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爷爷吴岱峰
——写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创建80周年之际
吴云章 吴兰涛     来源：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照金苏区是陕甘边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创建80周年，爷爷吴岱峰曾经在照金苏区薛家寨参加了一场壮烈的保卫战。特写此文，藉以缅怀。

临危受命 浴血照金

薛家寨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处于桥山山脉南端，山寨海拔1600多米，东南西三面为悬崖绝壁，与龙家寨隔沟相望，地势十分险峻。1933年春，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区游击队利用寨内的5个较大型岩洞，分别设立了医院、修械厂、被服厂、仓库等后勤单位，并筑建了寨楼、堞墙、战壕、碉堡等防御设施，军事上使薛家寨易守难攻，一度成为陕甘游击队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大本营。

1933年9月下旬，西安绥靖公署纠集照金周边各县民团武装上千人，趁红军主力北上外线作战之机攻打薛家寨，留守军民奋勇抗击，多次将反动民团武装击退。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在战斗中不幸被冷枪击中，英勇牺牲。刚刚经历了红二十六军在秦岭山麓残酷战斗的爷爷临危受命，接替李妙斋职务。在山上的一处路上看到有一摊未干的血迹，战友们告诉爷爷，那就是李妙斋烈士牺牲时留下的鲜血，爷爷面对死亡，毫不畏惧，从容地走向保卫薛家寨的战斗岗位。

10月13日，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孙友仁团数千人，配属炮兵，在反动民团武装的配合下，向照金苏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合围薛家寨。此时，周围其他地方均已失守，主力红军又在外线作战，我方留守军民仅200余人（包括许多后勤人员），敌军在人数、武器装备、后援补助等方面都占有极大优势。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爷爷与将士们顽强坚守，浴血奋战，利用险要地势，防守严密，敌人屡攻不克。

10月15日，疯狂的敌人发起了密集的轮番进攻，用山炮、重机枪向薛家寨狂轰乱射，使我军阵地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爷爷临危不惧，沉着地指挥，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给予敌人重大杀伤，我军也受到了较大的损失。由于十分熟悉薛家寨地形的陈克敏（陕甘游击队的一个分队长）叛变投敌，他将其驻守的战略要地龙家寨变成了反革命武装攻击薛家寨的重要突破口，把我方兵力部署告诉对方，还带敌人在深夜从我军未曾设防的崾硷处攀爬小树登上薛家寨。

10月16日，寨外的敌军用山炮把前山险要处轰垮，地方民团武装紧紧包围后山，加上叛徒陈克敏偷入山寨，敌人对薛家寨前堵后击，里应外合，企图彻底围剿我守寨军民。

爷爷和战友们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决定突围。他们选择了悬崖陡壁、怪石突兀的寨子东面突围，那里平时很少有人出入，敌人也料想不到。游击队员们用集束手榴弹连续爆炸，打开一条通路，使机关和后勤人员首先突围出去。爷爷和战士们边打边撤，组织大家用绳索、绑腿、布匹连在一起，从悬崖吊下山底深沟里，成功突围。

爷爷和习仲勋、张秀山等人率领突围出来的照金游击队六七十人，继续在宜君、黄陵一带坚持游击斗争。不久，他们就越过桥山，到陇东盘克原与王吉泰、刘志丹率领的主力红军会合，保留和培养了陕甘边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能征善教 德高友重

在照金革命根据地处于十分危急时刻，党组织任命病患在身的爷爷为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是基于爷爷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和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爷爷于1903年2月26日出生在陕西省安定县（现子长县）吴家寨村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就热衷习武健身。正在中学读书的爷爷就深受革命思想影响，与同学相约要投考黄埔一期，请孙中山关系密切的陕西进步人士惠有光（同盟会员）做介绍人。惠先生说：“我先介绍你们到杨虎城在安边办的教导队去学习一年，然后再到广州黄埔学校学习两年。”从此，爷爷开启了他的军事生涯。在安边教导队，爷爷结识了张汉民（中共党员），并成为挚友。1927年1月张汉民介绍爷爷加入中国共产党，调入西安中山学院，先后任第二大队长和第五大队长。

