他又走过半个东北，到了东满——吉林的延边。吴南生在穿越大草原的征途中写诗一首：

 

 

日日征途上，

 

 

年年作客中，

 

 

愿借千里马，

 

 

指日抵辽东。

 

 

此后三年，解放军在东北战场血与火的搏斗中，节节胜利。1948年底，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大踏步入关。形势发展很快，1949年５月24日南昌解放，吴南生在南京街头听到广播说，他被任命为南昌市副市长，他还以为是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人呢！他到南昌，这个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却是一片破败，满处瓦砾垃圾。27岁的他，立即发动群众，整治市容，整治交通，不出几日，南昌城变得面貌一新。不到四个月，他又随军南下，十月一日到达梅县。从淮海战役中逃到潮汕地区的国民党胡琏兵团闻风丧胆，又从汕头逃去台湾，10月24日汕头解放，进城接管的军代表就是吴南生。

 

 

1939年6月，日军占领汕头，当时汕头市委留下吴南生坚持工作到最后才撤退。这时他回到汕头已是相隔整整十年了。1944年他离开潮汕也将六年了。战争中，六年、十年，都是十分艰难漫长的岁月啊！故乡用浓浓的乡土之情欢迎他，他也为重回故乡而精神抖擞，誓要为故乡的建设殚精竭虑。

 

二

 

 

在争取民主革命全国性胜利时期和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吴南生同志吃苦耐劳，呕心沥血，做过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在漫长的岁月里，他担任过汕头市委副书记、海南区党委副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广东省委书记等职。十年“文革”，他也受到严重冲击，他说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国历史最黑暗的一页！他说，我们要世世代代记住，永远不能再让那种邪恶的“权力”重演这样的惨剧！

 

 

他的人生价值的真正凸现，他的生命之火的真正灿烂，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是一位睿智的、机敏的、目光深远的人，他的办事作风又是干练的爽快的。他工于象棋，他认为下棋要先走一步掌握主动，他在工作中也喜欢先走一步。他具有创造性、开拓力。他对国家对人民有一种深重的责任心。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吴南生正是这种胸怀，这种情愫，这种抱负。

 

 

他主持了广东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开拓和建设。

 

 

每年除夕他都要写一副对联自勉。1979年写的是“托天陈大道，披胆语平生。”他用极大的气魄诉说他的胸怀。1980年写的是“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新的时代给了他新的机遇，使他真正能做开创性的事业。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开始了一个风云变幻的、亿万人民翘首以待的伟大时代。

 

 

1979年１月16日，省委委派吴南生回他的家乡汕头，去传达全会精神，一住多日。10年文革之后的汕头景象却给了他重重的一击：他熟悉的楼房破旧不堪，道路两边搭起歪七斜八的竹棚，成千上万没有住处的人们栖身其中；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自来水管年久失修，马路上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这是原先那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吗？一百多年前，恩格斯称赞它是“远东唯一一座具有商业色彩”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汕头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初期，汕头也还是商业繁荣之处，它的经济条件与当年的香港相差不大。然而，亚洲几小龙在崛起，而汕头却在走下坡路。为什么？除了“文革”的破坏外，僵化的机制也限制了社会的发展，甚至在倒退，倒退到经济崩溃的边缘。吴南生痛心疾首，他食不甘味，他夜不能寐，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心理压力。恰好，正在传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又给他开了心窍，看到曙光正冉冉从天边升起。

 

 

他在思索

：“穷则思变，我们怎样才能迅速地富裕起来呢？我们怎样才能从铁笼子里突围呢？”就在此时，一位海外的朋友对他说：“你们要富，也不难，也会很快。我问你，你敢不敢办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自由港一类的东西？”这个问题太大胆了，要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罪犯天条”的问题。但此时，他心动了，亚洲的几小龙不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吗？我们再不能在死胡同里搞恶性循环了。他心头一亮，心想能不能把汕头划出来，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找出解开“贫穷的社会主义”这一死结的办法。

 

 

１月21日夜里，他正感冒发着高烧，但他还是给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杨尚昆发了一个1300字的电报，汇报了自己的想法。28日下午他由汕头回到广州，当晚，习仲勋就登门和他促膝长谈。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谈了自己的想法：

 

 

“现在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来搞试点，用各种优惠的条件吸引外资来办企业，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为什么选汕头呢？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汕头地区的海外华人、华侨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海外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是省尾国角，万一办不成，失败了，影响也不会太大。”

 

 

吴南生说得很恳切，都是从心中流出来的话，他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去汕头搞试验。如果犯忌要杀头，就杀我好了！”古代不少忠烈之士，就这么死谏过的。要在社会主义土地上，弄一块地方搞市场经济，而且是引进外资，在那个时代是太大胆、犯“天条”的想法了。以往已有不少人因为犯忌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好在此时已是三中全会之后了。

 

 

习仲勋接着说：“要搞，全省都搞，也有人提过把深圳办成出口基地的想法。４月中央开工作会议，咱们先起草个意思，到时我带去北京。”

 

 

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广东“先走一步”，明确了以深圳、珠海、汕头作为试点。但是，叫什么名称好？叫“出口加工区”？叫“自由贸易区”？还是叫“贸易出口区”？都不好。最后决定暂时先安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叶剑英元帅当时正在广州，习仲勋、吴南生就向他汇报了广东的设想，叶帅听后很高兴，连声说：“你们要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4月中央工作会议开会期间，邓小平同志赞成广东“先行一步”，他说：“就叫特区嘛！当年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小平同志又指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但是，北京有人反对说：“陕甘宁边区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他不懂。”吴南生听到这些意见，觉得名称有了：就叫“经济特区”好了！1979年12月12日，他到北京，第一次向中央报告有关广东建立特区的问题，提出定名为“经济特区”，中央同意。从此，这个名字走向了全世界。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人大五届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从此，“8·26”定位为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的共同生日。

 

 

《特区条例》公布后，《纽约时报》惊叹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时为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

 

 

那时的深圳是宝安县管辖下一个镇，面积仅3平方公里，人口两万多人，全镇最高的一幢楼房是五层，市容陈旧，街道简陋狭窄，连交通指挥岗和红绿灯都没有，人均居住面积仅2.74平方米……

 

 

深圳与香港隔河相望，元朗的白色高楼清晰分明，正因为两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偷渡”成为这里令人头痛的问题。对饥饿中的百姓讲“社会主义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吴南生深入调查时，发现深圳有个罗芳村，深圳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一个罗芳村，原来对岸的罗芳村的人全是这边的罗芳村逃过去的。可是，深圳罗芳村人均年收入134元，新界罗芳村则是13000元；宝安农民一个劳动日收入0.7元到1.2元，香港农民收入60~70港元，相差100倍。当时，从广东以至全国各地聚集到深圳的先后有几十万人，冒死逃港。在宝安县不少地方因为缺乏劳力，土地荒了没人种，稻子黄了没人收。蛇口开发时，沙滩上挖出多少具骸骨，都是当年一些不识水性、溺毙后又被海潮卷回来的冤死者。而“经济特区”创办之后，就再也没有人逃港了，这是后话。

 

 

人们多以为中央拨款在建设深圳。否！中央只给了3000万元作为“酵母”的启动贷款。深圳建设资金９８％靠自筹。它创造了在中国进行城市建设的新纪录。

 

 

不过60天，搬了罗湖山，填高了一幅低洼地。如果把它租出去，几十亿就来了。但是，把土地“租”给洋人、“租”给资本家，这可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好在一开始筹办特区时，吴南生就已意识到一定会有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广东的理论界和他意气相投，因而在理论上作了许多研究工作，万幸的是，在《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中，都有关于租地的理论。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主张“资为社用”，他说：“不怕租出格罗慈内的四分之一和巴库的四分之一，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四分之三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讲得多好啊！不过，吴南生还是听从了其他同志的建议：把“土地出租”改为“土地有偿使用”吧，到上面容易通过。吴南生深以为然。于是，“地租”改称“土地使用费”，以后，成为全国通用的新名词。

 

 

这个爆炸新闻，轰动了香港。香港的许多报刊争相以显著的版面予以披露。

 

 

从1980年到1981年，很快吸引了外资40亿元，这在当时，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巨大数字，于是“四通一平”、基础建设的资金都没有问题了。

 

 

正当深圳热火朝天地进行建设，滚滚黄尘中初现现代化城市雏形，三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得到发扬，可是也传来了不同的声音。

 

 

一些老干部在深圳参观后说：“除了天空飘扬的国旗外，深圳已经变了颜色。”某单位曾组织讨论会，主题是“怎样看待前线保国防，后方卖土地？”有的报纸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特区出租土地就是新的“租界”。有人公然吹风说：“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案”，说“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蛊惑人心，制造混乱。有人悄悄给中央写信，说深圳80％的干部烂掉了，有经济问题……神秘的调查组也悄悄地来了，看到的也是两眼墨黑。

 

 

这一时期，吴南生感到政治压力特别的重，以上问题都叫他费解而后怕。“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风”而且不小。他经历过几十年的政治斗争，明白政治斗争的无情。你看，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那份报纸，还附了一篇署名文章，说“外国侵略者通过历次《租地章程》大肆掠夺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惨痛事实，暴露了中国封建制度及其官僚，在同国际资本打交道过程中的极端腐朽和无比昏庸，对于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它则是不可忘记的一页。”“文化大革命”式的大砍刀，又高高举起了！

 

 

同一时间，北京有关方面又一再催促，要广东省委写出特区工作总结报告。从筹办特区开始，就不断写报告，现在又要再写，究竟要写什么？……这一责任落在吴南生身上。他和一起创办特区的秦文俊、丁励松等同志一起，一连写了八次稿，都不行。最后，由吴南生亲自动手，写了第九稿，交省委讨论选用。就在这时，由于过分劳瘁，吴南生突然患了急性心包炎倒下了，送医院急救。

 

 

所幸，1983年底小平同志说：“特区究竟办得怎样？我要亲自去看看。”1984年１月，小平同志到深圳、珠海一路走一路看，最后他欣然命笔：“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回北京后他又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他特别强调说：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有个指导思想，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自此，往特区身上泼污的声音，渐次平息。

 

 

病愈，吴南生书《孙子兵法》中的名句以自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1981年后，他不再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回到省委，他仍然分管特区工作，直到1985年９月，从省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担任省政协主席。

 

 

他为创办经济特区所付出的辛劳和取得的功绩，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三

 

吴南生同志是声誉很高的高级干部，也是一位文化素养深厚的学人。他是汕头大学的创办人。1979年初，他在筹建汕头特区的同时，筹建汕头大学。1980年５月，广东省各界人士组成汕头大学筹备委员会，一致推举他担任主任。1987年成立汕头大学校董会，他被推举为一、二、三届校董会主席和第四届的名誉主席。吴南生以整整20年的时间，踏踏实实圆了粤东人民世世代代的心愿。粤东莘莘学子们视他为蓝天上的星月。

 

吴南生是作家。1936年起，他在汕头、厦门、香港、上海等地报刊上发表过多篇小说、散文，他在上世纪50年代就是中国作协会员，出版过长篇报告文学《松柏长青》等著作；他是潮剧编剧和改革家，主持并参加创作、整理的潮剧有《辞郎州》、《续荔镜记》、《井边会》、《万山红》等50多部；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和收藏家。他眼光独到，兴趣广泛，勇于实践，甚至有点冒险精神。他的收藏故事就是广为流传的佳话。

 

 

现在是广东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北宋名画《群峰晴雪图》就是他捐献的。

 

 

2003年在广东美术馆展出的“憨斋藏联展”和2006年的“憨斋珍藏书法展”在广州一再引起轰动。“憨斋藏联展”展出了他多年收藏的200多副楹联。“憨斋珍藏书法展”展出了明、清以来80多件诗文手稿、楹联、手卷、条幅，有祝枝山的草书长卷《前赤壁赋》，文征明的小楷，董其昌的行书，还有八大山人、郑板桥、刘墉、吴昌硕、梁启超等人的作品。这些珍贵的藏品大多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而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

 

 

在“文革”中，他被抓带关了５年，曾被打得耳膜破裂、满身青紫，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后，才得到“解放”，1972年的春节前夜才被允许回家。

 

 

1971年他从韶关犁市广东女子第一监狱（原是关女犯人的地方，文革中改为关老干部的地方。原广东省委常委、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长征的老工人领袖冯燊同志也同时关在这里，死在这里）出来，到连山上草“五七”干校监护学习、劳动。那年，他虚龄50。

 

在干校，他参加各种劳动，放羊、放牛、种菜、种水稻、上山救火、砍柴……有一次，在高山上砍柴时，被一棵小树压倒在地上，左脚受伤，傍晚下山时又逢大雨，一拐一拐地走十几里地回到干校，一路感想很多，忽然成了一首打油诗：

 

 

残阳骤雨下山岗，

 

 

不料此身得幸还；

 

 

上帝无灵阎王老，

 

 

今朝又过鬼门关。

 

 

这“鬼门关”是双关名词，原来砍柴下山的地方就叫“阴阳关”，人家用文字美称为“鹰扬关”，是广东、广西交界的大山边一条交通小道，由此可以走向湖南、江西。红七军由广西走向井冈山时，走的也是这条路。吴南生“苦中取乐”，死不了就把上帝和阎王都挖苦一顿，这也是一种顽强做人的风格。

 

 

1972年，他被“安排”到广东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干事。不久，当时的革委会要他编写一本“语录”，他拒绝了。于是，他又再一次被“安排”放逐到一个边远山区的县份，在县革委会办公室的调查组当干事。那里的同志们都对他很好，他在那里也工作、生活得很愉快，于是他又诗兴勃发，作“七绝”一首：

 

 

原无追风逐电才，

 

漫劳子厚代安排；

 

 

不随骚人踏雪去，

 

 

愿由孺子驱使来。

 

 

意思是说：我只是一匹小毛驴，不是什么骏马，没有本事，怎么柳宗元却写文章，“安排”说老虎见到我都怕？最后又把我吃掉了！我不跟那些高贵的人去踏雪寻梅，只愿让老百姓使唤做点什么。“诗以明志”！他就是最会这样乐观、淡泊、调皮、顽强。

 

 

就在这时，他听说画家黄胄被批斗为“黑驴子”，七斗八斗，病倒在北京。当时，他与黄胄还不相识，却立即写了一封信，附上这首诗，请一位与黄胄相识的老同志送给黄胄，信中说：“小毛驴，大贡献，当年我们从延安到东北战场，主要运输工具就是它。”当时黄胄身处逆境，得信十分感动，多次将此诗题在自己另外的画作上。“批林批孔”时，专案人员说这诗是“毒草”，要他交代谁写的，黄胄一口咬定是自己写的，让吴老逃过一劫。他与画家之间的感情就这样深厚。

 

 

1977年9月，广东省文联召开省文艺创作会议。其时“四人帮”虽已倒台，但极左遗毒远未肃清。会议最初的两天，照例是由“文化官”宣读文件，气氛相当沉闷。第三天，省委书记吴南生从北京回来，早上的会议一开场，他即隆重宣布，请欧阳山、关山月等一大批作家、艺术家上主席台，坐在第一、二排，原先的“文化官”们则退到后面去。顿时，会场掌声雷动，久久不息。当时在场的胡希明老先生把烟包拆开作稿纸。题诗一首：

 

 

旱云犹自掩尘埃，

 

 

岭上寒梅尚未开。

 

 

