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吴氏祖地宗亲会秘书长吴乐一宗长热心宗亲事业，说话风趣，在微信群，大家喜欢和乐一宗长说笑。有宗亲说，乐一和陆定一只差一个字，乐一要赶上陆定一，只要定一定就可以了，很轻松。陆定一也是无锡人，说来也巧，陆定一在无锡的故居，与乐一宗长的家，相距只约百米，两家祖上都是世交

不仅如此，身为无锡吴氏祖地宗亲会秘书长的乐一宗长，现在办理宗亲事务的地点之一是无锡梅里的泰伯庙，而泰伯庙的正门上方匾额的泰伯庙三个大字，正是陆定一的题字。陆定一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后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先生品德高尚，性情正直，他在逝世之前还念念不忘民众的根本福祉，陆定一在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让孩子读书，让人民说话”。这一句看似普通的话语，振聋发聩，让一小撮窃取权力的、似是权倾一方的权贵、而实为毫无伟大人格甚至没有基本人格的肖小之徒的那种人惊恐万状，讳莫如深。

有宗亲认为，陆定一先生的“让孩子读书，让人民说话”，正可谓“民无得而称焉”，看似民众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物质钱财，但实际上给予了人民极大的奉献，民众从心底里称颂这种高尚的品德。这种“民无得而称”的品德，正是孔子对“至德”精神的标准定义。吴祖泰伯被后人世代称为至德，为吴祖泰伯庙题字的陆定一先生，也堪称至德。陆定一先生为泰伯庙题写匾额，至德与至德相合，可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然而然，天意也。

江西丰城吴氏宗亲会的大成宗长，在《吴王夫差及吴文化在日本》论坛中撰文认为，泰伯之德，主要成分之一是“斗”，与天斗，是与当时的恶劣王朝斗，与地斗，是与恶劣的环境斗，与人斗，是与荆蛮之民的愚昧斗，同时，所谓胜人者力，自胜者强，泰伯公还与自己的 “决斗当朝”“放弃王位继承”“不能在父王身边尽孝”的心理做斗争，这是泰伯公达成至德的必由之路。泰伯后裔阖阖公与夫差公，同样继承了泰伯遗风，在自身弱小的情况下，攻灭庞大的咄咄逼人的楚国，在自身被重创（国王阵亡）的情况下，打败了在吴越之地盘踞千年的越国。

在现代，无锡吴氏祖地宗亲会会长吴仁山宗长，同样继承了吴氏先祖的高尚品格与风格，几年前，吴仁山宗长收到美国资产雄厚的巨大的企业集团的诉讼，当时国内包括吴仁山宗长的申锡公司在内的三家企业，被美国公司告到美国法院，但是，另两家企业不敢应诉，只有吴仁山宗长站出来勇敢地面对，成功地捍卫了权益，并以此为国内的所有同行业企业争得了权益，树立了榜样。无锡吴氏祖地宗亲会会长吴仁山宗长这样的举措，是吴氏文化与吴氏精神的大发扬，是大成宗长所说的德之精神中的“斗的精神”的大发扬。

实际上，正如《易经》所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锡吴氏祖地宗亲会的秘书长乐一宗长，同样禀承吴祖精神，对一些不好的现象，敢于表达不满，敢于出面纠正。这种精神，值得颂扬。

在无锡的档案馆里，有两封毛泽东亲笔手书的信，信是分别在1950年与1960年寄给无锡的一位小学老师吴启瑞。原来吴启瑞的丈夫是王人路，王人格的妹妹是当时的电影明星王人美，王人路的父亲是毛泽东的数学老师，因此王人路与毛泽东关系甚好。后来王人路因宣传进步思想而遭受迫害，贫病交加，临终前，王人路告诉妻子吴启瑞：“现在天快亮了。有为难之事，你可去找毛大哥！他与吾父交厚，也与我兄弟亲密。”解放后，吴启瑞一人要养育八个孩子，生活拮据，于是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情况，毛泽东立即回信，并请无锡领导改善吴启瑞一家的工作与生活。十年后，一九六0年，中国发生大饥荒的时期，毛泽东还没忘记这事，又写了一封给吴启瑞，关心吴启瑞一家的生活。

吴启瑞有一位一奶同胞的亲哥哥，是乐一宗长的祖父。当年毛泽东写给吴启瑞的信，是寄到无锡的大成巷，这里也正是乐一宗长的家居所在，离无锡的古运河不远。 实际上，乐一宗长的父亲吴觉宗长，利用身为报务员的便利，通过无线电和中共上海地下党联系上了之后，1949年6月4日，在台湾海峡起义，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伴，驾驶海洋灯塔给养船回到了上海，这时，解放军攻占上海才刚刚7天，而人民海军才成立3个月。

