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重熹，清未民国初年，在天津卫称得上是收藏大家，因家风渊源深厚，自幼深受家族熏陶，好训古之学，晚年全力成就其父吴式芬和其岳父陈介祺的在金石学界的学术地位，其藏书、藏拓是有口皆碑的。

    吴重熹(1838—1918),字仲怿，号石莲，是吴式芬的次子,山东“海丰吴氏”第十八世孙，清同治元年(1862)举人,历任陈州知府、江安督粮道、福建按察使、江宁布政使、直隶总督、河南巡抚等,民国后寓居天津,晚号石莲居士，著有《簠斋尺牍》。吴重熹有一腔强烈的爱国、爱民情怀。他在上海会办电政大臣期间办了三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一是收回中国电报总局，二是赎回京汗铁路的管理权，三是参与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红十字会（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主要创始人之一，声誉远播海内外，并流芳千古。

藏书
    吴重憙一生收藏了大量古籍，多是古本、手抄本、稿本等珍品，见于著录的善本42种，其中手抄本30种。清被推翻后，77岁吴重憙作为满清遗老之一，被迫迁到天津居住。寓居津门时，面对改朝换代政治动荡时局，决心静心清源，安心整理所藏，名其藏书室曰“石莲庵”，吴重熹在石莲庵主要整理编纂修订了《吴氏文存》、《吴氏诗存》、《吴氏试艺》、《吴氏世德录》被称为海丰吴氏“小四库全书”，作为吴氏家藏宝典，以充方志之无，补国史之缺；又有《闲闲老人滏水文集校札记、附录》、《津步联吟集、词》(与李葆恂同撰)，辑有《九金人集》、《石莲龛山左人词》等，为中华文化传承、保存与研究作出自己的努力。

    因吴重憙与袁世凯师生关系，多受民国世人指责与辱骂，现在也多受今日文人故意文章贬低，不能回归其本原。吴重憙光绪初任河南陈州知府时，乡居之袁世凯适办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因与吴约为“诗酒友”。袁世凯的才学得到吴重憙赏识，并获帮助，以荫生进学读书，成为袁世凯的受知师。吴重憙此时与慈禧宠臣瞿鸿禨因“规棚”发生矛盾，瞿鸿禨在院试时借机报复袁世凯；后来瞿鸿禨与岑春煊发生过联手扳倒庆、袁之事；再后来康有为曾在瞿鸿禨遗像题三首诗，意思是“若使劾袁功得就”，满清政权之覆亡与否固然是另一回事。袁世凯出掌北洋后，调吴任直隶布政使。吴重憙在袁世凯主政时确实官运亨通，但也挨了不少骂，梁鼎芬就曾直指吴“卑下昏聩”。台湾作家高阳在小说《瀛台落日》中，对吴重憙也有极尽揶揄的描写。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总统后，多次派人请吴出任官职，吴闭户不纳。使者复至始被延入，可还没等来人启齿，吴就说：“吾年逾七十，旦夕且死，宁有心依恋利禄耶？”袁闻之默然，最后以公府顾问名义，每月致馈八百元。从现存资料来看，吴重憙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从未支持，可见其头脑还是颇为清醒的。 宣统逊位后，吴重憙与众多满清遗老一样迁寓天津，住在英租界十四号路（即今烟台道56-58号）。1918年7月29日卒于天津。

    他精于鉴赏，且好题识，每于书册首尾，述其源流本末。海丰吴氏辑刻的其他典籍也为数不少，有《石莲庵刻山左人词十八种》，光绪十七年刻本；《豫医双璧》，宣统元年排印本；《石莲庵汇刊九金人词》，光绪年间刻本，此书光绪十二年至三十二年在不同地区随刻随刊，至光绪三十二年始汇印成丛书。因为时局没有经济来源，吴氏晚年生活落魄，藏书开始散出。重憙诸子，在其去世后两三年内，也相继离世，以至吴氏藏书很快星散。1923年，北京开明书局李象乾，就曾收得吴氏家藏日照许印林撰《攀古小庐手稿》及《攀古小庐杂著》等20余种。但吴氏藏书的最后出手，还是在十年以后。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咏海丰吴氏藏书云：“清华家世海丰吴，此日真看竭泽渔。山涧口家繙半夕，弃余仍是杂精粗。”下注释到“侍郎（吴重熹）殁于辛亥后，遗书渐散，至去岁九十月间，出尤亟，日见打鼓贩趋其门。最后，山涧口书贩李子珍以千百金全有之，载数十车，人皆以为弃余物，不之顾。余翻阅半夕，得佳本数十种。……十八巨册，谐价未就，而吴氏之书，从此尽矣。”他释义说：“海丰吴子苾观察式芬，及其子仲饴侍郎重憙，累代积书，刊有《捃古录金文》、《九天金人集》行世。住南城达智桥，去余寓不百步。侍郎殁于辛亥后，遗书渐散，至去岁（1934年）九十月间，出尤亟，日见打鼓贩趋其门。最后，山涧口书贩李子珍，以千二百金全有之，载数十车。”由此推断，达智桥似是吴氏在京居所。藏书当为后人移去。在伦明所言的最后“数十车”吴氏藏书中，包括有吴式芬校本《平津读碑记》、稿本《贞石待访录》等。后者十八巨册，伦明曾与书贾商购未成，书遂不知所终。”徐世昌在《清诗汇》里说：“仲怿侍郎为子苾阁学子，濡染家风，博物好古，为潘文勤所识拔，学派沆瀣。光绪中，山左鉴藏家甲于海内，而海丰吴氏于潍县陈氏、福山王氏称鼎足。侍郎名位差显，又享大年，沧桑之后，巋然鲁灵光矣。诗派出于覃溪，论古诸篇，赅洽醇雅，他作亦藻韵兼具，不愧学人之诗。”看来，评价甚高。