1928年春，爷爷受党组织的派遣，调入第十军驻安徽太和县军校，任第三大队长及中共地下党校总支书记，协助中共皖北特委书记、第十军地下党军委书记魏野畴同志开展兵运活动。在魏野畴同志领导下，发动了阜阳暴动，宣告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诞生，这是安徽大地上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和第一支红军队伍。

1931年春，爷爷受中共山西省委派遣，在汾阳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的创建工作，任副大队长。短短几个月内，晋西游击队的力量扩大到90余人，长短枪达80余支，在吕梁山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游击根据地，声势浩大，威震晋西。

1932年初，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爷爷任第二大队队长。在谢子长指挥下，爷爷带领二大队率先攻入旬邑，歼敌百余人，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第一次打开县城，震慑了敌人，鼓舞了人民，激励了广大指战员。不久，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二团，下辖4个连队，爷爷任红二连连长。

1933年7月，红二团在蓝田县张家坪被敌人包围，爷爷和高锦纯率领红二连保持建制，顽强战斗，与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退入秦岭山区，坚持战斗近两个月，终因弹尽粮绝，被迫分散转移。9月，爷爷历尽千辛万苦，返回照金苏区养病，参加了保卫薛家寨的壮烈战斗。

1934年2月，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爷爷任军委委员兼参谋长。同年10月，西北红军第一所正规军校——陕甘边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成立，刘志丹兼校长，习仲勋兼政委。爷爷受命参加了红校的创建工作，任学校军事部长、副校长，主持红校日常工作，与马文瑞一起写教材，上讲台。

1935年2月，爷爷接替战斗中负伤的红三团王世泰团长，任红二十六军三团代理团长，率部从陕甘边进入陕北地区。在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刘志丹同志的领导下，转战八百里，先后攻克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

战事稍歇，爷爷便承担起了创建西北红军干部学校的工作，担任校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长征前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和西北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爷爷任副校长。

建国后，爷爷历任十九兵团常委兼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监察员和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爷爷曾经和魏野畴、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阎红彦、马文瑞、张秀山等并肩战斗，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心系家乡 严以律己

爷爷常年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十分关心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1964年，他曾回陕北子长等地考察，看到子长县生产方式落后，农村依然贫苦，就想方设法，资助家乡人民发展生产。他个人出资从长白山地区购买树籽，从天津杨柳青购买树苗，寄往家乡。他还组织家乡的农业技术人员，到北京的四季青和天津的杨柳青公社，学习种植和养殖技术。

爷爷在晚年，经常读《人民日报》和《陕西日报》、看《参考消息》。他特别关注陕北老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经常询问亲戚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家乡有什么新变化。多年来，他总是同一些陕西籍的老同志议论如何帮助陕北老区谋发展，不断地呼吁对老区要扶贫。1982年，他已近80岁了，还同奶奶冯玉芳一起去陕西延安、山西晋西等地方考察。

百岁高龄后，他还参加了一些家乡和老战友组织的重大活动。他念念不忘家乡人民，时时关心着家乡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情况。

爷爷原则性强，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都非常严格。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爸爸工作调到甘肃庆阳，当时那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爷爷要求爸爸不能搞特殊，要安心大西部建设工作，并要求让我们也应该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

1973年初，长孙吴云章因化工系统专业技术工作需要调到北京燕山化工总厂。他带着孩子去看望爷爷奶奶，爷爷高兴地问：“是出差到北京吗？”吴云章说工作已由甘肃调动到北京了，爷爷竟然板起面孔严肃地问：“是不是打着我的旗号调来的？”奶奶接过话茬：“1969年你在五七干校生病时，云章写信给你，让你和他们单位说说，让他到干校照顾你。结果，你不但没说，还写信批评他不安心工作、拈轻怕重、对不起国家对他的培养。说得孩子一塌糊涂，他还怎么敢再打着你的名义办事呀？”

在家庭生活中，爷爷一直保持着自力更生、艰苦朴素的作风，只要自己能做的事决不麻烦和依靠别人，他用自己朴素的言行为我们树立了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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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黄土高天举红旗-吴岱峰

他与魏野畴一起建立了安徽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他作为谢子长和刘志丹的参谋和助手共同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他临危受命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与习仲勋一起浴血照金；他创办西北红军干部学校奠基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他与王震解放陕北的战绩被载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他就是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吴岱峰。

