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祐，任胶东侯相。吴祐为政仁爱简易，以身作则。百姓有争诉的，常闭门反省，然后再断案，用道德晓谕百姓，有时亲到闾里，力劝和解。自此百姓争端减少，吏人怀德不相欺诈。

吴祐在胶东任职九年，调任齐相，经大将军梁冀举荐任长史。后因梁冀诬陷太尉李固，吴祐为李固争辩，梁冀发怒起身进屋，吴祐也不辞而去。梁冀将吴祐调任河间相，吴祐因此辞职归家，不再为官，终以九十八岁高龄去世。

吴祐长子 吴凤 号君雅 官至乐浪（今朝鲜北部）太守。

原文：

吴佑字秀英，陈留长垣人也，父恢（或作吴惔），为南海太守。年二十，丧父，居无担石，而不受赡遗。

常牧豕于长垣泽中，行吟经书。遇父故人，谓曰：“卿二千石子而自业贱事，纵子无耻，奈先君何？”佑辞谢而已，守志如初。后举孝廉，将行，郡中为祖道。佑越坛共小史雍丘黄真欢语移时，与结友而别。功曹以佑倨，请黜之。太守曰：“吴秀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后亦举孝廉，除新蔡长，世称其清节。

时公沙穆来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佣，为佑赁舂。佑与语大惊，遂共定交于杵臼之间。佑以光禄四行迁胶东侯相。时济北戴宏父为县丞，宏年十六，从在丞舍。佑每行园，常闻讽诵之声，奇而厚之，亦与为友，卒成儒宗，知名东夏，官至酒泉太守。

佑政唯仁简，以身率物。民有争讼者，辄闭合自责，然后断其讼，以道譬之。

安丘男子毋丘长与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长杀之而亡，安丘追踪于胶东得之。佑呼长谓曰：“子母见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虑其难，动不累妾，今若背亲逞怒，白日杀人，赦若非义，刑若不忍，将如之何？”长以械自系，曰：“国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虽加哀于我，恩无所施。”佑问长：“有妻子呼？”对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长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狱中，妻遂怀孕，至冬尽行刑，长泣谓母曰：“负母应死，当何以报吴君乎？乃啮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吴生’，言我临死吞指为誓，属儿报吴君。”因投缳而死。

译文

吴祐 字秀英，是陈留长垣人，父亲吴恢，任南海太守。吴祐二十岁时，父亲去世，家中没有一担一石之粮，却不接受别人的馈赠。

他常在家乡水边牧猪，同时漫步吟诵经书。遇到父亲生前的老朋友，（朋友）对他说：“你是两千石官员的儿子却做这样下贱的事，就算你不觉得羞耻，又怎么对得起你去世的父亲呢？”吴祐只是表示谢意，坚守志节并不改变。后来被举为孝廉，将前去应召，郡里给他饯行，吴祐跟小吏雍丘黄真畅谈多时，与他结友而别。功曹认为他太傲慢了，请求罢免他。太守说：“吴季英有知人之明，你先不要多言。”黄真后来也被举荐为孝廉，拜新蔡县令，世人称赞他清廉有节操。

那时有位公沙穆到太学游学，没有川资衣粮，就换上衣服去当雇佣，这一天爱雇到吴佑处舂谷子。吴佑跟他说话大吃一惊，二人便于杵臼之间一起定下生死之交。吴佑因符合光禄四行的要求被任命为胶东侯相。这时济北戴宏的父亲在此当县丞，戴宏便函跟随在父亲身边。吴佑每次出来走动，总听到琅琅书声，惊奇而厚待他，也与他定交为友，戴宏后来成了大学者，闻名于东方，官至酒泉太守。

吴佑行政只求简约平和，以身率物亲自垂范。民有争讼时，他例闭门反省考虑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然后断案，以道理开导诉讼各方。从此之后，争底细渐渐减少，吏民怀念他不愿欺骗他。小吏孙性私自征收老百姓的钱给父亲买衣服，父亲得到衣服时发怒说：“有这么好的顶头上司，你怎么忍心欺负他，做对不起他的事呢！”催促他到吴何处领罪。孙性又惭愧又害怕，带着衣服到府中去自首。吴佑让左右退出问他这是为什么，孙性就把父亲的话说了。吴佑说：“你因为养父亲的缘故做了错事，人们说：‘看一个人犯的错误就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了’。”于是叫他回去向父亲道歉，并把衣服赠送给他。

