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我的父亲吴法宪是一个历史人物，一般来说，历史人物的子女，很难客观地公正地评价父亲。因为在子女的眼中，父亲往往都是完美的。但实际上，大多父亲都并不完美。我的父亲也是如此。不过，因为世间对他有了太多的误解，反而给了我们一些比较容易澄清的机会。

长征中的著名战斗，父亲参加过多次

父亲是开国将领，但与其他开国将领不同的是，父亲头上多了两顶帽子，一个是“林彪反党集团”，但这不属于我所能够评价的范畴。我想说的是他的第二顶帽子，也就是公众所传说的“草包司令”，甚至有人把父亲比做《沙家浜》里的胡传魁。草包司令是一个政治概念，把历史上的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用简单的道德观念去评价历史人物，其实是很苍白的。“坏人”一切都坏，包括长相、吃饭的模样，一举一动，都是反面的；好人一切都好，一身都是光环，阳光普照。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标准。父亲究竟是不是草包？张正隆所著的《雪白血红》里有这样一句话：“林彪用人，用过好人也用过坏人，但是从来没有用过草包。”父亲的老搭档、原东野2纵（现39集团军）司令员刘震上将也说过：“吴法宪在2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政委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抹黑吗？”

吴法宪与时任新四军三师参谋长的彭雄。彭雄在照片背面题道：“胖子，我们两个人出洋相吧，送老弟一张，我也有一张……”

所谓“草包”，一是说父亲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政委不会打仗。这不是事实。中共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军政分工不分家，所有的政委都参与军事指挥，有很多政委军政一担挑。以政治元帅罗荣桓和一直从事政治工作的肖华将军为代表的政委们，难道都不会打仗吗？

1935年3月，四渡赤水前夕，父亲被调往红1师3团担任总支书记，团长是黄永胜。父亲报到的当天下午4点，红3团突然接到师部的紧急命令，火速向乌江前进，准备强渡乌江。晚上8、9点钟，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来到红3团，代表红1军团命令红3团今晚必须强渡乌江，占领渡口，为全体红军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在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年轻的政委在雨中训话，那就是父亲。他亲自带领部队一举夺取渡口，消灭敌人两个连，确保了红军得以突破乌江天险。战斗胜利后，红1军团政治部油印的《战士报》表扬了红3团的功绩，第一个名字就是吴法宪，那一年父亲只有二十岁。建国后，肖华把这次战斗的经过写成文章，发表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丛书上。

还有一件事情也说明了父亲的能力。1938年冬，685团奉命东进，深入敌后，到达山东湖西（微山湖西）地区。组建了苏鲁豫支队，父亲是军政委员会书记，一把手。到山东的时候只有两千人，部队扩编很快，仅一年多的时间，到1939年苏鲁豫支队就发展到一万三千人，共设四个大队，也就是团的编制，每个大队设四个营。此时的苏鲁豫支队，其实就是一个整编师的规模了。而同一时期，和115师师部一起来到鲁西北和沂蒙山区的686团，还是三千多人。

抢仓库发了洋财

辽沈战役中，2纵最先进沈阳，沈阳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后勤补给基地，储备有大量的战略物资。这些“洋财”基本都被2纵“划拉”走了。父亲坐着美国吉普，到处巡视，口口声声说“要给兄弟部队留一点”。可2纵七万多人，全都换了美式装备，一身的皮靴皮帽，人人发睡袋，“上顿吃烙饼，下顿吃饺子”。我有一件风衣和一件美国毛衣都是那时缴获的，一直用到“文革”时期，那么多年，扣子都拽不掉，质量真好。

