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吴越街 一个街名印刻历史风云

吴越的侄孙吴敬仲

 
凡是去过安庆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吴越街”的。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专程赶往安庆、桐城等地，探访吴越街、吴越故居，为您揭开发生在100多年前的革命风云。

吴越街头忆英烈

吴越街，历经80多年的沧桑变迁，繁华不减当年。星级大酒店、超级大卖场、百年老店，经久不衰，更有吴越茶馆、吴越书社这样的老店时刻提醒着人们莫忘了“吴越”的英名。

这条南起人民路，北至宣家花园街，全长323米的小街巷，清为按察使司署，民国初为安徽巡按使署所在地，1926年毁于火灾。1929年拓宽庆云街时，于街西口到安庆高等法院开辟此路，取名“吴越街”。

“吴越街以清末革命烈士吴越的名字命名，这是安徽省修筑的第一条柏油路，文革期间改名援越街，文革后恢复原名。”安庆市地方志工作人员汪忠民对记者说。

关于吴越的名字，一直就有多种说法。自称吴越“远房亲戚”吴良杰老人说，自2007年起，他便着手搜集各种史料修订家谱，“按照家族的辈分，他是19世，我是20世，我应该管他叫伯父。”吴良杰认为，名字中的“越”应该是“樾”，后来去“木”是出于对家族的保护。不过，史料中还有一种记载，说“吴樾”这个名字，是清政府有意加上的“木”字旁，以示侮辱。

后人家悬殉义照

对于吴越的侄孙子吴敬仲来说，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100多年前他的先人曾留下了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一笔。用孙中山的话来说，“爰有吴君，奋力一掷”。

在桐城，寻找吴越故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一位当地人的指引下，穿过狭长的六尺巷，沿着古老的西后街一直前行，再拐进幽深的延陵巷，一直走到尽头，终于看到“吴越故居”。

这里没有六尺巷的游人，没有文庙边的喧嚣。与周围的房子相比，这几间房子矮小、破旧。只有紫红色的木制窗户，显示着这里历史悠久。

“以前房子大着呢。”吴敬仲说，桐城有名的六尺巷故事中，和宰相张英的家族发生矛盾的就是他们吴家。以前房子直接延伸到六尺巷，只不过现在房子只剩下这么一排，而他家住着其中的三间。老夫妻住中间，两个儿子一边一间。几十年来，房子都没有动过。

吴敬仲是位安静的老人，不太爱说话。就像这一排普通的平房，平静得时间好像也停止了。在他家墙上，挂着一张摄于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只能看出一个人揪着吴越头顶的发辫，其他几个人扶着。照片最下面是一行字：“烈士吴樾殉义后摄影”，据说是孙中山的笔迹。两个小孙女也不太清楚，家里为什么要挂这张有点吓人的照片。

“知道自己与吴越的关系，也就是这张照片。”吴敬仲说。现在这张照片被装进一个相框，放大了挂在正屋的墙上。

“我的爷爷叫吴楚，是吴越的弟弟。”吴敬仲说，这张照片应该是在事发之后，清政府拍摄的。但这张照片是如何得来的，他也不太清楚。

英雄竟无凭吊处

尽管从未见过这位为国捐躯的先人，但吴敬仲曾无数次听长辈们讲述吴越弹炸清廷五大臣的故事。

 吴越，1878年出生，安庆桐城人23岁时，由族人吴汝纶推荐，到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读书

吴越是安徽桐城人（今枞阳县雨坛乡人，从去年开始，枞阳县划归铜陵市管辖，不属于安庆市），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族人吴汝纶的推荐下，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读书，并在那里初步接触了大量革命书刊，逐渐走上了推翻清政府腐朽统治的道路。1905年9月24日，清廷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吴越怀揣炸弹混进北京正阳门车站，并踏上五大臣乘坐的高级包厢。“轰”的一声巨响后，吴越当场牺牲，五大臣中的绍英伤了右股，端方、戴鸿慈受了轻伤，载泽在慌乱躲藏时擦破了头皮。