闻道北京春讯早，

 

 

谢君带得雨丝来。

 

 

会前，吴南生经省委同意向中央打报告，要求恢复文革中被迫取消的所有的文艺学术团体。报告递到中宣部，中宣部迟迟才复电说：“由省委考虑决定”。吴南生接到批示后当机立断：平反！并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宣布：给所有文艺作品及文艺团体平反；恢复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等各个协会，恢复广东画院和粤剧院、潮剧院、汉剧院、琼剧院等……会场再次沸腾了，很多艺术家、老作家泪如泉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吴南生心系文化艺术界，对艺术家们的工作、生活关怀备至。广东画院在文革后残破不堪，缺少设施，何谈创作？吴南生对此心急如焚。他在一次大会上慷慨放言：“广东画院建不起来，我死不瞑目！”他亲自找到广州市规划局局长，向他要地，又多次跑财政厅落实经费。不久，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流花湖畔的广东画院，在全国美术家们的赞叹声中落成了！

 

 

吴南生对艺术家们的关心爱护，使他赢得了艺术界的无比敬重。艺术家们把他当成贴心人，有什么困难、烦恼都乐意同他“分享”。而吴南生也从不以“官”自居，他很喜欢龚自珍的一句诗：“但开风气不为师”。他说：“我只开风气，你爱听也罢，不听也罢，反正我不当谁的老师。”

 

 

吴南生同志虽身居高位，但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许多书画家常去他家作客赏画，视他为益师良友。前年，黄永玉到广州举办作品展，吴南生同志多次到场参观，作伴赋诗，走累了，两个老头干脆坐到地上，记者们来拍照，观众来围观，吴南生同志说：“两个老顽童！”全场哈哈大笑。他就是这样的平淡，达观。

 

 

吴南生同志十分重视教育，关心贫困儿童受教育的情况。1996年４月，他捐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200余幅书画，拍卖所得全部献给他的故乡，建成了一座有初中和小学的“上仓学校”。最近，他又将再一次拍卖他的藏品，再建一座小学和扩充原有的中学。这既是一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又是一次又一次无私的奉献。

 

 

吴老今年已经八十有五，但他的精神是年轻的生命是多彩的。

 

 

（作者系原广东文学院副院长，省小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一级作家。原文载于2007年第1期《广东潮讯》）

 

 

第四章 不怕掉乌纱敢为民说话

 

 

 

文 / 麦淑萍

 

1960年，合浦县流行水肿病，吴南生忧心如焚……

 

 

不怕得罪上级、不怕掉官帽、不怕杀头的勇气，求真务实的作风和工作方法，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敢于解放思想的基石。

 

 

吴南生14岁参加革命，15岁入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足迹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在举办经济特区的20年前，即1960年4月，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的吴南生，下乡来到合浦县（时属广东湛江地区管辖，现为广西辖区），一路上，他发现，这里的灾情特别严重。

 

 

他认真做了调查，合浦全县从1960年1月至5月3日，因患水肿病死了不少人。眼下，全县患上水肿病急需救治的也不少，其中有部分更是危在旦夕的重症患者，有些病患者水肿消退了，但骨瘦如柴。人们说，一阵风就可以吹倒几十个。这是水肿病人最容易死亡的时候。全县22个公社，有12个病情较为严重，大部分在北部产粮区。吴南生在这里走访调查过程中发现，许多群众面黄肌瘦，家庭发病率高，有的举家逃荒，有的家里只剩下了孤儿；粮食失收，粮食上交后群众口粮没保证；一些干部漠不关心群众疾苦，一些领导违法乱纪，贪污盗窃；当地领导发现病情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而延误了救治……吴南生心急如焚。他要求县里马上行动起来，集中力量救治病人，争取群众早日康复，同时安排调配好粮食发放，做好恢复和巩固群众健康的各项善后工作。另一方面，他要求地、县领导立刻开会研究解决办法，统一认识，切实纠正工作中的错误。

 

 

作为领导干部，吴南生知道，合浦的情况不是个案，“大跃进”中的“高指标”导致瞎指挥，弄虚作假、虚报瞒报的浮夸风使人民群众的生活遭到严重困难。“为了吸取教训，减少人民受害，我要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省委。”吴南生连夜伏案挥笔，把合浦县发生大量水肿死亡情况的调查结果及采取的紧急措施写好，准备向省委汇报。身边的老同志知道吴南生要写信向省里报告，都纷纷劝他不要自投罗网。

 

 

的确，1957年的反右运动余悸犹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也刚刚处理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当时全国还在“反右倾”，万一搞不好，不知道要被扣上一顶什么样的帽子，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就完了。对于各地发生的灾情，其实很多人心中都有数，但大家都不敢向上反映情况，害怕被牵连而惹火烧身。

 

 

“是真真实实的情况，共产党人一定要讲真话！”吴南生毅然把《关于合浦县发生大量水肿死亡的情况报告》用电报发给广东省委。省委于1960年5月9日以“各地请示报告”形式全文印发了吴南生的报告。省委在全省范围内及时采取了有效的补救措施，尽最大努力减少了各地人民群众的损失。

 

 

在这大是大非问题上，吴南生深入调查研究，摸清下情实情，以不怕得罪上级，不怕掉官帽，不怕杀头的大无畏精神保护了千千万万百姓的生命。这种勇气，这种求真务实的作风和工作方法，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今天仍然是我们敢于解放思想的立足点。

var isvip=0;

文/麦淑萍1960年，合浦县流行水肿病，吴南生忧心如焚……不怕得罪上级、不怕掉官帽、不怕杀头的勇气，求真务实的作风和工作方法，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敢于解放...

 

 

 

文 / 麦淑萍

 

1960年，合浦县流行水肿病，吴南生忧心如焚……

 

 

不怕得罪上级、不怕掉官帽、不怕杀头的勇气，求真务实的作风和工作方法，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敢于解放思想的基石。

 

 

吴南生14岁参加革命，15岁入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足迹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在举办经济特区的20年前，即1960年4月，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的吴南生，下乡来到合浦县（时属广东湛江地区管辖，现为广西辖区），一路上，他发现，这里的灾情特别严重。

 

 

他认真做了调查，合浦全县从1960年1月至5月3日，因患水肿病死了不少人。眼下，全县患上水肿病急需救治的也不少，其中有部分更是危在旦夕的重症患者，有些病患者水肿消退了，但骨瘦如柴。人们说，一阵风就可以吹倒几十个。这是水肿病人最容易死亡的时候。全县22个公社，有12个病情较为严重，大部分在北部产粮区。吴南生在这里走访调查过程中发现，许多群众面黄肌瘦，家庭发病率高，有的举家逃荒，有的家里只剩下了孤儿；粮食失收，粮食上交后群众口粮没保证；一些干部漠不关心群众疾苦，一些领导违法乱纪，贪污盗窃；当地领导发现病情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而延误了救治……吴南生心急如焚。他要求县里马上行动起来，集中力量救治病人，争取群众早日康复，同时安排调配好粮食发放，做好恢复和巩固群众健康的各项善后工作。另一方面，他要求地、县领导立刻开会研究解决办法，统一认识，切实纠正工作中的错误。

 

 

作为领导干部，吴南生知道，合浦的情况不是个案，“大跃进”中的“高指标”导致瞎指挥，弄虚作假、虚报瞒报的浮夸风使人民群众的生活遭到严重困难。“为了吸取教训，减少人民受害，我要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省委。”吴南生连夜伏案挥笔，把合浦县发生大量水肿死亡情况的调查结果及采取的紧急措施写好，准备向省委汇报。身边的老同志知道吴南生要写信向省里报告，都纷纷劝他不要自投罗网。

 

 

的确，1957年的反右运动余悸犹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也刚刚处理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当时全国还在“反右倾”，万一搞不好，不知道要被扣上一顶什么样的帽子，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就完了。对于各地发生的灾情，其实很多人心中都有数，但大家都不敢向上反映情况，害怕被牵连而惹火烧身。

 

 

“是真真实实的情况，共产党人一定要讲真话！”吴南生毅然把《关于合浦县发生大量水肿死亡的情况报告》用电报发给广东省委。省委于1960年5月9日以“各地请示报告”形式全文印发了吴南生的报告。省委在全省范围内及时采取了有效的补救措施，尽最大努力减少了各地人民群众的损失。

 

 

在这大是大非问题上，吴南生深入调查研究，摸清下情实情，以不怕得罪上级，不怕掉官帽，不怕杀头的大无畏精神保护了千千万万百姓的生命。这种勇气，这种求真务实的作风和工作方法，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今天仍然是我们敢于解放思想的立足点。

 

 

 

 

第五章 薪火相传 功德无量

 

 

 

吴南生同志对弘扬潮汕文化的贡献

 

 

文 / 康业丰   图 / 陈士伴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已经度过了20个春秋，如今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有今天，吴南生同志应记头功。

 

 

倡议成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操潮汕方言的潮人民系文化，是海内外二千多万潮人血脉相连的根基。潮汕文化从明代中叶形成后，四百多年来，虽然时代更迭，但一直保持着独特的魅力，传承、弘扬潮汕文化是当代潮人应尽的责任。

 

 

吴南生同志研究潮汕文化已有几十年之久。早在抗战时期，郭沫若先生请人用潮汕话朗读《离骚》之举便引起他对潮汕文化的关注；1956年，梅兰芳、欧阳予倩从日本带来明朝《荔镜记》的潮剧剧本，使他感觉到潮汕文化渊源的深厚；1962年，老舍、曹禺、阳翰笙等一大批著名文化界人士来汕，又提议要很好地整理和研究潮汕文化，更激发他越来越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多年来，他不断呼吁，竭力倡导，并且努力寻找一种途径来推动其研究的系统化发展。后来他在汕头大学与党委书记林川和杜经国教授倡议成立汕大潮汕文化研究中心，还动员刘峰在汕头共同倡议成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刘峰对当年吴南生同志交给他这个艰巨使命记忆犹新。

 

 

那是1991年的早春2月，吴南生同志来到汕头，建议刘峰创办一个机构，配合汕头大学开展潮汕历史文化的研究。一开始，刘峰觉得自己是工农干部，长期从事经济工作，怎能挑得起建立学术机构的重担？那可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事啊！吴南生语重心长地谈了这项文化建设的非凡意义。这项任重道远的工作，既需要一大批专家、学者，也需要能调动和团结各方面力量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非刘峰莫属。最后，吴南生再三叮嘱，要他好好考虑。

 

 

1991年的潮汕，正值重新调整行政区域，分为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在这特定时期，很需要一个共同的学术团体，当时刘峰已调任汕头市政协主席，是功成身退，还是再当一回弄潮儿？经过再三思考，刘峰决心为潮汕文化办点实事。于是，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了。

 

 

这是一个非政府、非牟利的民间团体。一开始，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钱。刘峰与吴勤生、陈德鸿等“中心”的领导，四处奔走呼号，苦心运筹。这期间，海内外赤子深厚的乡情梓谊，对家乡文化建设的大力支持，时至今天，还常常在他们心中掀起波澜。陈伟南先生、谢慧如先生热心地作为潮汕文化研究传播基金会发起人，还有德高望重的庄世平先生，他们振臂一呼，对发扬潮汕优秀文化传统有着强烈愿望的潮人纷纷响应，慷慨解囊。特区的许多企业也向“中心”资助。集腋成裘，终于在汕头金湖路建起了一座8层大楼，正面镶嵌着引人注目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十个大字，便是成立“中心”的倡导者——原省政协主席吴南生同志题写的。这笔力遒劲的书法，醒目的题名，不但使这座普通建筑脱颖而出，而且成为他心中魂牵梦绕家乡文化情结的一个标志，成为研究中心赖以依托的重要实体。

 

 

为“研究中心”明确定位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吴南生同志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他和爱国侨领庄世平是“总策划”。他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任务主要是弘扬潮汕优秀文化传统，团结海内外潮人，为潮汕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吴老要求研究中心“首先应该做好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和出版工作。”

 

 

“中心”凝聚了一批专家学者和知识型的退休老干部。三十多位上了年纪的专家、学者、离退休老干部，如吴勤生、陈德辉、陈德鸿、倪克屏、王逸之等在"中心"默默耕耘，砥砺琢磨，成为一支团结协作、勤奋敬业、不计名利、乐于奉献的“孺子牛”团队。更为幸运的是，这支团队形成了由吴南生、庄世平、饶宗颐、陈伟南和刘峰、杜经国、蔡起贤、杨方笙等海内外知名人士组成的领导核心，率领研究中心的工作班子和数以百计的特约研究员、征集员、联络员队伍，为潮汕文化的薪火相传奋力前行。

 

 

20年来，“中心”的专家学者们对潮学潜心研究，成果丰硕，主要体现在已出版的《潮汕文库》上。此外，与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联袂出版了14期的学术刊物《潮学研究》，获得国内学术界的好评。

 

 

“中心”还开创侨批文化研究新品牌，至今已征集、收藏各类侨批11.6万封，其中侨批原件3.2万多封，刻录在光盘的侨批8.39万多封；还收藏了一批相关文物。包括潮汕侨批在内的“侨批档案”，已成功地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2年5月16日，中国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遗产名录》。

 

 

为《潮汕文库》作序

 

研究中心刚刚成立，就确定了《潮汕文库》的出版计划，制定了《〈潮汕文库〉出版工作条例》，编辑出版《潮汕文库》文化工程。1992年2月15日，吴南生同志为《潮汕文库》作序。吴老的序言高屋建瓴，画龙点睛，对如何弘扬潮汕文化提出重要指导意见，时过20年再次拜读，仍然觉得十分亲切，现摘要如下：

 

 

“潮汕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明清之后，大量的潮人移居东南亚。近几十年来，又散布世界各地。

 

 

数逾千万的海外潮人，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又不断地把海外的先进文化引进桑梓故园。经过历代潮汕人民的创造，探求和推陈出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潮汕文化。海外潮人对传播和丰富中华文化是做出了贡献的。认真研究潮汕的历史和文化，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对推动潮汕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和文化素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潮汕的历史文物、文献完整保存下来的虽然不多，不免会给研究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从总体上看，数量还是不少的，这些已经流传下来的文物、文献，有待我们去整理研究。埋藏在地下的还可能陆续出土；地方上熟悉掌故的老人们的口碑也相当丰富；散布在民间和海外的文物、资料和古籍也有一定的数量，只要各方重视，抓紧发掘、采集，一定会有可观的收获。

 

 

显然，《潮汕文库》的出版，对于唤起海内外人士重视发掘搜集潮汕文物、文献的热情，对于系统地积累潮汕历史文化资料，顺利地开展有关的研究工作，都将起着积极的作用。我想，这也是编辑、出版《潮汕文库》的目的。

 

 

主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要我为《潮汕文库》写篇序言。我在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面前，只是一个渴望学习的小学生，说不出什么。但往事历历如在目前，老舍先生和历代众多的名贤学者们的期望，今天终于能够开始实现，我从心底感到高兴，因而乐于借这个机会，祝愿《潮汕文库》早日问世，祝愿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的工作进展顺利，尽快取得丰硕的成果。”

 

 

在吴老序言的指引下，“中心”组织潮学研究中坚力量，撰写专著，举办研讨会，绘出一幅幅潮学研究的绚丽图景。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的《潮汕文库》及潮汕文化专著共221部、5600万字，成为研究中心的文化品牌。

 

 

