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藉江西瓦屑坝的武昌起义功臣吴兆麟

鄂州吴兆麟家族

武昌起义的枪声在危机与险恶中打响，宣告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年轻的吴兆麟被革命形势推向前沿，成为武昌起义部指挥，以他的镇定与智慧推进了革命进程，促成了革命的成功。也使鄂州吴氏因此而名垂青史。

(一)时代与家世

吴兆麟，本名吴锡敏，字宽元，号畏三。于1882年出生于湖北鄂州市华容区葛店镇岳陂村。

吴兆麟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动荡混乱的年代：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腐朽的清朝统治进一步走向衰败。传统的封建生产方式，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以封建宗法制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和以封建经学为统治思想的意识形态，及长期的闭关锁国都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十分尖锐。而与此同时，腐朽、落后、封闭的中国面对着豺居虎视的国际环境：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英国率先发生了产业革命。接着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荡涤着欧洲大陆的封建势力，也推动着产业革命的发展。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已完成产业革命，法、美等国主要工业部门也都迈上了机械化生产的道路。西方列强的崛起，很快构成了对大清帝国的威胁。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扩大市场和原料来源，因此必然伴随着向外掠夺。十九世纪初，英国控制了印度，之后便进一步觊觎中国，法、美、俄紧随其后。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打乱了中国自然发展的历史进程，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开始了中国剑与火、血与泪、苦难与抗争、屈辱与奋进相互交织的近代历史。随着国门的洞开，中英、中法、中俄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古老而衰朽的中国在丧失了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同时，本就激烈的国内矛盾越发激化。清政府为支付巨额赔款，加紧对内搜刮，不堪重负的中国百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走上更加频繁而激烈的反抗道路。抗租、抗粮、抗捐的饥民暴动和攻城掠地的或装起义波及全国，与此同时，各地反清起义如燎原之火。

吴兆麟出生的地方是开放较早、"九省通衢"的湖北鄂州。鄂州位于今之武汉下游。相传这里早在唐尧时，鄂州称为樊国，夏代改为鄂都，殷商时又称鄂国。西周时期这里有了正式的文献记载。据《舆地纪胜》有"鄂王城，即楚封中子红处，在县西南二里，东西九十步，南北百步"，《春秋列国疆域表》更明确地记载为："熊渠封中子为鄂王，(鄂)后为楚别都。"秦始皇实行郡县制，这里设为鄂县。三国时期，鄂县属吴，公元二百二十一年，孙权改鄂为武昌。其后历朝历代又几经改动，至1983年正式称鄂州市，成为省辖地级市。

吴兆麟的祖籍并不是鄂州，据《吴氏宗谱》记载，鄂州吴氏一世祖吴万锺于明万历年间由江西瓦溪坝迁至湖北葛店，在湖边平畈结草为庐，繁衍生息，后此地取名吴家畈。传至六世孙吴景美，从吴家畈分出一支，迁至村北不足一里的王家岭。又传至十一世孙吴朝柱，再从王家岭分支出来，迁至距吴家畈南不足一里的宗国岭。到吴兆麟已是这一支的第十六世孙。

吴兆麟出生的宗国岭就是现在的岳陂村。到晚清时期，这里也不过二十几户人家，以吴姓为主。村子坐北朝南，北是一片岭岗和森林，农作物以小麦、棉花、水稻和蔬菜为主。居民自古自给自足，耕读传家。吴兆麟的曾祖父吴中珠，字媚川，曾是太学生。娶妻潘氏，生有六子，其中次子吴永汉就是吴兆麟的祖父。吴永汉娶妻陈氏，又生五子，次子吴其意是吴兆麟的父亲。吴其意，号月洲，字炳章，自幼聪颖孝顺，因家道中落，自动放弃考取举人的机会，留家种田务农，娶妻叶氏，生有二女五男，大女夭折于襁褓中，长子和二子也早天，尚存的一女三男中，长为锡鼐，次为锡敏，三为锡珍，即兆祺、兆麟和兆鲤。吴氏几代人全都恪守祖训，安分守己，礼让为先，勤俭持家。《吴氏宗谱》中记载了吴其意以下一段自励的话："贫者士之常，何足介意?人生在世，亦惟有勤操作，务节俭，乃其分内事；一切分外之财奚取焉!然而更有感者：大凡人情处富贵之场，仅仅存一临财毋苟得之心，此尚属尽人所能者；若处困厄之境，往往饥无以食，寒无以衣，而独能以道义自持，如伊尹之一介不取，兢兢焉，惟恐一玷名誉，而抱憾终身者，此其人其品，应不在三代下。昔人有云：士贫然后见节义，此物志也。"吴其意的操守与品格，对吴兆麟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哭兆麟的母亲叶太夫人，也是秉性仁厚，善良贤淑，昼夜勤劳，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对吴兆麟的性格也有深刻的影响。