吴敬仲说，1912年5月26日，在北京桐城试馆的礼堂里隆重举行了追悼吴越的大会，著名革命活动家徐谦、章太炎、蔡元培等到场并讲话。吴越的遗体就是吴敬仲的爷爷吴楚专门赴京运回安庆的，同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时牺牲的8位烈士一起安葬于“皖江烈士墓”。

据说，吴越在决定刺杀清廷五大臣之前，曾给他的朋友和未婚妻留下遗书，名为《暗杀时代》。而就在这封遗书中，他曾希望吴楚能将儿子过继给他。对于祖先的祭奠，吴敬仲说，只能采用“家祭”的方式，因为不知道墓在哪儿。

安庆市西门外平头山畔，据说就是“皖江烈士墓”的原址。“现在山头被推平了，几乎看不到任何遗迹，石碑也下落不明。”安庆市地方志工作人员汪忠民说，经过近百年的风云激荡，“皖江烈士墓”已不可考，只知道有平头山这么个地方，但烈士墓具体位置在哪儿，不得而知。
 

吴越正阳门刺杀案爆发之后，安庆爆发三次起义

安庆，作为安徽省会和长江中游的砥柱，在太平天国起义和辛亥革命运动中，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早在1869年，安庆曾发生过著名的反洋教斗争，市民和参加考试的学子将洋教堂砸毁，驱赶外国传教士。清末，安庆再次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前沿。青年陈独秀在历史洪流中挺身出来，最先进行宣传鼓动工作。1899年他在日本参加了留日爱国学生组织的励志社，1902年春返回安庆，与柏文蔚等人组织安徽青年励志社，传播新思想，鼓吹反清革命。1903年，陈独秀与潘赞化、房秩五等人在安庆藏书楼发起拒俄爱国演说会，后被史学家称为“清末安徽革命运动之发端”。这次会议，吸引了很多爱国青年。“是时参加者，安徽大学堂及武备学堂学生各数十人。”（见柏文蔚《五十年经历》）在那次演讲会上，陈独秀倡议成立安徽爱国会并亲笔草拟安徽爱国会章程。爱国会的宗旨是“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

1904年2月，安徽武备学堂头班学生毕业，安徽巡抚招募新军300人，归武备学堂毕业生训练，称武备练军。因为新招士兵，都要求有一定文化，因此许多革命青年（如柏文蔚、熊成基等）投入了新军队伍。柏文蔚和陈独秀非常重视新军中的革命力量，秘密联络，成立了“同学会”，进行宣传活动。“在辛丑、壬寅两年时间内，为进行革命活动，避免官厅注意，余特创立同学会，藉以联络各方面革命同志。既不限于同校同学，更打破省界。以是党徒日众，以黄花亭杨氏试馆为通信办事机关，以南庄岭西端密茂之松林中为集议之所。”（柏文蔚《五十年经历》）

1905年暑假，柏文蔚“出走皖北，遍访张孟介、岳相如诸同志，与之誓约。”（《柏文蔚传》）不久，就以柏文蔚所在的安庆武备练军革命力量和陈独秀所在的芜湖安徽公学革命力量为基础，联合有志之士成立了岳王会。“此种组织，陈仲甫、常恒芳皆最重要分子也。会员入会用江湖上宣誓方式，绝对秘密。后又在安庆成立分会，吸收对象主要是军人。而会员为了运动军队，投入新军当兵的也不少，后来形成一部分强有力的革命力量。”（《五十年经历》）当年，为了筹办新军，安徽武备练军停办，原来的练军成员，改组为新军第二标第三营，俗称“老三营”。据常恒芳回忆：“（岳王会）安庆仅有二三十人，人数太少，力量不够，因此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维新会’，老三营的人大概都参加了。

这年秋天，清政府决定在总督所在地成立一镇，由于干部不够，乃在安庆举办干部训练班，人员由绿营里挑选，好的可以当头目，作为新军的干部。这个训练班分五个队，每个队里都有我们的同志。”（《记安庆岳王会》）常恒芳所说的“训练班”，也就是1906年成立的安徽督练公所，下设步、马、炮、工、辎五种弁目训练所，老三营的人员分别编入训练所。“留在老三营的有毕靖波、倪树屏、张汇韬、肖良璞、薛子祥、范传甲、张绳武、石德宽、石德鉴、郭星五、石汉卿等。”“为了加强对新军的领导，常藩侯也在此时投身炮兵弁目所当学员。吴旸谷、袁子金等亦同时参加了弁目训练所。”（沈寂《辛亥革命时期的岳王会》）“前清之际，安徽改练新军，首在皖垣创设武备练军学堂，旋又设陆军常备营，青年有志之兵，纷纷应征。