《潮汕文库》分为“潮汕文献”、“潮汕文化专著”、“潮学研究”、“潮汕侨批”、“潮汕历史资料丛编”、“潮汕历史文化小丛书”、“潮汕近现代文化简史”、“潮汕文化选”、“潮汕民俗”、“潮人在海外、潮人遍神州”、“潮汕史学论著”、“近现代潮汕文学艺术”等１2个系列。汇集了多种潮学研讨会的论文宏篇，汇集了珍贵的潮汕文化历史资料，展示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丰硕成果。

 

 

向“中心”捐书赠画

 

 

研究中心成立不久，吴老就提出珍藏海内外潮人书画名家佳作的倡议，海内外书画家及其家属纷纷响应，把作品无偿赠送给“中心”珍藏。20年来，研究中心征集收藏上架的相关潮汕文献、文史资料、文书档案、族谱家乘、人物传记、地方志等2.3万册。同时，征集、收藏了潮籍书画作者的书画600余幅，潮剧、潮乐老唱片805张，音像制品一大批，照片1174帧，成为潮汕地区收藏涉潮文献资料最多的特色资料库。“中心”收藏的文献资料中不乏精品和孤本，有相当高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吴老赠送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收藏的书画有这

19 幅，其中14幅国画，5幅书法，还有一批书籍。

 

 

此外，吴老将珍藏多年的元人《平沙落雁图》捐赠给汕头市博物馆作永久性收藏，这对于提高汕头的文化软实力，丰富潮汕文化宝库有重要意义。

 

 

“潮汕文化博大精深，要研究、要做好的事情还有很多，需要许多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多宣传，多推动，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代代相传，共同做好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工作”。

2010年3月12日，年近9旬的吴老考察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时语重心长，谆谆教导。他还写下了“诚信——侨批文化见证潮汕人笃诚守信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诚信美德，构建和谐侨乡”的题词，深刻地揭示了侨批的核心价值。

 

 

改革创新 振兴潮剧

 

 

半个多世纪以来，吴老一直心系潮剧，关注潮剧，从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剧目创作到潮剧的发展与改革都呕心呖血。

 

 

汕头解放不久，1951年潮剧团废除童伶制，家在农村的童伶要回家分田务农；当时潮剧六个班共有童伶184人，如果这批童伶都离开剧团，正常演出就会受到影响。时任汕头军管会主任、潮汕土改团团长的吴南生知道后，允许留在戏班的童伶仍可以分得一份土地，这个特殊政策使大多数童伶愿意留在戏班继续从艺，不少人后来成为名演员或艺术骨干。老艺人每提起这件事，对吴老无不交口称赞。

 

 

为潮剧聚集一方人才

 

 

1956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在我省粤、潮、琼、汉四个剧种成立四个省属剧团，作为剧种的代表团。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的吴南生同志奉命来汕头组建广东潮剧团。他挑选了潮剧各行当的精华，把最好的人才输送到省剧团来，艺人卢吟词、郭石梅、洪妙、吴林荣、蔡宝源、李炳松、蔡锦坤、翁銮金、黄清城，以及初露头角的的青年演员姚璇秋、吴丽君、萧南英、陈馥闺、谢素贞、黄瑞英等，都是来自当时六个潮剧团的拔尖人才。这是第一次在潮剧团中聚集了一批专业知识分子，包括团长林澜，这支由新老文艺工作者组成的队伍，在五六十年代出色地完成了振兴潮剧的历史使命。

 

 

1958年成立广东潮剧院时，吴南生同志又一次在更广泛的范围招集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才从事音乐、舞台美术和理论研究的工作。像李国平、林淳钧、管善裕、陈骅等高校毕业生，就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来潮剧院工作的。这两次聚集的人才，成为潮剧队伍的骨干力量，为潮剧事业做出了贡献，这都是吴老为潮剧聚集人才结下的果实。

 

 

1960年春吴老倡议并主持制订的《关于提高发展潮剧意见三十条》（简称《三十条》）。这是一个推动潮剧全面发展的纲领，对潮剧几十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十条》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剧目问题（有关传统剧目的发掘整理和现代剧目的创作）、提高表演艺术质量的问题和培养壮大队伍的问题。

 

 

实施《三十条》后，六十年代初期，广东潮剧院相继开展对丑行、花旦行表演艺术的整理研究，对一千多个旧剧本的整理研究；以及搜集潮剧历史源流资料、音乐曲牌资料

；出版内部刊物《潮剧艺术通讯》等，开创了潮剧前所未有的理论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有力地推动了潮剧艺术水平的提高。

 

 

1962年5月3日，吴老在汕头专署文化局召开的全区潮剧团团长会议上讲话，提出“要提倡六名主义，即培养一批名演员、名编剧、名教师、名导演、名音乐作曲、名舞台美术设计”，“在剧团要按他们的艺术水平评薪”，要“提高潮剧艺术人员（包括演员和艺人）的工资待遇”，要在剧团中实行“工资加奖励的办法，以工资为主、奖励为辅”，还提出要评定艺术级别，提高稿费等。吴老敢于提出这些问题并落实措施，这反映了吴老敢为人先的思想，也对提高艺术人员的创作热情，加强创作队伍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创造潮剧的“金色十年”

 

1956年广东省潮剧团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潮剧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之所以辉煌，主要有这几件大事：两次上京（1957年和1959年两次到北京和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演出），一次赴港（1960年5月首次赴香港九龙演出），一次出国（1960年11月应邀到柬埔寨访问演出），和拍摄五部潮剧艺术影片（1958年拍摄《苏六娘》、1960年拍摄《告亲夫》、1961年拍摄《荔镜记》、1963年拍摄《韩江花似锦》、1964年拍摄《刘明珠》），此外，1962年还拍摄了一部介绍戏曲学校的纪录片《乳燕迎春》。这几次大振潮剧声名的艺术活动都是与吴老的组织领导分不开的。

 

 

对潮剧上京，吴老做了许多工作，因为潮剧是地方剧种，北京人很陌生。吴老请著名学者杜国庠，联系在北京工作的潮汕籍知名人士方方、许涤新、林山、蔡楚生等，做了许多接待、宣传的工作，并争取到中南海演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首次观看了潮剧。

 

 

翻开新华通讯社1992年出版的《金色十年》（潮剧历史图片集粹1956-1965）可以看到，这十年是潮剧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是潮剧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是繁花似锦、百花争艳的辉煌年代。这阶段，有1956年“广东潮剧团”的成立，有一批优秀演员和优秀剧目的出现，有几次意义重大的演出和出访活动，有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演出，因而让人印象十分深刻。开


 

 

这辉煌的十年，与吴南生的名字密不可分，潮剧的发展与辉煌也离不开他的努力。图册中的照片就像电影中的镜头，凝聚着历史的珍贵纪录。从中重温吴老和潮剧的黄金时代。

镜头一：1957年5月广东潮剧团在北京怀仁堂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上台接见全体演员，毛主席和《扫窗会》演员姚璇秋、翁銮金合影。

 

 

听吴老说，潮剧第一次晋京演出，在怀仁堂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主席说了一句话：“字幕好！”潮剧的字幕，也是吴南生大力提倡和督促，在当时全国的戏曲界中应该是最先进的。他组建省潮剧团的时候，就在编制上设了幻灯书写和专职放映员，使广东省潮剧团成为第一个使用幻灯字幕的剧团。字幕对于潮剧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镜头二：1960年潮剧团出访柬埔寨后回到广州，为正在我国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专场演出结束后，西哈努克亲王由陈毅副总理陪同上台接见演员。

 

 

196O年1O月底至12月9日，中国潮剧团在柬埔寨共演出42天，取得了圆满成功，增进了中柬友谊，潮剧团赴柬访问结束后十天，即12月19日，中国和柬埔寨签订了《友好互不侵犯条约》。

 

 

1958年至1965年，应香港新联、大鹏、凤凰等影片公司以及珠江电影制片厂有关拍摄潮剧艺术影片的要求，吴老又积极审定剧目，修改剧本，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先后拍摄了五部潮剧艺术影片，这批潮剧艺术影片的拍摄发行，使潮剧的影响更为广泛，特别在泰国、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对当地潮剧的改革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海外不少观众通过电影认识了潮剧。

 

 

亲自创作修改剧本，促进潮剧研究

 

吴老长期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公务繁忙，但他对剧本创作、修改还是花了不少心血。据不完全统计，从五十年代初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为止，他参加创作、整理、改编，或动笔修改、润色的剧本，总数在五十个以上。现在潮剧舞台上仍经常上演的《辞郎洲》《井边会》《续荔镜记》以及现代戏《松柏长青》《万山红》等，都有吴老洒下的心血。五六十年代潮剧院一团对外交流演出的剧本，澄海艺香潮剧团、潮阳元华潮剧团赴广州演出的剧本，以及电影《荔镜记》《王茂生进酒》《刘明珠》等剧本，也都留有吴老修改、润色的墨迹。吴老对传统剧目的整理，很注意保存原剧的特色，但又在原有基础上推陈出新，赋予新意，他参加整理、创作的《井边会》《续荔镜记》，脍炙人口，《井边会》已成为演出场数最多的经典剧目；吴老根据传统剧目整理的《金福戏鬼》和根据蒲剧《卖水》改编移植的《梅英表花》，已成为有名的丑戏和彩罗衣戏。

 

 

吴南生同志任广东省委书记后，致力创建我省经济特区，但他对潮剧仍然十分关心爱护。1978年春，在省委的关怀下，我省在全国率先恢复粤潮琼汉四个戏曲剧院，他积极筹划潮剧于1979和1981年两度到泰国、新加坡和香港访问演出，这是继1960年到柬埔寨演出之后，时隔20年又一次影响很广的海外演出。上世纪八十年代，吴老将在揭阳和潮州出土的两个明代潮州戏文《琵琶记》和《刘希必金钗记》以及流传在英国、日本、奥地利的明代潮剧本《荔镜记》、《金花记》、《荔枝记》等汇集编辑，以《明本潮州戏文五种》为书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这是一项保存我国古代戏曲史料，特别是潮剧珍贵史料的极有意义的工作，吴老为此书写了序言，序言中说：“此书的出版，不仅使这些中国古代戏曲的瑰宝得到保存并广为流传，而且也为学术界及海外喜爱中国戏曲艺术的朋友们，提供了有关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史方面的珍贵文献，特别是填补了潮剧史籍的空白。”此书出版以来，已成为海内外戏曲研究专家，特别是潮剧研究者必备的文献书籍，对潮剧历史源流的研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var isvip=0;

吴南生同志对弘扬潮汕文化的贡献文/康业丰 图/陈士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已经度过了20个春秋，如今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有今天，吴...

 

 

 

吴南生同志对弘扬潮汕文化的贡献

 

 

文 / 康业丰   图 / 陈士伴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已经度过了20个春秋，如今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有今天，吴南生同志应记头功。

 

 

倡议成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操潮汕方言的潮人民系文化，是海内外二千多万潮人血脉相连的根基。潮汕文化从明代中叶形成后，四百多年来，虽然时代更迭，但一直保持着独特的魅力，传承、弘扬潮汕文化是当代潮人应尽的责任。

 

 

吴南生同志研究潮汕文化已有几十年之久。早在抗战时期，郭沫若先生请人用潮汕话朗读《离骚》之举便引起他对潮汕文化的关注；1956年，梅兰芳、欧阳予倩从日本带来明朝《荔镜记》的潮剧剧本，使他感觉到潮汕文化渊源的深厚；1962年，老舍、曹禺、阳翰笙等一大批著名文化界人士来汕，又提议要很好地整理和研究潮汕文化，更激发他越来越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多年来，他不断呼吁，竭力倡导，并且努力寻找一种途径来推动其研究的系统化发展。后来他在汕头大学与党委书记林川和杜经国教授倡议成立汕大潮汕文化研究中心，还动员刘峰在汕头共同倡议成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刘峰对当年吴南生同志交给他这个艰巨使命记忆犹新。

 

 

那是1991年的早春2月，吴南生同志来到汕头，建议刘峰创办一个机构，配合汕头大学开展潮汕历史文化的研究。一开始，刘峰觉得自己是工农干部，长期从事经济工作，怎能挑得起建立学术机构的重担？那可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事啊！吴南生语重心长地谈了这项文化建设的非凡意义。这项任重道远的工作，既需要一大批专家、学者，也需要能调动和团结各方面力量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非刘峰莫属。最后，吴南生再三叮嘱，要他好好考虑。

 

 

1991年的潮汕，正值重新调整行政区域，分为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在这特定时期，很需要一个共同的学术团体，当时刘峰已调任汕头市政协主席，是功成身退，还是再当一回弄潮儿？经过再三思考，刘峰决心为潮汕文化办点实事。于是，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了。

 

 

这是一个非政府、非牟利的民间团体。一开始，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钱。刘峰与吴勤生、陈德鸿等“中心”的领导，四处奔走呼号，苦心运筹。这期间，海内外赤子深厚的乡情梓谊，对家乡文化建设的大力支持，时至今天，还常常在他们心中掀起波澜。陈伟南先生、谢慧如先生热心地作为潮汕文化研究传播基金会发起人，还有德高望重的庄世平先生，他们振臂一呼，对发扬潮汕优秀文化传统有着强烈愿望的潮人纷纷响应，慷慨解囊。特区的许多企业也向“中心”资助。集腋成裘，终于在汕头金湖路建起了一座8层大楼，正面镶嵌着引人注目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十个大字，便是成立“中心”的倡导者——原省政协主席吴南生同志题写的。这笔力遒劲的书法，醒目的题名，不但使这座普通建筑脱颖而出，而且成为他心中魂牵梦绕家乡文化情结的一个标志，成为研究中心赖以依托的重要实体。

 

 

为“研究中心”明确定位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吴南生同志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他和爱国侨领庄世平是“总策划”。他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任务主要是弘扬潮汕优秀文化传统，团结海内外潮人，为潮汕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吴老要求研究中心“首先应该做好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和出版工作。”

 

 

“中心”凝聚了一批专家学者和知识型的退休老干部。三十多位上了年纪的专家、学者、离退休老干部，如吴勤生、陈德辉、陈德鸿、倪克屏、王逸之等在"中心"默默耕耘，砥砺琢磨，成为一支团结协作、勤奋敬业、不计名利、乐于奉献的“孺子牛”团队。更为幸运的是，这支团队形成了由吴南生、庄世平、饶宗颐、陈伟南和刘峰、杜经国、蔡起贤、杨方笙等海内外知名人士组成的领导核心，率领研究中心的工作班子和数以百计的特约研究员、征集员、联络员队伍，为潮汕文化的薪火相传奋力前行。

 

 

20年来，“中心”的专家学者们对潮学潜心研究，成果丰硕，主要体现在已出版的《潮汕文库》上。此外，与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联袂出版了14期的学术刊物《潮学研究》，获得国内学术界的好评。

 

 

“中心”还开创侨批文化研究新品牌，至今已征集、收藏各类侨批11.6万封，其中侨批原件3.2万多封，刻录在光盘的侨批8.39万多封；还收藏了一批相关文物。包括潮汕侨批在内的“侨批档案”，已成功地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2年5月16日，中国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遗产名录》。

 

 

为《潮汕文库》作序

 

研究中心刚刚成立，就确定了《潮汕文库》的出版计划，制定了《〈潮汕文库〉出版工作条例》，编辑出版《潮汕文库》文化工程。1992年2月15日，吴南生同志为《潮汕文库》作序。吴老的序言高屋建瓴，画龙点睛，对如何弘扬潮汕文化提出重要指导意见，时过20年再次拜读，仍然觉得十分亲切，现摘要如下：