吴兆麟的父母接受了传统观念的洗礼，一心希望儿子多读书，以便踏入仕途，求取功名，光宗耀祖。在吴兆麟七岁时，就按照当地蒙学教育的习俗，把他送进了本村的塾馆。虽然他对四书五经和先生机械生硬的教学方法极为反感，也曾有过逃学的经历，但在父母的教育和先生的约束下，凭着他的聪敏，也很快在三年时间里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启蒙读物，并有余力看了许多历史读物和小说，如《瓦岗寨》《西游记》《红楼梦》等，尤其爱不释手的是《说岳全传》，他崇敬岳飞和韩世忠，立志效法他们，为国尽忠，为民雪耻。

(二)武昌起义总指挥

1．加入湖北新军

清朝的一些进步官僚从鸦片战争的惨败中，意识到中国技艺技术的落后，由此兴起了中国近代史上兴盛一时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指望通过只学西方的技艺，而保留中国传统的学术、观念、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这一宗旨下，洋务派官员除大办实业外，还重视培养新式人才，开办了许多新式学堂，甚至选派大批学子赴外国留学，编练新式军队等。

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人物，在1889年至1906年督鄂期间，致力于践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宗旨，办厂、设局、改书院、兴学堂，并率先编练新军。湖北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实践区。

1898年，吴兆麟十六岁，受包括哥哥兆祺在内的周围青年踊跃参加新军的影响，一心想做"岳飞"，"精忠报国"的他也毅然决定参加新军。父母本认为，有老大兆祺当兵足矣，老二应一心读书，将来求取功名，兄弟俩一文一武，光耀门庭。所以，不太情愿让吴兆麟步其兄的后尘，再去当兵，但禁不住吴兆麟软磨硬泡，最后也只得同意。

加入新军的吴兆麟被编人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成为一名新兵。这是当时中国最早的新式工程兵，技术要求较高，因而要求士兵的文化水平也较高。在效法岳飞的信念支使下，吴兆麟在部队如鱼得水，认真学习，刻苦训练。1899年，当兵仅一年的吴兆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随营学堂，接着又被送到"将校讲习所"学习。1900年，又以优异成绩转入工程专门学校。1902年毕业后，升为哨官。

1903年，吴兆麟又考入湖北将校学堂，两年后毕业。1906年，以良好的表现升为湖北陆军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至此，吴兆麟已在军队中待了八年，八年的锻炼，不仅增长了知识和才干，也积累了从士兵到士官的丰富的实践经验。

2．入陆军参谋学堂与参与组织"日知会"

张之洞督鄂期间，发现湖北军界以往所创办的各种军事学校普遍档次不高，大多只培养中下级军官，而不能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于是，他创办了陆军参谋学堂(又称参谋大学)，学制四年，从全军挑选可造就之人才，首期选录五十人人学深造。陆军参谋学堂成为湖北军界的最高学府。

1906年，吴兆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参谋大学。这所学堂的教育理念就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而，学习内容除了军事知识以外，还有西方的民主政治、自由学说和东方日本的维新思想。这些新知识、新思想的接触，使吴兆麟大开了眼界，甲午战争的失败、戊戌变法的失败、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入侵、辛丑条约的签订......他开始清楚了目前中国的现状，为中国科技的落后、政治的腐败、国力的孱弱而忧心。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民族灾难日益深重，农村经济凋敝，人民反抗不断。1901年，《辛丑条约》的订立，使许多中国人进一步看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清政府的反动腐朽。伴随着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群。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接触了西方先进的思想，一方面又感受着中国民族危难的刺激和民众斗争的影响，开始渐次抛却封建的四书五经、纲常大义，走向腐败的清政府的对立面。他们由创办革命刊物宣扬民主革命思想发展到创办革命团体。

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了中国最早的革命团体--兴中会。1903年，孙中山在东京青山建立革命军事学校时，第一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后又在檀香山改组兴中会。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现了许多革命团体：1904年2月，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湖南成立的华兴会；1904年10月，陶成章、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其他各地也出现了一些小的革命团体，如江西的自强会、安庆的武毅会等等。

当时，由武昌、汉口、汉阳组成的武汉三镇，是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因而也成为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一个重要枢纽。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势力的较量在这里特别激烈。1904年，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武汉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以后相继出现了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等。参加科学补习所的革命青年按照"革命非运动军队"的活动宗旨，深入军队，积极到新军中发展力量。同时，科学补习所一成立，便付诸行动，他们曾主动与湖南的华兴会联系，准备响应华兴会的起义计划，后因起义计划泄漏和失败，科学补习所受牵连而被迫停止活动。刘敬安又利用具有合法地位的教会组织"日知会"继续进行革命宣传。1906年春，重新组织了秘密团体，名称也叫"日知会"。日知会后来又发展为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吴兆麟成为这个组织的重要发展对象，进而步人革命，成为后来武昌起义的领导者。

在参谋大学期间，具有忧国忧民情怀的吴兆麟就一方面勤奋学习军事理论，一方面倾向革命，参加了日知会，并担任日知会干事。他与卢应龙等人发动日知会成员，以每人每月交会费两元的资金，印发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秘密散发到各兵营和军校学生手中。

