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
吴敬恒,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生追随国民党革命却一生不入官门。1950年代他位于台北市敦化北路跟南京东路交叉口的铜像，为台北市的地标之一
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蒋介石力邀吴稚晖担任新主席，吴坚决不干。他对人说：“不可以，不可以，千千万万个不可以。我有一个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旷地上去拉屎，你们想，那成什么体统？岂有一国元首，会像我那样的？”
他还提出了“三不”的理由：“一、我平常的衣服穿得很随便简单，做元首要穿燕尾服、打领带打领结，我觉得不自在；二、我脸长得很丑，不像一个大人物；三、我这个人爱笑，看到什么会不自主地笑起来，不要哪天外国使节来递国书，会不由得笑起来，不雅。”以后，吴稚晖也据此理由，不担任任何官职。
当国家主席，这是何等荣耀的事业，吴稚晖却坚辞不受，这恰恰说明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的缺点或不足，也深知由此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在荣誉和金钱面前，他们毅然选择了放弃。这，正是他们的高明和过人之处。
攘攘世潮中，有那么多不自量力的人争相当官；也有那么多名星大腕为聚财敛金忘乎所以……结果却常常“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贪得不义之财，落个身败名裂。此类事例多多，一时难以备述。由此反观吴稚晖的“自知之明”，确是一服不可多得的警世良药！
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声称要反对一切权威的吴稚晖，对政治并不是非常感兴趣，对当官也没有太大的“瘾”
1925年，吴稚晖听说老朋友李石曾要去做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便去信劝告说：“官一定不必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不问国事，那是吾民之大劣点；一问国事，便同做官连起来，又是吾民之一大谬点。必要倡出一种做官是万不得已，只去吃苦的风气来才好。”
吴稚晖这段文字，为当时教育界和政界的很多人推崇。“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成为吴的“名言”。
吴稚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翻阅吴的个人历史就会发现，像他这样的国民党大老，在政府中所任过的官职非常少。在国民党 “一大”上，吴稚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到五届一中全会上又升任常委。这是吴稚晖一生中任职最长的职务，除此之外，很少看到吴稚晖还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担任过什么“大官”。
吴稚晖不是没有做大官的机会，但他一次次地推辞了。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他当过几个月的国府委员，随着蒋介石的下野，他也辞职了；蒋介石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他拒绝赴任；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时，蒋内定他为监察院院长，他拒绝接受。
台湾学者张文伯曾说：“他（吴稚晖）没有赫赫功勋可记。如有赫赫功勋，也不愿记在他的名下。他生平是立志不做官，不言禄的。”
1945年，吴稚晖80岁了，卫聚贤教授主办的《说文杂志》出了一期“吴稚晖八十大庆专集”。吴稚晖极不赞成，当即申明说：“我吴稚晖是偷来的人生，出生前，祖母曾托梦给外婆，说从阴间奈何池里用秤钩钩出来这个孩子，趁阎王爷打瞌睡时逃出了鬼门关，以左臂上有秤钩钩伤的伤疤为记。此子出生后，千万不能做生日，因为是阎王的逃犯。被阎王得知是要捉拿归案的。”吴稚晖臂上确有寸把长一块黑疤，这故事听来还真像有根有据似的。
吴稚晖对日本侵略义愤填膺。他对卖国求荣的汉奸口诛笔伐，对抗日英烈极力表彰。
1939年冬，吴佩孚在北平被日本人杀害，重庆各界特开追悼会，对这位不向暴日屈服的民族英雄致以敬意。吴稚晖以左袖掩面，右袖摆拂，走着京剧中的台步，来到台前，垂下袖子，露出真面目，说：“自从我们吴姓出了一个大汉奸吴三桂，近三百年来，姓吴的人都没脸见人。如今好了，吴姓出了一位大忠烈吴佩孚，我们的脸上可大有光彩了！”