另外有个安丘男子叫做毋丘长的，跟母亲一起到市场去，路上遇到一名醉客污辱他母亲，毋丘长把这人杀了逃亡他乡，从安丘县追踪到胶东抓着了他。吴佑唤来毋丘长对他说：“你母亲受辱，这是人子所不能容忍的。然而孝子忿恨时要想想后果，行动要不给父母留下牵连。而今你违背亲人逞其凶气，白日杀人，赦免你吧不合道理，严惩你吧又于心不忍。你说该拿你什么办？”毋丘长就自己戴上枷锁，说：“国家制定了大法，我自己触犯了它。大人虽说同情于我，这恩情也没处去实施了。”吴佑问他有无妻子？回答说：“有妻还没有生子。”就行文到安丘县抓来他的妻子，妻子来到，便除掉他俩的枷锁，让他俩同宿狱中，妻子就怀孕了。至冬季终了时该行刑了，毋丘长哭着对母亲说：“我辜负了母亲自应去死，可该怎么报答吴大人的恩情呢？”当场就咬断指头吞进肚中，含血而道：“妻若生下儿子，就名‘吴生’，告诉他我临死吞指为誓，嘱咐儿子要报答吴大人。”便自缢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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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汉书》《山东通志》等记载：安丘男子毋邱长，和母亲在街上同行，遇一醉汉辱母，毋邱长把醉汉给杀了。被抓住后，当地官员吴祐说：子见母辱，人情所耻，但是白日杀人，“赦汝非义，刑汝不忍”。

得知毋邱长还没有儿子后，吴祐让毋邱长与妻子在狱中同住，直到毋妻怀孕。毋邱长感念这位吴祐官爷的优待，最后选择自杀谢罪，还让儿子取名“吴生”。

东汉“刺死辱母者”阳球，有些极端。

《后汉书·酷吏传》所记，郡中有位官员侮辱了他的母亲，他就纠集了几十名少年将这个官吏和全家杀死，阳球因此出名，还被举荐为孝廉，补任尚书侍郎。

“刺死辱父者”，也有极端例子，为“魏汤报仇”。

《太平御览》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孝子传”：一个叫魏汤的少年，与父亲相依为命，一次父亲被恶霸殴打，魏汤只能不断磕头求饶，好在被路人相助，父子俩没被打死。后来魏汤一直隐忍到父亲寿终正寝，才去实施复仇计划，最终提着恶霸的脑袋祭奠父亲。

“魏汤报仇”的故事，还被刻在了山东嘉祥县武氏祠的画像砖上。

“孝”，对于古人来说有多重要？

在汉代，官吏判杀了复仇孝子，可能会被上司治死罪。如一位叫路芝的县令，就因为杀了复仇的孝子，被桥玄笞杀，“以谢孝子冤魂”。

董仲舒六世孙董黯，也因“刺死辱母者”名垂青史。

据传，这位“董孝子”的母亲，被邻居辱骂殴打，卧床不起，继而病逝。为报辱母之仇，他竟在青天白日杀人。汉和帝闻其孝心，“表其异行”，宽恕了他的杀人之罪，还要授他官职，使孝子“海内闻名，昭然千秋”。

后来，人们就把董黯居住的大隐溪叫作慈溪，后来又用慈溪来命名县名。宁波至今有董孝子庙留存，还有历代歌咏他的诗词。

如果把“刺死辱母者”，扩大到为母复仇、为父复仇，古代的“刺死辱母者”“为父复仇者”，基本上也会得到地方官甚至皇帝的宽宥，减刑乃至免罪是标配。

《后汉书·列女传》记载：酒泉人赵娥（因是庞子夏之妻，又称“庞娥”“庞娥亲”），父亲被同县人所杀，她隐忍多年，找机会报了杀父仇，主动自首，而当地官员感其孝行，不愿治罪，最后遇大赦被免罪。

唐宋以降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隋唐时，王舜有姐妹三人，父亲被人所杀，发誓父仇未报不愿出嫁。

《隋书·列女传》里记载，姐妹仨手刃仇人后，一起自首，争相揽罪，判官不能做出判定。后来这事传到唐高祖李渊那里，李渊被她们的孝行感动了，因而赦免了她们。

和姐妹三人一样，《旧唐书·列女传》里，也有两位女子，为报父仇，免于罪罚。

贞观年间，绛州有位叫卫无忌的女子，父亲被同乡人卫长则所杀，她在一次宴会上用砖头击杀了卫长则，主动请罪。这事经褚遂良传到了唐太宗耳中，唐太宗不但免了卫无忌的罪，还嘉奖了她的孝烈，给田宅嫁妆。

唐高宗时，濮州有一位孝女贾氏，父亲被同族人杀害，她发誓不嫁，将弟弟抚养长大以报父仇，待弟弟杀了仇人，取其心肝，祭奠亡父后，要被判罪，贾氏又欲代弟服罪，高宗知道后，哀怜姐弟俩，给予特赦免罪。