真心希望中国进步的，不仅仅是乐一宗长的这位姑爷王人路，这样的人，在中国大有人在，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其中一位是王昆仑，也是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人士，王昆仑也是无锡人，王昆仑的故居，离乐一宗长的家也不远，在乐一宗长的家的西边，更靠近古运河。王昆仑是一位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家，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因不满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参加反蒋民主运动。1933年，在中共陷入困难的时期，王昆仑组织了革命团体南京读书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老党员的合法身份，为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做了大量工作。

《易经》所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一命题论断，不仅表现在同宗同族的血脉相承，还表现在居住之地的接近，所谓的“德不孤，必有聆”，在乐一宗长的家附近，不仅是陆定一的家，王昆仑的故居在乐一宗长的家的附近，也是符合这一命题。

在无锡，在吴地，有大批要求中国进步，并为中国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还有一位人士，他是开国中将吴人鉴，是常州武进洛阳镇人，这个地方离无锡的惠山镇非常近。吴人鉴原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从事电讯工作，后来在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之中被俘，当时的红军正急需电讯人才，所以红军极力邀请吴人鉴参加红军，吴人鉴应邀参加红军，改名王诤，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秘密战线上的杰出人物。

在隐密战线上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吴地吴氏宗亲是吴人杰，在公开战线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吴地人是陆定一。

陆定一在南昌起义之前，任中共团中央的领导，在四一二事变后，中共处于极端劣势的情况下，陆定一力主发动南昌起义，主张奋力一搏，认为“人生能有几回搏？！”，最后终于打响了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的对抗独裁专制的第一枪，为中国革命燃起了星星之火。

做为吴地人民之一分子的陆定一先生的这种理念，表明吴地人民，与吴氏族人一样，继承了吴地共祖泰伯的至德精神品格。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在公开的战线上，在陆定一领导主持下，中共的宣传工作极为精彩，为中共争取民心，为争取广大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的心、让广大青年 投奔延安，心向共党，为中共的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陆定一先后担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陆定一主导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所发布的大量文章社论，至今仍然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陆定一的这种情怀，正是吴地人民在泰伯至德精神的熏陶之下所展现的德之力量。

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发表的文章社论，现摘录如下：

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选举权》，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选举权，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标准，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普选权：“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文章指出，选举必须是真正的普选制：“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文章强调选举不能规定什么资格条件：“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文章再次强调民主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文章指出：“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

针对一党独裁的危害，1946年3 月30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章指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说：“各方面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及其军队“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因此，“凡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区域，只要可能的话，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能不实行三民主义的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如果不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就不能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他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强调，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择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文章指出，一党专制是民主的死敌，党派只有竞争才能生存：“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1945年1月28日《新华日报》发表友谷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文章指出，一党专政下的所谓国会和舆论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是代用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还发表文章，对那些反对民主、维护一党专制的借口进行批驳。针对“国情特殊论”，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民主即科学》一文，指出真理不分国界，民主适宜一切国家。文章说：“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针对“稳定压倒一切”论，1946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谁使中国不能安定?》，文章指出：独裁专制者希望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文章指出：“中国人民早已知道什么是拨乱反治的办法了，那就是——停止内战!取消特务！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1945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指出：“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文章收集了许多材料，文章指出，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有无言论自由是判断民主还是独裁的重要标准：“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 文章指出：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这种做法的“终极的结果，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硬化”。 文章号召人们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

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文章指出，新闻从业者戴着重重的枷锁：“有消息不能报道，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文章指出：“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 文章又指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1946年2 月18日《新华日报》发表何思敬的文章《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文章指出：“文明国之道路就在于使人民的才智有发展之可能和真正的机会。出版是文明的指标，但文明国决不以其政府出版物而自豪，文明国常以民间出版事业之兴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物的品质之优良、种数与数量之众多而自豪。”文章还指出：“文明国在宪法中不仅保证人民思想、信仰、言论、出版之自由，而且明文宣告放弃检查制度或禁止采用检查制度。……出版法——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书，其任务在保障民间的出版事业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间的出版事业成为自由的事业，成为人民的自由的机关之一，成为文明的母胎。人类有了文字、纸张、书籍、印刷机、照相术、电报、电影以及各种电传技术等文化财产以来，全靠大多数人民能够自由使用，这批文化财产或印刷文明才算得到了最正当的使用，有了正当发展的机会。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近代文明的道路就是要建设一个进步的民主的幸福的丰富的持久和平的世界；因此，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因此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文明的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起文明的批评之理——而文明批判与自由研究就需要不仅在一个民族内而且在诸民族间自由的精神交通，人民的自由出版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文明创造的交通机关。”

中国共产党认真对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民主经验。1943年4 月15日《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民主主义的利刃——美国的民主传统》，文章指出：“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从华盛顿总统直到林肯总统，美国历次的战争，都是为民主而打的；美国目前所参加的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也就是为民主，应当是为民主。这原因一半是美国的立国是由于人民要求民主而来（独立战争）；一半是从这个立国基础，使美国人得到一种体念，就是罗斯福总统对杰斐逊所下的评语：“杰斐逊对于人类之所相信者与今日之所相信者同：彼与吾人同信人类有自治之能力；任何帝王暴君独裁者之统治人类，均不若彼等之自治。” 这信念是美国两百多年民主政治的结论，不但是教训着美国人民，而且应当是全世界人类的教训。”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毛泽东强调中国人尊重美国人的民主理念，鲜明地提出：“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文章指出：“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1944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社论指出：“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与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过去的工作一样，与罗斯福、华莱士现在的工作一样，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