吴稚晖与蒋介石（吴稚晖与孙中山同辈 蒋介石是国民党第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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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内，吴稚晖是以幽默闻名的。抗战时期，在重庆、昆明等地，有几位年老的社会名流与年轻姑娘缔结良缘，当时有人纷纷传为佳话，吴稚晖却笑着批评说：“年轻的女人嫁老头，不是图财，就是害命！”靠着这种乐观、诙谐的人生态度，吴稚晖在重庆度过了抗战最艰苦的岁月。1945年8月，当抗战终于胜利的消息传来后，81岁高龄的吴稚晖当门而坐，开怀大笑，欢乐之情无异于一般少年。
1949年2月24日，蒋介石派蒋经国乘专机将他接到台湾。因匆匆而去，两万余册藏书未带走，结发几十年的老伴不愿逃亡而留在了上海。
1953年6月21日，88岁高龄的老伴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海峡彼岸，吴稚晖悲痛欲绝。10月30日，吴稚晖终于在孤岛闭上了一双老眼。临逝前，他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将自己的尸体运到靠近大陆的金门“海葬”，以了却与老伴的情缘。
蒋介石答应了这位老“师爷”的要求，并特地召集临时中央常委会，成立了于右任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举行公祭。12月1日，国民党军政要员陈诚、于右任、王宠惠等人在台北松山机场为吴稚晖举行“海葬”仪式。蒋经国捧着吴稚晖的骨灰盒，走上了送灵的飞机，飞往金门岛。
蒋经国（右）为吴稚晖主持海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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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之辛亥老人吴稚晖
徐霞梅 （常州）
写在前的的话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民国元老吴稚晖先生一直是学术界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大陆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两岸人民在经济、文化、艺术各个领域交往日趋频繁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和评价民国史上的一些历史人物，对进一步促进两岸和平交往与统一是有利无弊的。
曾经写过康熙、雍正、乾隆等封建皇帝的二月河（原名凌解放），这位曾经连续当选三届中国共产党全国党代大会代表，也是这次十七大党代大会代表的著名作家，最近直言：历史上的很多现象如今都可以得到启示，要取消过去的"阶级成分论"。凡在中国历史上对民族团结，中华统一有所贡献的，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准的帝王，就值得我们去歌颂。
我很赞赏二月河先生的观点，对于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尚能摒弃过去的阶级偏见论，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其历史功绩，那么在人们思想日益解放的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对吴稚晖先生的一生进行正确的评述呢？
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是非常及时和具有前瞻性的。和谐比稳定，比和平高一层次。
和谐是面和，更是心和。中国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中国延续、传承了完整的历史文明，就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历史文化，是一种比较先进的传统文化，和谐社会理念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今中国优秀文化的集中体现。
我个人认为借鉴二月河先生的这个理念，正确认识和评述民国元老吴稚晖先生，可以少些忌讳了吧。
魂牵梦萦常州老家
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六十一届会议通过，授予吴稚晖先生为"世界学术文化伟人"的荣誉，这是二十世纪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蒋经国的解除戒严，两岸领导人的英明举措，使海峡两岸"鸡犬相闻，不相往来"的僵局得以改善，两岸民间往来日趋频繁，吴稚晖的名字在大陆亦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在吴稚晖的出生地常州和成长地无锡，吴稚晖的生平轶事亦在民间广为传述。
1991年，原台湾国防大学医学院政治学科主任周振华教授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故乡常州与亲人相聚后，便专程前往武进雪堰桥寻觅这位历史老人的踪迹。