现在知道吴岱峰的人不多。但是，他1927年1月介绍高岗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他介绍杨虎城和共产党员谢葆真结为夫妻；他是习仲勋前夫人郝明珠的长辈和介绍人之一；他与高岗、林伯渠、刘景范（刘志丹之弟）等一起护送志丹灵柩；他在谢子长的公祭仪式上首位报告子长同志革命生平；他当选为中共七大的正式代表。从这些事情就可以知道当年他和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杨虎城的情谊和他当时在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地位。

为改变社会，投身革命

吴岱峰1903年2月25日(农历正月28日)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现子长县)吴家寨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上小学时，老师给起名振东,字岱峰，意既振兴东方文明古国，复兴中华伟大民族，岱为泰山之顶峰，蕴含着炽烈的民族愿望及对他的美好祝愿和希冀。

1919年，他怀着对黑暗社会强烈不满，和当时许多进步青年一起寻求变革。1921年, 考入山西汾阳铭义中学。1924年夏中学毕业后，经老同盟会会员惠又光先生介绍,和同乡杨庚午一起,考入杨虎城在安边开办的军事教导队,后随部进驻关中,一年期满结业后任教导营中尉排长，并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1926年12月1日,西安解围的第四天,吴振东与张汉民、曹力如、李作梁等人脱离旧军队,到西安参加了由中共陕甘区委领导控制，共产党员李子洲、魏野畴、杨明轩主持的西安军事政治队, 邓希贤（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总队长的“第二黄埔”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担任第二中队长。1927年1月,经李作梁、张汉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通过杜斌丞引荐，介绍高岗进入学校学习。西安中山学院成立后,又先后任第二大队长和第五大队长（杨虎城夫人谢葆真就在他任队长的第五大队，并由吴振东介绍并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在1928年春与杨虎城结婚）。在党内担任党小组长、总支委员等职。

实际上吴振东是1925年由张汉民介绍入党在杨虎城部队从事地下工作的，整风审干的时候，他的入党介绍人早就牺牲了，很多事情难以说清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就把入党时间拖后到而1927年1月，因为那个时候他在西安中山学院先后担任党小组长、总支委员等职，不可能不是党员。

阜阳暴动,建立安徽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1927年, 西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吴振东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国民第十军杨虎城部驻郑州办事处任副官，在第十军地下党军委书记魏野畴同志领导下开展兵运活动。1928年春,根据魏野畴的指示,利用他和杨虎城的师生关系,调入第十军驻安徽太和县军校,任第三大队长及中共地下党校总支书记,为举行皖北兵变做准备工作。1928年4月9日,在中共皖北特委书记、皖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指挥魏野畴同志领导下, 阜阳农民赤卫队,国民党驻阜阳的高桂滋部教导团士兵和驻太和县的杨虎城部军校部分学员发动了阜阳暴动,宣告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诞生。红军人数增加到2000多人,赤卫队发展到2万多人。这是安徽大地上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和第一支红军队伍。阜阳暴动失败后,魏野畴等同志壮烈牺牲。

为躲避敌人的通缉追捕, 吴岱峰改字为名,隐蔽身份，继续为革命从事兵运工作。

创建晋西游击队

1931年春, 吴岱峰受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同志派遣,来到汾阳党的地下联络站,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的创建工作。1931年春夏之交,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正式成立,拓克宽任大队长,黄子文任政委，阎红彦和吴岱峰任副大队长。从此，山西诞生了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短短几个月内，晋西游击队的力量扩大到90余人，长短枪80余支，在吕梁山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游击根据地，声势浩大，威震晋西。山西当局调动一个师的兵力和地方武装万余人，“进剿”吕梁山根据地。晋西游击队领导人按照中共山西省委预案，突围西渡黄河,到陕北开展游击战争。1931年9月2日,自愿到陕北的30名共产党员每人挑选好枪两支（盒子枪十八支，冲锋枪二十一支，步枪二十四支，小手枪两支，共计六十余支），突围到黄河岸边，在水手前拉后推下，分批乘坐羊皮筏子渡过黄河,转移到陕北。渡河时装运武器的油篓绳索被水冲断，不幸翻落到水里, “没有枪就等于要了我们命。”吴岱峰和白锡林同志不顾生命危险,跳入寒冷、水流湍急的黄河,把武器打捞上岸。

