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冤45年的淞沪之战军衔最高的阵亡者：吴克仁将军

吴克仁（1894--1937）字静山，满族人，出生于大清帝国吉林省牡丹江流域宁安县（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三道湾一个农民家庭。

最初他曾在家乡读私塾，后在亲友帮助下入县小学和中学读书，由于战乱不断，家庭生活难以为继，父母无力供他上完中学便中途辍学了。由此他弃文习武，1911年考入吉林陆军小学(学生待遇为公费，学校除管吃、管住、管穿外，每人每月还发一至二元零用钱)，1914年升入北京陆军中学。北京陆军中学位于北京郊区，距清河镇六、七华里，故俗称清河陆军中学。学制为两年，共办过四期，吴克仁人的是第三期，这一期学生600余人，课程设置分学、术两科。学科主要有国文、数学、理化、史地、外语；术科主要有步兵、操典、内务条例、军事训练(马术、武术、刺枪和队形)以及野外演习等。

当时的教学内容分为：(一)战术学：战术的指挥与应用；战略的布置与应用；敌情的侦察与判断；战斗序例，按军队的应用确定前卫、后卫、侧卫等；按战斗需要确定作战名称，分攻击、防御：遭遇、追击、退却等。又划分别动队扰乱敌人，实击队按时攻击等。(二)工事建筑学：建筑各种工事，如炮兵堡垒、机关枪堡垒、挖掘散兵壕、交通壕、地下工事等。(三)地形学：根据战斗需要，控制有利地形(包括进攻和防御)、改造地形、变不利为有利，发挥战斗威力。(四)通讯学：利用器材组成通讯网，使指挥官与战斗部队保持联络畅通，指挥作战。(五)战术训练：分正规战、陆地战、游击战，利用沙盘布置战术等。每周一次野外训练，实弹射击，教官亲临指导。毕业前，举行一次联合大演习。炮兵、步兵、辎重兵、工兵均出动配合，划分双方战区，实弹演习作为毕业前的考核。

1916年吴克仁以优异成绩毕业，升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分在炮科。当时校长为杨祖德，山东临清人，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经验丰富且待人诚恳，有长者之风，深受学生们的爱戴。杨祖德任保定军校校长三年，是历届校长中任期最长的，他任职期间也是军校秩序和教学质量最好的时期之一。在保定军校，培植了吴克仁军事学术基础，掌握了现代军人必备的军事学识。

1916年，吴克仁入校不久，正值大总统黎元洪到校视察并参加第三期毕业典礼。在训话中，黎元洪勉励大家认真学习精忠报国等。这一浓烈场景，给吴克仁留下深刻印象。在校期间，吴克仁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在保定军校第五期630多名学员中，来自吉林省的47人；其中，来自吴克仁家乡宁安县的就有12人。这与当时宁安地处国防前线的牡丹江流域，备受日、俄侵略者蹂躏不无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与周恩来在天津共同组织《觉悟社》的马骏(1895-1928)，就是吴克仁的同乡于安县人。

吴克仁毕业后分派皖系边防军服役。

1920年1月17日，吴佩孚通电请求从湘南撤防。随后吴佩孚便与南方的陈炯明“护国军”共同组织“救国同盟军”，计划在推倒皖系之后，驱逐徐世昌，另组南北统一的政府。30日，吴与南方军政府相约，直隶军开拔时，由湘军接收其防地。5月25日，吴佩孚率所部第3师及王承斌、阎相文、肖耀南3个混成旅从湘南撤防，表面“中立”的张作霖，7月8日也参加了曹锟、吴佩孚及8省同盟的代表在天津讨论对皖战争问题的紧急会议。9日，曹锟在天津组织“讨逆军”，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张作霖回到奉天后，决定以其第27、第28师各出兵一旅入关，7月14日晚，直皖战争正式爆发。战争历时五日，皖军大败。19日，段祺瑞通电辞职。直、奉两军的先头部队，于23日开进北京，分别接收了南、北苑营房，并相约都不入城。至此直皖战争宣告结束。直奉两系控制了北京政权。皖系边防军被张作霖收编，吴克仁从此进入奉军。