当周振华教授看到雪堰镇南街四房里弄内，一幢斑驳的百年老屋时，历史感顿时从他胸中涌动，因为在民国史上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吴稚晖就诞生在这里。这栋具有特殊意义的民居岂能任其塌毁呢？周振华当即前往拜会雪堰镇政府的领导，反复阐述吴稚晖对中国文化教育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及在民国史上的重要地位，唤起当地政府珍视吴稚晖的历史功绩，呼吁修复吴稚晖故居。经国台办批准，在武进台办和雪堰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很快组成了由台湾武进同乡会陈凌海为主任委员，陆观沂为名誉主任委员，高永祖为副主任委员，周振华为执行长的"吴稚晖故居整建委员会"。在台湾的常州武进籍同乡们更是怀着对吴稚晖的崇仰之心，纷纷出资出力，周振华教授不遗余力地认真搜集吴稚晖的生平史料和照片、实物，供故居陈列展出。
2004年，周振华陪同台湾财团法人公共电视台从台北到常州、武进、无锡、上海、南京、金门全过程拍摄《山高水长--吴稚晖》纪录片，认真的撰写《随行拍片记》，为纪录片的拍摄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1924年吴稚晖在上海与好友丁福保、朱燮钧成立以"闲话家常，笑谈古今"为旨的《中华粥会》，并延续至今。
2005年7月28日，周振华教授与台湾《中华粥会》理事长陆炳文一道率领"吴稚晖故居参观团"到达常州，为台湾公共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山高水长--吴稚晖》着墨添彩，参访团向吴稚晖故居捐赠了20件字画，文献和文物，作为"吴稚晖故居整理办公室"永久陈展藏品。
2007年春天，台湾《中华粥会》会长陆炳文再次率台北《中华粥会》会员赴大陆，在常州武进淹城钟楼与无锡武进两地粥会会员相聚，并举行了《吴敬恒先生遗札》的首发仪式。
2007年8月，常州文友在"七碗茶"茶室举办了吴稚晖学术专题研讨会。
2008年3月，位于雪堰镇南街中段四房里弄内的《吴稚晖故居》被常州市政府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吴稚晖故居"已成为江苏常州的文化亮点，民国元老吴稚晖的生平业绩也成为史学界专题研讨的一个重要课题。雪堰乡亲们视吴稚晖为本镇的光荣和骄傲，平时乡亲们自觉地守护着吴稚晖故居，每逢农历二月廿八，自发地聚在一起吃面，纪念吴稚晖的生辰。到了十月三十日那天，乡亲们再次相聚喝粥，他们以最淳朴最真诚的平民方式缅怀和纪念吴稚晖。
无锡和常州两地都视吴稚晖为本地民国史中的名人，其实，无锡也好，常州也罢，这位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六十一届会议授予"世界学术文化伟人"称号的吴稚晖先生，以他一生的思想、学识，文字、风范，无一不显示着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寒门才子性格不羁
无锡与武进交界处的雪堰镇上，有一条名叫四房里的小弄堂，1865年3月5日（清同治四年农历2月28日），弄堂里的吴家传出了新生儿响亮的啼哭声，初为人父的吴有成兴奋得说不出话来，祖父吴治永也沉浸在添孙之喜的欢乐中，这天正好是农历二月的最后一天，古代称农历月底，月亮出现在西方为"眺"，于是这孩子就有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吴眺"。这个被称作吴眺的婴儿，就是日后在民国史上赫赫有名的吴稚晖。吴眺又名吴敬恒，字稚晖，笔名燃、燃料、夷。吴稚晖的曾祖父吴玉裕，祖父吴治永，父亲吴有成，都是以农为生的农民，母亲邹氏是无锡北门人。祖父吴治永去世时，因为没钱，买回的松木棺材棺底裂缝，只得用厚纸糊没。吴稚晖5岁时，父母打算送他到族人吴一峰家去读书时，25岁的母亲却不幸病故了。外祖母陈太夫人疼惜丧母的外孙，便将吴稚晖带回无锡江尖咀家中抚养，所以吴稚晖从小就说得一口无锡话，至老口音没变。他既是吴家唯一的孙子，亦是邹家唯一的外孙，身负着吴邹两家的厚望，两家长辈都很疼爱他，7岁那年被送到邹姓先生的私塾启蒙，两年后转入邹家祠堂的学馆就学。13岁那年，外祖母在在"江尖咀"开设的专卖缸、瓮、钵、瓦盆等陶器的小店因亏本而倒闭了。是让吴稚晖休了学去学生意还是继续念书，让外祖母和他父亲犯了难，经过再三斟酌，宁可举债也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吴稚晖在日后回忆这段岁月时写道："十五、六岁时，处境骤窘，往往断炊。夜卧绳床，老被寒如铁，外祖母年迈不胜寒。"1882年，17岁的吴稚晖被聘为私塾老师，外祖母看到亲手扶养大的外孙能做先生了，心里既喜又忧，因为拮据的家境维持温饱尚属不易，添置新衣那更是奢望了。为了不让外孙破衣褴衫上讲台遭人取笑，老人家就典当了自己的外衣，给外孙买了件竹布长衫。自古寒门出才子，清贫的生活不仅养成了吴稚晖终身节俭的美德，也造就了吴稚晖坚韧好强、愤世嫉俗、叛逆不羁的性格，更是鞭策其发奋向上的动力。1887年，22岁的吴稚晖考取了秀才。