进入陕北后, 在陕北特委的帮助下,转战于清涧、安定、延川、安塞、靖边等地,行程千余里, 大小60余战，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发展到步骑兵300余人。

创建陕甘红军

1931年10月,晋西游击队到达南梁地区,找到刘志丹同志。10月30日, 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和省委交通员高岗来到南梁,把晋西游击队和刘志丹领导的当地武装统一改编成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

1931年2月12日, 根据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原细嘴子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兼党委书记），参谋长杨重远。辖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高岗任大队政委），警卫队队长白锡林，骑兵队队长强龙光。

4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视察工作,在旬邑马家堡召开会议,指责谢子长是“逃跑主义”、“梢林主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党内宣布（怕引起部队反对）撤销谢子长总指挥职务。

4月21日,谢子长指挥陕甘游击队在地下党组织配合下,以吴岱峰带队做主攻，南下奇袭旬邑县城获胜, 处决了反动县长和警察局局长,俘敌300余人,缴枪400余支,子弹万余发,这是西北红军第一次打下县城,影响很大。打下旬邑,杜衡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游击队分为三、五两个支队单独行动,刘志丹、阎红彦分任支队长,李杰夫、黄子文分任政委,吴岱峰、杨重远分任参谋长。警卫大队被分散编入两个支队,骑兵队则被编入三支队。谢子长与警卫大队政委焦维炽被派到甘肃靖远组织兵运,三支队去陕西乾县、永寿、礼泉、彬县一带活动；五支队到淳化、三原一带活动。

1932年6月在延安南边临镇战斗中，因为吴岱峰得伤寒，由2大队政委高岗代替指挥2大队，他见敌人援军来了，没有通知指挥部，就带队跑了。阎红彦带5支队攻进镇子，没有想到敌人从2大队方向攻来，前后夹击，导致战斗失败，部队遭遇重大伤亡。部队党委在李杰夫主持下开会，决定对高岗开除党籍、军籍，并发通缉令，要求抓到以后就地正法。

李杰夫等人以临镇战斗失利为由，坚决不继续往北，要求分家南下。由于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人的坚决反对，避免了部队分裂。在部队党委会上，阎红彦被选为总指挥。部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刘志丹改任二大队长，吴岱峰任副大队长。而李杰夫借口给省委汇报，去西安了，后来叛变投敌。

高岗脱逃后返回陕甘游击队时，已经是阎红彦担任总指挥了。由于是他自己归队，加上他说临镇战斗是受战士胁迫，无法对质，（后来有战士归来，证明是他自己带队逃跑的）就撤了他的职去当战士。

7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军委书记李艮来到部队担任政委,推行“左倾”错误,命令部队放弃“游击战”和“山地战”,改打“阵地战”和“平原战”。为了彻底夺取部队的领导权,李艮、高岗等人又在原队委会以外,另外成立了一个“秘密”队委会。这些错误做法,遭到吴岱峰等人的坚决反对。因此,他们诬陷吴岱峰有“反革命嫌疑”,八月初被撤销职务,驱逐出部队。吴岱峰准备去西安找省委申诉,离队的当天拂晓,走到刘家店子附近,在大雾中和敌骑兵团李贵卿部遭遇,被敌人认出是共产党红军。被执行枪决时,抓他的敌兵对他穿的府绸衫子感兴趣，要他脱下，他趁机挣脱,跳下山崖逃跑了。当时,游击队正在附近的牵马塬驻地开会,还没有察觉三路敌军将要对游击队形成包围。在此紧要关头,敌人追击吴岱峰的枪声报了警。游击队在大雾掩护下,迅速突围转移,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当天中午,吴岱峰遇见了突围出来的红军游击队,被挽留下来,继续留在部队工作。