每逢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诞生日，《新华日报》也常发表纪念文章。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文章指出：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和倡导的《权利法案》，早已“成为整个民主世界的基本观念了。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正势力所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世界上还有根本不承认人民权利的法西斯蒂，还有企图用不正暴力来强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还有想用一切丑恶卑劣的方法来箝制人民自由、剥夺人民权利的‘法规’，‘条例’，‘体制’；还有想用‘民主’的外衣来掩藏法西斯本体的魔术家和骗子，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的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国际民主既然与国内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参加到世界民主国家家庭中去的人们，就无法违反国内民主的原则。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9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家，曾经这样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 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他说得很对。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持行并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了吗?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

——《新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

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闻：据说美国在马绍尔战场协助土人实行民主，让他们自己选举行政官。这是很平凡的事：从民主的美国来说，正应当如此。这也是不平凡的事：从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国家来看，觉得新奇、觉得刺耳、觉得不平凡。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3日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

——《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那样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民主自由”的教育……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却证明基本人权无保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屠戮，并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还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7日

中国青年在现阶段中所从事的运动，应该是争取民族独立，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为这三大目标而奋斗的人，在历史中就有他的地位。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本市消息内政部公开颁行一种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令，借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响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宁”。据中央社讯，其要点如下：负责筹备游行的人员，需于事前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游行宗旨、集会地点、进行日期及时间经过路线等呈报当地“治安主管机关”。散发的印刷品和张贴的标语须事先送当地 “治安主管机关”审查。上项法令，已由内政部发致全国各省市地方机关，本市市政府业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区公所“遵照办理”。有了这个“法”的根据，今后各地当局更可以随意于事先防止临时禁止一切人民团体之游行。人民游行已无自由可言了。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3日

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严惩虐待犯人、毒杀犯人的凶手!未获释放的政治犯应切实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为。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而在重庆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学生们的组织与行动也被当局宣布为“不合法组织……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缔。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组织，是有益治安，而应力加保护。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让我们在这个不合法的罪名下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的宪法”出现的一天吧!

——《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

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未暴动，“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克出动镇压”。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1945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指出：“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文章收集了许多材料，痛切呼吁新闻自由。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所以我们的认识是……要想在战后不愧为四强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须先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国日报》)。“言论自由是人类一致要求的权利，……从社会文化的观点上看，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必具的条件。” (同报，九月一日)。“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云南日报》)。

“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而在反映民意这一点，遗憾尤多，近年以来，……言论出版的限制加强，结果出版界的凋零，实为多年所未见；而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应该加以改良的……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业兴盛。我们对于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过事‘谨慎’，势将使出版事业趋于萎缩，而人民的精神食粮也感缺乏；终极的结果，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以无识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战，更不足以谈建国”(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义报》)。

“通讯与言论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没有这种自由，则失去说话自由权的个人，必同时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丧失，那就与奴隶无异，不能算是国民。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所以争取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正就是争取民主的先着” (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华西日报》)。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三十四年二月二日《华西日报》)。“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就报纸而论，国内外消息由一个机构发出，凡是对某一方面感觉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远不会让人民知道……于是所有的报纸图书杂志，尽管种类不同、名目不同、地点不同，内容都举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这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其结果也会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便化。”(吴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论坛》)。

“目前的事实，是报纸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一个人民的胸坎中，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是懦夫的行为；受辱不争，受害不争，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行径；我们是懦夫、还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国家，应该先以铲除这不争的恶性开始。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报纸与舆论的合一，应该是当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吴晗，昆明《自由论坛》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在抗战胜利中纪念“记者节”，每个新闻从业员都感到一点光荣，但是在光荣背后，对于戴着重重枷锁而奋斗过来的新闻记者，每个人也都有一份悲愤和羞惭。悲愤的是我们“文章报国”的志愿和力量，在这长期的神圣抗战中因为这种不合理制度而打了一个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甚至有人由新闻记者摇身一变而为检查官，用剪刀和红墨水来强奸人民的公意。今天是什么日子?不是束缚人民言论自由的法西斯虐政业已打倒、四大自由列为宪草?不是戈培尔已经在播音机前面死掉了?

今天，应该是中国新闻记者起来洗刷羞辱的时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记者节还要写《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的文章，应该已经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了。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湖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叫他们“小心!小心!”就是这种手段的举例。

记者是应该“小心”的。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服务，当然应该自觉的“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除了上述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外，中国共产党的媒体还强调“要实现民主，必须有一部人民的宪法”、“自由结社，是人民的基本权力”等等。可见，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民主思想是非常丰富的。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著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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