1905年，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倡议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及其他革命团体，成立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民主革命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和准备，8月20 日，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

同盟会成立后，在本日讨论了革命战略：由各省同志分途在各省运动，首先联络军学界，一俟时机成熟，则命令同时起义。此后，秘密将这一战略决策函知武昌的日知会，征求意见。黄兴主张应以广东为根据地向北发展，直至：东京；宋教仁则主张应先在清朝统治中心东京活动，以达迅速之成功。在意见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刘家远召集军界共同研究。吴兆麟在讨论会上提出："湖北军界表同情于革命者，占十之六七；军队训练程度较优，而且武汉供给军队需用之军资亦甚多。但军队最重要者：弹药、粮秣、被服耳。汉阳的兵工厂，弹药不可胜用也；汉口之大商埠，粮秣不可胜用也；武昌有各大工厂，被服不可胜用也。且按兵要地理之关系：以中国形势，占领扬子江，则可左右南北。况湖北居扬子江中心，即孙子所谓衢地是也。第衢地则交。我日知会所计划革命战略，要以湖北为根据地，竭力联络扬子江上下游各省同志，待时机一到，则由湖北首义。然后向北进展，以北京为作战目标。但孙、黄、宋三人之主张，皆有胜算，宜分途进行。总以合力推倒满清，达到革命目的为主。"其余知会成员对吴兆麟的意见都表示赞成，并密函日本同盟会合力进行。

1909年底，吴兆麟从参谋大学毕业。仍回工程第八营，任左队队官。从吴兆麟《辛亥武昌革命工程营第八营始末记》的记录看，当时的日知会组织极为严密，参加的人员也涉及各界，日知会不仅有严密的组织，还规定了革命宗旨及章程，制订了革命战略。约定每周一次集会，由胡兰亭等教会人员讲授科学，并由革命同志演说清政府之腐败行径与革命事宜。3．指挥武昌起义

20世纪初的中国，从南到北无不呈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象。

随着农村经济的日趋破产，农民的抗捐、抗税、抗粮、抢米风潮汹涌澎湃，席卷全国。1906年，江苏掀起了抢米风潮，浙江杭州发生抢米事件，河南汝州农民抗粮，江西省吉安府数千农民暴动，奉天营口农民抗捐，辽河农民抗粮，内蒙蒙古族的反抗；1907年陕西的抗捐斗争，广东钦州"万人会"的抗捐，新疆哈密维吾尔族人民反差役暴动，奉天辽阳满、汉两族人民反抗牛马捐；1908年吉林延边朝鲜族人民反对苛捐杂税；1909年直隶迁安县数万农民的抗捐暴动，江西袁州数千农民抗捐等等。1910年，发生了数十年未遇的严重灾荒，各地人民的反抗更呈燎原之势。遍及全国的反抗与暴动反映了农村经济的崩溃和农民的苦难，它动摇着清朝的统治基础，预示着清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

1910年，黄兴抓住革命的大好时机，于4月27日发动了广州起义，同年6月，四川发生了保路风潮，并迅速扩展为全川的武装暴动。同盟会员龙剑鸣等组织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同盟会员吴玉章等则在荣县宣布起义，建立了革命政府。清政府命驻守湖北的端方率军前往镇压，鄂军的西调，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条件。

在广州起义和四川保路风潮的激励下，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汉发动起义。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决定联合行动，于9月24日组成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两团体的主要骨干刘尧潋、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推选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草拟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同时与邻近各省联系，策动响应。湖北革命党人在起义前做了比较周密的准备和部署。此时，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远在海外筹款，以接济国内的革命活动。黄兴认为湖北革命党人应该等待孙中山筹够巨款，买足弹药再行举事。而湖北革命党人则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不能等待。同时，他们认为清政府抽调大批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新军中的革命骨干必将随军离去，湖北革命力量将被削弱，因而决定，不等外款接济，马上起事。他们原定于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起事，但由于准备不足而被迫延期。10月8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不慎爆炸，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将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名单等全部搜去。次日，秘密设在武昌的起义指挥部也被破坏，彭楚藩、刘尧潋等起义负责人被捕，蒋翊武逃脱。湖广总督瑞澈下令杀害被捕的革命者，全城戒严，并按搜获的名单搜捕革命党人，形势极其危急，但革命党人没有因此而退缩，在指挥机关遭破坏的情况下，自行发动了武装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迅速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接着，步、炮、辎重各营和军事学堂学生约五营兵力，纷纷起义，齐集楚望台，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临时推举吴兆麟担任指挥。此前，吴兆麟虽然不是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但读过参谋大学，平素又以品学才干深受军士敬仰。所以，在这千钧之迹被兵士公举，担任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虽然一直密切关注革命形势，但一时没有想到这个重担马上落到自己肩上，禁不住有所退让，但经不过众士兵恳切相劝，也就欣然临危受命。当即指挥大家在楚望台西南的凹地整齐队伍，于晚10时30分，向革命士兵发出了第一个命令。命令为各队分配了具体任务，指出：本次军事行动进攻的主要目标是督署，以占领该署及武昌城为目的，总指挥部设在楚望台。命令下达后，革命士兵在吴兆麟指挥下，血战通宵，占领了总督衙门，瑞潋仓皇逃上兵舰。起义军一夜间占领了武昌城，取得首义的胜利。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和汉口的新军先后起义，武汉三镇完全为革命党人控制。

