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长吴仁宝：实事求是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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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9 11:21:01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广州)

“形式主义有个好处，我是当面答应：谢谢领导关心，过后，我不符合实际就不执行，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这样形式主义就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又欢迎形式主义，虽然谁都不肯承认官僚主义。”

吴仁宝说真正教育他的是实践：“50年代听，60年代顶，70年代拼。”

14岁前，长工吴仁宝“白天放牛喂猪，早晚照顾地主家瘫痪在床的儿子。一年下来，可以赚到40斤米。”1949年4月，江阴全境解放，21岁的贫农吴仁宝第一次分到了2.4亩地。紧随而至的抗美援朝，让这位一腔热血的青年决定从军报国，却因为“严重的关节炎”落选，一时报国无门。

此后，吴仁宝几乎事事先进，捐粮给抗美援朝前线，他跑在前；在互助合作中，帮工换工跑在前……很快，他被驻村工作组注意到，被任命为江阴县瓠岱乡(华西村前称)第三村村长、民兵中队长，后任乡财粮委员兼会计。

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吴仁宝被选举为华西村(时为瓠岱乡二十三社)党支部书记。一上任就遇上“大跃进”。“在一次报产量放卫星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支部书记报亩产2000斤，第二个3000斤……最后数字竟上到了1万斤。”

“1万斤是不低了，可还是跟不上跃进形势，比不过其他公社。吴仁宝同志，你们大队亩产多少，你们的稻子长势比其他大队的好，能突破万斤大关吧？”怀着当“种田神仙”梦的吴仁宝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看着他，他猛抽口烟：“3700斤。”随着烟雾飘然吐出。“会场顿时骚动，但大多数人却暗自庆幸吴仁宝犯傻，垫了自己的底。”

“仁宝同志，你太保守，产量高低是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再考虑考虑。”

吴仁宝要求公社收割时，到队里监收监打，“多收一斤我们宁愿挨饿，也多卖给国家10斤，少收一斤，你们补给我一斤就行啦。”以此解了围。

这一段历史，被吴仁宝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复提起，结合着他的著名论断“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现在，华西村幸福园内，有一处“龙珠之地”。传说神龙天降，在此地戏水丢失了龙珠，生气之下便用龙尾将华西之地拍得高低不平，难以耕种，民不聊生。传说推演至现实，大至为1960年华西遭遇的罕见自然灾害，亩产锐减。每年18斤的口粮使得村民开始抱怨吴仁宝将余粮卖给了国家。

吴自是迷惘：“对党的话我时时听，事事听，结局却是如此？这难道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为了缩减规模，以便管理，吴仁宝多次提出分拆管理，但未得允许。1961年10月，吴仁宝乘公社党委主要负责人外出，将公社拆分，华西村由此而来，这一日则被定为华西村的建村之日。

当时“华西大队下辖10个生产小队，人口667人，土地面积845亩，粮食亩产681斤，集体积累1764元，人均分配53元，欠债1.5万元，有12个自然村落”，这就是华西村的肇始，也是吴仁宝的起跑线。

分拆后的华西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平整土地，吴仁宝满脑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直至1964年学大寨风潮起，吴仁宝看到了“新农村”的目标。在淳朴的干劲和政治风潮引领下，吴仁宝带领村民将分散的村落集中，将弯曲的河道拉直，将高低的田地铺平。

在随后的一年里，水稻亩产1050斤，人均收入增加了40元。华西村很快成为江阴的5个样板村之一。这样的“典型”第一次为华西村带来了“独立王国”的称号。而一向以实事求是自居的吴仁宝，此时是惯于“顶”的年纪。

“仁宝同志，你这里废塘废墩多，适宜植树造林。”“树是要栽的，但只能在河渠旁。”