父亲也知道“发洋财”的事儿，迟早会被追究。1949年1月，2纵内部开会时，曾专门就此事商讨对策。会上，纵队领导一致认为，早认错早主动。东总司令部在九王庙开会强调部队纪律，父亲就把沈阳抢仓库的事抖了出来，并作了自我批评。这下子，其他纵队的司令员政委们开了锅，羡慕的有，嫉妒的也有，说：“你这个吴胖子，怎么能这样啊？”还有的说：“吴法宪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林彪在会上什么也没说，最后给了父亲一个处分。父亲也发了狠：“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当时部队进城后，确实有点兴奋，体现了军队骄横的一面。一个叫刘银夏的团政委，因为抢医院，把1纵的人打死了，被押解“东总”军事法庭的路上遇到了父亲。父亲问：“什么事情啊？”听了事情原委之后，父亲发话：“我们2纵的人，我们自己处理，不用东总费心了。我宣布撤销政委，变为马夫。”这种处罚也是暂时的，一个月之后刘官复原职。这位刘政委后来当了宁夏政法委书记，上世纪90年代，父亲受人之托，打电话找他办一件事。这时的刘银夏已经病重，听说是吴法宪来的电话，硬撑着站起来，左手拿着电话，右手敬军礼：“报告，刘银夏听候吴政委指示！”父亲说：“我已经不是政委了……”他马上改口：“听候老妈妈指示！”“老妈妈”是父亲在2纵的别称，当时的2纵官兵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困难找老妈妈，没饭吃找老妈妈。”

说父亲是林彪“死党”一点不冤枉

父亲是林彪的人，这是肯定的，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属于林彪“山头”，这可以一直追溯到井冈山时期。第一次反“围剿”，父亲就在红一军团，受林彪直接领导，如果说一方面军是毛泽东的“中央军”，红一军团就是他的“黄埔军校”。解放军的很多高级将领，都是从红一军团走出来的，例如：刘亚楼、杨成武、黄永胜、李天佑、李聚奎、肖劲光、杨得志……

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有十二个纵队，父亲指挥的2纵是林彪最得意的一支部队。谁都知道林彪喜欢钟伟，钟伟是2纵主力师5师（即后来的39军116师）的师长。2纵司令刘震对吴法宪有意见，说父亲纵容钟伟，是钟伟的后台。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一些故事就是以钟伟为原型的。比如，“挖沟”战法（通过土工作业接近敌方阵地，减少攻击部队伤亡）就是钟伟搞起来的。打锦州时，1纵是总预备队，由2、3纵攻坚。林彪当时拿着望远镜，看着战士们往前冲，2纵的战士们前赴后继，伤亡非常大，久经战阵的林彪都为之动容，把望远镜掉到了地上，连说了三句：“好部队……”

还有一件事，更能体现父亲和林彪的关系。林彪的两个子女，都安排在了空军，豆豆是刘亚楼安排的，老虎（林立果）是父亲安排的。1965年春刘亚楼病重期间，特意把父亲叫到上海，交代把豆豆安排到空军报社，叫父亲给予照顾。林立果则是叶群直接找父亲安排在空军党办的。不仅如此，林彪身边的很多人，都是从空军调去的。

林立果到空军之后，父亲曾经说过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话确实说得不妥，但要分清，这个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林立果找父亲汇报，要在空军成立一个调研小组，父亲说：“多了解空军的情况，多向林总汇报，你代表林总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是私下里说的话，这话当然不对，说过了头，父亲肯定是有私心，但充其量就是吹捧。其实，别说是林立果，即使是父亲这个空军司令和“副统帅”林彪，也不能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因为，军权一直是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手里。

不过，说父亲是林彪“死党”真不冤枉。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父亲作了检讨。毛泽东想要撤换父亲，征求林彪的意见：“用空军的曹里怀成不成？”林彪回答“还是得用吴法宪”，把主席顶了回去。

恩师和兄长刘亚楼

在空军工作的时候，父亲和刘亚楼，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司令。从红军时期开始，刘亚楼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父亲的老上级，为人又比较强硬，所以外界老觉得刘亚楼在空军一言九鼎，两个人不太和睦，父亲就是个受气包的角色。其实不然，刘亚楼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融洽的。父亲一直把刘亚楼当作恩师、兄长。

组建空军的时候，刘亚楼亲自挑父亲当副政委。刘亚楼脾气比较暴躁，没有一个人能给他当政委，他才点名把我父亲调过来坐镇。在空军，父亲是刘亚楼的副手。空军曾流传“刘司令，无政委”的笑话，这笑话怎么来的呢？原先的空军政委是肖华，但他不久就到了总政，刘亚楼就把我父亲调过来，虽然是副政委，但党内是空军党委第二书记，是实际上的二把手。肖华走后，刘亚楼给总政打报告，要求把我父亲“转正”，肖华说了一句：这回在空军是“无政委”了。