因吴克仁学术优良，在吴佩孚与张作霖之间的一、二次直奉战中屡立战功，先后由排长、连长升至营长。

1922年，少帅张学良在沈阳大本营创办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招收十七岁以上高小毕业生，以各军校毕业的军官为教官，培养部队初级军官和军士。

1923年，吴克仁被调任教导队特科连长，从此知遇少帅张学良，并结识了同在军事教导队工作的吉林同乡、保定军校校友王以哲等年轻军官。

1925年4月，军事教导队第四期开学，吴克仁晋升炮兵营长。是年末，郭松龄反奉事件发生，奉天危急，张作霖急令张学良为前敌总指挥，编教导队为一个旅开赴前线，吴克仁即随营军中。郭松龄反奉事件平息后，张学良鉴于部队素质急待提高，决定从军营中选拔一批留日学生，分别入日本步、骑、炮、工兵和航空学校学习，为部队培养专门人才。这次选拔采取考试和保荐的办法，吴克仁应试入选。

1926年5月，他同其他留日学生东渡，先入成城学校专修日语，后入日本炮兵学校学习。学习期间，吴克仁奋发攻读，以优异成绩赢得教官和同学们的赞誉。

1927年学成回国，任炮兵教导队上校队长，负责炮兵的训练和教育工作。

1928年夏，张作霖于返奉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出任东北保安司令后，着手整顿奉军，炮兵教导队改为炮兵教导团，吴克仁任团长，后又改任东兵炮兵第十八团团长。

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东北军在边境与苏联军队激战失利，吴克仁总结这次战斗的教训，对照苏军炮兵的战术，写出一份《东北军炮兵改造之意见具申》，受到张学良的赏识。

为提高东北军炮兵的素质，更多的吸取国外先进经验技术，1931年春，张学良特派吴克仁赴法国考察炮兵。回国后升任东北讲武堂炮兵研究班少将教育长。吴克仁深感少帅知遇之恩，精心冶学，不仅亲自授课，还潜心研究炮兵理论，注重实践教学，把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的炮兵技战术传授给学生，为提高东北军炮兵素质和改进炮兵战术做出了积极努力和贡献。

1933年春，日军侵略热河，吴克仁被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七师副师长，编入以王以哲为军长的第六十七军，参加长城抗战。

六十七军的前身，是东北军陆军第七旅，第一任旅长是王以哲将军。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炮轰北大营。此时驻守北大营，首当其冲的正是第七旅，约12000人。由於1930年中原大战和1931年7，8月间的石友山叛乱，东北军大部分的精锐部队都已经调入关内。第七旅则是张学良留在沈阳看家的一支王牌部队。

之后，东北军被编组为四个军，即于学忠的51军、万福辚的53军、何柱国的57军，王以哲的67军，共26万人。正式组建之67军，军长王以哲，参谋长黄永安，下辖107师(师长张政枋)，110师(师长何立中)，117师(师长翁照垣、副师长吴克仁)，112师(师长张廷枢)，炮8旅(旅长刘翰东)、工兵1团(团长杜维纲)，和通讯大队。67军成立之初，直辖北平军分会。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吴克仁之东北陆军第一一七师，以低劣装备，与敌奋勇血战，不负重托，打出了国威，受到全国人民的称赞。

1934年春，花花公子张学良自欧回国，因在意大利期间受法西斯主义影响，高唱“拥护领袖”口号，接受蒋介石所委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职，调东北军南下“剿共”。吴克仁时任一一七师师长，率该师自北平清河镇进驻河南光山，对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创始人之一吴焕先为军长的红二十五军作战。

是年9月，红二十五军自鄂豫皖西撤，进入陕南，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奉蒋介石令，派王以哲率六十七军开赴陕南追击。王以哲等部进攻陕北，在榆林桥、直罗镇两次战斗中被红军歼灭了近三个师之众（不包括吴克仁的一一七师）。