熊成基、柏文蔚、郑赞丞等，均出身于练军学堂。张劲夫、范传甲等，则属于陆军常备营，分投热烈提倡革命。时有岳王会者，安庆军界运动革命之先锋也。”（陈春生《戊申熊成基安庆起义记》）随着柏文蔚到南京任职和陈独秀东渡日本，岳王会的重心转移到安庆。岳王会在安庆新军中大力发展革命势力，“新军中的士官倾向革命的不少……凡在新军之中，稍有知识血性者，无不收入其间。亲与接纳，推食解衣，均有布衣昆季之欢。每宣布满人之残暴祸国，无不愤激涕零，同呼效死。新军两标余众，无不准命是听。”（见《范传甲传》）到1906年夏，岳王会又在吴旸谷、张钱仁介绍下，全体加入了同盟会，纳入了全国统一的革命组织。

由于岳王会的积极组织和影响，1908年熊成基领导发动了安庆炮马营武装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吴旸谷又领导了一次旨在安徽独立的新军起义，也是积极依靠了新军中的革命力量。与此同时，清政府在各地也大办警察学堂，培养各级警察官吏，革命党人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正当1906年安徽巡警学堂成立之时，光复会成员徐锡麟从浙江来到安庆，取得巡抚恩铭的信任，当上巡警学堂会办。他在安庆广泛联络同志，并与新军中革命党取得联络，准备随时进行革命暴动。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巡抚恩铭，最先掀开了安庆武装起义的序幕。

 
安庆三次起义震动清廷，鼓舞了革命者士气

 
1907年、1908年，安庆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徐锡麟起义和炮马营起义。这个长江中游的省会城市立刻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它造成清廷上下极度的恐慌，也给在黑暗中摸索的革命党人指明了一个方向。

徐锡麟 (1873～1907），字伯荪，浙江省绍兴县人，光复会成员，自幼秉性刚强，心存报国大志。

由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而签定的辛丑条约，使得清政府在天津不能驻军，于是1902年，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建立中国第一支现代警察队伍，一方面承担起军事戒备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开始负责起“全省巡警、消防、户籍、营缮、卫生”等公共事务。半年内的时间，天津从一片混乱的局面，成为全国各省社会治安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盗者，西人亦叹服”。第一支警察队伍的建立，使天津被外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1906年2月27日，朝廷下令在中央成立巡警部，以徐世昌为部长，以赵秉钧为右侍郎（副部长），推动全国各地进一步“裁兵改警”，兴办正规化、专业化的警察机构----巡警。从而也建立了很多巡警学堂。徐锡麟这个时候加入了大清巡警干部队伍。

光绪三十二年底，徐锡麟经原湖南巡抚俞廉三推介来安徽候用。到安庆不久，被委为陆军小学堂会办，不久又升为巡警处会办和巡警学堂会办。徐锡麟经常在给学生讲课时灌输爱国民主思想，秘密在学生中发展光复会员，还经常与安庆驻军军官联络，同新军中的倪映典、薛哲、范传甲、常恒芳等交往密切。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徐锡麟秘密返绍兴，与秋瑾及皖浙两省会党领袖开会，决定于这年五月二十六日（ 7月6日）安徽和浙江同时起义，占领安庆和杭州，再合军攻占南京。