 

 

“潮汕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明清之后，大量的潮人移居东南亚。近几十年来，又散布世界各地。

 

 

数逾千万的海外潮人，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又不断地把海外的先进文化引进桑梓故园。经过历代潮汕人民的创造，探求和推陈出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潮汕文化。海外潮人对传播和丰富中华文化是做出了贡献的。认真研究潮汕的历史和文化，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对推动潮汕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和文化素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潮汕的历史文物、文献完整保存下来的虽然不多，不免会给研究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从总体上看，数量还是不少的，这些已经流传下来的文物、文献，有待我们去整理研究。埋藏在地下的还可能陆续出土；地方上熟悉掌故的老人们的口碑也相当丰富；散布在民间和海外的文物、资料和古籍也有一定的数量，只要各方重视，抓紧发掘、采集，一定会有可观的收获。

 

 

显然，《潮汕文库》的出版，对于唤起海内外人士重视发掘搜集潮汕文物、文献的热情，对于系统地积累潮汕历史文化资料，顺利地开展有关的研究工作，都将起着积极的作用。我想，这也是编辑、出版《潮汕文库》的目的。

 

 

主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要我为《潮汕文库》写篇序言。我在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面前，只是一个渴望学习的小学生，说不出什么。但往事历历如在目前，老舍先生和历代众多的名贤学者们的期望，今天终于能够开始实现，我从心底感到高兴，因而乐于借这个机会，祝愿《潮汕文库》早日问世，祝愿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的工作进展顺利，尽快取得丰硕的成果。”

 

 

在吴老序言的指引下，“中心”组织潮学研究中坚力量，撰写专著，举办研讨会，绘出一幅幅潮学研究的绚丽图景。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的《潮汕文库》及潮汕文化专著共221部、5600万字，成为研究中心的文化品牌。

 

 

《潮汕文库》分为“潮汕文献”、“潮汕文化专著”、“潮学研究”、“潮汕侨批”、“潮汕历史资料丛编”、“潮汕历史文化小丛书”、“潮汕近现代文化简史”、“潮汕文化选”、“潮汕民俗”、“潮人在海外、潮人遍神州”、“潮汕史学论著”、“近现代潮汕文学艺术”等１2个系列。汇集了多种潮学研讨会的论文宏篇，汇集了珍贵的潮汕文化历史资料，展示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丰硕成果。

 

 

向“中心”捐书赠画

 

 

研究中心成立不久，吴老就提出珍藏海内外潮人书画名家佳作的倡议，海内外书画家及其家属纷纷响应，把作品无偿赠送给“中心”珍藏。20年来，研究中心征集收藏上架的相关潮汕文献、文史资料、文书档案、族谱家乘、人物传记、地方志等2.3万册。同时，征集、收藏了潮籍书画作者的书画600余幅，潮剧、潮乐老唱片805张，音像制品一大批，照片1174帧，成为潮汕地区收藏涉潮文献资料最多的特色资料库。“中心”收藏的文献资料中不乏精品和孤本，有相当高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吴老赠送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收藏的书画有续

19 幅，其中14幅国画，5幅书法，还有一批书籍。

 

 

此外，吴老将珍藏多年的元人《平沙落雁图》捐赠给汕头市博物馆作永久性收藏，这对于提高汕头的文化软实力，丰富潮汕文化宝库有重要意义。

 

 

“潮汕文化博大精深，要研究、要做好的事情还有很多，需要许多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多宣传，多推动，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代代相传，共同做好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工作”。

2010年3月12日，年近9旬的吴老考察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时语重心长，谆谆教导。他还写下了“诚信——侨批文化见证潮汕人笃诚守信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诚信美德，构建和谐侨乡”的题词，深刻地揭示了侨批的核心价值。

 

 

改革创新 振兴潮剧

 

 

半个多世纪以来，吴老一直心系潮剧，关注潮剧，从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剧目创作到潮剧的发展与改革都呕心呖血。

 

 

汕头解放不久，1951年潮剧团废除童伶制，家在农村的童伶要回家分田务农；当时潮剧六个班共有童伶184人，如果这批童伶都离开剧团，正常演出就会受到影响。时任汕头军管会主任、潮汕土改团团长的吴南生知道后，允许留在戏班的童伶仍可以分得一份土地，这个特殊政策使大多数童伶愿意留在戏班继续从艺，不少人后来成为名演员或艺术骨干。老艺人每提起这件事，对吴老无不交口称赞。

 

 

为潮剧聚集一方人才

 

 

1956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在我省粤、潮、琼、汉四个剧种成立四个省属剧团，作为剧种的代表团。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的吴南生同志奉命来汕头组建广东潮剧团。他挑选了潮剧各行当的精华，把最好的人才输送到省剧团来，艺人卢吟词、郭石梅、洪妙、吴林荣、蔡宝源、李炳松、蔡锦坤、翁銮金、黄清城，以及初露头角的的青年演员姚璇秋、吴丽君、萧南英、陈馥闺、谢素贞、黄瑞英等，都是来自当时六个潮剧团的拔尖人才。这是第一次在潮剧团中聚集了一批专业知识分子，包括团长林澜，这支由新老文艺工作者组成的队伍，在五六十年代出色地完成了振兴潮剧的历史使命。

 

 

1958年成立广东潮剧院时，吴南生同志又一次在更广泛的范围招集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才从事音乐、舞台美术和理论研究的工作。像李国平、林淳钧、管善裕、陈骅等高校毕业生，就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来潮剧院工作的。这两次聚集的人才，成为潮剧队伍的骨干力量，为潮剧事业做出了贡献，这都是吴老为潮剧聚集人才结下的果实。

 

 

1960年春吴老倡议并主持制订的《关于提高发展潮剧意见三十条》（简称《三十条》）。这是一个推动潮剧全面发展的纲领，对潮剧几十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十条》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剧目问题（有关传统剧目的发掘整理和现代剧目的创作）、提高表演艺术质量的问题和培养壮大队伍的问题。

 

 

实施《三十条》后，六十年代初期，广东潮剧院相继开展对丑行、花旦行表演艺术的整理研究，对一千多个旧剧本的整理研究；以及搜集潮剧历史源流资料、音乐曲牌资料

；出版内部刊物《潮剧艺术通讯》等，开创了潮剧前所未有的理论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有力地推动了潮剧艺术水平的提高。

 

 

1962年5月3日，吴老在汕头专署文化局召开的全区潮剧团团长会议上讲话，提出“要提倡六名主义，即培养一批名演员、名编剧、名教师、名导演、名音乐作曲、名舞台美术设计”，“在剧团要按他们的艺术水平评薪”，要“提高潮剧艺术人员（包括演员和艺人）的工资待遇”，要在剧团中实行“工资加奖励的办法，以工资为主、奖励为辅”，还提出要评定艺术级别，提高稿费等。吴老敢于提出这些问题并落实措施，这反映了吴老敢为人先的思想，也对提高艺术人员的创作热情，加强创作队伍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创造潮剧的“金色十年”

 

1956年广东省潮剧团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潮剧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之所以辉煌，主要有这几件大事：两次上京（1957年和1959年两次到北京和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演出），一次赴港（1960年5月首次赴香港九龙演出），一次出国（1960年11月应邀到柬埔寨访问演出），和拍摄五部潮剧艺术影片（1958年拍摄《苏六娘》、1960年拍摄《告亲夫》、1961年拍摄《荔镜记》、1963年拍摄《韩江花似锦》、1964年拍摄《刘明珠》），此外，1962年还拍摄了一部介绍戏曲学校的纪录片《乳燕迎春》。这几次大振潮剧声名的艺术活动都是与吴老的组织领导分不开的。

 

 

对潮剧上京，吴老做了许多工作，因为潮剧是地方剧种，北京人很陌生。吴老请著名学者杜国庠，联系在北京工作的潮汕籍知名人士方方、许涤新、林山、蔡楚生等，做了许多接待、宣传的工作，并争取到中南海演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首次观看了潮剧。

 

 

翻开新华通讯社1992年出版的《金色十年》（潮剧历史图片集粹1956-1965）可以看到，这十年是潮剧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是潮剧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是繁花似锦、百花争艳的辉煌年代。这阶段，有1956年“广东潮剧团”的成立，有一批优秀演员和优秀剧目的出现，有几次意义重大的演出和出访活动，有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演出，因而让人印象十分深刻。掘


 

 

这辉煌的十年，与吴南生的名字密不可分，潮剧的发展与辉煌也离不开他的努力。图册中的照片就像电影中的镜头，凝聚着历史的珍贵纪录。从中重温吴老和潮剧的黄金时代。

镜头一：1957年5月广东潮剧团在北京怀仁堂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上台接见全体演员，毛主席和《扫窗会》演员姚璇秋、翁銮金合影。

 

 

听吴老说，潮剧第一次晋京演出，在怀仁堂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主席说了一句话：“字幕好！”潮剧的字幕，也是吴南生大力提倡和督促，在当时全国的戏曲界中应该是最先进的。他组建省潮剧团的时候，就在编制上设了幻灯书写和专职放映员，使广东省潮剧团成为第一个使用幻灯字幕的剧团。字幕对于潮剧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镜头二：1960年潮剧团出访柬埔寨后回到广州，为正在我国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专场演出结束后，西哈努克亲王由陈毅副总理陪同上台接见演员。

 

 

196O年1O月底至12月9日，中国潮剧团在柬埔寨共演出42天，取得了圆满成功，增进了中柬友谊，潮剧团赴柬访问结束后十天，即12月19日，中国和柬埔寨签订了《友好互不侵犯条约》。

 

 

1958年至1965年，应香港新联、大鹏、凤凰等影片公司以及珠江电影制片厂有关拍摄潮剧艺术影片的要求，吴老又积极审定剧目，修改剧本，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先后拍摄了五部潮剧艺术影片，这批潮剧艺术影片的拍摄发行，使潮剧的影响更为广泛，特别在泰国、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对当地潮剧的改革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海外不少观众通过电影认识了潮剧。

 

 

亲自创作修改剧本，促进潮剧研究

 

吴老长期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公务繁忙，但他对剧本创作、修改还是花了不少心血。据不完全统计，从五十年代初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为止，他参加创作、整理、改编，或动笔修改、润色的剧本，总数在五十个以上。现在潮剧舞台上仍经常上演的《辞郎洲》《井边会》《续荔镜记》以及现代戏《松柏长青》《万山红》等，都有吴老洒下的心血。五六十年代潮剧院一团对外交流演出的剧本，澄海艺香潮剧团、潮阳元华潮剧团赴广州演出的剧本，以及电影《荔镜记》《王茂生进酒》《刘明珠》等剧本，也都留有吴老修改、润色的墨迹。吴老对传统剧目的整理，很注意保存原剧的特色，但又在原有基础上推陈出新，赋予新意，他参加整理、创作的《井边会》《续荔镜记》，脍炙人口，《井边会》已成为演出场数最多的经典剧目；吴老根据传统剧目整理的《金福戏鬼》和根据蒲剧《卖水》改编移植的《梅英表花》，已成为有名的丑戏和彩罗衣戏。

 

 

吴南生同志任广东省委书记后，致力创建我省经济特区，但他对潮剧仍然十分关心爱护。1978年春，在省委的关怀下，我省在全国率先恢复粤潮琼汉四个戏曲剧院，他积极筹划潮剧于1979和1981年两度到泰国、新加坡和香港访问演出，这是继1960年到柬埔寨演出之后，时隔20年又一次影响很广的海外演出。上世纪八十年代，吴老将在揭阳和潮州出土的两个明代潮州戏文《琵琶记》和《刘希必金钗记》以及流传在英国、日本、奥地利的明代潮剧本《荔镜记》、《金花记》、《荔枝记》等汇集编辑，以《明本潮州戏文五种》为书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这是一项保存我国古代戏曲史料，特别是潮剧珍贵史料的极有意义的工作，吴老为此书写了序言，序言中说：“此书的出版，不仅使这些中国古代戏曲的瑰宝得到保存并广为流传，而且也为学术界及海外喜爱中国戏曲艺术的朋友们，提供了有关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史方面的珍贵文献，特别是填补了潮剧史籍的空白。”此书出版以来，已成为海内外戏曲研究专家，特别是潮剧研究者必备的文献书籍，对潮剧历史源流的研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六章 吴南生和他的收藏故事

 

 

 

文 / 黄幸群

 

走进新闻单位40年来，我进行过数不清的采访，在所有这些采访中，对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同志的采访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在与吴老的交谈中，无论是回忆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洗礼，还是畅谈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无论是探讨艺术，抑或是纵论人生，吴老总是那么从容、亲切。在他悠悠讲述的一件件往事中，常会蕴含着让人回味再三的深刻哲理。

 

这里所记录的，是吴老和他的收藏故事。

 

 

第一张和最后一张

 

 

记得12年前，为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我曾经采访过这位深受人们敬重的深圳特区首任书记、广东省委的老书记，听他谈建设经济特区要“杀出一条血路”的珍贵回忆。去年夏天，“吴南生捐赠书画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展后不久的一个下午，吴老相约我们在家见面。

 

 

还是在东湖边上那座普通的小楼，还是那个熟悉的小客厅，还是吴老到门口把我们迎进屋里；他仍是坐在墙角挨着电话小几的旧式木制短沙发里，仍是把我们让在

居中的一张长木沙发上——这张不起眼的木沙发，曾经留下过江泽民、胡锦涛、李长春、张德江、汪洋等领导人的身影，也接待过无数早年和他一起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同志及建国后一起参加建设的各级干部，还有那些不管顺境逆境都爱和他聊上几句的文化界人士和收藏家们。

 

 

“知道你们今天要来，我特地找出两张画，给你们看看。”满头银发的吴老精神矍铄，边说边拿起早已放在小桌上、用透明白胶袋封装好的画卷，站起来，熟练地解开。随着画轴转动，画卷徐徐展开，一行醒目的书法跃现——“文徵明松林晤对图真迹，谢稚柳”，我们一字一顿地辨认读出。

 

 

“谢稚柳是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是位很有声望的专家、画家，他的鉴定意见是很权威的。”吴老慢声细语地说，“我给你们讲点历史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广东省委宣传部工作。星期天我喜欢到文德路看看走走，一来二去的就熟了。有一天，我在才公私合营不久的小书画店里看到了这张画，没有落款，只有‘文仲子’的白文图章。我细看，这应该是明代文徵明的。因为我知道文仲子就是文徵明，他是明代中期最著名的书画家，与沈周、唐寅、仇英并列，合称‘吴门四杰’。文徵明是一专多能的，他能青绿，也能水墨，能工笔，也能写意。他画画很讲规矩，山的用墨、颜色都很讲究。而这个纸，你看，很厚实，发灰了。这就是明朝的纸，印泥也是明代的。搞鉴定，一看材料，二看墨。材料就是纸、绢、印泥等等。如果一张画它标着明代，但它那个纸、绢是明代以后的，那这幅画就一定是假的，跑不掉。再看‘墨’，这包括墨色、用笔、风格等等。眼前的画就是文徵明用笔的风格，完全是这个画风。还有，画的右下角有一个小鉴藏章——‘竹朋清赏’。这是清代著名收藏家李佐贤的藏章，我国著名的唐代怀素《苦笋帖》，就是他收藏的，上面也盖有这一藏章。所以，这行‘文徵明松林晤对图真迹’，是经过多位专家鉴定后，由谢稚柳先生题写的。这是我作为收藏买的第一张画。”