吴克仁于1936年春参加了张学良为首的东北爱国进步军官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1936年4月张学良在洛川与周恩来会谈，达成东北军与红军合作抗日的协定。此时吴克仁已升任六十七军副军长，随王以哲进驻延安，与参谋长赵镇藩共同协助王以哲执行张学良与红军达成的协定，负责对陕北红军输送弹药物资，保护红军人员来往的安全。

西安事变爆发后，王以哲留西安协助张学良处理军政大计，吴克仁则率六十七军移驻陇东平凉地区，监视蒋军朱绍良部的行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被蒋扣留，东北军内部因此发生混乱，1937年2月2日王以哲竟被孙铭久等少壮派所杀。

1937年2月4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国民党东北军第67军副军长吴克仁及全体将士，同时给王以哲家属致唁电，对因主张和平营救张学良而被主张开战营救张学良的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枪杀的第67军军长王以哲表示哀悼。

六十七军官兵闻耗，极为愤激，纷纷要求进兵西安为王以哲报仇。吴克仁与王以哲友谊素笃，虽亦极悲痛，但为顾全大局，力予劝阻，使东北军避免了一场更大的自相残杀的灾难。

王以哲遇害后，吴克仁经西安抗日联军总部委为六十七军军长。

1937年2月，东北军东调，67军所辖之107师、108师、115师、117师按原建制调出西北，进驻安徽阜阳、涡阳及河南沈邱，界首等处。1937年春，蒋介石和陈诚把东北军各军长召集到南京开会。6月，又召集东北军各军长到开封，由刘峙主持召开正式整编会议，有关67军，会议做出如下决定：军长吴克仁，副军长贺奎，参谋长吴桐岗，下辖两个师，即107师、108师。107师系由原107师和117师合并的，师长金奎壁，副师长姜保德，叁谋长邓玉琢，下分319旅、 321旅，由吴赛和朱之荣分任旅长。 108师系由原108师和115师合编的，师长张文清，副师长唐振海，参谋长梁同淇，下辖322旅和324旅，由夏树勋，刘启文分任旅长。

六十七军整编甫毕，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吴克仁当即率全军将士请缨。7月1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布动员令，吴克仁接到动员令后，即集结全军经商丘、徐州开赴沧州，接替自平津南撤的二十九军正面阵地。8月下旬，又按第一战区电令，立即驰赴大城至文安防线，接替宋哲元郎王长海师，堵击由独流镇出动的日寇。在平地水深过膝的困难条件下，67 军被迫放弃辐重大车和汽车运输，全部改装为驮载和人担。第二天全军就到达子牙河大坝。因行军迅速、纪律严明、士气旺盛，受到第一战区的嘉奖。
 
全军抵达大城至文安防线后，8月21日，日军再次向津浦线发动攻势，67军对沿子牙河南下之日军中岛今朝吾师团进行了顽强阻击。首先，在姚马渡设伏，於河道中置障碍物，当敌三艘轮船逆水而上时，则分段截击，此役歼敌三四百名。敌人不甘心失败，子牙镇之敌约2000人进至浪凹，三间房，大小沿庄附近，攻东辛庄不逞，改攻东西次河阵地，也无进展。

九月初，敌200余人、炮2门，又攻小河阵地，647团第5连同敌人激战竞日，敌增兵包围，形势危急，副团长车元勋率两连驰援，始将该连救出，中国军队伤亡30多人，敌人死伤则在两倍以上。9月中旬， 67军展开反攻，以108师为主力，107师一部配合，占领东皇庄，夏树勋旅、刘启文旅突破敌阵地，分围北赵阵地，姚马渡之敌归路已断。遂拚力突击，毙敌甚众。敌乘汽艇驰援，被67军击沉五只，敌尽溺毙。姚马渡之役后，敌人进行疯狂报复，步兵．在炮兵．飞机配合下，猛攻裴庄、贾庄，崔庄，郝庄一带阵地。八里庄阵地被炸平，中国官兵殉难颇众。敌迫近白洋桥、贾庄、陈庄之线，中国军队奋不顾身，数度肉搏，687团营长王铁修阵亡。67军官兵誓死坚守南庆屯，其里庄，大城迄文安一线，与敌相持。

