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昌首义第一功
武昌起义的枪声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谁都知道武昌起义是在慌乱中由革命党人匆促决定而爆发的,是在缺乏主要领导人,甚至缺乏统一行动指挥官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当时筹备起义的总指挥张振武、孙武因“宝善里”事件隐匿而不在现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尚在美国募集革命资金,黄兴还在两广策划“暴动”。所以,武昌首义的成功,始终是个谜。有人评说“武昌起义”是“计划不足、仓促爆发、侥幸胜利”,有人说武昌起义成功归结于张之洞的十年治鄂。这些说法事出有因,都有道理,但就整体而言武昌首义的成功,应当归功于湖北新军。而湖北新军的重要创建人之一吴殿英,则是功不可没。
史有所载,辛亥革命前期的清朝湖北新军一万五千人,纯粹的革命党人有近二千人,同情革命,成为革命党联系人的有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超过一千人,如此重要的清朝湖北新军,怎么会有这么多革命党。这也正是谜点的真正所在。
人们有所不知,吴殿英正是清末最早崇尚民主新政,支持革命党,默许在军中宣传革命思想,并为辛亥革命的偶然发起,奠定了必然成功基础的重要将领。武昌起义的组织者孙武、熊秉坤、吴兆鳞、罗炳顺都是吴殿英的学生。
吴殿英(字佑孙,号稚英)江苏常州人是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吴瀛的父亲,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的祖父,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的祖公,香港著名作家画家吴欢的曾祖父。很长时间以来,被人们淡忘而久成绝响。
二、吴殿英创建湖北新军
据吴殿英之孙吴祖强回忆,幼时家中逢年过节曾祭拜祖父吴殿英一名稚英,称“平湖公”,曾任职张之洞幕府。
随着浙江省平湖市图书馆的《平湖县志》和姚婕的《试论清末官员的日本陆军考察》等文章,随着众多资料的发现,以及常州家乡老人们口碑相传,我们知晓了吴殿英仕途的屐痕和生活的轨迹,一个活生生的吴殿英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
吴殿英生于1864年(同治三年)卒于民国二年(1913年),因为在有关资料都称“平湖公”,后任职湖北张之洞幕府,其子吴瀛毕业于湖北方言学堂英文系。所以先从浙江平湖开始,平湖图书馆资深研究员方老师给我们发来关于吴殿英资料的电子邮件,是在“平湖县志”上扫描过来。
“吴殿英(佑孙),光绪十三年(1888年)莅平湖任,至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卸任。地方应兴应革之事,靡不次第举行……拟建瀛洲书院,专课朴学,造就誉髦。佑孙首助千金,款遂大集,更为通详立案,以垂久远。士子朝渐夕摩,根柢益厚。辛壬癸甲邑人捷春秋闱者,指不胜屈,文风几为嘉郡冠。”
《平湖县志》已把吴殿英“亲民、厚民、办学、育人”的官声记载于史书,在平湖当时有很好的口碑。那么,看看吴殿英为张之洞担任幕僚时干些什么?有何作用和影响?
话还要从中日甲午海战说起,日本于1894年(甲午年)7月至1895年3月起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在黄海海战中,中国海军遭到重创,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壮烈捐躯。光绪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尔后在大连的陆战,又以一万八百名军民殉难,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马关条约”而告终。清朝的统治和天朝的尊严遇到了威胁,作为清统治支柱的军队受到了西方新式武器沉重打击。
由此,湖广总督张之洞,认识到采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制度已是当务之急。以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为目的、以编练新式军队为核心的清末军事现代化改革揭开了帷幕。
张之洞要办这些事,首先需要的是人才。吴殿英在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卸任后,未赴钱塘履新先到南京。由江苏常州同乡赵凤昌的举荐见到了张之洞,经过一番交谈,张之洞十分赏识吴殿英的才干,了解其在平湖的官声,尤其是创办南瀛学院的做法,以及如何吸取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教训,要求图强练兵,这些想法都与张之洞不谋而合,张之洞缘此邀其去湖北创办武备学堂,从事练兵强军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