无锡这座有着2500多年的悠久历史的江南名城，位于太湖之滨，别名梁溪，自古人文荟萃，国学隆盛，多少君王先贤、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人生足迹。滔滔古运河横贯无锡，境内运河全长40公里，西起五牧，东迄望亭。其中自吴桥经西水墩，南至清名桥，两岸风光旖旎，一幢幢粉墙黛瓦的江南民居临水而筑，一座座古桥，一座座寺庙，一处处古址遗迹，都在向人们默默诉述着历史长河里那些以血荐轩辕的感人故事。
地处古芙蓉湖中，惠山寺塘泾出口处，有一个面积只有220平方米的小岛，相传战国时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在这里疏浚芙蓉湖，黄埠墩由此得名。1276年（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军羁押北上时，曾被押在黄埠墩上过夜，在此写下《过无锡》一诗：
金山冉冉波涛雨，锡水泯泯草木春。
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作行人。
英雄未死心先碎，父老相从鼻欲辛。
夜谈程婴存赵事，一回惆怅一沾巾。
吴稚晖每次在黄埠墩上吟起《过无锡》，浮想联翩中自会吟起文天祥的绝笔：《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古人忧国忧民视死如归的泣血心声，令吴稚晖久久难以平静。
目睹穷人感叹世道
吴稚晖的外婆家在距黄埠墩不远的江尖咀，早在明清时期，这个四面环水的三角形小岛，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成了无锡粮食、棉布、蚕茧和生丝的贸易集散地。光绪年间，无锡、芜湖、九江、长沙成为闻名中外的四大米市，每年在无锡集散的粮食就有七百至八百万石，江尖咀成了南来北往船只停靠的大码头。有些外地船家上岸后在"江尖咀"走了几个来回，惊讶地发现自己仍在原地，当地人戏称这是在"江尖咀上团团转"，无锡人说这话时语音风趣悦耳，后来常被用来形容那些遇事急得一筹莫展在原地打转的人。
吴稚晖每天推开外婆家的大门，首先跃入他眼帘的就是运河对岸的江南第一山--惠山。惠山的泥人阿福，哇哇作响的皮老虎使他的童年充满欢乐。绵延起伏如苍龙的头茅峰、二茅峰、三茅峰，秀嶂街上的惠山寺、金莲桥前的御碑亭、六朝巨松下面的听松石床。黄梅季节，怪石嶙峋的黄公涧里涧水飞溅，二泉半岭松风的奇景，华孝子祠、泰伯殿、寄畅园、还有那山势险峻的石门下和七十二个摇车弯，都是少年吴稚晖流连忘返的快乐天堂。1929年，65岁的吴稚晖在回雪堰老家途中经过惠山北麓时，曾仔细考察了惠山的地形地貌，他设想：东起黄公涧至山北石门下，建造一宽阔之道路，再从石门下筑三条路分别通达头茅峰、二茅峰、三茅峰，务使游人可乘车直达山巅，观览风景。《吴稚晖文集十八卷》
（吴稚晖当年的夙愿早已成真，如今锡惠公园和惠山森林公园是无锡旅游的著名景点）
俗话说："世上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
在"江尖咀"生活的那些年，少年吴稚晖朝夕耳闻运河里梢公的号声，目睹船民们谋生的艰辛，衣不遮体的船家孩子，小小年纪就要帮大人撑船、摇撸、背牵，贫富悬殊的社会使他感到了世道的不公。
城中心的崇安寺是吴稚晖常去的地方，崇安寺原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寓所，兴宁两年（364）改宅为寺，故名兴宁寺。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改名为崇安寺。崇安寺是无锡城里最早的一所寺院，誉称《梁溪首刹》《吴会名胜》，寺里建有遥祝《圣安》和遥领《圣恩》的皇亭。还有随寺兴起的茶馆、戏院、饭馆，还有卖古玩字画的、说书唱评弹的、唱小热昏卖梨膏糖的，舞刀弄棒出把戏的、看西洋镜的，这里富有江南特色的"皇亭"小吃就有上百种，这一切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来客，熙熙攘攘的崇安寺不仅是繁华的商业中心，也是时事新闻的传播中心。
青年吴稚晖白天在私塾教书，晚上从江尖咀摆渡上岸，到崇安寺与志同道合的友人相聚。吴稚晖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说："那时经常有三、五十个人聚在春源茶社喝茶、论八股、议时政，不仅交到了孙揆钧这样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还从相互切磋中学着东西，后来这些人当中有不少都考中举人的。"
江南水乡的人文精萃孕育着他，吴稚晖的国学底蕴日趋丰厚，文章和诗赋的功力也愈来愈深，1891年（光绪十七年）吴稚晖考中举人。
吴稚晖对崇安寺感情很深，1911年专门为与崇安寺毗连的无锡公花园内的"多寿楼"题联：
术擅雕龙才能绣虎，
力全搏兔智握云蛇。
《吴稚晖先生全集十六卷》
吴稚晖还经常到崇安寺里去吃过福来的手推馄饨，这里的三鲜馅汤馄饨，还有那浓油赤酱的拌馄饨，这可都是吴稚晖的最爱，抗战胜利后吴稚晖回到无锡，头一桩事体就是去吃过福来的手推馄饨，所以过福来的手推馄饨，被无锡人戏称为吴稚晖馄饨。