 

 

在座的人听着，不由得不赞叹老人厚实的知识积累，还有那“识货”的慧眼。

 

 

吴老似乎意犹未尽，再打开另一张同样封存很细致的卷轴，这是一件书法，他一边把字幅展开，一边微笑着考起我们来了：“看得出这是谁的吗？金农！”

 

哦，又是一幅珍品！

 

“金农是‘扬州八怪’中的第一人。他的诗书画都很好。这种书体后人称为‘漆书’，或称‘金农体’，是金农创造的。”

 

 

“你们打电话，我就在找这两件东西。一件是最早买的，文徵明的画；一件是最后买的，金农的书法，是前几年在一次拍卖会上买的。一先一后，中间相隔恍然就是50多年了！”

 

战火下的“天光墟”

 

 

吴老接触、学习字画鉴定的经历，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战火纷飞的年代。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随后，国民党一面和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一面准备内战，把它那“精锐部队”空运东北，挑起内战。当时，毛泽东主席号召延安干部到东北去，说：“中国革命要胜利，一定要有工业，中国工业在东北！”吴南生这一年24岁，他和新婚不久的妻子许英响应号召，从延安随中央党校大队踏上了北去的征途。

 

 

解放战争神速推进。到了1948年3月9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收复了国民党统治的吉林市，久经战火洗礼的吴南生出任了刚解放的中共吉林市委宣传部部长。

 

 

吴老回忆说：“这个时候，吉林省委已经搬到了吉林市，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了长春。在几大城市都‘兵临城下’的局势下，城市的市面很乱，文化方面更是无序。当时吉林省委的宣传部长是李初黎，他曾经留学日本，是早年创造社的成员，文化涵养很深。还有一位是朱光，他是上海美专毕业的，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秘书长（广州解放后曾任广州市市长），他来吉林工作就住在我那里。他们两位都是懂得文化、懂得收藏、喜欢收藏的。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三个人都很熟，几乎是天天见面。”

 

 

“那时，长春还没解放，散落在社会上的文物很多。每天天不亮，就会有人在胡同里卖东西，就像‘天光墟’那样。有人就天天去捡‘洋落’。当‘洋落’捡回来以后，我们三个人就会走在一起，再看，再品，再议。我学鉴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直到全国解放后，到1955年，我都没有收藏过一件东西。”

 

 

吴老一边回忆一边分析：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很多清朝时期宫廷里的东西。这和吉林、长春特定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吉林是清皇朝成长的所在地，长春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帝溥仪居住过的地方。溥仪在北京时，先是把故宫的不少东西偷运到天津，后又转到长春。现在中国的博物馆古藏品，排行第一是故宫博物馆，下来恐怕少不了辽宁博物馆。辽宁博物馆那里留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当时我是吉林市委的宣传部长，保护文物，不让文物流失也是我们当时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那一段时间，吉林的文物保护是做得很好的，我也由此学到了很多书画方面鉴定鉴别的知识。李初黎同志后来收藏的字画很多，他在去世前全部捐给重庆市博物馆了。”

 

“只进不出”与在劫难逃

 

吴老接着说：“长春解放以后，我随部队开拔南下。在南昌、汕头、海南工作，后来又回到了广东省委。五十年代，当时正值公私合营，很多卖字画的私营店都合到一起了，店里有很多字画，书法件大多也就四、五块钱一张，真的很便宜。刚才说过，我在文德路发现了文徵明的画，花了60块钱买下来，那已经是很贵的了。”

 

 

吴老爽快地说：“我家人口也多，但我工资还够用，每月200多块。我家老太太也是‘三八式’干部。我每月工资全都交给她，她会给回我20块零花钱。我虽然也抽烟，但再没其他嗜好，花费不多。我的喜好就是观赏字画，偶尔也量力而为买一点。”

 

 

“开始，我在广州买，没有其他目的，就是喜欢欣赏。后来北京荣宝斋的人知道了，也就从北京给我带些好的艺术品，就像金农那样的，还有其他一些。再后来，上海方面的朋友也知道，也主动和我联系。我记得，上海的朋友送过来一件郑板桥为金农祝寿而画的竹子，上面题的诗是：

 

 

平沙江上浩漫漫，

 

 

潮汐无端种植难，

 

 

唯我与君两杆竹，

 

 

秋风秋雨不曾寒。

 

 

诗情画意，非常感人！但我在有关郑板桥的诗集、诗选中却没有找到这首诗，不知是什么原因。”

 

 

“那时，社会上‘左’的风气还很盛行，”吴老感慨地继续回忆着，“喜欢欣赏书画的人常常会无缘无故就给贴上‘封资修’的标签，有些人尽管喜欢，但不敢买，文物店的东西卖不出去，像我这样傻乎乎的人很少。”

 

 

说至此，吴老脸上流露出一种自信的微笑：“我用点零花钱去买字画，也给自己定了个‘律条’的——只进不出。也就是说我买进来的东西不会放出去。为什么？因为看到很多惨痛的事，一放出去，大祸接着就来。你看，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大学校长，他很喜欢字画。他有一次在文物店看到一幅朱耷的画，很喜欢，但不够钱买，他就用家里的东西加点钱去换。后来人家就批他了：‘原来那张20块，现在这一张80块，20换成了80，还不是炒买炒卖、投机倒把！’字画收藏的规律本就是由低到高，后面看到有高的，就用原来低的加点钱去换。本来这是很合理的，文物店的画本来就是可以换的。但是‘运动’一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说你是投机倒把。像这样挨批的还不只是一两个人。”

 

由于奉行“只进不出”的律条，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吴老家中已收藏有两三百张字画。这一下，又麻烦了。

 

 

吴老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外面破四旧，中南局机关也乱起来了。我知道大祸临头了。怎么办呢？开头我就把最好的画偷偷转移，用装棉被的布袋装起来，用单车运到外面藏起来。但这样转出去的数量总是有限的。还有那些四块钱、五块钱买回来的，怎么办呢？为了便于保存，我就先把那些画轴的棍用裁纸刀搞下来，把画卷起来。后来发现连卷都不行了，就把裱好的绫边也裁掉，只留下中间字画的部分。”

 

 

“1965年的冬天，我们一家九口人天天洗澡，每天晚上都烧水，烧火用的就是这些从画上裁下来的画轴。不然这么多‘棍子’怎么丢呢？这样，大部分字画总算幸免于难。但也还是有一些在混乱中烧掉了。”

 

 

“最痛心的是我从延安带出来的手稿、笔记，包括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周恩来、秦邦宪参加我们（从南方到延安学习的同志）座谈的讲话，等等。我从延安带到东北，又从东北带到广东，是很珍贵的手稿，也在这个时候烧掉了。”

 

 

“还有，特别痛心的是，我在1936年至1938年间写的、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剪报，厚厚两大本。我去延安后，妈妈把它藏起来，到全国解放后交还给我，但也在这场浩劫中烧掉了，再也找不到了！”话说至此，惋惜之情写满吴老之脸！

 

 

捐赠藏画未想过金钱

 

2011年8月，广东省博物馆、深圳博物馆、汕头博物馆和广州艺术博物院联手举办“吴南生捐赠书画展”，展出了吴老自五十年代以来向这些博物馆捐赠的字画共86幅，媒体以“汪洋参观‘吴南生捐赠书画展’：

 盛赞吴老人生态度和追求”等为题进行了跟踪报导。

 

 

画展中有两幅极为珍贵的名画广受关注，一幅是北宋的《群峰晴雪图》，另一幅是元代的《平沙落雁》。

 

面对展出画册上的《群峰晴雪图》，吴老给我们讲了一段真实的故事：“那是1962年，正值大饥荒。福建有位老人，拿了好几张书画到广东，想卖了画换回点钱。里面有赵孟頫的，开价400元，他是很懂行的。当时我没那么多钱买。这个《群峰晴雪图》，开价是120元。凭着多年赏画积累的经验，我看出应该是宋代的作品。至于是南宋还是北宋，不敢肯定。这个120元，我还有能力买，就买下来了。现在这个画市场估值已经过亿元了。”

 

“为什么身价这么高？”吴老细细往下说，“要知道，中国的山水画是从五代到北宋才发展成型的，由于年代久远，存世极少。这画整个的构图、画风和手法，全都符合北宋的元素。这幅画代表了北宋时期山水画的一个创作水平。如今，北宋绘画的市场估价都已过亿，这件作品当然也就不例外了。”

 

 

“还有就是《平沙落雁》图。这幅3米多长的手卷里面一共画了320只大雁，每一只形态都不同，有的自由自在地翱翔，有的相互呼唤，彼此照应……你看，这个画的布局就是典型的南宋画风，马和之的画风。马和之在南宋是很有名的，用通俗的比喻说，马和之就是南宋的齐白石。《平沙落雁》图的笔法都是马和之的画风。”

 

 

吴老告诉我们：“在省博展出的86幅捐赠书画当中，有一批是六十年代赠的。记得筹备庆祝1959年建国十周年时，广东省委提出要搞十大文化建设，博物馆是其中一个，建立广东画院是一个，还有修建农讲所、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旧址、越秀南路的全国总工会旧址等等。省委指定这项工作由我负责，省博物馆的旧址就是这次建起来的。但是博物馆开馆了，却没有东西，大家都很焦急。”

 

 

“1960年，我被调动到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中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区。这时，我常常出差到各省，每到一地也一定去看看文物商店，看到有广东藉书画家的作品就买下来。例如这次省博展出的梁琛《竹石图册》（10开），中山大学名教授黄际遇的书法条幅等等，就是那时候买的。也有不是广东的，但难得，又便宜的，例如一大迭清代的信札、几件人像画等等；力所能及的也都买下来，送给博物馆。虽然我已不在广东工作，但仍然时时念着省博。”

 

 

可是不久，又“潮汐无端”！1966年，一场大革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来了……幸而，否极泰来，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吴老终于和广大的文化收藏者一道，走进了国家经济和文化复兴的新时期。

 

 

记得有媒体报导，吴老一直提倡私人收藏。1983年，广东首次举行的私人收藏藏品展览，就是吴老大力推动并拍板举办的。在他看来，私人收藏的一个好处就是分散。古代集中在皇宫里面的收藏方式，一到朝代更迭、战乱频仍时，很容易导致大量宝贵藏品被毁损，而私人收藏则可以弥补这种官家收藏的缺陷。吴老曾举故宫的例子加以说明：故宫现在收藏的字画大部分是三家的东西——明末清初的大收藏家项子京、梁清标、安仪周。要是没有这几家私人的收藏，故宫里面的东西和现在就会大不一样。

 

 

事实上，吴老的捐赠确实不只给博物馆。除去一些小的拍卖，在1995年和1996年，吴老曾两次以义拍形式捐出一批清代至现代的名家画作，筹资超过500万元，悉数用于捐助广东贫困地区教育事业。2007年，吴老再度拿出近百幅明代至近代的名家珍品义拍以支持教育事业，其中就有他数十年间发现、收藏、千辛万苦保护下来的董其昌、张瑞图、王铎、刘墉、郑板桥等名家墨宝。

 

 

我们中有人忍不住问：“这些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为什么要捐出去？你的孩子们赞同吗？”

 

 

吴老说：“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问过我了。我在家还是很有权威的。我也曾经说过，在收藏上，我很敬佩张学良先生，他晚年将自己的收藏全部拿出来拍卖，把拍卖所得捐给基督教会。我在北京故宫看到台湾多位收藏家拿到北京展览的藏品，就是他们拍卖到的张将军的藏品，这给我以很大的启发。我已经老了，我要将自己手头上这些与自己有缘的藏品，在晚年做出最好的‘处理’。我时常这样想，比如今年我拿文徵明的一幅字拍卖得30万元，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也许多少年后又有人再将这幅文徵明的墨宝拿出来拍40万、50万元，又可以再兴建一所希望小学或者做别的有意义的事。一件文徵明的作品能够通过在世上多少代人手中流传，既能让世人得到艺术欣赏，又一代一代得到文化建设、教育建设的资金，不是一件大好事吗？”

 

 

共产党人的文人情怀

 

不知不觉，我们这天的交谈已经到了原来预定的时间，我们还很想听吴老讲更多的故事。吴老似乎把我们的想法都猜透了，他主动说：“我再给你们看点轻松的作品吧。”

 

说话间，他再次起身上楼，给我们取来两张画。一张画在日本卡纸上，画中有个身着黑袍的老者，屈身前探，正作抬手举杯沏茶状。吸引现场观者眼球的是画中的文字：“数年前，南公曾允赠潮州茶具一套，云系旧物，至今未见，想为茶童所误，是

然否？南公一笑。”

 

 

另一张是传统的人物画，最吸引人的仍旧是画中添上的题跋：“小屋三间，坐也由我，睡也由我；老婆一个，左看是她，右看是她。”

 

 

这两张画中赫然可见著名画家黄永玉的落款，想必是这位大师在非常轻松欢愉的心境下，以画和吴老交流。在画家与吴老的“特殊对话”中，流淌着的是一种友朋间亲昵的招呼和应。

 

 

“你看，这张画上，黄永玉用这种方式向我要茶壶呢！第二张，那些题字很有味道。那是元朝一个诗人，官府招他去做官，他不愿去，随手写下自己的答复，就成了画中的这段话。”吴老说话时的神情也是满目信任与友善。

 

 

讲起经常交往的画界友人们，吴老的话更加轻松。他说：“中国近代许多知名画家都先后到广东来过，好些人成为了我的好朋友，有的连他们的后代或学生也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2010年，适逢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吴老将珍藏多年的《西丽湖图》捐给了深圳博物馆。有人评价，这《西丽湖图》的创作完成也是偶然中孕育着必然——那是1987年3月，赵朴初与诸名家到访深圳，当时聚在一起雅集的名人有费孝通、周培源、赵朴初、钱伟长、曹禺、刘开渠、郑洞国、贾亦斌、马大猷、程思远、张权、吴祖光、新凤霞、黄苗子、郁风、杨宪益、戴乃迭、沈醉、千家驹等20余位。他们中有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科学家、美术家、文艺家、戏剧家、书法家、歌唱家、翻译家，等等。在中国知识界，他们可说是代表着整整一个时代的人物了。他们的齐聚，无疑是对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持，对特区建设事业的支持。大家游西丽湖后到了石岩湖。午餐毕，赵朴初即席在嘉宾簿上赋诗一首，将到场的多位名人的名字逐一巧妙嵌入，字里行间雅趣盎然。诗云：

 

 

在北京还未见柳条青

 

 

到此地处处是红花碧树

 

 

千家诗唱不尽

 

 

松风水月

 

 

仙露明珠

 

 

难怪周郎爱上了

 

 

问佛心也不异凡夫

 

 

说与曹公

 

 

不须雷雨

 

 

尽教日出

 

 

让大家闲情散步

 

 

笑呵呵

 

 

不妨沈醉倩人扶

 

 

最后许我说一句

 

 

请杨婆婆画一张西丽湖图

 

 

事后，吴老促成了由“四位一体”合成的《西丽湖图》——不但有赵朴初的诗，还有王璜生的一幅画、千家驹的一篇跋和黄苗子的一幅字。《西丽湖图》的跋文中记载了这次聚会的人员，见证了一段珍贵的历史，也让人感受到吴老和这些名人间的亲密友情。而这《西丽湖图》sd我

历史价值，也定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吴老已经年过九旬，身体一如以往康健，日常生活中最喜欢的还是与家人、好友一道看画挥毫，兴致来时也会点评一二，讲些画坛旧事，令听者眼界大开。几年前，吴老曾请人在汕头把谷牧同志退下来后引用过的王安石诗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刻石立存。几年过去了，如今重看，仍感吴老用意深远，它既是改革开放30年来风雨路程的真实写照，也可让今人后代长以为鉴。

 

 

每每忆起与吴老的交谈，深感受益匪浅。详以记之，由衷祝福我们大家敬重的吴老健康长寿！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广东分社网络部主任；

 

 

本文原载人民网，收录本杂志时作者做了些许修改）

 

【阅读延伸·小资料】

 

 

吴南生同志14岁参加革命，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广东省委的老书记，提议和开辟了广东三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和建设，退休前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多年来干部百姓都喜欢亲切地称他作“吴老”。

 

 

吴老在从政之暇，雅好书画收藏。在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经其鉴藏的书画不计其数。尤为难得的是，吴老秉承收藏家“独乐不如众乐”的文化传统，为使所收藏的书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效益，先后将其所珍藏的宋元以来书画名迹捐赠给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深圳博物馆、汕头博物馆和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

 

 

此外，在1995年和1996年，吴老曾两次以义拍形式，捐出了一批清代至现代名家画作，筹资超过500万元，悉数用于捐助广东贫困地区教育事业。2007年，吴老再度拿出近百幅明代至近代名家珍品义拍，继续支持教育事业，其中有他数十几年间发现、收藏、千辛万苦保护下来的董其昌、张瑞图、王铎、刘墉、郑板桥等名家墨宝。

 

 

去年，吴老荣获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颁发的第四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特别贡献奖”，人们无不认为此奖实至名归，吴老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华文化的保护弘扬贡献巨大！

var isvip=0;

文/黄幸群走进新闻单位40年来，我进行过数不清的采访，在所有这些采访中，对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同志的采访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在与吴老的交谈中，无论是回...