这时，革命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立即建立革命军政府，扩大成果，深化革命。湖北革命党人所尊奉的领袖孙中山远在国外，12日上午才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一时不可能赶回国内。黄兴和同盟会其他重要领导人也分别在香港、上海等外地。直接组织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领导又在起义前遭捕杀或死或逃。11日，起义士兵聚集湖北谘议局，准备推举军政府的都督。在这个关键时刻，吴兆麟错误：认为如推举社会上有名望和地位的人出面号召组织政府"则各省必易响应"，于是，提议推举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统领湖北都督。然后，公推吴兆麟为参谋总长。

黎元洪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后在北洋海军任职。甲战争失败后，他投奔湖广总督张之洞，受到宠信，两次派往日本学习，由管带升至湖北新军协统。作为北洋海军出身的黎元洪决不赞成革命，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黎元洪甚至亲手杀死了响应起义的士兵，逃到参谋家中躲藏。由于他平时贯以"开明"粉饰自己，所以当吴兆麟提议推举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时，革命党人一方面信任吴兆麟的举荐，一方面鉴于黎元洪平时的"表现"便随声附和，表示赞同。黎元洪不愿顺从革命，也不敢公然反对，最终在革命党的手枪逼迫下坐上了都督的席位。10月1：2日晨，吴兆麟等电请上海黄兴、宋教仁等从速来鄂，并转电孙中山，早日回国主持大计。

10月13日，军政府划定四区，以防御清兵反扑。瑞激逃至兵船后，停泊于法租界码头。欲图报复而苦于无兵可调。于是，电奏清廷，称湖北新军结合革命党全体叛变，乞派大军南下。10月14日，清政府调袁世凯补授湖广总督，令其"督办剿抚事宜"。同时，派陆军大臣荫昌带兵南下，其前敌总指挥是冯国璋，先期率北洋陆军第二镇至信阳集合。10月18日荫昌军队刚到武汉立足未稳，即被革命军打退，京汉铁路三道桥被革命军占领，士气为之一振。

10月24日，黄兴从香港、宋教仁从上海同时抵鄂。革命军士气更加高涨。10月：28日，由黎元洪晓谕各军，授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但黄兴初来乍到，对武汉地理形势又不了解，吴兆麟屡次进言，又均不采用。致在11月18日与清军在汉口玉带门一带的酣战中严重失利，革命军士兵落水而毙者不可胜数。吴兆麟急派人将桥拆毁，才稳定了局势，两军隔河对峙。革命军经此大败，士气不振，节节败退。黄兴竞提出撤离武汉，迁至南京，包括黎元洪在内的多数人表示同意，独吴兆麟等少数人坚决不同意，黄兴竟径自离开武汉往南京去了。武汉地区一切战时事宜又全部落到吴兆麟的肩上。11月：20日，武昌革命者公推吴兆麟为战时总司令，在这胜负难料、前途未卜、人心不稳的艰难时刻，吴兆麟再次临危受命。吴兆麟就任伊始，就星夜部署调兵遣将。这时全国各地风闻湖北起义，纷纷响应，湖北、贵州、江西、江苏、安徽等省援军陆续汇集武昌，革命军兵力总计约十三万。吴兆麟布置各路援军沿长江一线，严密防守。武汉革命军在吴兆麟的精心筹划和指挥下，各部队合力抗敌，与清军连续十几日反复较量，保住了武昌首义这面旗帜。至11月30 日，袁世凯见武昌久攻不下，加之各省响应革命的浪潮不断高涨，为了保存实力，伺机以图，决定暂且使用缓兵之计，暗中疏通英国驻华大使馆出面调停。声称：南北两军在武汉战斗数月，人民不堪其苦。希望暂行议和。吴兆麟鉴于一个多月的激战，军民极度困乏，也想借此稍事喘息，静观其变，遂同意议和。掌握北洋军权又受清贵族权利排斥的袁世凯，并不以湖广总督自足，奉召之后，反而以足疾未愈为由，于10月16日向清廷呈上奏折，恳求准假，继续在河南项城老家养病，以此要挟清廷给予更高的权力。值此用兵之际，北洋军指挥失灵，清廷无奈被迫于10月27日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11月1日，又授内阁总理大臣，令所有赴鄂海陆各军均听袁节制，袁终于如愿以偿，立即走马上任。

