阖闾的强国之路
作者:王新民 来源:<吴文化>
一个被偏见掩盖了的强国王者
太伯奔荆蛮,获得了孔子的极口称赞:“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然而,在勾吴国建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它却一直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国。
太伯自号句吴时,从者仅千余家;周武王克商,遍封皇室后裔,勾吴国五世君周章获封吴君,封地仅二百里①。句吴国先是依附于徐,后又加盟于楚。
传至十九世寿梦为君,他再也不甘心做别人的附庸,开始自称吴王,自定记年。但中原列强并没有把这个狂妄自大的小国之君放在眼里。《春秋左传》等经籍中,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鲁襄公、齐侯、卫侯、陈伯、曹伯之称呼不绝于目。但在提到几位吴王之时,则依律一概称之为吴子。直到尊阖闾为霸时,《吕氏春秋》方才有了“吴王阖闾”的称呼②。但这一称呼的得来全凭阖闾“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③之丰功伟绩。
细数阖闾自公元前515年即吴王位起,至檇李之战(公元前496年)受伤而亡,前后不过19年时间。而吴国却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成为春秋霸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一提到吴文化,人们耳熟能详的就是“勾践卧薪尝胆;范蠡西施泛舟五湖;伍子胥、文种属镂剑自杀……”而对于真正让吴国大放异彩的阖闾,他的事迹却少见宣传。
相反,由于孔子在删定《春秋》时,推崇克己复礼,将阖闾定性为弑兄纂位,大逆不道。
其实按照姬氏家族“兄终弟及嫡长制”的传位习惯:在三叔余昧去世,四叔季札不肯继位的情况下,理应由大伯诸樊的儿子光(即阖闾)来接吴王位。余昧的儿子僚继位属于抢班夺权,倒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在光和僚二人都是强势人物的情况下,他们由互相猜忌发展到反目成仇是必然的。不是光弑僚就是僚杀光,全取决于二人谁能抓住机会。在这方面,只能说光把握得更好一点。但此后二千多年,历代儒生以经为史,借题发挥,将阖闾的一些反面东西大肆渲染,添油加酱,逐步完善。变本加厉地将一盆盆污水泼向阖闾。一个真实的、具有雄才大略的明君被偏见掩盖了。在世人心目中只留下了一个谋逆弑兄的暴君形像。
一个智勇双全的公子光
对阖闾最理解的人反而是他的敌人。
楚国诗人屈原在他著名的《天问》中这样写道:“勋阖梦生,少离散亡,何壮武厉,能流厥严?”“吴光争国,久余是胜?”④。
这位报国无门的爱国诗人,面临秦军将要大举入侵,自己即将国破家亡,触古思今。他在询向苍天:“寿梦的孙子阖闾,他少小时与家人离散,为什么到了壮年时能奋厉图强,威名远扬?与他国争锋,为何他总是取胜?”
作为楚国的大文学家和朝中重臣,屈原当应掌握有昔日敌国的第一手资料,所发感慨当应是有的之矢。
阖闾小时候为什么会与家人离散,现存史籍中一时查不到原因。或许是父母想让他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砺一番?或许是为了保护他不让他在权力斗争中受到伤害?或许是因为战乱而失散?但他成年后的文治武功,记录却颇多。
史籍中阖闾首次出现是在公元前526年。公子僚当上了吴王之后,因为看中了阖闾的军事才能让他去带兵(当时他叫做公子光)。
公子光崭露头角是在吴王僚二年(公元前527年)。他带水军在长岸(今安徽当涂西)与楚军作战。战斗中由于楚军势大,将吴军的“余皇”船抢走了。楚军将“余皇”船拖到岸上,派军队掘壕据守。公子光先派三个相貌和楚人差不多的士兵潜入楚营为内应,然后乘夜间率军与潜伏的士兵里应外合,一举击溃楚军夺回了“余皇”⑤。显示了他的“智”。这场战斗是史籍上第一次记载有战斗经过的水战,也是第一次记载有用暗语联络里应外合的战例。
公子光大显身手则是在公元前519年,那年吴军与以楚国为首的七国联军对峙。公子光巧妙地利用敌军新丧主帅,军心不稳,首先攻击联军的薄弱环节,随后扩大战果,大败七国联军于鸡父(今河南固始县东南)⑥。显示了他的“勇”。
一位任贤纳谏春秋霸主
在一次兄弟阋墙的争斗中,公子光请勇士专诸刺杀了王僚,自己登上王位,世称“吴王阖闾”。自此,吴国走上了一条快速扩张的道路。
与历史上所有成功的帝王一样,阖闾最大的优点就是能“任贤纳谏”。
《吴越春秋》载:“阖闾元年,始任贤使能,施恩行惠,以仁义闻于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国人不久,诸侯不信,乃举伍子胥为行人(这一职务在当时约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但在吴国则相当于总顾问+秘书长),以客礼事之,而与谋国政。”
伍子胥名员,是楚国人。楚平王听信谗言杀了他的父兄。他满怀悲愤逃奔吴国,即被阖闾揽在帐下。阖闾视伍子胥为心腹,伍子胥也报以忠心。
一次,阖闾问伍子胥:“吾国僻远,顾在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没,田畴不垦,为之奈何?”伍子胥良久对曰:“臣闻治国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阖闾曰:“安君治民,其术奈何?”伍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致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斯则其术也。”阖闾曰:“善!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制宜,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伍子胥曰:“有!”阖闾曰:“寡人委计与子。”伍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⑦。
于是便有了阖闾城,于是便有了现在的阖闾城遗址。
阖闾重用的第二个人是孙武。孙武是齐国人。他向阖闾呈上了自己的兵法十三篇,阖闾每看完一篇,便称赞一篇。
接着,阖闾又同孙武探讨治国之策。孙武力主改革。据《孙子兵法·吴问》:阖闾问孙武:“现在晋国有六将军掌握着实权,你看将来他们谁能最后得到晋国?”