 

 

 

文 / 黄幸群

 

走进新闻单位40年来，我进行过数不清的采访，在所有这些采访中，对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同志的采访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在与吴老的交谈中，无论是回忆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洗礼，还是畅谈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无论是探讨艺术，抑或是纵论人生，吴老总是那么从容、亲切。在他悠悠讲述的一件件往事中，常会蕴含着让人回味再三的深刻哲理。

 

这里所记录的，是吴老和他的收藏故事。

 

 

第一张和最后一张

 

 

记得12年前，为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我曾经采访过这位深受人们敬重的深圳特区首任书记、广东省委的老书记，听他谈建设经济特区要“杀出一条血路”的珍贵回忆。去年夏天，“吴南生捐赠书画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展后不久的一个下午，吴老相约我们在家见面。

 

 

还是在东湖边上那座普通的小楼，还是那个熟悉的小客厅，还是吴老到门口把我们迎进屋里；他仍是坐在墙角挨着电话小几的旧式木制短沙发里，仍是把我们让在

居中的一张长木沙发上——这张不起眼的木沙发，曾经留下过江泽民、胡锦涛、李长春、张德江、汪洋等领导人的身影，也接待过无数早年和他一起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同志及建国后一起参加建设的各级干部，还有那些不管顺境逆境都爱和他聊上几句的文化界人士和收藏家们。

 

 

“知道你们今天要来，我特地找出两张画，给你们看看。”满头银发的吴老精神矍铄，边说边拿起早已放在小桌上、用透明白胶袋封装好的画卷，站起来，熟练地解开。随着画轴转动，画卷徐徐展开，一行醒目的书法跃现——“文徵明松林晤对图真迹，谢稚柳”，我们一字一顿地辨认读出。

 

 

“谢稚柳是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是位很有声望的专家、画家，他的鉴定意见是很权威的。”吴老慢声细语地说，“我给你们讲点历史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广东省委宣传部工作。星期天我喜欢到文德路看看走走，一来二去的就熟了。有一天，我在才公私合营不久的小书画店里看到了这张画，没有落款，只有‘文仲子’的白文图章。我细看，这应该是明代文徵明的。因为我知道文仲子就是文徵明，他是明代中期最著名的书画家，与沈周、唐寅、仇英并列，合称‘吴门四杰’。文徵明是一专多能的，他能青绿，也能水墨，能工笔，也能写意。他画画很讲规矩，山的用墨、颜色都很讲究。而这个纸，你看，很厚实，发灰了。这就是明朝的纸，印泥也是明代的。搞鉴定，一看材料，二看墨。材料就是纸、绢、印泥等等。如果一张画它标着明代，但它那个纸、绢是明代以后的，那这幅画就一定是假的，跑不掉。再看‘墨’，这包括墨色、用笔、风格等等。眼前的画就是文徵明用笔的风格，完全是这个画风。还有，画的右下角有一个小鉴藏章——‘竹朋清赏’。这是清代著名收藏家李佐贤的藏章，我国著名的唐代怀素《苦笋帖》，就是他收藏的，上面也盖有这一藏章。所以，这行‘文徵明松林晤对图真迹’，是经过多位专家鉴定后，由谢稚柳先生题写的。这是我作为收藏买的第一张画。”

 

 

在座的人听着，不由得不赞叹老人厚实的知识积累，还有那“识货”的慧眼。

 

 

吴老似乎意犹未尽，再打开另一张同样封存很细致的卷轴，这是一件书法，他一边把字幅展开，一边微笑着考起我们来了：“看得出这是谁的吗？金农！”

 

哦，又是一幅珍品！

 

“金农是‘扬州八怪’中的第一人。他的诗书画都很好。这种书体后人称为‘漆书’，或称‘金农体’，是金农创造的。”

 

 

“你们打电话，我就在找这两件东西。一件是最早买的，文徵明的画；一件是最后买的，金农的书法，是前几年在一次拍卖会上买的。一先一后，中间相隔恍然就是50多年了！”

 

战火下的“天光墟”

 

 

吴老接触、学习字画鉴定的经历，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战火纷飞的年代。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随后，国民党一面和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一面准备内战，把它那“精锐部队”空运东北，挑起内战。当时，毛泽东主席号召延安干部到东北去，说：“中国革命要胜利，一定要有工业，中国工业在东北！”吴南生这一年24岁，他和新婚不久的妻子许英响应号召，从延安随中央党校大队踏上了北去的征途。

 

 

解放战争神速推进。到了1948年3月9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收复了国民党统治的吉林市，久经战火洗礼的吴南生出任了刚解放的中共吉林市委宣传部部长。

 

 

吴老回忆说：“这个时候，吉林省委已经搬到了吉林市，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了长春。在几大城市都‘兵临城下’的局势下，城市的市面很乱，文化方面更是无序。当时吉林省委的宣传部长是李初黎，他曾经留学日本，是早年创造社的成员，文化涵养很深。还有一位是朱光，他是上海美专毕业的，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秘书长（广州解放后曾任广州市市长），他来吉林工作就住在我那里。他们两位都是懂得文化、懂得收藏、喜欢收藏的。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三个人都很熟，几乎是天天见面。”

 

 

“那时，长春还没解放，散落在社会上的文物很多。每天天不亮，就会有人在胡同里卖东西，就像‘天光墟’那样。有人就天天去捡‘洋落’。当‘洋落’捡回来以后，我们三个人就会走在一起，再看，再品，再议。我学鉴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直到全国解放后，到1955年，我都没有收藏过一件东西。”

 

 

吴老一边回忆一边分析：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很多清朝时期宫廷里的东西。这和吉林、长春特定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吉林是清皇朝成长的所在地，长春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帝溥仪居住过的地方。溥仪在北京时，先是把故宫的不少东西偷运到天津，后又转到长春。现在中国的博物馆古藏品，排行第一是故宫博物馆，下来恐怕少不了辽宁博物馆。辽宁博物馆那里留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当时我是吉林市委的宣传部长，保护文物，不让文物流失也是我们当时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那一段时间，吉林的文物保护是做得很好的，我也由此学到了很多书画方面鉴定鉴别的知识。李初黎同志后来收藏的字画很多，他在去世前全部捐给重庆市博物馆了。”

 

“只进不出”与在劫难逃

 

吴老接着说：“长春解放以后，我随部队开拔南下。在南昌、汕头、海南工作，后来又回到了广东省委。五十年代，当时正值公私合营，很多卖字画的私营店都合到一起了，店里有很多字画，书法件大多也就四、五块钱一张，真的很便宜。刚才说过，我在文德路发现了文徵明的画，花了60块钱买下来，那已经是很贵的了。”

 

 

吴老爽快地说：“我家人口也多，但我工资还够用，每月200多块。我家老太太也是‘三八式’干部。我每月工资全都交给她，她会给回我20块零花钱。我虽然也抽烟，但再没其他嗜好，花费不多。我的喜好就是观赏字画，偶尔也量力而为买一点。”

 

 

“开始，我在广州买，没有其他目的，就是喜欢欣赏。后来北京荣宝斋的人知道了，也就从北京给我带些好的艺术品，就像金农那样的，还有其他一些。再后来，上海方面的朋友也知道，也主动和我联系。我记得，上海的朋友送过来一件郑板桥为金农祝寿而画的竹子，上面题的诗是：

 

 

平沙江上浩漫漫，

 

 

潮汐无端种植难，

 

 

唯我与君两杆竹，

 

 

秋风秋雨不曾寒。

 

 

诗情画意，非常感人！但我在有关郑板桥的诗集、诗选中却没有找到这首诗，不知是什么原因。”

 

 

“那时，社会上‘左’的风气还很盛行，”吴老感慨地继续回忆着，“喜欢欣赏书画的人常常会无缘无故就给贴上‘封资修’的标签，有些人尽管喜欢，但不敢买，文物店的东西卖不出去，像我这样傻乎乎的人很少。”

 

 

说至此，吴老脸上流露出一种自信的微笑：“我用点零花钱去买字画，也给自己定了个‘律条’的——只进不出。也就是说我买进来的东西不会放出去。为什么？因为看到很多惨痛的事，一放出去，大祸接着就来。你看，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大学校长，他很喜欢字画。他有一次在文物店看到一幅朱耷的画，很喜欢，但不够钱买，他就用家里的东西加点钱去换。后来人家就批他了：‘原来那张20块，现在这一张80块，20换成了80，还不是炒买炒卖、投机倒把！’字画收藏的规律本就是由低到高，后面看到有高的，就用原来低的加点钱去换。本来这是很合理的，文物店的画本来就是可以换的。但是‘运动’一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说你是投机倒把。像这样挨批的还不只是一两个人。”

 

由于奉行“只进不出”的律条，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吴老家中已收藏有两三百张字画。这一下，又麻烦了。

 

 

吴老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外面破四旧，中南局机关也乱起来了。我知道大祸临头了。怎么办呢？开头我就把最好的画偷偷转移，用装棉被的布袋装起来，用单车运到外面藏起来。但这样转出去的数量总是有限的。还有那些四块钱、五块钱买回来的，怎么办呢？为了便于保存，我就先把那些画轴的棍用裁纸刀搞下来，把画卷起来。后来发现连卷都不行了，就把裱好的绫边也裁掉，只留下中间字画的部分。”

 

 

“1965年的冬天，我们一家九口人天天洗澡，每天晚上都烧水，烧火用的就是这些从画上裁下来的画轴。不然这么多‘棍子’怎么丢呢？这样，大部分字画总算幸免于难。但也还是有一些在混乱中烧掉了。”

 

 

“最痛心的是我从延安带出来的手稿、笔记，包括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周恩来、秦邦宪参加我们（从南方到延安学习的同志）座谈的讲话，等等。我从延安带到东北，又从东北带到广东，是很珍贵的手稿，也在这个时候烧掉了。”

 

 

“还有，特别痛心的是，我在1936年至1938年间写的、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剪报，厚厚两大本。我去延安后，妈妈把它藏起来，到全国解放后交还给我，但也在这场浩劫中烧掉了，再也找不到了！”话说至此，惋惜之情写满吴老之脸！

 

 

捐赠藏画未想过金钱

 

2011年8月，广东省博物馆、深圳博物馆、汕头博物馆和广州艺术博物院联手举办“吴南生捐赠书画展”，展出了吴老自五十年代以来向这些博物馆捐赠的字画共86幅，媒体以“汪洋参观‘吴南生捐赠书画展’”

 盛赞吴老人生态度和追求”等为题进行了跟踪报导。

 

 

画展中有两幅极为珍贵的名画广受关注，一幅是北宋的《群峰晴雪图》，另一幅是元代的《平沙落雁》。

 

面对展出画册上的《群峰晴雪图》，吴老给我们讲了一段真实的故事：“那是1962年，正值大饥荒。福建有位老人，拿了好几张书画到广东，想卖了画换回点钱。里面有赵孟頫的，开价400元，他是很懂行的。当时我没那么多钱买。这个《群峰晴雪图》，开价是120元。凭着多年赏画积累的经验，我看出应该是宋代的作品。至于是南宋还是北宋，不敢肯定。这个120元，我还有能力买，就买下来了。现在这个画市场估值已经过亿元了。”

 

“为什么身价这么高？”吴老细细往下说，“要知道，中国的山水画是从五代到北宋才发展成型的，由于年代久远，存世极少。这画整个的构图、画风和手法，全都符合北宋的元素。这幅画代表了北宋时期山水画的一个创作水平。如今，北宋绘画的市场估价都已过亿，这件作品当然也就不例外了。”

 

 

“还有就是《平沙落雁》图。这幅3米多长的手卷里面一共画了320只大雁，每一只形态都不同，有的自由自在地翱翔，有的相互呼唤，彼此照应……你看，这个画的布局就是典型的南宋画风，马和之的画风。马和之在南宋是很有名的，用通俗的比喻说，马和之就是南宋的齐白石。《平沙落雁》图的笔法都是马和之的画风。”

 

 

吴老告诉我们：“在省博展出的86幅捐赠书画当中，有一批是六十年代赠的。记得筹备庆祝1959年建国十周年时，广东省委提出要搞十大文化建设，博物馆是其中一个，建立广东画院是一个，还有修建农讲所、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旧址、越秀南路的全国总工会旧址等等。省委指定这项工作由我负责，省博物馆的旧址就是这次建起来的。但是博物馆开馆了，却没有东西，大家都很焦急。”

 

 

“1960年，我被调动到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中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区。这时，我常常出差到各省，每到一地也一定去看看文物商店，看到有广东藉书画家的作品就买下来。例如这次省博展出的梁琛《竹石图册》（10开），中山大学名教授黄际遇的书法条幅等等，就是那时候买的。也有不是广东的，但难得，又便宜的，例如一大迭清代的信札、几件人像画等等；力所能及的也都买下来，送给博物馆。虽然我已不在广东工作，但仍然时时念着省博。”

 

 

可是不久，又“潮汐无端”！1966年，一场大革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来了……幸而，否极泰来，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吴老终于和广大的文化收藏者一道，走进了国家经济和文化复兴的新时期。

 

 