武昌起义鼓舞了全国，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全国有湖南、陕西等十几个省纷纷独立，建立一个全国性共和政府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上述各省代表先后在上海、汉口、南京三地开会，昆进革命阵营中的立宪派、旧官僚、旧军阀加紧活动，抢夺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同时，帝国主义则加大扶植袁世凯的力度。在此关键时刻，12月15日，孙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的选举，孙中山以绝对优势当选。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革命党人总算无可争议地掌握了临时政府的权力。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南北议和之后，革命党人普遍希望南北议和之后，袁世凯能反正与革命政府一起促使清帝退位，尽快结束革命。袁世凯走马上任以后，一面对武昌革命势力采用剿抚并用的手法，对革命政府施加压力，一面玩弄手腕逼清帝退位。2月12日，清帝不胜压力宣布正式退位。14日，孙中山在来自政府内外各种压力下被迫提出辞呈。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临时政府开始迁往北京。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4．解甲归田

辛亥革命夭折了，武昌首义的最大功臣且在军中享有极高威望的吴兆麟自然遭到黎元洪的猜忌。黎亲自潜往北京，与袁世凯密谋，调虎离山，这与袁世凯削弱革命军力量的想法不谋而合，袁当即表示同意。1912年，袁世凯按照与黎元洪达成的默契，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电调吴兆麟赴京，只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却不懂政治斗争之复杂的吴兆麟顷刻间被解除了军权，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总统府军事顾问。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在武昌起义中得到锻炼与考验的湖北军队视若威胁，政府北迁之后，袁世凯即开始用减少南方各省军队军饷的手段，逼迫革命党遣散革命军。由于同盟会内部的唤散，已解职的孙中山又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一心谋求实业救国。湖北陆军经袁世凯在将领和军饷上的"釜底抽薪"，形同浮萍，在段祺瑞任湖北都督，带重兵南下的情况下，便自行解散。

眼看革命易帜，党派分争，赋闲在家的吴兆麟无可奈何。惟有以研读经史诗文聊以自慰，打发时光。精神的空虚与苦闷使他开始信仰佛教。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继续加紧独裁，1914年1月10日，正式下令解散国会。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也使对之还抱有一丝幻想的吴兆麟彻底失望。决定离开这个混乱的是非之地。同年冬，吴兆麟提交了退役报告。第二年夏被批准回籍。历经风云的吴兆麟再次面对家乡山水，不胜感慨。

5．为民兴利

1921年7月1日，张勋复辟，黎元洪被赶下台，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张勋复辟遭到全国人民声讨，很快失败。1922年，黎元洪又在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复任总统。同年春，黎元洪以大总统身份特授吴兆麟为将军府将军和两湖巡阅使顾问。是时，章太炎在上海发起邀集辛亥首义同志和军政商各界代表，于8月齐集武昌商议成立"武昌辛亥首义同志会理事会"，会议公举吴兆麟为理事会主任。

武昌辛亥首义同志会的主要宗旨是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已从葛店迁至武汉的吴兆麟热心参与，积极奔走。为此他常出入于街巷，来往于百姓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奔走，了解了不少民情，特别使他不安的是，一些参与辛亥革命的致残士兵和烈士家属遗孤生活无着，漂泊困苦，甚至流落街头。作为当年首义总指挥的吴兆麟在深感内疚的同时，也感到为这些功臣谋些福利责无旁贷。

开办此类公益事业，首先必须有钱，需要在社会上广为宣传以赢得全社会人的理解和支持。为此，几经筹划，拟通过修建首义公园，扩大社会影响。吴兆麟首先从自身做起，带头将退役时袁世凯政府发给的退役金除去迁宅费用之外所剩的二万块银元悉数捐出，作为修建首义公园和为残废军人征集救济金之用。吴兆麟的善举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许多人为此奔走相告，交口称颂。不长时间内，自愿捐款者络绎不绝。其中既有辛亥革命的当事人、社会各界贤达、军队将士，也不乏普通百姓甚至学生。很快累积至数十万元。

经过半年多努力，首义公园基本建成，武昌辛亥首义同志会办事处就设于公园内。于1923年春节正式对外开放。市民在工作休闲之余，可随时凭吊革命者的英灵，同时，辛亥致残兵士及其家属亦可获取一定的生活补助。

吴兆麟热心公益事业的善举，在当时传遍整个武汉乃至湖北。人们不免将更大的希望寄托于吴兆麟。

鄂州是个多湖的地区，全县不大的辖区，却共有大小湖泊一百多个，这些湖泊与上游大冶、咸宁等地的河湖之水，皆经由樊口与长江相连。而毫无堤坝控水设施的樊口，一遇长江丰水期，江水直灌人内湖，很多低洼地区一片泽国，沿湖农民十年九灾，深受水患，更兼血吸虫病蔓延，人民苦不堪言。灾民们多年来一直梦想能在樊口建一堤坝，控制江水出入，但几经筹划，却始终无法实现。