崇安寺往东，过了克宝桥就是苏家弄，弄堂深处的东林书院是北宋时期著名学者杨时宣讲理学的龟山书院。明朝万历32年（1604），因得罪当朝首辅王锡爵而遭到罢官的无锡人顾宪成、高攀龙回到故里后，与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县林宰合力重建了东林书院，并与志同道合者们在此"重讲孔孟之道，新开程朱学风。"顾宪成的"当京官不忠人事主，当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隐求乡里不讲正义，不配称为君子"之说，得到了欲以儒家正统思想挽救国家，反对王公权贵，权臣宦官的江南士大夫们的赞同。常州、宜兴、江阴、杭州等江南各地的有识之士纷纷聚集在东林书院，褒贬品评执政宦官，议论朝政弊端，抒发他们忧国忧民的抱负。这样的政见当然是统治者所不容的。天启六年，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对东林党人实施残酷迫害，或杀、或逐、或罢、或戍，无一幸免。高攀龙在无锡南门水曲巷家中投池自尽，临死前仰天大笑道："吾视死如归久矣！"威武不屈的东林党人与权臣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南明灭亡，前后长达40多年。
吴稚晖每次来到东林书院，吟诵着依庸堂前，顾宪成亲手所书的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愤世嫉俗、疾恶如仇的吴稚晖就陷入深思，因为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已陷入千疮百孔的困境。
留学英伦结识孙中山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吴稚晖参加了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维新派要求清政府变法图强，但戊戌变法很快就夭折了，甲午战争中国又遭惨败，满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外国列强的侵略下，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封建经济逐步解体，百姓生活愈来愈苦，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中国该怎么办？
为寻觅救国真谛，吴稚晖于1901年3月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宏文师范学校。1902年因为向当时满清政府驻日大使蔡均，保举江苏、浙江的9名自费学生进入成城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遭到拒绝后，吴稚晖与孙揆均率领学生与蔡均据理力争，蔡钧恼羞成怒，以"妨害治安"为名，驱逐吴、孙二人出境，吴稚晖愤懑的写了绝命书投水自杀，幸被警员所阻，被迫登上法国邮轮。回国时，同在日本的蔡元培闻讯赶来劝慰，并一路护送回国。回国后吴稚晖撰写了一系列措辞激烈的反清檄文，在各种场合演讲，慷慨陈辞痛斥清廷丧权辱国腐败无能。
1902年10月，吴稚晖和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爱国学社。
1903年夏，《苏报》聘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吴稚晖、蔡元培等人为撰稿人，先后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驳康有为政见书》、《革命军序》等旗帜鲜明的反清文章。1903年因《苏报》事件，吴稚晖在亲友的劝说下离开上海，坐船到香港，8月抵达英国，在英国期间经常为中国留学生排忧解难，在留学生中声望很高。
1905年春天，孙中山先生在英国曾三次亲自拜访吴稚晖，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两人一起参观英国议院，共同接受西方民主的启蒙。孙中山还邀请吴稚晖一起到老师康德黎家中吃饭，殷殷相待侃侃而谈。事后吴稚晖回忆："国父是个很诚恳、十分平易近人的绅士。然而只觉是伟大，是不能形容的伟大，称为自然伟大，最为适当。世俗所谓伟大，都是有条件衬托出来的，或者是有贵人气，又或者有道学气，又或者有英雄气，或者摆出名士气，而国父品格的伟大，纯出于自然。"孙中山先生对吴稚晖也是敬重有加，每遇政要大事，总是与他相商。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赤阪区霞关子爵阪本金弥宅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宣读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会旨，以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奋斗目标。是年冬天,吴稚晖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在伦敦加入同盟会。吴稚晖从此成了一名所向披靡的反清斗士。为推翻满清，创建民国，实现孙中山"民族、民生、民权"伟大抱负而奋斗不息。