1932年12月,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推行”左”倾错误，改组陕甘游击队为红二十六军红二团，自任军和团政委，由原班长王世泰任团长。谢子长、阎红彦（原红30军军长）被送往上海中央局“受训”，刘志丹、杨重远、吴岱峰等被排斥在领导者之外。1933年6月，杜衡强行要求红26军红二团南下。7月29日,红二团在蓝田县张家坪被敌人包围,原来500余人的红军队伍,突围后只剩下七八十人。除吴岱峰、高锦纯同志率领红二连外,其它部队都被打散了，剩余人员全部编入红二连。吴岱峰、高锦纯同志率领着红二连和刘志丹、王世泰团长等同志退入秦岭山区,坚持战斗近两个月, 最后战败全军覆灭。

吴岱峰历尽千辛万苦,于1933年9月下旬,返回到由习仲勋等坚守的照金革命根据地。这时，正遇根据地遭到敌人大规模围剿、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兼后方总指挥李妙斋同志壮烈牺牲。吴岱峰临危受命,接替李妙斋同志遗职,和总指挥部政委习仲勋等同志一起，领导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保卫了根据地。10月上旬，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也返回照金。10月13日,敌人趁我红军主力在外线做战之机,重兵包围了薛家寨。吴岱峰指挥部队,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仅10月15日这一天,就打退敌人80多次的轮番进攻,给予敌人重大杀伤。10月16日,在叛徒陈克敏告密、薛家寨失守，照金根据地即将陷落之际吴岱峰率领部队和习仲勋、张秀山、高锦纯等同志成功突围，保住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照金根据地陷落后，陕甘边红军失去了落脚点，陕甘边的革命连遭挫折,形势恶化,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刘志丹、习仲勋、吴岱峰等率领部队来到南梁。1933年11月3日,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村召开重要会议,决定成立红26军第42师红三团,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3年12月份成立了南梁后方工作委员会，由因病休养的吴岱峰任主任，习仲勋和张策为委员，分别负责根据地建设和军事工作。1934年2月,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吴岱峰任军委参谋长。1934年10月,陕甘边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成立,刘志丹兼校长,习仲勋兼政委。吴岱峰受命参加了红校的创建工作,任副校长兼军事部长,主持红校日常工作，马文瑞任政治教员。

为了粉碎蒋介石亲自布署的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1935年2月,吴岱峰接替战斗中负伤的红三团王世泰团长,任红26军红三团代理团长,率部从陕甘边进入陕北地区,参加反“围剿”斗争。红2 6军红三团、义勇军与红27军组成的主力兵团，在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刘志丹同志的领导下,转战八百里,先后攻克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六座县城,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对红军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战斗中,吴岱峰带领的红26军红三团,与贺晋年任团长的红27军红一团,是西北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团,是刘志丹手中的两只铁拳和两张王牌,在解放六座县城的战斗中,打了许多硬仗、恶仗,立下了赫赫战功。尤其在攻打井岳秀的王牌军坚守的靖边县城的战斗中，由于郭宝珊率领的义勇军向导带的走错了路，被敌人提前发现。战斗非常激烈也非常危险，如果不能及时攻入县城，红军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危机当头，吴岱峰决定亲自带领突击队攻城。刘志丹一开始不同意，怕出意外，由于情况紧急，刘志丹同意了。吴岱峰带领突击队首先攻入城内，贺晋年率领的红一团紧跟进入，消灭了井岳秀的王牌军。靖边攻克以后，保安县城的国民党守军望风而逃，不战而得到解放。

1935年7月,战事稍缓,吴岱峰又受命赴延川永坪镇,创办西北红军干部学校,后改称陕甘晋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担任校长（张秀山、郭洪涛先后任政委）。

9月底,他回家结婚探亲时,受党组织的委托,到距吴家寨10余里的瓦窑堡城下,向国民党守军喊话。因为吴岱峰以前在高桂滋部搞兵运时候认识瓦窑堡国民党守军团长李少堂和营长叶英贤，而且在他指挥红26军主力红3团进行的马家坪战斗中，执行优待俘虏政策，送回了他们的家属。喊话后，城里老百姓纷纷传说“吴老虎”(吴岱峰的绰号)带领红军主力打回来了。当时,瓦窑堡守军敌84师500团,已经被赵通儒同志领导的西北红军警卫团（团长谢绍安）和瓦窑堡军民围困了三个多月,陷入粮尽援绝的境地,已如惊弓之鸟。听说“吴老虎”带领红军主力打回来了,又得到劳山战役胜利的消息,敌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遂于10月2日连夜弃城,逃往绥德,陕北军事重镇瓦窑堡获得解放。