   由于会党成员叶仰高在上海被捕，供述光复会首领已入安徽官场。两江总督端方即电告安徽巡抚，严令缉拿。恩铭向徐锡麟出示了端方电文。这一事件使徐锡麟感到事机紧迫，起义准备必须加紧进行。五月二十八日（7月8日），是巡警学堂兵生班毕业典礼，届时恩铭及三司道府官员均到场，徐锡麟决定乘此时机枪杀恩铭及诸要员，事定即顺江直下，袭取南京为根据地，遂定起义日期为五月二十八日。部署就绪，徐向恩铭禀报，请恩铭及省城主要官吏届时参加毕业典礼，然而恩铭以二十八日须祝幕府张次山母寿，提出将时间提前至二十六日。为防恩铭生疑，徐锡麟同意提前举行典礼。二十六日八时，恩铭及三司道府县官员五十余人，接踵而至。九时典礼开始。官生等列队行鞠躬礼毕，徐锡麟上前呈学生名册于案上，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恩铭惊问：“徐会办从何得此信？”语未毕，陈伯平突向恩铭投出一枚炸弹，但未爆作。恩铭惊起，徐锡麟一面说：“大帅勿惊，这个革命党，职道终当为大帅拿到”，一面从靴统内拔出两支手枪，握左右手对恩铭发射，陈伯平、马宗汉随同亦向恩铭射击，恩铭应声倒下。徐眼睛近视严重，不知是否将恩铭击毙，遂向恩铭乱放，恩铭身中七弹。徐枪内子弹射尽，入室装弹。趁此，恩铭左右背负恩铭出礼堂上轿奔逃。陈伯平自后向恩铭追射一枪，由尾闾上穿心际。礼堂内外乱成一团，文武官员纷纷逃窜。恩铭被抬回抚署不久便死去。

    徐锡麟见众官逃离，即对学生大呼：“抚台已被刺，我们去捉奸细，快从我革命。”遂将学堂仅有的枪弹发给学生，与陈伯平、马宗汉一起，率领学生打算先攻抚署，闻已有备，乃折回至军械所。不料军械总办已携带仓库钥匙逃去，弹药库打不开，枪支均不能用。随后清军缉捕营、巡防营赶到，向军械所发起进攻，徐锡麟督学生拒战，自中午12 时战至下午4 时，陈伯平牺牲，徐锡麟为清军捕获，马宗汉等也先后被捕。

    徐锡麟被捕后，在“自供状”里写道：“我本革命党首领，以道官就任安徽，专为排满而来，投身政界，使人无可防觉。”“我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今日始达目的。” “尔等杀我，剁我两手两足，将我全身砍碎均可，不要冤杀学生，彼等皆是为我诱逼使然。革命党虽多，在安庆者实我一人。”五月二十六日（1907 年7 月6日）晚，徐锡麟被押解至抚署东辕门外。刽子手将徐锡麟斩首后，又剖腹取心，祭奠恩铭。不久，秋瑾也在绍兴大通学堂被捕，皖浙起义计划失败。

徐锡麟起义尽管失败了，却给清廷上下带来一片惊慌。据《皖变始末记》所载：“皖事起后，京中惶惧异常，有草木皆兵之象。朗润园每月会议三次，按期添派卫兵及巡警队兵，驻扎防护。”“自徐锡麟事起，江督端午帅有一长电致铁尚书，其大旨云：‘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日’”。安庆的大小官吏也谈之色变，对革命党之暗杀无不畏惧。清廷也为此加强了防备意识。“再长江上下伏莽素多，大率以革命排满为煽惑之计，更恐各处闻风响应，刻已分电沿江各省，一体严密防范，以期消患未萌。”（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两江总督端方致陆军部电）但徐锡麟起义，却给革命党人以莫大的激励，安庆新军中的革命分子，一方面惋惜徐锡麟的流血牺牲，一方面准备踏着烈士的鲜血，继续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

徐锡麟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熊成基、范传甲等人悲愤不已，决心再次起义。正当谋划之际，革命党人倪映典从南京调来安庆任骑兵管带，掌控一营兵力，声望很高，被推为起义首领。他们计划在这年除夕发难，占领安庆。不料计划被安徽抚台朱家宝侦知，倪映典被撤职，起义计划夭折。

1908年秋，清政府下令南洋各镇新军于十月在安徽太湖举行秋操，陆军部右侍郎荫昌和两江总督端方为检阅大臣，安徽抚台朱家宝率新军三十一混成协前往参加。安庆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得知这一消息，立刻集议于三祖寺杨氏试馆（革命党人的秘密机关），决定在太湖会操时，发动起义，并公推熊成基为起义总指挥，薛哲为副指挥，工程营由范传甲任指挥，炮营由熊成基指挥。他们议定，太湖起义后，即将端方、朱家宝拘禁起来，然后攻打安庆，再进兵皖北各县，最后北上，直捣清廷巢穴北京。计划己定，他们一面派范传甲赴南京联络；一面派人到太湖与会操的革命党人取得联系，策动起义。