1907年，吴稚晖与张静江、李石曾在巴黎组织世界社，发行《新世纪》。1907年6月26日发行创刊号。至1910年5月21日停刊，三年中坚持每周１期，共出121期。《新世纪》成为革命党的一大喉舌，与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东西相应辉。吴稚晖以雄健犀利的笔锋论述了必须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的革命理论。同时还在巴黎创办了《世界画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西方国家的民主和科学，反映当时中国上海租界的"上海权利之争""上海妇女天足会大会"等新闻报导。这本由吴稚晖亲自排版，采用当时先进的凸片印刷技术印刷的《世界画报》精美豪华，当时售价高达每册两个大洋，畅销上海常常供不应求。
在本世纪初的一次拍卖会上，当年的一本《世界画报》，竞拍底价高达十万人民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数周内革命的烽火迅速燃遍全国，各省纷纷宣告独立自主，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皇朝终于垮台。当时孙中山与吴稚晖都在英国伦敦，吴稚晖为孙中山处理各种函电，一起共商建国大事，榷定青天白日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并率先悬挂在伦敦唐人街。孙中山回国前要求吴稚晖及早回国协同处理国事，孙中山回国后三天，吴稚晖即到达上海。
自喻泥人拒绝做官
1912年元旦，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非常看重吴稚晖，亲自指定他出任教育总长一职，但吴稚晖抱着革命不是为做官的理念而坚决推辞。
他对孙中山说："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
吴稚晖一生恪守此言，即使后来蒋介石多次要他出山，他都说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不好会骂人，是不能做官的。虽然民国政府仍委任他一些官衔，如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等。对于这些挂名虚衔，吴稚晖一笑了之，他对族侄吴余庆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的泥人‘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
不愿做官的吴稚晖对国家大事倒是一直过问的，尤其是中华民族遇到危急的关键时刻。
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必然会遭到敌人的反对。襁褓里的中华民国亦避不开这个历史轨迹。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为了避免再度发生流血战争，免百姓蒙涂炭之苦，毅然声明请辞总统职位，改由袁世凯担任。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觊觎着皇帝宝座，为了复辟帝制，他向五国银行贷得2500万巨款用以打击和消灭敌对势力。1913年春，在袁世凯的唆使下，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惨遭刺杀。吴稚晖愤然离开北京回到上海，与蔡元培创办《公论报》，撰文猛烈抨击袁世凯倒行逆施妄想复辟的劣迹，号召全国支持孙中山的讨袁运动。
1915年1月法国报纸披露袁世凯与日本谈判签订《二十一条》丧权辱国的内容后，吴稚晖与蔡元培在函件来往中揭露袁世凯的卖国行径。令人发噱的是，袁世凯想利用吴稚晖的声望为自己涂脂抹粉，欲授勋位于吴稚晖。大义凛然的吴稚晖立即写信回绝：，其中有言："切盼公等宝贵精神，专注于国难勿更以揶揄为消闲，侮辱书生。公民吴敬恒敬上"。吴稚晖不畏权势，不屑名利的高风亮节一时传为佳话。
1922年,孙中山组织第二次护法运动，广东陈炯明却策动叛变，孙中山被迫逃到永丰舰，后返回上海。吴稚晖得知这一消息，马上从法国赶回国，奔走于京、沪、澳之间，当面规劝陈炯明悬崖勒马停止叛乱，陈炯明拒绝了吴稚晖的规劝，但吴稚晖的爱国热忱和敢于深入虎穴的勇气令人钦佩。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据民国以来史书的记载，《总理遗嘱》是汪精卫起草的。其实真正的起草者是吴稚晖，汪精卫只不过是念了那份遗嘱的草稿。民国要人张继在回忆录中说："总理临危时，于佑任以为万一不幸，应有昭告国人之遗命、遗诰、遗训，名称未定。稚晖说吾辈系平民主义，不应带帝王语气，还是‘遗嘱'为妥。原稿由吴稚晖起草，再三商榷修改才有了如今的《总理遗嘱》，汪精卫只不过是参与修改者之一，并非如史纪要所云：‘于是兆铭等申请总理预备对同志之遗言，由兆铭笔记'。"