南京获悉67军在津浦前线浴血奋战，予敌重创的战斗后．蒋介石急令侍从室复电，内称；“吴军长静山。密马酉参郑电悉。甚慰。希激励所部巩固阵地。中正。”

这时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刘崎二十九军于9月11日向南撤退，六十七军亦不得不于16日放弃姚马渡，辗转经献县到达邯郸，拨归商震指挥，担任防守临名关的任务。10月15日，日军土肥原师团猛攻临名关，六十七军在敌军猛烈炮击下，死伤惨重，渐不能支，要求商震增援，商震拒不派援。16日，吴克仁被迫率军南撤，到达新乡休整。

津浦、平汉路北段抗战，67军始终在最前线，常常是孤军抗敌，湿衣枵腹，炊爨几断，弹尽粮绝，牺牲惨重，为阻击日寇南犯，掩护友军撤退，做出重大贡献。而韩复榘之流却诽谤67军“战斗不力”，那些为保存实力，怠于战事，或躲或逃的“友军”却成为抗敌“功臣”。为此，吴军长到南京谒见蒋介石，陈述了华北前线战况，要求脱离第一战区指挥，参加淞沪会战，这时淞沪之战的战局吃紧，蒋介石正苦于无兵可调，蒋介石“慨然允诺”

吴克仁军长在部队开拔前，写信给他的妻子任毓周，嘱其“善自督率痛年子女，即以素无私蓄，此役凶多吉少，今后皆须勤俭以仆，也用继其杰”。

由中华民国之国民政府挑起的淞沪之战，8月13日爆发后，南京统帅部为了打破日本侵略军迫我作城下之盟的企图，提出了不惜任何牺牲守住大上海的口号，先后投入了八十五个师的兵力，在北起宝山，中经江湾、闸北，东迄浦东、川沙约一百公里的弧形陈地上，与日军展开了极其惨烈的搏斗。日军投入了二十余万人，优势的火力

10月26日以后，淞沪会战进入第三阶段，即全线溃退阶段。 10月28日，蒋介石命令18军、26军反攻，结果失败。10月31日，敌人突破大场阵地 “浦东陷于一片混乱”。苏州河南岸因无援军，刘家宅、龚家宅，层家桥、施家弄各点相继失陷。连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对战局都感到绝望，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十月三十日，右翼方面战况已达到极度不利，突击我大场阵地之敌军，正在周家宅，姚家宅两处强渡苏州河，上海市区的我军便感到侧背的重大威胁．……我此时已陷入无限的忧虑，以沉重的决心，担当这残破而没有把握挽救的局面，这是我生命史上最痛苦的回忆。” 67军正是在国民党军队于淞沪战场全线溃败、败局已定的形势下，从河南新乡开赴淞沪战场的最后两个师

l0月30日67军从新乡起程运送，11月2日抵达南京下关，按第三战区命令，到青浦集结，归中央军朱绍良总司令指挥。后又按到凇沪前线总司令陈诚电今，67军划归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指挥。作为右翼的总预备队，驻军青浦。

先头部队行至青浦北门是5日，日军已经在金山卫登陆，企图包抄我上海守军，一部向淞江进犯企图切断我军退路。同日67军接张发奎电令，大意是：敌军已于某日(指5日)在金山卫登陆，正向淞江前进，仰67军可轻装前进的，痛击敌人，以保我上海右翼之安全为要。此时，全军尚未集结完毕，军部驻白鹤港，107师在青浦，108师刚从安亭下车。接令后，吴克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亲自率领参谋长吴桐岗和少数参谋人员前往淞江设指挥所，军部设青浦，由副军长贺奎驻守。并决定以淞江为枢纽歼敌於水网交错地区。令107师，108师冒雨强行军抢占淞江县城。
 