父亲在空军，跟刘亚楼配合得比较好，他不跟刘亚楼闹矛盾。空军干部被刘亚楼骂了，就来找吴政委，吴政委就劝说一下。谁对司令不满意，政委帮忙转达转达。到了1965年刘亚楼去世，父亲就接替了司令，挑了余立金当政委。又有人说空军现在“余政委”了——多余的政委。当然这些都是部队里的笑话。

其实，父亲和刘亚楼的私交很好，每次父亲外出休养，都是刘亚楼亲自安排，我母亲陈绥圻在民航局工作，刘亚楼亲自给民航局领导打电话，为我母亲请假。刘亚楼无论到哪里休养，如果父亲不去，他都会都带上我，把我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刘亚楼出国访问，带回的玩具，只要他的孩子有的，肯定也有我一份。父亲不好酒，刘亚楼喝得厉害。家里有了好酒，父亲总叫我给刘伯伯送去，我经常抱着酒瓶子去刘亚楼家。不过，我们这些小孩子还是很害怕刘伯伯的，他的那种威严，叫我们见了他就躲着走。

“九一三”那天

“九一三”当天，父亲确实什么都不知道。9月12日晚上，按照父亲的工作计划，是接见空政文工团的六个指导员、解决13航校校长和政委的矛盾问题。晚上11点，父亲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问是不是“有一架飞机飞到了山海关”，父亲回答：“没调过飞机。”不久周恩来就接到了林豆豆的电话，第二次打电话，严厉地问父亲：“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父亲也知道了问题很严重，回答：“说不清楚，需要查。”调查的结果是，确有一架飞机到了山海关。这架三叉戟，是林立果直接打电话给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党委书记胡萍调的，没有经过父亲。父亲打电话找胡萍，胡萍回答：“飞机是训练。”父亲问：“为什么去山海关？”此时父亲已经知道，这架飞机和林彪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坚持到西郊机场核查，周恩来派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一直跟着父亲。

在西郊机场，父亲打电话给三叉戟驾驶员潘景寅，命令飞机立刻飞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胡萍和潘景寅之间通气，说飞机的发动机有问题，要修好之后才能回北京。父亲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潘景寅，说：“这架飞机绝对不能起飞！”还说：“你要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听周总理的命令！”三叉戟起飞前，父亲曾提出在跑道上放置障碍物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在那种紧张的时候，父亲和周恩来之间的电话几乎没有挂断过。飞机起飞的第一时间，父亲就知道了，他也在第一时间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三叉戟上天了，父亲很清楚地知道，他完了……不过，父亲当时的想法实在过于乐观：无非是政治上的淘汰，离开政治局到地方上工作。他没有想到后来的下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

母亲陈绥圻

1923年，母亲陈绥圻出生在上海，她的曾祖父是宁波商人，家境殷实，在上海拥有多家商号和产业。祖父是个富二代、啃老族，年纪轻轻吸鸦片赌博搞坏了身体，过早离世。外婆独自带着母亲和舅舅，生活陷入困境。

1941年，母亲在上海的一家教会学校读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因为暴露了身份，母亲和舅舅被组织上紧急转移到了苏北新四军。外婆突然间失去了一双儿女，不知他们的去向和生死，哭瞎了双眼。在苏北的舅舅听到音讯，擅自离队回了上海，从此成了他的历史问题。参加新四军后的母亲，先后在抗大五分校、新四军三师政治部保卫科任干事。经锄奸股长赵炳安（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的介绍，母亲与父亲相识。按照母亲的说法，当时在新四军的知识女性中流行一句话，说老干部是“可敬不可爱”，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母亲与父亲相恋结婚，并相守了一生。我的一位朋友和母亲很熟，常来陪母亲聊天，听母亲讲故事。有一次他问母亲：“陈阿姨，吴老得势的时候，你对他好我理解；现在他倒霉了，你对他为什么还是这么好？”母亲想了想，很认真地答道：“他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也不能对不起他。”