然而，徐锡麟起义失败，倪映典起义夭折，引起清政府陆军部对安徽新军的高度警惕，端方电告新任安徽巡抚朱家宝，说安徽新军三十一混成协新近成立，训练不熟，不必开赴太湖会操，并一律禁发武器。朱家宝即在城内周密布置防范，这样，安庆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未能到达太湖，太湖起义的计划被破坏了。

虽然如此，革命党人起义的决心仍未消失，随即改变计划，以熊成基等所掌握的马炮营为主力，决定在安庆首先发动，攻下安庆后，再直奔太湖，与在太湖的同志会合，发动参加会操的新军响应。

11月间，太湖秋操部署完毕。阅兵大臣端方、荫昌到达太湖，各国军事要人也尽数抵达。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毒死，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死去，1908年11月16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去的消息传到安庆，熊成基、范传甲等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即于19日在杨氏试馆召集秘密会议，一致决定当晚起义。

先由熊成基掌管的马、炮营千余人在城外起事，薛哲在城内率队接应。熊成基为起义军总司令，当即发布作战密令十三条。晚间十时许，在熊成基的统一指挥下，由马营举火为号，同时发动。马营和炮营会师后，步兵营、辎重队等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列，此时城外己无敌军。熊成基率所有兵力攻城，然而在城内，因光绪帝和西太后去世，朱家宝从太湖驰回安庆，加强防范。当熊成基开始发动时，该营左队队官徐召伯秘密入城报告，朱家宝严令紧闭城门，并火速调集援军，负责接应的六十二标二营管带薛哲临阵畏怯，错失良机；范传甲、张劲夫被严密监视，也都未能冲出，范传甲被俘。在攻城相持不下时，朱家宝的援军己迫近城郊，起义军腹背受敌，因兵力不济，迫不得己，于二十日晚十时许突围，又遭清军姜桂题部追击，战至合肥，所剩不多，宣布解散。熊成基辗转到日本避难，后在吉林被反动势力杀害。

起义失败后，朱家宝组织清剿队进行疯狂镇压，革命党人张劲夫、田激扬、李朝栋、周正峰等惨遭杀害，薛哲被枭首示众，被株连受害的士兵和学生达三百人之多。孙传瑗在《安徽革命纪略》中写道：“丁未六月，徐烈士锡麟起义于安庆，未成。戊申十月，熊烈士成基再起义于安庆，又不成。安庆遂以多事闻。革命党人腐心于此者，非一朝夕。满清政府，所以从事防范者，亦愈臻严密。”这之后三年，安徽省城安庆，几乎没有任何具实质意义的行动。

武昌起义前夕，同盟会领导人吴旸谷来到安庆，策划一场新的起义。

   吴旸谷，中国同盟会早期发起人之一，江淮别部主盟人。吴旸谷到达安庆第二天，十月十日，辛亥武昌首义爆发。之后湖北军政府向安徽发出《檄安徽文》，“皖省当南北之中，江淮战争，常集于此，故多骠骁勇敢之士。前明之亡，义师屡起。泊于近代，则有徐锡麟、熊成基其人，前仆后继。可见皖人之痛恨异族，食息梦寝，未或忘之。夫昔之举事，胜少难多，每为深恨。今武昌克复，近在接壤，又处上游，当全国之中心，地广兵精，可战可守。倘能念我汉族，同是炎黄血胤，复仇起义，重为四万万同胞雪大辱，不忍漠视其患难，相与左提右挈，靖此南陲，挥刀北指。事成之后，共建民主，永享治平，岂惟皖、鄂之幸福，抑亦我四万万人之幸福也……”吴旸谷身体不好，闻此檄文，当即“呕血不止，来视者，咸感动，誓一决”。

    隔两天，吴旸谷秘密奔赴武昌，希望能在军事上得到黎元洪的支持。而此时的武汉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声援安徽。不仅如此，许诺的军火支持也不能具体落实。不得已，28日，吴旸谷只能带着一个“皖鄂联络员”空头衔回到安庆。