唐以前，“刺死辱母者”“为父复仇者”不抵死罪很普遍，从唐代开始，也有抵死罪的。

武则天时期，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他最后亲手杀掉杀父仇人，自己捆绑着身体到官府自首。

当时的谏官陈子昂，上《复仇议状》，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所以他建议处徐元庆死罪，同时在他家乡表彰他为“烈士”，并请朝廷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

后来，作为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写了一篇《驳复仇议》，穿越时空都要和陈子昂开撕。

柳宗元认为，陈子昂的意见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柳宗元还在这篇著名的奏议文中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

唐宪宗年间，一个12岁的男孩梁悦，为了替父报仇，杀死仇人秦杲。“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在定罪性质上，又引起较大争议。

韩愈的《复仇状》说，“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杀或赦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尚书省经过辩论，最终裁定梁悦为父报仇，投狱请罪，特敕免死，决杖一百，发配循州。

从此形成案例，为父报仇可免一死，不免于流放之刑。一直到明代都是这样，可查阅何竞、张震的案例。

《宋刑统》也曾明确提出，“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仇者”，应根据具体案件详察，最后让皇帝裁决量刑。而皇帝一般本着“以孝治天下”，奉行减刑宽宥。

《新唐书·列女传》上，有一位叫谢小娥的女子，是豫章商人的女儿，后来嫁给历阳侠少段居贞为妻。父与夫同时被强盗杀害，谢小娥也受了重伤，落水被救。她立誓报仇，乔装打扮为男子，四处寻访，最终手刃仇人申兰，并报官将申兰的同党一网打尽。

刺史张锡表彰小娥为父、夫报仇的节义，免其死罪，附近豪族闻小娥之名，都来求聘。但小娥却誓不再嫁，削发为尼。最后成为了文学作品的好素材，写入各种传奇故事，广为流传。

又有南唐人龚颖，叔父被卢绛所杀，后来龚颖和卢绛都投奔了宋，龚颖袖藏铁简入朝，在宋太祖面前打伤卢绛，太祖知道龚颖是为叔父报仇后，称赞其为“义士”，于是斩杀了卢绛，释放了龚颖。

以孝为先明代多免死罪

明代富平人李忍，家贫却很孝顺，也曾为母刺人。

《陕西通志·富平县志》里说，他惹上官司，县里有个叫罗武朱的衙役，素来横行霸道，抓不到李忍，就把人母给绑了游街，还将绳子从李忍母亲的裙下穿过，以此羞辱。李忍怒了，如此辱母，不共戴天，就把罗武朱给弄死了，然后自首。县官依法处置，又敬重他的孝行，改死刑为流放。

嘉靖中叶，有一位“刺死辱母者”，山西保德人崔玘。

《万历野获编·卷十八》记载，14岁时，崔玘父亲与邻女魏氏勾搭上，母亲被驱逐羞辱，崔玘愤而手刃魏氏。嘉靖皇帝知道这事后，觉得这小伙不错，年纪轻轻为了孝义“快意恩仇”，就免其死罪，判劳改三年。

为父报仇的，还有两兄弟。

《清史稿·卷四百九十八》所记，清代江南丹阳人黄元洪、黄福元兄弟，父亲黄国相被同乡虞庠请的黑社会团伙捆绑沉河而死，两兄弟长大后，持斧将虞庠砍死，然后自首，官府将哥哥下狱，弟弟免罪。第二年，黄元洪被赦免后，出家为僧。

由此可见，在古代，“为父复仇者”“刺死辱母者”，不但不该杀，判无期都嫌量刑过重，唯恐伤了天下孝子的心。这样的例子，从汉代列到清代，都不能穷尽。

即便在民国时，“为父复仇者”的孝心也是天地可鉴，令人生恻隐之心。

1935年11月，天津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命案。“五省联帅”的大军阀孙传芳，被一名叫施剑翘的女子刺杀了。

原来施剑翘之父施从滨，在直奉战争中兵败被俘，孙传芳违背战时不杀俘、不戮降的通例，下令斩决施从滨，并枭首于安徽蚌埠车站。当时才20岁的施剑翘悲愤万分，誓要为父报仇。十年后她终于找到机会刺杀了孙传芳，然后就去自首。

在法庭上，施剑翘详细陈述了自己艰难的复仇历程，说道：“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

施剑翘的陈述以及律师的辩护，感动了法官和在场的旁听者。1936年2月，河北省高等法院最后判其有期徒刑七年，11个月后又遇特赦。施剑翘也像唐代的谢小娥一样，最后选择了出世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