藏拓

    吴重熹,是陈介祺家族后半生的一个重要人物。由于吴、陈至交,陈介祺将长女许配给吴重熹,他们是在吴式芬去世三年后才成婚的。吴式芬死后,陈介祺敦促其长子吴重周邀请他的老师、日照人许瀚整理校勘吴式芬的遗著,终将吴氏的《据古录金文》等著作付梓刊印；并将吴氏所藏封泥考释稿《汉封泥考》,再加上自己收藏的封泥并入该书,叮嘱吴重熹合编并考校,于光绪三十年刊印成书《封泥考略》。吴重熹每逢赴潍住岳父家,陈介祺必与之谈论治学之道,授以作字之法；吴重熹还多次为陈介祺整理缮写金石文字的著录。陈介祺对这位女婿寄予了厚望,陈介祺曾在吴重熹为他抄写的《潍县陈氏宝物簠斋藏器目》题跋中说:“仲饴既手录余斋金文各册竟复为录所藏吉金成目。余自甲寅归里后,居无友朋之乐, 室家之安既惩夺志,又扰守望之。年来始稍稍检拓,思装册汇目,存其昔好,久未能就,今得仲饴相助,旬余而毕,业成于勤,即此可推。第吾所望于仲饴者大且重,仲饴勉之哉,勿以此夺志也。”吴重熹出身于官宦世家,又深受陈介祺点拨教诲,年青时就追随长兄吴重周宦游各地,后来步吴、陈先辈之足迹,与潘祖荫、王懿荣、鲍康、左宗棠交谊颇深,并拜潘祖荫为师,与王懿荣结为亲家。他先后任陈州知府、江安督粮道、福建按察使、江宁布政使、直隶总督、河南巡抚等要职,民国后寓居天津。在他的荫庇下,陈介祺的嫡裔多寓居津门。他生前留下《石莲庵山左人词十七种》等六部著作。吴重熹的儿子吴崶(两淮盐运使)是陈介祺的外甥,而吴崶又是国子监祭酒、有甲骨文发现之父称誉的王懿荣的女婿,所以他们之间自然有了姻亲。陈介祺字寿卿,因此,王懿荣尊称女婿吴崶的外祖父陈介祺为“寿丈”。王懿荣比陈氏小三十二岁之多,他是经鲍康和潘祖荫介绍,于同治十二年才开始与陈氏通信交往的,之后频频传书,探讨金石文物,交流鉴赏心得,两人遂成忘年之交。