人们闻知吴兆麟的善举后，便再次萌生了请他主持修建大坝的愿望。于是，一些地方乡绅推举代表赴省城请愿，同时，到吴兆麟家中，恳请其出面承担起这个为民造福的大任。吴兆麟极想为家乡父老出力，但此事事关重大，他动员来访者请求当局支持。此后不久，他又亲自到湖北督署，与当时湖北最高长官督军兼省长肖耀南商讨。肖耀南对这位虽已退役在家，却享有极高威望的辛亥革命元勋表示了极大尊重，同时，将主持督修樊口堤闸的重任全部委托给吴，并表示政府可以考虑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予以协助。

1922年冬，肖耀南正式下令：樊口堤闸建设由吴兆麟总理其事。吴兆麟上任伊始，组成了规划团，进行详细规划：决定工程分三步施行：第一步首先堵塞与工程相关的十二处湖口，培修四十五里长堤，建七十丈长、六十丈宽的横坝(即今樊口大坝)；第二步新开南、北两月河，修建南、北二闸(即民信、民生闸)；第三步疏通当地支港，开辟高地塘堰，架设月河长桥。召集相关人员开会，严肃工程纪律与质量，并发布文告，向工程受益者征集巨额资金。此项事业是沿湖灾民盼望已久的事，因而踊跃交款，不到一月，所需预定款项四十二万元基本筹齐。款项筹齐后，工程马上开始。

既然沿湖堵口是樊口筑堤建闸的第一期工程，工程一开始，吴兆麟即带着水利工程师奔赴各湖口现场，亲自调研，虚心听取水利专家对各湖口的堪察意见和具体施工方面的技术要求，以确保整个工程质量。

1923年春节刚过，樊口即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到处扎满工棚，来自各地的民工陆续集结。3月初，吴兆麟亲自陪同湖北水利局局长屈德泽，到樊口堤坝工地监督施工。3月5日，湖北督军兼省长肖耀南也乘船到达樊口，视察堤闸工地。工地民工听说省长、局长亲自督查，表示对工程的重视和支持，自然干劲倍增。终于在汛期到来之前将拦水大坝做出水面。整个工程到1926年基本完成。横坝全长约一百二十米，上宽约四十五米，底宽约一百二十米，高约十八米，顶部距最大洪水位约二米，堤坝外侧有石砌滑坡，整个工程极为牢固。樊口堤坝不仅抗拒了水患，也为消灭内湖危害人们健康的血吸虫病创造了条件，不仅拯救了当代，也遗福后代，造福子孙。人们为此而感激这位曾推翻清朝，现在又为湖区人民兴利的功臣。

1924年，康有为来到樊口水利工程，对工程极为赞赏，亲手题"为民兴利"四字匾额，送给吴兆麟作为纪念。

6．高功亮节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8日，中共中央在这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通电全国，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照为抗日救国切实行动起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立即电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就地抵抗，并调其余部开赴石家庄、保定以待后援。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公开表明了国民党政府准备抗战的决定。8月13日，日军扩大了战争，大举进攻上海，试图夺取南京，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中国军队在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抗击，14日，国民党政府又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15日，下达了总动员令，决定全面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促成下，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实现了国共再次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为灾难深重的中国带来了一线曙光。

作为一个爱国军人，困居武汉的吴兆麟很想在民族危急的时刻能再度出马，为国效力，但无奈年事已高，又重病缠身，多年的哮喘始终折磨着他。他想起了在日本学军事的儿子吴祖荫，这不正是孩子运用所学，为国出力的时候吗?他把抗日卫国的心愿寄托在了儿子的身上。

1937年初，吴祖荫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转入日本陆军大学。"七七"事变后，吴兆麟立即通知儿子火速回国。9月中旬，吴祖荫(景明)赶回中国，父子深谈了三日后，便来到了程潜任司令长官的第一战区司令部，担任了司令部联络参谋，投身到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因为国共合作，统编为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副总司令的朱德和彭德怀也恰与第一战区同住一院。当二人听说吴景明即赫赫有名的吴兆麟的儿子，为参加抗日刚从日本回国，便各自写了"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和"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后胜利"的题字，对父子二人的爱国行为深表赞赏。

1938年秋，武汉三镇处于紧张的形势中，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紧逼，武汉面临陷落。困卧病床的吴兆麟眼看英雄一生的自己就要成为亡国奴却束手无策，心急如焚，病势日益加重。10月12日，把要留下来照顾自己的夫人送上去往重庆的轮船，自己因病重与留下来照顾自己的二女儿祖芳、二女婿金溥临留在武汉。1938年10月25日，中国军队被迫撤离武汉，武汉三镇陷落。本来繁华的武汉市，如黑云压城，家家闭户，商店停业，工厂关门，一片沉寂。卧病在床，身心憔悴的吴兆麟每天只有靠汤药支撑度日，却仍然紧张地关注着外面的一切情况。即便在病重住院期间，在哮喘病加重引起肺气肿，说话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都抓住女儿来看他的一切机会，打听消息，女儿担心父亲情绪焦虑，不利恢复，再三劝他安心养病，暂时不管外面的事情，他却硬撑着说："我在病床上当亡国奴，怎么能安得下心呢?我问一问外边的事，心里也好受一些，不论是好是坏，你们知道的消息应该告诉我才好。"