     当晚，吴旸谷、王天培、管鹏、韩衍等，以及六十一标柏玉田、张保德，六十二标阚鼎泰、李乾玉，测绘学堂刘松龄，陆军小学堂夏斌等十数人，聚集萍萃楼召开秘密会议，推选讲武堂教官胡万泰为临时总指挥，孙方瑜为副总指挥，约定十月三十日晚行动，由集贤关六十二标先行发难，六十一标以及马营、炮营、工程营等，继而举旗与之呼应。第一目标是攻占六十一标本部，夺取子弹，再合力围攻省城。吴旸谷则身先士卒，率“敢死队暨同志数人，居城内总部，备策应从中起。”

    但事态发展不如人意。首先，总指挥胡万泰临阵畏缩，借口“送母”离开安庆，副总指挥孙方瑜也意外重病在床。其次，六十二标李乾玉因归营太迟，让标统顾琢塘关了禁闭，计划无法实施。六十一标倒是按时行动了，但标统胡永奎早有防范，率弁兵居高临下反击，双方相持到十一点，因不见六十二标接应，不得不无功而返。在炮营，队官陈安仁、排长吴士英按计划逐走管带，却发现炮上机关预先做了手脚，根本无法使用。当晚行动失败。

    三十一日中午，六十二标一营排长李乾玉，正目葛瑞芝愤激发难，围攻标部，交战中，葛瑞芝惨烈牺牲。后李乾玉率六十二标驱走标统顾琢塘，率队浩浩荡荡由集贤关围攻安庆城。城东六十一标闻讯也果断加入。薄暮时分，起义军逼近城垣，多次发动进攻。至夜二更，西门外的的马营也举起义旗，一时间，枪炮隆隆，火光烛天。但此时的安庆城防，已由朱家宝紧急调动的江防营严密把守，无法攻破。城内吴旸谷等革命党人，也因此无从下手。双方相持一宿，革命党人最终攻城失利，起义失败。这次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安徽的革命形势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张汇韬、王庆云、袁家声等革命党人十一月五日在寿州起义成功，随后皖北、合肥、芜湖、六安等地相继光复，朱家宝困守安庆，“所谓安徽巡抚之政令，此时已不能出安庆城门一步。”（孙传瑗《安徽革命纪略.》）十一月八日，在内外交迫之下，朱家宝被迫同意安徽独立。

 
 安庆三次起义经验教训

  
首先，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当时安庆作为安徽省省会，清军严密设防，安庆不是清政府统治薄弱区。清政府在安庆以及附近地区一直驻有重兵，1907年徐锡麟起义刚一爆发，下午驻守于安庆城外的张勋的巡防营便入城围剿起义军。这次起义后清廷更是加强了对安庆的控制，两江总督端方为了控制在安庆的新军。首先委派其心腹余大鸿来安徽监视新军，并逮捕了岳王会首领时任新军六十一标三营管带冷遹。之后又把倾向于革命的三十一混成协协统顾忠琛撤职，改由余大鸿接任。而与此同时，清廷又派坚决反革命的朱家宝接任安徽巡抚。清政府的这些安排调整对于革命党人发动起义都十分不利，熊成基马炮营起义在这样的情形下爆发了，而由于城内一批革命态度坚决的同志受到所在部队领导的严密监视和巡抚朱家宝的严密布防，导致起义军无法攻入安庆城，在内应断绝，外援全无的情况下，起义未能取得成功。吴旸谷起义，也是面对强悍的巡防营和江防营敌军，久战不下。反观武昌首义时，湖北清军调入四川作战，武昌敌人兵力不足，革命才得以乘机成功。