孙武说:“这六个家族中,范氏和中行氏是最早要消亡的;接着是智氏;然后是韩氏和魏氏;如果赵氏能坚持现在的政策,最后得到晋国的可能性最大。”
“你能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吗?”阖闾问道。
“当然可以!”孙武分析道:“范氏和中行氏以一百六十平方步为一亩,税率为伍抽一;韩、魏是两百平方步为一亩,也是伍抽一;智氏介于他们中间,一百八十步为一亩,而五抽一;但赵氏是两百四十平方步为一亩,基本上不抽税,只征收一些必需的军赋开支。亩小税赋重,公家富而百姓苦。公家富了之后养的官员多,骄奢浪费,必定要伤民心。失民心者失天下,故而我判断六卿中最早消亡的是范氏和中行氏,接下来是智氏、韩氏和魏氏。而赵氏亩大税赋轻,公家贫而百姓富。公家贫养的官吏少,大家勤俭节约,就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所以我推测最后得到晋国的应该是赵氏家族。”
阖闾听了之后连连点头,说:“对!只有厚爱自己的臣民,这才是真正的王者之道⑧。”
晋国的范氏、中行氏和智氏一如孙武所言先行灭亡。韩氏和魏氏后来与赵氏一起三家分晋。与孙武的预测有些出入。但孙武提出的仁政爱民的政策,无疑是我国历代成功帝王的共同道路。
一位仁政爱民的明君
阖闾是如何“厚爱其民”的?对他作出中肯评价的还是他的敌人。
《左传·哀公元年》引述楚国公子子西的话说:“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
公子子西是楚平王的庶子,与阖闾是同时代人。他对阖闾的评介应该是可信的。
《国语·楚语下》有同样的记载:“阖闾口不贪嘉味,耳不乐逸声,目不淫于色,身不怀于安,朝夕勤志,恤民之赢,闻一善若惊,得一士若赏,有过必悛,有不善必惧,是故得民以济其志。”
另外《说苑》、《吕氏春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也就是说:在那时,由于阖闾日夜操劳国家大事,勤俭节约,时刻关心老百姓疾苦。吴国的老百姓达到了累死不叫苦,战死不喊冤的地步。
阖闾后来有没有参照晋国赵氏的方式进行田税改革?史籍中不见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土的青铜器来侧面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春秋末期是我国青铜业的鼎盛时期,而吴越之地的青铜制品更是有其鲜明的特点。
考古工作者在原吴国“鹊岸”(今安徽陵、南陵一带)发现了20余处铜矿遗址。当时吴国采用冶硫化铜矿,其含铁高达15.6%。故质量明显高于其它铜矿⑨。
《周礼·考工记》记载:“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
《战国策·赵策》:“夫吴干(干将)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说明当时吴国的青铜器处于各国领先地位。
但从考古发掘中发现,与中原和楚地一带出土的多为大型精美的鼎、编钟等礼器和乐器不同,吴越一带出土的多为小型的剑、戈等兵器和犁、耒、铲、耜、锄、镰等农具。也就是说:吴国的国君没有浪费自己宝贵的资源,他们把优质的青铜多用在提高军事力量和发展农业生产上了。
《文物》1980年第8期载:苏州市东北发现一个铜器窖藏,内有青铜锛12件、锄5件、镰6件、斧6件和犁形器1件。
《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记载:太湖南岸的浙江长兴出土了一批青铜犁头、铲、锯齿镰。
安徽的贵池和江苏无锡的长安都有出土青铜锯齿镰的报道。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陈振中先生,在2004年编著的《先秦青铜生产工具》一书中,统计了目前出土的两周时期青铜农具246件,发现其中长江下游吴越地区的有165件,占了将近70%。
这些青铜农具中的锯齿镰大大提高了收割水稻的效力。而青铜犁的使用不但使翻土从间断工作变成连续作业,而且能够利用畜力。
先进农具的运用使了吴地农业生产水平远远高于中原和楚地。给阖闾南征北战提供了充分的后勤保障。而要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那么减轻农民负担,实行田税改革是顺理成章的。
可见,阖闾雄才大略:他招贤纳士、从善如流,实行厚爱其民、重视农战等一整套正确的治国方略,使得吴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无愧于一代霸主威名。
现在,借保护宣传阖闾城遗址的机会,是大力宣传阖闾和为阖闾正名的时候了。
注: (1):周代爵位分为公、候、伯、子、男五等。周初封地公、候为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公居摄改制,大其封:公五百里;候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当时周章获封子爵。《吴县志·沿革》:“武王克商,求泰伯、仲雍后,封其五世孙周章为吴子。”清·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一》∶“周敬王六年,吴泰伯五世孙周章始封吴子。”
(2):见《吕氏春秋·仲春记·当染》。
(3):见《吕氏春秋·仲秋记·简选》。
(4):见《楚辞·天问》。
(5):据《左传·昭公十七年》。
(6):据《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7):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8):据《孙子兵法·吴问》。《孙子兵法·吴问》是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汉简中发现的孙武佚文。后来曾有个别学者质疑过其真伪,但论据明显站不住脚,故而并不为绝大多数史学家所认同。1989年版的《辞海》正式将此文记载于“孙武”条目下。
(9):见《中国太湖史(上)》。中华书局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