日寇为巩固在武汉的统治，急欲培养亲日势力，建立亲日政府，他们探知吴兆麟素有声望，且尚留武汉，即派人诱以出任伪军总司令，吴正对日寇入侵满腔愤怒无处发泄，自然严词拒绝。但日本并不就此罢休，不断派人上门以"和平救国军总司令"、"湖北省政府首席参议"等职予以劝诱。吴兆麟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纠缠，先是以生病为由住进医院，后避居于郊区一家木板厂的楼上。

子吴祖善死后，女儿怕父亲难以承受再一次丧子的打击，将丧事草草办完后，才想办法婉转地告知父亲。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吴兆麟听说后，却在流着眼泪一阵沉默之后，长叹一口气,女儿说："国破家亡，遭到这种不幸的，何止我们一家!全国受苦受难的家庭，多得很啊!"。做儿女的又一次深切体会到了孱弱的父亲的宽广胸怀和坚强意志。

1941年6月，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大规模进攻苏联，战火烧到了莫斯科郊区；12月，日本偷袭了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接着战火蔓延至整个太平洋地区，中国成为东方抗日的主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吴兆麟的病情也随着形势的严峻而进一步加重。哮喘病本来在夏天会因为天气的温暖而减轻，但这一年的夏天吴兆麟的病情却丝毫没因天气的转暖而好转。

1942年10月17日，就在武汉市郊木板厂的楼上，吴兆麟病逝。

吴兆麟去世后，重庆国民政府于1943年7月31日，发出褒扬令称："吴兆麟早岁参加革命，卓著辛勤。辛亥首义，率军奋战，指挥前敌，克奏战功；民国成立，续领师干旋，因裁兵解甲归隐。嗣后，致力社会福利事业，尤具热诚。兹闻溘逝，良堪轸悼，应予明令褒扬，以彰往绩。此令"。吴兆麟的遗体，先是遵照他生前的愿望，安葬到葛店老家吴氏祖山之上，后为表彰其一生功绩，于1948年4月改葬于武昌卓刀泉方家嘴墓地。

(三)和睦之家

吴兆麟一生共娶过两个妻子。第一任妻子的早逝，虽然给他留下了一生中巨大的痛，但是两个妻子都给了他一个温馨和睦的家。

1907年，吴兆麟从参谋大学请假回老家葛店宗国岭，与他的第一个妻子詹焕芝结婚。当时，吴兆麟二十五岁，詹焕芝比他小一岁。詹焕芝的家在离葛店不远的另一个村子，这个村子有一个方圆几里有名的中药铺，药铺的主人就是詹焕芝的大哥詹焕章。一次偶然的机会，吴兆麟跟随父亲到药铺看病抓药，詹焕章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少年才俊。后来，听说吴兆麟在省城当了初级军官，还上了军官学校，更感觉这是一个有才华、有前途的年轻人。遂主动亲自找到吴兆麟的母亲叶太夫人，要将他的妹妹许配给吴兆麟。叶太夫人看到药店老板亲自上门提亲，心中非常高兴。立即赶到武昌与吴兆麟商量。吴兆麟一方面愿意听从母命，另一方面他也见过詹焕芝，认为她的人品无可挑剔，当即答应下来。

1907年秋，吴兆麟在省城租了一间民房，把母亲和詹氏从乡下接到]城里。这个时候的吴兆麟正在为筹款印刷革命刊物到处奔走，善解人意自詹氏主动为丈夫分忧，把娘家陪嫁的手镯、皮箱等物自愿捐出变卖。以支誊多印一些革命书籍。日知会的同志闻知后，都夸詹氏是吴兆麟的贤内助。1908年3月，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按照家族谱系排序，应该嘉"祖"字辈，取名祖芬。1910年和1912年詹夫人又生下了二女儿祖芳和夕儿子祖慈(号汉生)。在大儿子出生的前一年，即1911年，叶太夫人去制了。那时，吴兆麟正在武昌忙于领导起义，当总督瑞潋听说了武昌起义自总指挥就是吴兆麟后，恼怒之下，当即派兵包围了吴兆麟家，周围顿时起了一片喊杀声，正在病中的叶太夫人在"杀吴兆麟全家"的喊叫声中巾恐而亡。第二天武昌全城光复后，吴兆麟才得知母亲去的消息。所以当1912年6月，吴兆麟奉调进京的时候，就只剩吴兆麟夫妻和他们的三个儿女了。