劳山战役后,陕甘晋省委主要领导在红军中进行错误的肃反,刘志丹等很多领导同志被关押,红26军营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捕,有的同志还被错杀。吴岱峰只所以没有被抓，一来他早已经离开了红26军和陕甘边，肃反领导人认为他没有危险；另外西北工委和保卫局设在瓦窑堡，而他是瓦窑堡人，他率领红26军红3团，在吴家寨子、马家坪战斗中打出了威风，在当地威望很高。在这种情况下，肃反领导人依然派人监视他的行踪。

10月中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成为党中央机关所在地和革命大本营。1935年11月,干部团（即长征前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和西北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吴岱峰任副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即国防大学的前身。不久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改称西北红军抗日大学；1936年6月，西北红军抗日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林彪，政治委员毛泽东（兼），教育长罗瑞卿；吴岱峰改任红军大学游击学校校长、步兵学校校长。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吴岱峰多次和习仲勋搭档合作，他看到习仲勋德才兼备，1935年底，通过他的妻子冯玉芳把他的亲戚郝明珠介绍给习仲勋，1936年1月初结为夫妻。

把守陕甘宁边区的西北大门

1937年到1940年,吴岱峰先后任陕北西分区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陕甘宁边区庆环军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政委都是由地方党委书记马文瑞兼任。陇东地区一直是反摩擦斗争的前哨阵地,面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军事挑衅,吴岱峰率领保安部队给予敌人有力的回击。在保卫边防安全的同时,他还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带领部队开荒种田,开展大生产运动。9月底,他回家结婚探亲时,受党组织的委托,到距吴家寨10余里的瓦窑堡城下,向国民党守军喊话。因为吴岱

“1940年4月24日，刘志丹烈士的灵柩在高岗、林伯渠、吴岱峰、边区民政厅长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张秀山、康天明、王世泰、马锡武、曹力如等护送下运回志丹县， 5月2日．召开了万人公祭大会，高岗介绍了志丹的生平事迹，……尔后安葬于志丹陵园内。”

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上，为了突出高岗自己，高岗篡改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历史，高岗和阎红彦发生了激烈冲突。而红26军前身陕甘游击队队委会的成员，就只有阎红彦和吴岱峰在。（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都牺牲了，李杰夫叛变了。高岗1934年1月担任红42师政委时在正宁南邑堡强奸妇女，被黄子文遇见，反映给刘志丹。当时开会研究处理意见时，黄子文等人建议按照红军纪律枪毙，“普通战士强奸妇女都要枪毙！”刘志丹、张秀山等人反对“我们总不能枪毙自己的政委。”高岗被撤职，5月份又复职。7月阎家洼子会议认为他“道德败坏，屡犯错误”不适合继续担任红42师政委，决定送他去上海中央局受训。由于国民党围困，一时难于出去，就留在陕北搞地方工作，没有想到他又强奸妇女。谢子长骂他：“高岗你这狗日的，真是狗改不了吃屎！”谢子长负伤后，刘志丹负责，黄子文还坚持要送高岗去中央局受训，刘志丹说：“我们现在缺的是懂军事的人，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好！”就没有去。所以，后来高岗恨死了黄子文，几次要杀黄子文，都被习仲勋救了。后来习仲勋实在救不了，黄子文就逃走了。）

吴岱峰没有在权力的引诱压迫下，违心的说假话，实事求是的谈陕甘游击队实际情况。他每次谈到关键地方，都被打断，不让他说，发言稿说了不到三分之一，就不准他再发言了。当时谢绍明曾经在西北局书记高岗宿舍办公室桌子上看到过吴岱峰的发言稿，后来就不知下落了。康生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西北的问题，以高岗同志的意见为准，阎红彦、吴岱峰反对高岗是错误的。” 阎红彦和吴岱峰受到错误批判。阎红彦不在西北赶了，去了邓小平的晋冀鲁豫；而吴岱峰则继续留在西北。