第三战区为加强淞江战役指挥力量，6日委派右翼军副司令黄琪翔到淞江前线主持军务，他向淞江专员，地方保安司令王公屿面交了蒋介石的手喻“著该保安司令协同43军郭军长汝栋、67军吴军长克仁，坚守淞江三日，违即军法严惩。”，此时日军一部已经侵占了淞江城西，城南的日军正枪渡黄浦江。
 
11月6日郭军残部百余人从前线撤至淞江，67军军部和108师也分别从白鹤港、安亭抵达淞江。军长令107师在淞江以南，沿黄浦江北岸布防，令108师进驻淞江附近，以一部支援金师，以一旅为军预备队。当面之敌是日军第6，第18、第114师团。

11月6日，107师向金鹤浜，米市渡，得胜港一线展开，一部与已渡河之四五百敌人遭遇，激战至晚上，将占领金鹤浜、夏兴浜、张家村之敌击退。
 
11月7日午后，108师到达淞江城北约八里的张家桥，322旅647团最先到达李塔汇，与四五百敌人遭汛激战三小时，击退顽敌。
 
11月8日，敌人后援部队陆续到达，108师在李塔汇与敌展开激战，反复争夺，三失三得。上午1l时，敌我双方白刃相接，该师官兵死伤过半。吴克仁军长亲自率队打冲锋，始将日军打退。黄昏时，敌人又攻入小南门，吴克仁令吴赛率领319旅反击，有一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吴旅长却身负重伤。107师仍在金鹤浜，得胜港―线与敌激战，死伤官兵千余名。
 
及至8日午夜，阻击3日的任务已经完成，吴克仁请四十军军长郭汝栋先撤，他与王公屿后撤，因四十军参加时仅有不足二百人的战斗员，战斗力较弱。
 
11月9日拂晓，敌人5000余名从黄埔江登陆，向107师阵地进攻，一部向108师阵地迂回，逼近铁路。为解除右翼威胁，108师刘启文旅长命令644团王熙瑞团长率两营兵力向 31号铁桥攻击，激战至上午9时，该两营官兵伤亡惨重。王熙瑞团长重整余部，亲率冲锋，但寡不敌众，战况巳无法挽回，王团长当场自戕殒命，为国牺牲。下午4时，张师长亲率师直属队督战，上校参谋谢景唐负重伤，通讯营长邵玉田阵亡，直属队官兵多数殉难。敌人愈攻愈烈，迫近淞江西关，师长率少数卫队会同刘，夏两旅长，率余部向敌人反击，刘启文旅长中弹牺牲。晚8时，敌人冲入西关，迂回北关，师长率少数部队仍同敌人拼死战斗，至晚9时，接到军部命令，向余山撤退。
 
按照蒋介石手谕规定67军应从6日起坚守到8日晚，坚守淞江3日。该军以惨重代价一直坚守到9日晚9时，完成了掩护友军撒出的任务。连撤退路线也是遵照第三战区副司令顾祝同指定的“独立45旅，107师，108师应以沪杭铁路向嘉善转进为主，不得已时，经青浦到昆山待命”的路线的。

此时，上海战场已是一片混乱，败退下来的大部队如潮涌，已失去控制，六十七军也被冲散。唯一的退路--苏州河大桥已被日机炸断。次日晨，吴军长撤到白鹤港时，正指挥渡河，向南面窜来的敌便衣队一阵排枪，吴军长不幸中弹落水牺性，时年仅43岁，他是抗日战争初期最早为国捐躯的一位军长，是淞沪抗战中阵亡的军衔最高的将领(陆军中将)。军参谋长吴桐岗同时阵亡。营以下官兵死伤近三分之二。107师损耗殆尽，108师也伤亡惨重。