记得有媒体报导，吴老一直提倡私人收藏。1983年，广东首次举行的私人收藏藏品展览，就是吴老大力推动并拍板举办的。在他看来，私人收藏的一个好处就是分散。古代集中在皇宫里面的收藏方式，一到朝代更迭、战乱频仍时，很容易导致大量宝贵藏品被毁损，而私人收藏则可以弥补这种官家收藏的缺陷。吴老曾举故宫的例子加以说明：故宫现在收藏的字画大部分是三家的东西——明末清初的大收藏家项子京、梁清标、安仪周。要是没有这几家私人的收藏，故宫里面的东西和现在就会大不一样。

 

 

事实上，吴老的捐赠确实不只给博物馆。除去一些小的拍卖，在1995年和1996年，吴老曾两次以义拍形式捐出一批清代至现代的名家画作，筹资超过500万元，悉数用于捐助广东贫困地区教育事业。2007年，吴老再度拿出近百幅明代至近代的名家珍品义拍以支持教育事业，其中就有他数十年间发现、收藏、千辛万苦保护下来的董其昌、张瑞图、王铎、刘墉、郑板桥等名家墨宝。

 

 

我们中有人忍不住问：“这些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为什么要捐出去？你的孩子们赞同吗？”

 

 

吴老说：“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问过我了。我在家还是很有权威的。我也曾经说过，在收藏上，我很敬佩张学良先生，他晚年将自己的收藏全部拿出来拍卖，把拍卖所得捐给基督教会。我在北京故宫看到台湾多位收藏家拿到北京展览的藏品，就是他们拍卖到的张将军的藏品，这给我以很大的启发。我已经老了，我要将自己手头上这些与自己有缘的藏品，在晚年做出最好的‘处理’。我时常这样想，比如今年我拿文徵明的一幅字拍卖得30万元，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也许多少年后又有人再将这幅文徵明的墨宝拿出来拍40万、50万元，又可以再兴建一所希望小学或者做别的有意义的事。一件文徵明的作品能够通过在世上多少代人手中流传，既能让世人得到艺术欣赏，又一代一代得到文化建设、教育建设的资金，不是一件大好事吗？”

 

 

共产党人的文人情怀

 

不知不觉，我们这天的交谈已经到了原来预定的时间，我们还很想听吴老讲更多的故事。吴老似乎把我们的想法都猜透了，他主动说：“我再给你们看点轻松的作品吧。”

 

说话间，他再次起身上楼，给我们取来两张画。一张画在日本卡纸上，画中有个身着黑袍的老者，屈身前探，正作抬手举杯沏茶状。吸引现场观者眼球的是画中的文字：“数年前，南公曾允赠潮州茶具一套，云系旧物，至今未见，想为茶童所误，是

然否？南公一笑。”

 

 

另一张是传统的人物画，最吸引人的仍旧是画中添上的题跋：“小屋三间，坐也由我，睡也由我；老婆一个，左看是她，右看是她。”

 

 

这两张画中赫然可见著名画家黄永玉的落款，想必是这位大师在非常轻松欢愉的心境下，以画和吴老交流。在画家与吴老的“特殊对话”中，流淌着的是一种友朋间亲昵的招呼和应。

 

 

“你看，这张画上，黄永玉用这种方式向我要茶壶呢！第二张，那些题字很有味道。那是元朝一个诗人，官府招他去做官，他不愿去，随手写下自己的答复，就成了画中的这段话。”吴老说话时的神情也是满目信任与友善。

 

 

讲起经常交往的画界友人们，吴老的话更加轻松。他说：“中国近代许多知名画家都先后到广东来过，好些人成为了我的好朋友，有的连他们的后代或学生也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2010年，适逢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吴老将珍藏多年的《西丽湖图》捐给了深圳博物馆。有人评价，这《西丽湖图》的创作完成也是偶然中孕育着必然——那是1987年3月，赵朴初与诸名家到访深圳，当时聚在一起雅集的名人有费孝通、周培源、赵朴初、钱伟长、曹禺、刘开渠、郑洞国、贾亦斌、马大猷、程思远、张权、吴祖光、新凤霞、黄苗子、郁风、杨宪益、戴乃迭、沈醉、千家驹等20余位。他们中有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科学家、美术家、文艺家、戏剧家、书法家、歌唱家、翻译家，等等。在中国知识界，他们可说是代表着整整一个时代的人物了。他们的齐聚，无疑是对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持，对特区建设事业的支持。大家游西丽湖后到了石岩湖。午餐毕，赵朴初即席在嘉宾簿上赋诗一首，将到场的多位名人的名字逐一巧妙嵌入，字里行间雅趣盎然。诗云：

 

 

在北京还未见柳条青

 

 

到此地处处是红花碧树

 

 

千家诗唱不尽

 

 

松风水月

 

 

仙露明珠

 

 

难怪周郎爱上了

 

 

问佛心也不异凡夫

 

 

说与曹公

 

 

不须雷雨

 

 

尽教日出

 

 

让大家闲情散步

 

 

笑呵呵

 

 

不妨沈醉倩人扶

 

 

最后许我说一句

 

 

请杨婆婆画一张西丽湖图

 

 

事后，吴老促成了由“四位一体”合成的《西丽湖图》——不但有赵朴初的诗，还有王璜生的一幅画、千家驹的一篇跋和黄苗子的一幅字。《西丽湖图》的跋文中记载了这次聚会的人员，见证了一段珍贵的历史，也让人感受到吴老和这些名人间的亲密友情。而这《西丽湖图》sd我

历史价值，也定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吴老已经年过九旬，身体一如以往康健，日常生活中最喜欢的还是与家人、好友一道看画挥毫，兴致来时也会点评一二，讲些画坛旧事，令听者眼界大开。几年前，吴老曾请人在汕头把谷牧同志退下来后引用过的王安石诗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刻石立存。几年过去了，如今重看，仍感吴老用意深远，它既是改革开放30年来风雨路程的真实写照，也可让今人后代长以为鉴。

 

 

每每忆起与吴老的交谈，深感受益匪浅。详以记之，由衷祝福我们大家敬重的吴老健康长寿！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广东分社网络部主任；

 

 

本文原载人民网，收录本杂志时作者做了些许修改）

 

【阅读延伸·小资料】

 

 

吴南生同志14岁参加革命，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广东省委的老书记，提议和开辟了广东三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和建设，退休前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多年来干部百姓都喜欢亲切地称他作“吴老”。

 

 

吴老在从政之暇，雅好书画收藏。在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经其鉴藏的书画不计其数。尤为难得的是，吴老秉承收藏家“独乐不如众乐”的文化传统，为使所收藏的书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效益，先后将其所珍藏的宋元以来书画名迹捐赠给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深圳博物馆、汕头博物馆和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

 

 

此外，在1995年和1996年，吴老曾两次以义拍形式，捐出了一批清代至现代名家画作，筹资超过500万元，悉数用于捐助广东贫困地区教育事业。2007年，吴老再度拿出近百幅明代至近代名家珍品义拍，继续支持教育事业，其中有他数十几年间发现、收藏、千辛万苦保护下来的董其昌、张瑞图、王铎、刘墉、郑板桥等名家墨宝。

 

 

去年，吴老荣获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颁发的第四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特别贡献奖”，人们无不认为此奖实至名归，吴老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华文化的保护弘扬贡献巨大！

 

 

第七章 吴南生与史卷式的中国书法碑林

 

 

 

集体采访 / 李骏 张宝锵 张弘

 

执笔 / 张宝锵

 

2009年4月间,本刊同仁一行3人到潮州市参观了该市市郊砚峰山淡浮院的书法碑林。我们看到淡浮院建筑壮阔恢宏，书法碑林收集书法作品完整齐全，碑石雕刻精细，排列井然有序，宛如一部鲜活的中国书法史屹立在观众面前。考其究竟，这一处全国史卷式书法碑林的总策划和始终如一的推动者，乃广东省原省委书记和原省政协主席吴南生同志。

 

尽管他工作十分繁忙，但却一直醉心翰墨，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

 

 

从政之余，他一直倾情翰墨，酷爱书画，着意收藏。尤其可贵的是，他雅好鉴藏，但非独赏独乐，多次把长期收集所得献给国家或捐作善举。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就先后向国家捐献过一批藏品，其中捐给广州美术馆的《苏仁山自画像》挂轴，特别珍贵。该画的长跋中，画家自述习画经历，是研究苏仁山生平最确切的第一手资料。1994年他把所藏精品《北宋人群峰晴雪图》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北宋真迹，目前传世不多，有确切创作年代的宋画几乎没有。但此画右下角残存“熙宁辛”三字，经著名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等鉴定考证“熙宁辛”为北宋熙宁四年（辛亥年），即公元1071年，距今938年，这是广东藏画年代最早的作品，价值连城。此件现已成省博的“镇馆之宝”。同年，他又把珍藏的自乾隆年间至近代潮汕籍书画名家黄璧、林琼等人的书画精品23件捐赠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对潮汕地区书画艺术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为使书艺永久流传，吴南生早在筹办汕头大学时，已考虑在校内建立碑林，并得到校董会的赞同，后因故未果。

 

 

1988年泰国著名潮人郭丰源先生，获泰王钦赐土地，建成“泰王钦赐淡浮院”，收藏和展示中华民族珍贵文物，藉以弘扬中华文化，沟通两岸关系，促进中泰友好，此事获海峡两岸的支持。

 

 

1993年，泰王钦赐淡浮院建成。当年我国文化部从全国征集珍贵文物328件赠送该院陈列。及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又赠送中国著名书画家作品18幅，台湾友人也赠送了一大批文物和艺术品。

 

 

1994年底，吴南生一行应邀赴泰国访问，期间，他们到淡浮院参观，会见郭丰源先生。郭先生表示希望院内展有广东名家书画作品。归来后，吴南生邀请广东书画名家挥毫创作，共得书画23幅。郭先生亲自到穗，于1995年11月25日，在广东国际大酒店举行的隆重捐赠仪式上，接受书画赠品。

 

郭丰源先生由此兴起为增强中泰友好，弘扬中华文化，在家乡建设另一座淡浮院的意念。1995年8月10日，他亲莅潮州选址。吴南生得悉此讯，立即表示支持，并建议将碑林建在潮州淡浮院内，郭老深表赞同。他们商定由广东省政协书画艺术交流促进会与泰国钦赐淡浮院合作筹建中国历代书法碑林，吴南生亲自担任总策划，聘请我国著名书法家、国学大师启功、饶宗颐为碑林筹委会顾问。

 

在郭老倡议下，海内外潮人热心损资，潮州淡浮院于1996年兴建。吴南生也随即着手筹办碑林工程，从选定书法名家佳作，提供并收集碑拓，以至选定高质石材、高手刻工，均戮力进行。随后，陆续鸠工刻石，历时两年刻成。

 

 

1999年开始建设碑廊，并于同年完成第一期工程。他多次亲临现场谋划，又得精研中国书法史的省政协副秘书长、书法家林雅杰协助，在选定书法名家、书法珍品、各种风格流派以至征集原件等方面，益臻完美。当年年底碑林部分对外开放。

 

 

标志中泰文化交流的淡浮院，坐落于潮州市近郊砚峰山麓，沿中轴线依山建设，是一群气势恢弘的黛瓦白墙建筑。主体建筑左右两侧便是顺山势向上层层递升的梯级碑廊，宛如两条长龙，蜿蜒上下，十分壮观。

 

 

“中国历代书法碑林”大字题额，由著名书法家、碑林顾问启功题署；序文则由吴南生亲自撰作；复由当代国学大师、碑林顾问饶宗颐书丹。三者珠联璧合，时人称为“三绝”。序文概述汉字形体演变以至书法艺术发展，导引观众对碑刻有更深刻的了解。

 

 

碑林，上起商周，下迄当代，包括历代刻本和名家法书，共330余品。其中明清以后部分，大多为未曾发表过的名家书法珍品，由海内外收藏机构或藏家提供原件刻石。

 

 

纵观碑林，拥有六大特色，为当代各地碑林所不及。

 

 

一曰：时间跨度大，上下三千年，书迹诸体皆备，流派纷呈。碑石按朝代时间排列，上古文字在进门牌坊右侧，秦汉继之，唐宋在中央正面交泰殿前两侧，明、清至现代部分则接续居左侧。循序浏览，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和小篆、简牍遗文、隶书、章草及草、行、楷，书体书风，众美赅备，一部鲜活的中国书法史屹立在观众面前。字体嬗变之迹，灼然可寻。如由隶入楷，东汉《尚府君残碑》，仍为隶书，但已开魏晋楷法之先河；三国《谷朗碑》，颇多隶意，为由隶入楷之过渡；西晋《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楷书，笔划仍留隶意。至于风格演变，正如吴南生序言所云：“殷契稚拙，周金朴茂，秦篆圆畅，汉隶方峻；魏晋尚韵，隋唐尚法，宋元尚意、尚态，明清尚趣、尚朴，至近代则尚势求变。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渊源相继，代有师承。”碑林中，契金石鼓，钟张二王，欧褚颜柳，苏黄米蔡，赵董王傅，翁刘成铁注，以至近代名家，一一上石。上限远远超出《三希堂法帖》的范围。置身碑林，有如漫步于中国书法历史长廊，令人惊叹其历史绵远，持久延续而又风格流派多姿多采，使人流连忘返，为中华书法文化之博大精深和神奇魅力所陶醉。

 

 

二曰：网罗新出土文物，内容更见丰富。春秋侯马盟书，1965年出土于山西侯马；战国包山楚简，1987年出土于湖南荆门；战国楚帛书，二十世纪30年代出土于湖南长沙；秦云梦睡虎秦简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汉居延木签，发现于1972-1976年间；西汉江陵凤凰山木牍，1973年和197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西汉南越文帝九年句鑃（吴越乐器），1983年出土于广州象岗山等，足见搜集广博，大大开拓观众视野。

 

三曰：碑林结合区域特点，适当选入一批广东省有代表性的书法家的作品。鉴于碑林在粤，而自明代以来，粤籍书法家在中国书法版图中地位不断上升，因而对粤籍书法家较为留意。今存最早粤人遗墨有两件：一是近年在南京博物院发现的唐咸通年间（860-874年）《范隋告身》，内有海阳（今广东潮州）人刘昉（北宋宣和进士，历官礼部员外郎、龙图阁直学士）所题跋文一则，是现存粤中最早名人题跋文字；二是白玉蟾（1134-1229年），琼州（今海南琼山）人，遗世书件有《足轩铭》，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明以后有陈献章、湛若水等。清有廖燕，广东曲江人，传世书迹绝少，碑林所刻自书《山居诗卷》，为海内孤本，十分珍贵。自清迄现代，名家辈出，如黎简、宋湘、陈澧、康有为、梁启超、黄节、商衍鎏、陈垣、叶恭绰、容庚、商承祚、吴子复、秦咢生、麦华三等。

 

 

四曰：重视选刻入粤名书法家作品。起自唐李邕、韩愈；宋有苏轼、米芾；明为祝允明、汤显祖；清以降则入粤者众，计有：钱大昕、翁方纲、伊秉绶、阮元、林则徐、何绍基、吴大澂、张之洞、黄士陵、谭延闿、于右任、柳亚子、郭沫若等。其中翁方纲、伊秉绶对广东书坛影响至巨。

 

 