其次，革命者经验不足，也是重要的原因。徐锡麟起义前，消息已经有所泄露，不得不仓促起事。熊成基炮马营起义前，又被朱家宝所觉察，以至于利用太湖秋操和清廷大丧发动起义的目的都没有达到。而朱家宝和端方的行踪，却屡被党人误判。革命党人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起义的困难，对于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以致面对起义过程中的意外缺乏很好的解决办法。徐锡麟在刺杀恩铭时，因眼睛近视，恐不能中，于是连续放射数枪，而耽误了时间，让其部下逃走。在此之后，徐锡麟等带领巡警学堂学生前往军械所夺取枪支弹药，但事先联系好的军械所负责人却中途动摇逃走。熊成基起义中，围攻安庆城的炮营起义军中的炮弹竟多无引火线，炮弹落地不炸，导致多次攻城不得。再者革命党人也未做好停在江心的清军兵舰的工作，导致兵舰临时倒戈，使起义军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熊成基自己也承认：“（我）所短者，年纪究竟太轻，尚欠阅历，以致上年安徽之举，事与愿违。”（见熊成基被捕后的“供词”）吴旸谷起义时，面对坚固的城防，只知硬攻，徒然损伤兵力。

其三，革命党人对外未能统一行动，内部分歧严重。当时在安徽（主要是安庆）境内有同盟会、光复会、岳王会等革命组织，它们之间虽有联系，但又各自相对独立，没能建立起一个统一而强有力的指挥机构。组织不统一严重损害了革命运动的顺利发展。1907年徐锡麟准备在安庆发动起义，事前他和岳王会、同盟会在新军中的负责人有联系，但没有进一步协商，更谈不上象湖北文学社、共进会那样，建立统一指挥机构，采取统一行动。徐锡麟甚至没有把起义的准确日期告诉他们。“丁未四月（注：应为五月），徐锡麟枪杀恩铭于安庆，各同志以事起仓促，未及响应。”这是革命党人事后的回顾，无不引为憾事。如果新军早知消息，就不会被关在城外干着急。革命者内部的动摇分裂也是重要的问题。熊成基炮马营起义，应当说组织工作十分严密，但由于步兵队官薛哲的动摇，造成了城里城外不能呼应，起义归于失败。在吴旸谷领导的第三次起义中，起义军内部再次出现问题，总指挥胡万泰临阵脱逃，原计划驻守集贤关的六十二标配合行动，但起义时却没能响应，致使起义半途而废。

除了以上的问题外，革命党人单纯以排满为号召，未能脱离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发动起来，仅依靠党人和新军中的少数力量，难成大事。这就说明，在没有一个能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政党出现之前，革命成功是相当艰难的。

 
安庆三次起义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地位

 
安庆是较早进行革命宣传鼓动的地区，革命基础相当牢固。革命党人组织运动新军，尤为当时的首创。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说：“熊成基是第一个依靠新军士兵来发动一次起义的人。”这种革命形式既能使反动武装为我所用，又具有相当的隐蔽性。“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安徽革命志士创造性地率先运动新军，变反动武装为革命武装。” “1908年安庆新军起义既不同于缺乏先进阶级领导的旧式农民战争，又有别于同盟会联络的会党起义。它具有鲜明的反清民主革命的性质。”实践证明，发动新军，用来作革命力量，远比会党冒险暗杀更为有效。武昌首义的主力，就是新军。

安庆三次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整个辛亥革命运动史上，却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不仅给了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动摇了清政府在安徽的统治；而且推动了长江下游特别是安徽地区的革命运动的进一步的高涨，为1911年10月的安徽各地人民响应武昌起义的胜利准备了有利条件。“安庆民谚：‘第一年，徐锡麟，第二年，马炮营，三年后，革命成。’说明这两次（注：当为三次）起义对于加速革命进程起了巨大作用。” “起义使革命党人看到新军中蕴藏着强大的革命力量，开始把武装斗争的重点转向策动新军起义。”

安庆三次武装起义，引起了清廷的高度恐慌，也吸引了他们更多的注意力，对于安徽其他地区和沿江一带的革命活动，间接地提供了方便。省内辛亥革命期间寿州最先光复，与此当有一定关系。甚至对武昌首义也有间接的帮助，论者以为，安庆的炮马营起义，实“启武汉之先声。”

三次武装起义，安庆许多优秀分子抛洒热血，如徐锡麟、熊成基、范传甲、张劲夫、陈伯平、田激扬、吴旸谷等，革命成功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他们不仅为安徽的光复独立，立下了不朽功勋，也为全国的革命运动做出了表率。熊成基被捕后写道：“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日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见熊成基被捕后的“供词”）

安庆三次武装起义，对辛亥首义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