吴克仁牺牲后，他的家庭一下子陷入了困境，老母、妻子相继辞世，子女四处离散。

1938年，67军幸存的高级将领，该军副军长贺奎等向军政部申请抚恤在淞江战投牺牲的将士时，竟遭到无情地拒绝。国民党军政当局对孤军坚决抗敌的67军官兵非但不加以褒扬，诬陷却步步升级，主要罪名是“遽尔溃退，使全军蒙受重大损失。”军长吴克仁也遭到恶毒诋毁，诬蔑吴克仁为“投敌附逆”，叛变投敌。军委会发给各战区的‘敌情通报‘云；“确迅原东北部队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在我大军撤离上海后，已率部叛变投降日军，此次侵占南昌，即是吴克仁亲自指挥所部，为日寇前导。国民党政府还指令当时武汉各报纸，均要登载这一虚构的假情报。淞沪战役后67军番号也被取消，於部编入108师，由张文清任师长，并入王敬久的二十五军。

最令人不解的是，吴克仁军长的牺牲有很多说法
最初的说法是战场叛变投敌，这是军委会的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是军统刺杀
还有说战场牺牲的，但没有找到遗体。
很多疑问至今没解决。
如果说他投敌，那么后来怎么再没有公开活动？而且他在抗战后并无和日本人接触的机会。
如果说他阵亡，恰好是中炮弹被打得粉身碎骨，有这么巧的事？
还有一种说法是敌人便衣乱枪打死，军参谋长同时阵亡，当时部队撤退混乱，竟然尸首也顾不上抢。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都没有给予吴克仁足够重视，因为抗战初期牺牲的师长以上军官都是被宣传为民族英雄的，只有吴克仁是例外。吴克仁是国军特别是东北军的炮兵教育先行者，培养了不少炮兵人才。

吴克仁被老蒋丑化，可能跟他联络甚至想营救张学良有关，因为戴笠抓捕过杨虎城，所以军统暗杀丑化吴克仁也是有可能的，但没有材料证实。67军在凇沪会战后被压缩为108师，师长张文清曾带这个师参与皖南事变，但对新四军比较同情，但限于上官云相严令，该师没有给新四军突围让路。武汉的国民党报纸甚至还指责吴克仁在南昌会战时充当伪军，给日军当先锋，后来证明是捏造。

67军在松江会战遭遇的是强大的第6、18、114师团和第5师团国崎支队，特别是第6师团被冈村宁次评为日军第一，能顶住三天，也属不易。该军在松江至昆山白鹤港战死就好几个旅长以上军官（战死1个军长1个军参谋长1个旅长，重伤1个旅长，掩护了全军从上海撤退，没有这支生力军掩护右侧背，浦西的我军主力完全可能被包围），不可谓不英勇，但是南京政府就是没有表彰这些战死的东北军将领，而对川军中央军包括其他杂牌军牺牲将领都是大张旗鼓宣传的。有人认为是陈诚这个无耻小人，分明是在报复东北军，报西安事变被捉之仇。

曾任张学良秘书的田雨时于1981年撰文在台湾“传记文学”上(39卷/1期)发表文章“忠烈泯没昭恤无闻的吴克仁将军”，又经王公屿等多名参与淞江之役，协同六十七军浴血奋战，亲见吴将军殉国的将领之证明，真相乃大白。67军将士不是叛军，而是华胄忠烈。一九八二年，国民党方面追认吴克仁将军为烈士。1989年清明，台湾当局将吴克仁将军灵位加入忠烈祠，并敦请吴克仁将军之女参加了祭奠仪式，几十年之沉冤终有昭雪之日，六十七军抗日将士地下英灵应可告慰亦！

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六十七军第一任军长王以哲将军为革命烈士，1987年民政部追认后任军长吴克仁将军为革命烈士。