在北京期间，本该年轻有为的吴兆麟，却身居闲职，无所事事，心情免不了郁闷，在寄情诗书中，也深得妻子抚慰。只是，这时的詹氏经{患病，身体一直不太好。当1915年夏吴兆麟获准离京的时候，他们的二儿子已经出生。一家六口风尘回到武汉后，本就病弱的詹夫人经歹住旅途劳顿，病情加重，经多方医治，仍不见好转，于9月22日病逝。日年仅三十三岁。詹氏与吴兆麟结婚八年间，跟随丈夫起伏跌宕，走南B北，没有享受到稳定与富有，但却为吴兆麟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她事母孝谨，生活节俭，与邻里、亲朋和睦相处，支持、理解丈夫的事业痛失爱妻，对吴兆麟的精神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极度悲伤的他在主友的帮助下为妻子安排了后事，于次年春天回到了葛店。打算从此过一种离群索居，寄情田园的生活。但是，一个军人出身的单身男人带着四一孩子，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亲友在为他叹息的同时，准备帮助他重著建立一个家。吴兆麟一边对妻子难以忘怀，另一边又不忍失去母爱的子，思想陷入矛盾。

191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才貌不凡的女子，她就是当兆麟的第二个妻子魏淡如。这年的农历五月十八日，葛店街唱大戏。兰兆麟坐在台下的茶桌旁，在他的课桌就是魏淡如和他的母亲。装束与一般女孩子不同，不施脂粉，显得格外清秀、气质不凡的魏淡如很快引起了吴兆麟的注意。事后，他才知道她是葛店街上有名的书香之家的魏小姐。过了几天，他派人前去魏家试探性地提亲，没想到很快得到了同意。魏淡如生于1893年，六岁始读书，能诗善画。她既接受了传统教育，也接触了新式文化。视一切淡如水，不裹脚，不蓄辫，总爱一身男儿打扮，且生性高洁，不肯与纨绔子弟为伍，因而二十三岁仍未婚嫁，这在当时的湖北农村，已经进入老姑娘的行列，父母虽为此忧心，却毫无办法。

魏淡如知道吴兆麟是辛亥首义的英雄，这位接触了新式思想的姑娘欣然决定嫁给这个丧妻且有四个孩子的男人。

1917年，吴兆麟与魏淡如结婚，婚后一家人在葛店和武汉间交替居住。当年，魏氏夫人生下一个男孩，名祖荫，字景明(号乡生)。从此，一家人淡视名利虚荣，安处乡间，夫妻吟诗作画，共同抚育子女，怡然自得。魏淡如以她的学识和修养疼爱、抚育着五个孩子。后母在许多家庭中本是产生矛盾的焦点，而魏淡如却以自己的高尚品格影响、教育着包括詹夫人所生的每一个孩子，使兄弟姐妹之间相处极为融洽，不分彼此。母亲的言传身教不但使每一个孩子养成了敬老爱幼的优秀品格，而且持家节俭，读书勤奋，保持了吴门家风。

不幸的是儿子祖慈在十五岁，于上海读初中时突然因病去世，这对吴兆麟夫妇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沉重打击。但是，和睦的家庭气氛使这个家庭很快又从悲痛中挺立起来。儿子祖善后人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毕业后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春，随上海文化界人士一起转回武汉。从事秘密抗日活动。为工作方便，不常和家人联系，吴兆麟夫妇面对国破家亡，理解并尽力支持儿子的工作。1940年，吴祖善在汉口从事救亡活动被日本宪兵队侦知。一天傍晚，当他正走在江汉路口的长江岸边时，遭到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殴打致昏迷不醒，被人力车夫送往医院后不久即死去。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为抗日献身，这是吴氏家族的荣耀。在漫长的岁月里，惟有小儿子祖荫与吴兆麟夫妇常伴左右。祖荫十一岁被送到上海徐家教会学堂寄读。吴兆麟对小儿子虽然疼爱有加，但始终教育他勤俭朴素，不事奢华。在上海这样一个时尚的十里洋场，一年四季身穿土布衣服的吴祖荫却使终不以朴素为耻，保持着良好、健康的心态和优秀的学习成绩。十三岁时，吴祖荫被送到北京育英中学读书。两年后，初中毕业。吴兆麟决定在国难当头，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年代，让儿子东渡日本，学习军事，以期将来能为国家的强盛，抵御外侮做点事情。

1932年夏天，吴兆麟亲自带儿子东渡日本。当时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取得显著成效，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时期，在日本的经历，扩大了吴兆麟的视野，使他在为日本崛起之速而慨叹的同时，为中国的落后而担忧。因为他知道，就在去年9月18日，日本已发动了对中国东北三省的武装进攻。本已千疮百孔的中国，未来的命运将如何，军人出身的吴兆麟心中不祥的预感在加重。

吴兆麟的孙辈是"德"字辈，其中长孙吴德立为中科院法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吴兆麟基金会理事长；次孙吴德平，是美国环亚公司总裁；孙女吴德美是美国德隆国际有限公司总裁；吴德全是美国IBM公司工程师；吴德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可见，鄂州吴氏吴兆麟一支也是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