1943年1月至1945年12月,吴岱峰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副旅长,与旅长贺晋年一起,率领部队驻守蒙汉边境地区,把守着边区的西北大门。1945年4月,吴岱峰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党的“七大”。在“七大”上，阎红彦、吴岱峰和李仲英（原红29军军长）投了高岗的反对票。会后,阎红彦曾找刘少奇和任弼时同志,反映高岗的问题,认为高岗迟早要出问题,并请中央记录在档。1954年高岗事件发生,历史验证了阎红彦、吴岱峰等同志的预见。

 “1945年2月19日，瓦窑堡市二万人为谢子长举行的隆重移葬公祭，首由吴岱峰同志报告革命事略，……几万双眼睛含着眼泪，目送子长同志灵柩入墓，……。”

保卫党中央，西北战场显神威

吴岱峰和王震是保卫延安革命大本营的两位主要将领，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國史事日誌”就记载：“共军王震吴岱峰袭攻……”。1946年6月,吴岱峰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1947年3月,绥德警备区第4、6团改编为独立第一旅,吴岱峰任独一旅旅长、旅党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区司令员。1947年8月在沙家店战役中,率绥独一旅,协同西北野战军第3纵队,在当川寺以北诱敌深入,把敌整36师引入当川寺以南地区我军的包围圈里。以后又和三纵一起,担任阻援任务,将敌整29军军长刘戡亲自率领的两个半旅,阻止在乌龙铺附近地区,并将其击退,从而保证了我军顺利一举歼灭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敌36师师部及下辖的165旅和123旅。9月,吴岱峰率独一旅歼灭胡宗南一个特务团。11月，在绥德义合会议上，为了保护被错误处理的下属，吴岱峰被错误的撤职，由张达志（中将，曾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炮兵司令员）接任他的职位（后来张达志率领独一旅在山西打了很多漂亮仗，得到毛泽东的赞扬）。习仲勋和林伯渠给毛泽东汇报了此事，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吴岱峰恢复了职位，改任榆(林)、横(山)北线部队总指挥。1949年9月,吴岱峰任陕北军区司令员兼军区党委书记（正军级）,下辖绥德、榆林、三边、黄龙四个军分区。

10月，第19兵团司令部代陕西省军区司令部，19兵团党委常委由陕西省委书记马明方、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上将）、政委李志民（上将）、副司令员耿飚（曾任国防部长）和吴岱峰5人组成。杨得志曾经说过：“吴老的资格比我还要老，他是大革命前的党员，我是28年入的党。”

面对坎坷 矢志不渝

1950年4月,任陕西省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0月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2年7月毕业,调兰州军区,后转业地方工作。1953年5月后先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和西北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中央检察员；西北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组织部八处党支部副书记、书记等职务。

李健彤写《刘志丹》小说的时侯，采访过吴岱峰，吴岱峰实事求是的给她讲述了他所经历过的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创建情况，并且劝说她不要写，因为争论很大，很难把握。李健彤坚持要写，结果因为《刘志丹》小说一案，习仲勋、贾拓夫、马文瑞、吴岱峰、刘景范等西北大批老干部遭受牵累。吴岱峰因为接受李健彤的采访，多次被批判，并被下放劳动。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经中央批准回京治病。

为教育后人,缅怀革命先烈,1979年以后,他陆续发表了回忆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曹力如、白锡林、胡廷俊等革命先烈的纪念文章,撰写和发表了回忆晋西游击队和红26军第二团艰难革命历程的纪念文章。1985年离职休养后,又秉笔直书,撰写了个人回忆录《黄土高坡举红旗》。

1981年底，吴岱峰回陕西期间，他问他过去的秘书霍绍业（时任陕西省工商局副局长）：“黄子祥（原红26军红4团团长，黄子文的胞弟）还在不？” 霍打听后说：“在，住在他女儿家”。他就和霍去看望黄子祥，当时黄子祥生活无着，过的非常艰难。他就去找当时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问马文瑞：“你能否每个月给黄子祥200元生活补助？” 马文瑞马上同意了并加以落实。后来他又和马文瑞说：“黄子文、黄子祥对革命贡献很大，你能否落实，给黄子祥安排一个职位？”在吴岱峰、张秀山等人的建议下，黄子祥后来又恢复了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的职务。

注：这是《新西部》“百年西部人物”栏目约稿，我写的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