－－－－－－－－－－－－－－－－－－－－－－

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吴克仁中将军长冤死四十五年之谜

67军在西安事变前是东北军的主力军，一度有5个师之多，也是张学良的嫡系的嫡系，但事变后就屡屡被蒋介石暗算，最终因军长阵亡而撤销番号，压缩为一个师。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共计阵亡了八个军长，其中七个都在胜利后入驻忠烈祠，但只有一个人，直到一九八二年，才被国民党方面追认为烈士。这一个四十五年始终蒙着“投敌”罪名的殉国将领，就是东北军出身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七军中将军长吴克仁。

吴克仁的死，以及他死前死后的若干历史痕迹，个人感觉若是追溯起来，仿佛依稀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轨迹，环环相扣在对东北军这个团体的控制之上，不过，这种推论，最终只能停留在逻辑上，所以，只能说，这是一个尚不能说解开的历史谜团。

根据现在手头的史料，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是在一九三七年的淞沪战役中战死的，是这场战役中国军阵亡的最高将领。他死得十分蹊跷，据说，是十一月九日在松江前线中炮落水阵亡，连尸体都没有找到。这在整个抗战过程里，是将级军官中绝无仅有的一例。

虽然吴克仁军长的死是否另有内幕现在并无进一步的证据，但国民党政府方面对于六十七军的处理是迅速而坚决的，第一，是宣布“根据敌伪情报”，吴克仁并非战死，而是战场投敌了，下令通缉；第二，是将六十七军迅速解编，压缩为一零八师，并入中央军序列。

假如考虑到第六十七军在东北军中的价值，这个安排，就不免令人疑惑。

西安事变之前的东北军，共分为五个军，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五个军的情况，他们与少帅的关系是不同的。

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是张作霖时代的老将，西安事变前，因为东北军老将在热河抗战中的拙劣表现让张学良极端失望，他正对东北军进行“换血”，努力提拔少壮派军官，万福麟等人最是不满，所以事变一起他就在保定宣布看戏了。这个军与少帅最无缘分。少帅有事他不拆台就是好的。

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他也是老将，但为人忠厚，西安事变后遵令在兰州起事，忠心没有问题。不过，于学忠在东北军中是个外来户，他是吴佩孚的人，所以号召力不够强。

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资格也有，为人圆滑，西安事变中张调他到总部当参谋长，似有不信任之意，而董后来在抗战和内战中对做官果然也很聪明。此人打仗不行，所部刚被徐海东打成重残，董英斌因此灰头土脸，在东北军中说话不响。

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有山海关抗战的战功，虽然属于杨宇霆一派，但何是张学良的嫡系,和红军代表见面，张学良笑对何曰：现在连我太太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但是他不介意何柱国知道，可见信任。然而，何升官太快，军中颇有议论。他自己对担任军长很有顾虑，只是张学良对他说你不当就等于白送蒋介石一个军才担任的。而且，他是广西人，也因此为东北将领视为异类。

只有六十七军堪称张学良嫡系的嫡系。六十七军共编五个师，是个超大号军，原军长王以哲是张学良最欣赏的中生代军官。北大营被袭击时他就是指挥官，以后又有长城抗战之功。六十七军装备好，人员充足，可以说是张学良控制东北军的最主要军事支柱。

考虑到这一点，南京急于将六十七军拆掉也就不奇怪了。若有一支军队在张学良被囚后代表东北军揭竿而起，那只有六十七军有资格。而没了六十七军，张学良就是出来号令东北军，腰杆也不硬，快向冯玉祥在西北军中的地位靠拢了。

耐人寻味的是，张学良在离开西安的时候，留下的嘱咐是：“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虎臣，即杨虎城，早年曾号虎臣，后改虎城，孝侯，即于学忠。字迹潦草，几不能认。没有让张学良最信任的王以哲担纲，这份嘱托一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张比较有利的看法是，他对杨虎城非常信任，因此列为第一代理人选，意为西北军的事情杨虎城管，西北军和东北军共同的事情，也要杨虎城管。而选择于学忠管理东北军，则是因为于学忠在整个事变中露面少，与中央矛盾少易于和解的原因。这样说张学良可算用心良苦。