作为母亲的儿女，我们亲眼见到在父亲一生最艰难的岁月，母亲对父亲的不离不弃、关爱有加。刘亚楼曾说过：“吴法宪找了一个好老婆。”

1942年，日军对苏北的新四军发动“扫荡”，新四军三师党委决定，将一些领导同志的家属转移到上海。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张爱萍的夫人李友兰、曹荻秋的夫人汪云，和母亲一起到了上海，住在舅舅家里。突然增加了这许多人，舅舅卖掉家私，千方百计地保证她们的安全。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舅舅掩护了一批中共高级干部的家属，舅舅是立了功的。解放后，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张爱萍任副总参谋长，曹荻秋任上海市长，父亲任空军政委。而舅舅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在天山中学教书，仍然住在抗日时期的棚户区里，生活很清贫；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和子女问题，没有对父亲提出过任何要求。1971年父亲出事后，舅舅受到株连，舅妈身患癌症不治身亡。

抗战胜利后，母亲随部队到了东北。1948年，母亲在齐齐哈尔生下了我，父亲打完辽沈战役，南下时负伤到了武汉。母亲当时在天津留守，从刘震夫人那里得到父亲负伤的消息，独自一人爬上火车，冒着敌机轰炸、敌特出没的危险去找父亲。由于无法渡过长江，只好返回。母亲对我说，那是她最危险的一次经历。

军队授衔前夕的1954年，母亲转业到民航总局任计划处处长。作为首长夫人，她早出晚归，天天挤公共汽车，从来没有坐过父亲的车。母亲跟我说，挤公共汽车就像跳芭蕾舞，脚尖着地。那时，我们整天见不到她的身影，工作紧张时，母亲就搬个铺盖住在办公室里。

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叶群找到父亲，说为了看家，把母亲调来空军任吴办主任。母亲就这样又穿上了军装。作为吴办主任，母亲列席空军常委办公会议。父亲对她有规定：大大小小的事情，只准听，不准说。因此，母亲在空军期间，甚少讲话和发言。

凡事都有例外，大概是1970年夏天某日，空军党办通知林立果，要他在司令部二级部长会议上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母亲带我去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很新鲜，讲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党办主任王飞要母亲讲讲话，母亲说：不讲话了我喊个口号吧，向林立果学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林彪出事以后，这件事成了母亲的主要罪行。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父亲被抓，母亲被隔离，此后的九年时间，母亲没有见过父亲，既不知道父亲的任何音讯，也不知道我的任何音讯。1978年，空军党委召开大会，把母亲押上会场，扒掉领章帽徽，空军领导亲自宣布母亲是林彪死党、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农场劳动改造。

母亲被押送到浙江绍兴龙虎山茶木场劳改，三年里，风吹日晒雨淋，蚊虫叮咬。每月只有五十元生活费。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省吃俭用，还一点一点攒下钱买了毛线，给父亲和我们每人织了一件毛衣。接到母亲的毛衣时，我们不禁泪流满面。

1980年父亲保外就医，母亲也经胡耀邦批示，重新作了结论。经空军王海司令员批准，母亲按副师职离休，陪伴父亲在济南度过了二十余年的晚年生活。看到他们相搀相扶的身影。我知道了什么叫相濡以沫，什么是相伴终生。

经历了大起大落、大苦大难的父亲和母亲，晚年的心态相当平和。2004年春，母亲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我们应该高高兴兴过日子，安安心心当好老百姓。”

2000年，父亲因脑梗塞住院治疗，至2004年10月过世。长达四年的时间，母亲几乎天天到医院照料父亲的医疗与生活。母亲的辛苦和劳累，我们历历在目。

从落户济南开始，父亲和母亲就开始筹划撰写回忆录，录下了将近二百盘磁带。后由母亲一字一句整理成文。十年以后，由父亲亲自修改定稿。父亲和母亲晚年，为回忆录倾注了全部心血。2006年，父亲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

2011年4月9日，母亲因突发大面积心梗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八岁。2011年5月，我们把母亲的骨灰送回父亲的家乡江西永丰县君埠乡与父亲合墓。愿他们在天国依然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