    在众多的收藏中吴重熹最珍爱的要数吴家六件宝。这六件宝贝——商代的“者女觥”（古代酒器）等六件清拓，全形拓。
    全形拓就是青铜器全形拓。青铜器是中华的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华，并以制作精良，气魄雄伟、技术高超著称于世。它作为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一种记事耀功的礼器而流传于世，但人们广泛欣赏青铜器却极为不易。智慧的中国人在照相术出现之前，便发明了以墨传拓青铜器全形的方法。全形拓，又称立体拓、器物拓、图形拓。是一种以墨拓技法完成，要求拓技者具备熟悉素描、绘画、裱拓、剪纸等技法，把器物原貌转移到平面拓纸上的一种特殊技艺。相传清嘉庆道光年间文人阮文建公得三代彝器四种，海内金石名家争欲观瞻，他烦于应付，摹拓刻木，拓赠各友。江苏镇江焦山寺僧六舟和尚对阮文建公的拓法做了进一步的完善还修改。六舟和尚感觉木刻有失原形，便与其研究手拓全形。初是以灯取形，把原器的尺寸量好画出轮廓，再以厚纸做漏子，用极薄六吉棉连纸扑墨拓之，拓前须先用白芨水以笔刷器上，再用湿棉花上纸，待纸干后，以绸包棉花作扑子拓之。这便是六舟和尚创拓的全形拓。六舟和尚一升共制作60套全形拓，遵从天干地支纪法，以六十为基本单位。取自《世本》说：“容成作历，大桡作甲子”之意。当年，吴重熹跟着岳父陈介祺研修了“分纸拓”法。这“分纸拓”法，将器身、器耳、器腹、器足等部位的纹饰、器铭分拓，然后用笔蘸水划撕掉多余白纸，按事先画好图稿相应之需，把拓完的各部分拓片拼粘在一起，由于所绘图稿准确，用墨浓淡适宜，使得全形拓技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者女觥”拓影特征是：金文，盖二行，计九字；器二行，计九字。拓本形态：拓轴纸芯高132厘米，广32厘米。有吴重熹藏拓，罗振玉题耑，钤印："臣玉之印"，"叔言"；内钤印："海丰吴氏"，"石莲闇拓"，"戊辰兵燹壬辰灰尽之馀"。）《殷周金文集成》有文献记载。（尚有史宝瓶、冈鼎 颂簋等寓意没有描述）六件绝版的全形拓被吴重熹珍藏在天津的别墅的书房里，轻易不示人。据说他的老乡，愿两广总督张鸣岐想看一眼都很难。

    吴重熹任江宁布政使时，曾纠正过一个案子。在当地传为佳话。一位武官带着马夫回乡省亲，途中遇到山洪暴发。山洪过后，发现山腰处被山洪冲出一大洞穴，于是派马夫探望，发现洞穴有大量银锭，武官让马夫搬运宝贝。宝贝快要搬完之际，洞穴塌陷，马夫被埋洞穴。武官收拾财宝赶路，结果中途遇害，后马夫又奇迹生还。被当地官员判处个死罪。吴重熹偶然得此消息，觉得蹊跷，见了马夫一面。马夫急切述说原委，吴重熹带着差人赶往实地查看，了解了详情。原来马夫只是被砸昏过去，醒来之后，在洞穴寻得另一出口，还得到一个精美的铁匣子。以为是拿到了宝贝，回家打开一看，里面只有几张黑乎乎的纸片，马夫的妻子正要当作鞋样剪了，吴重熹急忙赶去观看，辨出全形拓，拿出十两纹银买下。并委派人四处探访，终于找到杀害军官的真凶。吴重熹回家仔细观看，才知晓自己得到了六舟和尚的亲手制作全形拓真迹，喜不自禁，专辟书房珍藏。但这个消息很快传播出去了。袁世凯听说后，也深爱此物，已经从言语间有流露出来。吴重熹与袁世凯虽有师徒之谊，但对此宝物，吴重熹还是没舍得割爱相赠。他亲手为袁世凯制作全形拓并装裱送到袁世凯府上。袁世凯仍非常喜爱，放在到大总统书房，闲暇时玩味观赏。（李永军）

注：棚规事件：
瞿鸿禨（1850—1918）字子玖，号止盫，湖南善化人。慈禧宠臣，据说长相像慈禧的儿子，当时的河南学政，后来做到军机大臣。院试时，一省的学政到各府去主持考试时，府里按照学政的品级要礼赠一定的钱财，美其名曰棚规。瞿鸿禨在归德府得到的是大棚规（钱多），可是到了陈州府却拿的小棚规（钱少）。瞿心里不快便在考生身上来报复吴重熹。那年，所有陈州府的考生一个都没有录取，于是袁世凯一生与功名无缘，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17岁袁世凯铩羽而归，为此，袁深恨瞿，为他们二十年后的政争埋下了种子。
台湾的历史学家苏同炳在历史著作《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瞿鸿禨与岑春煊一章透露：民国九年的二月，康有为题在瞿鸿禨遗像上的三首诗。作者认为由于袁世凯的野心，不但使清朝因此而倾覆，也使中华民国亦大受其害。
清癯风骨过来人，岩电光芒烂有神。风度楼前频仰望，长沙如见曲江春。 十年黄阁事艰关，去佞之难过拔山。若使劾袁功得就，岂看龙劫血斑斑。
三犯龙鳞敢举仇，爱才爱国有深忧。频陪绿野须眉古，遗像清高憾未酬。

 其后更岑春煊与瞿鸿禨合作，力图打倒庆王奕劻与袁世凯的联合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