五曰：碑林注意选刻女书法家作品。其中东晋卫铄，世称“卫夫人”，少师钟繇，尝授王羲之书法；元管道昇，赵孟頫妻，行书酷似其夫；明邢慈静，其兄邢侗，擅书法，与董其昌合称“北邢南董”，慈静笔力矫健，颇类其兄；清曹贞秀，工小楷，其书气静神闲，娟秀脱俗；现代则有吴芝瑛，所书《为秋瑾女士营葬诗》，大义凛然。“太息难为后死人”一语，振聋发聩；萧娴，贵州贵阳人，幼年随父入粤，曾师从康有为，长于北碑及隶篆，朴厚高古；冯文凤，广东鹤山人，后迁居美国，书法跌宕雄奇，善篆隶真行。

 

 

六曰：碑林刻工精细，选材上乘。碑林用石选用陕西陈仓青石，紧密坚实，利于精刻，更利于保存。刻工为京、粤知名的碑刻专家蔡学仕，他精雕细琢，原迹神态，毫厘不爽。

 

 

有此六项，足见吴南生锐意经营，匠心独运。尤有进者，历代书法家大都德艺双馨，碑文内容，深寓教育意义。吴南生尝言：“读一副好联等于读一本好书，交一位好朋友，久久不能相忘。”碑林的丰富内容，深寓教化，泽被后世，绝非鲜浅。原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在碑林《后记》中说，吴老“盖思嘉惠后学，造福后世，躬亲擘划，劳怨不避，岁逾廿稔，卒抵于成”，诚非虚语。所谓“劳怨不避”，个中甘苦可知。

 

 

2003年8月，郭丰源先生在泰国逝世，第二期碑廊工程财政陷入困难，吴南生奔走呼吁，欲觅民间赞助，以成其事，数年间举步艰难。去年，幸获广东省政府支持，工程得以继续，预计今年七、八月间将可全面完工。

 

与碑林建设相配合，吴南生又将碑刻作品，浼林雅杰、宇清汇编成线装本《中国历代书法碑林碑帖集》（全三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精印出版，使碑林影响广为流布。

 

 

碑廊建设告一段落，吴南生出其余绪，复于2004年春在穗、京两地由广东省政协书画会承办“广东历代书法展览”，并先后举办研讨会和座谈会。出版了《广东历代书法展览丛书》、《南越陶文录》、《岭南书学研究论文集》、《广东传世书迹知见录》、《广东历代书法展览精品集》、《广东历代书法图录》，以及上述的《广东历代书法碑林碑帖集》。与会专家对于展览及出版高度赞誉，认为这“不仅反映了广东书法研究的最新成果，同时表现出了这一展览在学术层面上的努力，超越了我们常见的展览，表现出了展览的学术内涵”。

 

 

吴南生同志高瞻远瞩，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升书法艺术的学术层次所作的不懈努力，获得海内外人士和专家、学者的普遍赞扬，其所创建的“中国历代书法碑林”，必将永远造福于后人。

 

 

（原载《炎黄世界》杂志2009年第4期，编入本刊时，略有删节。）

 

 

注

 

 

契：甲骨文；金：钟鼎文；石鼓：石鼓文；

 

 

钟、张：三国时代的钟繇、汉代的张芝；

 

 

二王：东晋时代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

 

 

欧、褚、颜、柳：唐代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

 

 

苏黄米蔡：宋代苏东坡、黄山谷、米芾、蔡襄；

 

 

赵董王傅：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明末王铎、傅山；

 

 

翁、刘、成、铁：清代翁方纲、刘墉、成亲王、铁保。

var isvip=0;

集体采访/李骏张宝锵张弘执笔/张宝锵2009年4月间,本刊同仁一行3人到潮州市参观了该市市郊砚峰山淡浮院的书法碑林。我们看到淡浮院建筑壮阔恢宏，书法碑林...

 

 

 

集体采访 / 李骏 张宝锵 张弘

 

执笔 / 张宝锵

 

2009年4月间,本刊同仁一行3人到潮州市参观了该市市郊砚峰山淡浮院的书法碑林。我们看到淡浮院建筑壮阔恢宏，书法碑林收集书法作品完整齐全，碑石雕刻精细，排列井然有序，宛如一部鲜活的中国书法史屹立在观众面前。考其究竟，这一处全国史卷式书法碑林的总策划和始终如一的推动者，乃广东省原省委书记和原省政协主席吴南生同志。

 

尽管他工作十分繁忙，但却一直醉心翰墨，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

 

 

从政之余，他一直倾情翰墨，酷爱书画，着意收藏。尤其可贵的是，他雅好鉴藏，但非独赏独乐，多次把长期收集所得献给国家或捐作善举。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就先后向国家捐献过一批藏品，其中捐给广州美术馆的《苏仁山自画像》挂轴，特别珍贵。该画的长跋中，画家自述习画经历，是研究苏仁山生平最确切的第一手资料。1994年他把所藏精品《北宋人群峰晴雪图》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北宋真迹，目前传世不多，有确切创作年代的宋画几乎没有。但此画右下角残存“熙宁辛”三字，经著名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等鉴定考证“熙宁辛”为北宋熙宁四年（辛亥年），即公元1071年，距今938年，这是广东藏画年代最早的作品，价值连城。此件现已成省博的“镇馆之宝”。同年，他又把珍藏的自乾隆年间至近代潮汕籍书画名家黄璧、林琼等人的书画精品23件捐赠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对潮汕地区书画艺术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为使书艺永久流传，吴南生早在筹办汕头大学时，已考虑在校内建立碑林，并得到校董会的赞同，后因故未果。

 

 

1988年泰国著名潮人郭丰源先生，获泰王钦赐土地，建成“泰王钦赐淡浮院”，收藏和展示中华民族珍贵文物，藉以弘扬中华文化，沟通两岸关系，促进中泰友好，此事获海峡两岸的支持。

 

 

1993年，泰王钦赐淡浮院建成。当年我国文化部从全国征集珍贵文物328件赠送该院陈列。及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又赠送中国著名书画家作品18幅，台湾友人也赠送了一大批文物和艺术品。

 

 

1994年底，吴南生一行应邀赴泰国访问，期间，他们到淡浮院参观，会见郭丰源先生。郭先生表示希望院内展有广东名家书画作品。归来后，吴南生邀请广东书画名家挥毫创作，共得书画23幅。郭先生亲自到穗，于1995年11月25日，在广东国际大酒店举行的隆重捐赠仪式上，接受书画赠品。

 

郭丰源先生由此兴起为增强中泰友好，弘扬中华文化，在家乡建设另一座淡浮院的意念。1995年8月10日，他亲莅潮州选址。吴南生得悉此讯，立即表示支持，并建议将碑林建在潮州淡浮院内，郭老深表赞同。他们商定由广东省政协书画艺术交流促进会与泰国钦赐淡浮院合作筹建中国历代书法碑林，吴南生亲自担任总策划，聘请我国著名书法家、国学大师启功、饶宗颐为碑林筹委会顾问。

 

在郭老倡议下，海内外潮人热心损资，潮州淡浮院于1996年兴建。吴南生也随即着手筹办碑林工程，从选定书法名家佳作，提供并收集碑拓，以至选定高质石材、高手刻工，均戮力进行。随后，陆续鸠工刻石，历时两年刻成。

 

 

1999年开始建设碑廊，并于同年完成第一期工程。他多次亲临现场谋划，又得精研中国书法史的省政协副秘书长、书法家林雅杰协助，在选定书法名家、书法珍品、各种风格流派以至征集原件等方面，益臻完美。当年年底碑林部分对外开放。

 

 

标志中泰文化交流的淡浮院，坐落于潮州市近郊砚峰山麓，沿中轴线依山建设，是一群气势恢弘的黛瓦白墙建筑。主体建筑左右两侧便是顺山势向上层层递升的梯级碑廊，宛如两条长龙，蜿蜒上下，十分壮观。

 

 

“中国历代书法碑林”大字题额，由著名书法家、碑林顾问启功题署；序文则由吴南生亲自撰作；复由当代国学大师、碑林顾问饶宗颐书丹。三者珠联璧合，时人称为“三绝”。序文概述汉字形体演变以至书法艺术发展，导引观众对碑刻有更深刻的了解。

 

 

碑林，上起商周，下迄当代，包括历代刻本和名家法书，共330余品。其中明清以后部分，大多为未曾发表过的名家书法珍品，由海内外收藏机构或藏家提供原件刻石。

 

 

纵观碑林，拥有六大特色，为当代各地碑林所不及。

 

 

一曰：时间跨度大，上下三千年，书迹诸体皆备，流派纷呈。碑石按朝代时间排列，上古文字在进门牌坊右侧，秦汉继之，唐宋在中央正面交泰殿前两侧，明、清至现代部分则接续居左侧。循序浏览，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和小篆、简牍遗文、隶书、章草及草、行、楷，书体书风，众美赅备，一部鲜活的中国书法史屹立在观众面前。字体嬗变之迹，灼然可寻。如由隶入楷，东汉《尚府君残碑》，仍为隶书，但已开魏晋楷法之先河；三国《谷朗碑》，颇多隶意，为由隶入楷之过渡；西晋《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楷书，笔划仍留隶意。至于风格演变，正如吴南生序言所云：“殷契稚拙，周金朴茂，秦篆圆畅，汉隶方峻；魏晋尚韵，隋唐尚法，宋元尚意、尚态，明清尚趣、尚朴，至近代则尚势求变。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渊源相继，代有师承。”碑林中，契金石鼓，钟张二王，欧褚颜柳，苏黄米蔡，赵董王傅，翁刘成铁注，以至近代名家，一一上石。上限远远超出《三希堂法帖》的范围。置身碑林，有如漫步于中国书法历史长廊，令人惊叹其历史绵远，持久延续而又风格流派多姿多采，使人流连忘返，为中华书法文化之博大精深和神奇魅力所陶醉。

 

 

二曰：网罗新出土文物，内容更见丰富。春秋侯马盟书，1965年出土于山西侯马；战国包山楚简，1987年出土于湖南荆门；战国楚帛书，二十世纪30年代出土于湖南长沙；秦云梦睡虎秦简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汉居延木签，发现于1972-1976年间；西汉江陵凤凰山木牍，1973年和197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西汉南越文帝九年句鑃（吴越乐器），1983年出土于广州象岗山等，足见搜集广博，大大开拓观众视野。

 

三曰：碑林结合区域特点，适当选入一批广东省有代表性的书法家的作品。鉴于碑林在粤，而自明代以来，粤籍书法家在中国书法版图中地位不断上升，因而对粤籍书法家较为留意。今存最早粤人遗墨有两件：一是近年在南京博物院发现的唐咸通年间（860-874年）《范隋告身》，内有海阳（今广东潮州）人刘昉（北宋宣和进士，历官礼部员外郎、龙图阁直学士）所题跋文一则，是现存粤中最早名人题跋文字；二是白玉蟾（1134-1229年），琼州（今海南琼山）人，遗世书件有《足轩铭》，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明以后有陈献章、湛若水等。清有廖燕，广东曲江人，传世书迹绝少，碑林所刻自书《山居诗卷》，为海内孤本，十分珍贵。自清迄现代，名家辈出，如黎简、宋湘、陈澧、康有为、梁启超、黄节、商衍鎏、陈垣、叶恭绰、容庚、商承祚、吴子复、秦咢生、麦华三等。

 

 

四曰：重视选刻入粤名书法家作品。起自唐李邕、韩愈；宋有苏轼、米芾；明为祝允明、汤显祖；清以降则入粤者众，计有：钱大昕、翁方纲、伊秉绶、阮元、林则徐、何绍基、吴大澂、张之洞、黄士陵、谭延闿、于右任、柳亚子、郭沫若等。其中翁方纲、伊秉绶对广东书坛影响至巨。

 

 

五曰：碑林注意选刻女书法家作品。其中东晋卫铄，世称“卫夫人”，少师钟繇，尝授王羲之书法；元管道昇，赵孟頫妻，行书酷似其夫；明邢慈静，其兄邢侗，擅书法，与董其昌合称“北邢南董”，慈静笔力矫健，颇类其兄；清曹贞秀，工小楷，其书气静神闲，娟秀脱俗；现代则有吴芝瑛，所书《为秋瑾女士营葬诗》，大义凛然。“太息难为后死人”一语，振聋发聩；萧娴，贵州贵阳人，幼年随父入粤，曾师从康有为，长于北碑及隶篆，朴厚高古；冯文凤，广东鹤山人，后迁居美国，书法跌宕雄奇，善篆隶真行。

 

 

六曰：碑林刻工精细，选材上乘。碑林用石选用陕西陈仓青石，紧密坚实，利于精刻，更利于保存。刻工为京、粤知名的碑刻专家蔡学仕，他精雕细琢，原迹神态，毫厘不爽。

 

 

有此六项，足见吴南生锐意经营，匠心独运。尤有进者，历代书法家大都德艺双馨，碑文内容，深寓教育意义。吴南生尝言：“读一副好联等于读一本好书，交一位好朋友，久久不能相忘。”碑林的丰富内容，深寓教化，泽被后世，绝非鲜浅。原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在碑林《后记》中说，吴老“盖思嘉惠后学，造福后世，躬亲擘划，劳怨不避，岁逾廿稔，卒抵于成”，诚非虚语。所谓“劳怨不避”，个中甘苦可知。

 

 

2003年8月，郭丰源先生在泰国逝世，第二期碑廊工程财政陷入困难，吴南生奔走呼吁，欲觅民间赞助，以成其事，数年间举步艰难。去年，幸获广东省政府支持，工程得以继续，预计今年七、八月间将可全面完工。

 

与碑林建设相配合，吴南生又将碑刻作品，浼林雅杰、宇清汇编成线装本《中国历代书法碑林碑帖集》（全三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精印出版，使碑林影响广为流布。

 

 

碑廊建设告一段落，吴南生出其余绪，复于2004年春在穗、京两地由广东省政协书画会承办“广东历代书法展览”，并先后举办研讨会和座谈会。出版了《广东历代书法展览丛书》、《南越陶文录》、《岭南书学研究论文集》、《广东传世书迹知见录》、《广东历代书法展览精品集》、《广东历代书法图录》，以及上述的《广东历代书法碑林碑帖集》。与会专家对于展览及出版高度赞誉，认为这“不仅反映了广东书法研究的最新成果，同时表现出了这一展览在学术层面上的努力，超越了我们常见的展览，表现出了展览的学术内涵”。

 

 

吴南生同志高瞻远瞩，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升书法艺术的学术层次所作的不懈努力，获得海内外人士和专家、学者的普遍赞扬，其所创建的“中国历代书法碑林”，必将永远造福于后人。

 

 

（原载《炎黄世界》杂志2009年第4期，编入本刊时，略有删节。）

 

 

 

 

 
文章录入：ok    责任编辑：吴鸣镝 

　我要投稿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吴氏网二维码●免责声明： 本站属非营利性纯民间公益网站，旨在对我国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做一点贡献。所发表的作品有来自本站特约网友个人原创作品，有部分转贴自报刊、杂志、互联网等图文，在此发布作品、留言、评论等请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互联网规则。作品中 所涉及的思想、内容、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如果涉及到您的资料不想在此免费发布，请来信告知，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予 以删除。全部资料都为原作者版权所有，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能下载作为商业等所用。——特此声明！
  • 上一篇文章：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网友评论：（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数据载入中，请稍后……
    发表评论
    昵　称: 验证码:
    评　分:
    内　容:
    （0/1000）

    提示：Alt+S快速发表

     
    | 关于我们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管理登录 | 服务专用QQ ：116539779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1015656481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版权所有 Copyright © 1997-2014 China Mrs.Wu,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30152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