“仁宝同志，每亩地要施土杂肥400担，你们样板大队要带好头。”“我不能干，也不能让别的大队干这种累死人不见效的蠢事。”……

一而再的“不听话”，最终“吹牛大队”的称号取代了华西的“样板大队”之誉。吴仁宝在接踵而至的“文革”大潮中，被“造反派”推上批斗的台面。1967年，“造反派”分化，吴仁宝得以脱身到大寨学习，再一次被大寨打动。建电站、修水渠……轰轰烈烈的造村运动再次开始。1968年起，《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相继走进华西，吴仁宝就此带着华西村踏上“典型”之路。

六七十年代，吴仁宝初尝典型之味，在“顶”的年月里悟出“明顶”和“暗顶”之别。“于是一边争当学大寨的典型，一边在暗中办起了小五金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者胡福明总结道：“因此也赚了不少钱，首先富了起来。”

多年以后，华西村八十多家企业遍及各地，而这一处最初被用作小五金厂厂房的4间小平房被保留在了“龙珠之地”旁边，门是开着的，屋子是空着的，屋顶爬出的绿色植物正再一次获得生长。

1982年底是胡福明第一次见到吴仁宝。此时的华西村已经盖了不少新房子，“有条很长的走廊，蓬蓬勃勃的，很兴旺。我也赞成乡镇企业。当时的无锡是全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我们谈论起来一见如故。”吴仁宝告诉胡福明：“老百姓现在都有饭吃，有钱赚。有人说我们向钱看，我们是勤劳致富，三中全会不是号召我们要勤劳致富吗？”吴仁宝的自信给胡福明留下深刻的记忆。

此后，胡福明每隔一两个月便会到华西。

“有一次他问我：全国都在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想从实际出发，劳动力都在工业上，老农民去专门搞农业，分配也是统一分配。种田的和进工厂的一样，工厂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此时村里种地的人已寥寥，少数几人操持农业，大多数人都暗中转投了村里的工业。“这个时候分地，都没什么人愿意去种田了。”

“开了很多次会，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没有人反对他。”吴仁宝表弟朱善达表示，即便当时他同意分田到户，“我们当着面也不敢说什么，心里应该是反对的。”“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这一个政策如今每一天都会出现在吴仁宝对游客的演讲中，以证明他当时没有分田的科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吴仁宝认定将有经济上的开放和起飞，第二天就向无锡市委申请了1000万元贷款。长子吴协东曾经向媒体公布的数据是：“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6000多元/吨，3个月后就涨到了1.8万多元/吨。”

这1000万元的贷款，在那样的年代，普通企业难以想象。这一年上马的6000多万元以上贷款的线材厂，从上海钢铁二厂(国有企业)得到了一批廉价的设备和原料，这是华西集体工业大发展的标志。

1998年华西村计划上市。该计划由吴协恩力推，但是吴仁宝并不支持。“他觉得这是在骗人。”吴协恩在上市问题上也多次与父亲产生矛盾。

于是村党委开会表决，结果只有吴仁宝一票反对，“最后他只能少数服从多数。”计划通过后，上市的进程并不顺利。村民中流传着“老书记直接写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提出华西村上市”的说法。

当时的“铁姑娘”赵毛妹，是负责四处疏通关系的人。“我们去北京找了当时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周正庆，当时的周是证券委的一把手……后来周正庆在他的工作会议上讲到华西的毛妹，又不打扮，又不涂口红，还表示了赞赏。”

这其中，又是托了苏州人范敬宜牵线搭桥，“当时范在《人民日报》，写华西的人很多，我经常去，所以认识。”赵毛妹说。

1999年，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交易，吸收社会成员参股，成为中国第一家村级上市公司。

 
吴仁宝说：有个笑话，当年江苏省政协主席孙晗，他讲我们江苏只有两个人能讲真话的，一个是我孙晗，一个是吴仁宝。我对他说了，你这样说太片面了，能讲真话的人很多，不止我们两个人。但是我们两个人能讲真话，不等于我们讲的正确。往往讲真话的人要讲不正确的话，往往不太讲话的人，他会说正确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