但对他不利的说法也有，杨虎城的旧名已废，只有毛泽东为了隐蔽敌国之交给他写信用“虎臣”，东北军将领很多连他用过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甚至有认为少帅写别字的。于学忠在东北军中是外来户当不了家，总之，少帅不在，谁也无法乘机坐大将他架空。

无论是那种情况，张学良留下的摊子的确不稳当，内部矛盾时起时伏，一直发展到二二事变，应德田等少壮派杀倾向议和的王以哲军长，自己也最终出逃，西北的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解体，东北军被彻底分化。

六十七军这时被重新改编，由吴克仁担任军长，从五个师减到两个师，元气大伤，改驻皖北，而随着吴克仁的死，这个东北军最有实力的军，也就此销声匿迹了。

六十七军被解体，但吴克仁若未死于淞沪，其命运也很难乐观。这主要是他涉嫌参加了图救张学良的活动。

冯克昌，原东北军空军军官，西安事变时任中央航校副校长。张学良被审判后，软禁于雪窦寺，其人身自由受限，但总的生活条件还不错。这可能是宋子文兄妹一直觉得有愧于张学良，因此多次关照的原因，也因为张学良和戴笠的私交较好。张学良身边，一有几个属于自己的带枪卫士，没事照相看书钓鱼听唱片（甚至还放过火），两个老婆轮流来陪，少帅不缺钱花，还有东北元老时时造访，单从生活角度，倒可称逍遥。

当然，软禁就是软禁，张学良肯定无时无刻不期望着能够脱却囚笼，在他给杨虎城的信中，曾经写道：“遥望西天，不胜依依”。

张学良掌权的时候对身边人极好，因此在外的亲信多有欲报效者，冯克昌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三七年三月他约集航校的东北军旧部学员二百余人，租借大轿车，以春游为名直闯雪窦寺。当时对张学良的监管还不如后期严格，就近执行软禁任务的只有刘乙光的“张学良先生招待所”，不过几十个人，见冯人多势众，要拜谒老长官，他无法抵挡只好放行。冯对张反复劝诫，要他随众人离开，到笕桥机场乘准备好的飞机去香港。因为种种原因张学良最终没有答允。冯也自觉此计并非万无一失，只好和他洒泪而别。

这件事引发轩然大波，戴笠一面加强对张学良的看管，一面拘捕冯克昌等审问。由于冯等坚称只是临时起意拜访老长官，戴也无可奈何，只得草草将冯的工作架空，不让他带兵尔尔。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张学良囚禁在雪窦寺颇有人知道，但谁能断定他身边有多少监管人员呢？这冯克昌就如此有把握地上去救人？

最后，嫌疑就锁定在不久前到过雪窦寺的吴克仁身上。这是因为一个月前吴作为新任军长到南京见蒋，见过后坚持要见一见老长官张学良，蒋不好拒绝，只好让他和周福成（后来的五十三军军长，辽沈战役起义）到雪窦寺看张学良。也就是这次，张学良知道了王以哲死的前后，对重用应德田等表示后悔。这次会见，显然吴克仁注意到了张周围警戒松懈。而此后吴又见过冯克昌，自然有了嫌疑。

不过，特务也不好对一个中将军长硬来。不久，吴又有蛛丝马迹落入军统特务眼中。那就是他和张学良重新的东北军特务系统负责人陈昶新联系密切（陈昶新后来被戴笠拉拢加入军统），陈随后到雪窦寺周围勘查地形，形迹可疑。陈晚年坦诚确实和吴克仁联络，试图救出张学良。

这样一个手握重兵的将军来说，进行如此活动若蒋介石和戴笠仍然能稳坐钓鱼台，就未免反应太迟钝了。

经过了四十五年，吴克仁将军是恢复了名誉，而他的死，在我看来，依然是迷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