于佑任也曾多次提及孙中山遗嘱是吴稚晖起草的，并称遗嘱完成，吴稚晖"与有大力焉"（据罗平汉《吴稚晖别传》）
后来国民党右派中有人说遗嘱是伪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时，邓泽如提出这个问题时，吴稚晖与他发生辩驳甚至对骂。邓泽如还在《顺天时报》撰文声称《总理遗嘱》是伪造的，一时闹得满城风雨。吴稚晖为此专门写了《答邓家彦书》，其中说："就是那遗嘱，汪先生说：如何是联席会议讨论，如何推汪精卫属稿，皆是不错的。"哪为什么吴稚晖始终不肯说出真相呢？一则与他不重名利的性格有关，再则汪精卫本人都不加以澄清，自己更无须多事。事实上遗嘱是经过集体讨论修改的，而且其中还有"联俄"的提法，"联俄"这是吴稚晖后来坚决反对的，对他来说起草那份遗嘱也许并不光彩。
日寇侵华反对不抵抗
1925年3月，孙中山遗体由医院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拜殿公祭，吴稚晖为左绋执头界，显示着与死者超乎一般的关系。（1928年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社稷坛拜殿改为中山堂）
四年后，国民政府把孙中山遗体由北京香山移至南京中山陵安葬，吴稚晖是筹备"总理奉安"的五名委员之一，由此可见，吴稚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绝非一般。
1926年7月，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出师北伐的命令，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白崇禧任副参谋长，钮永建为总参议。在广州校场举行了由八万多军民参加的北伐誓师典礼。大会上孙科手捧孙中山遗像，时任中央监察委员的吴稚晖亲手将北伐军旗授予蒋介石，并宣读了由吴稚晖亲自撰写的北伐誓师词：
"嗟我将士，尔肃尔听，国民痛苦，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吊民伐罪，歼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国共两党组成的国民革命军高唱着行军曲：
"我军誓将拯救吾国吾民，我军誓将遵奉国父孙逸先博士遗训，奋斗到底，以争取吾人之自由平等，实现国民党之理念，增进全民之福祉。前进！前进！中华之革命，以国民党之精神，快走上来革命。"
国民革命军为统一中国，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战，得到了全国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国民革命军在北伐途中，到处张贴"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标语以唤醒民众。每到一处城镇百姓夹道欢迎，鞭炮喧天，各地兵站在民众的支持下做到了粮秣柴草随到随领，毫不掣肘，要挑有人，要驮有马，逐站更番接送。北伐军出师不足十个月，就一举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从珠江打倒长江，扫荡了南中国的军阀势力，为定都南京奠定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法西斯侵占了我国东三省，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忧心如焚的吴稚晖立即领衔电请正在南昌指挥剿共的蒋介石立即回京，负起抗战责任。电文如下："急，限即刻到。南昌蒋介石勋鉴：密。日军强据辽宁，情势急迫。内外应付，诸待裁决。顷经商定拟请同志即日返京，以便共议方策。如何之处，祈酌电复。敬恒"
吴稚晖在中央大学学生演讲时说"不抵抗主义，用得好，能起死回生；用得不好，无异自杀。至若人侵我土，我有武器在手，而取所谓不抵抗主义，则纯乎为军人无耻之表现，根本不配称主义。"
吴稚晖对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更是满腹怨恨，他说："张学良受国家知遇之隆恩，荣膺副总司令及东北边防长官。不事捍卫疆土，为国效命。而以不抵抗三字，将东北三省，拱手送之于日本，实在是对军职的亵渎。"
坚决相信抗战必胜
1937年"八一三"揭开了中国抗战的序幕，国共两党组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而汪精卫却宣称"以我的主张，现在还不应该发动抗战。候我们有了飞机，可以答复敌人的飞机；我们有了大炮，可以答复敌人的大炮；至那时候我们再打"。对于这种中国战也亡，不战也亡，不如不战而投降的卖国言论，吴稚晖于1938年12月31日，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议上，坚决提议将叛党弃国的汪精卫永远开除党籍，撤除其所有的职务。此提议获得一致通过。1940年3月，吴稚晖撰写了《卖国贼是世界上最丑恶的毒物》及《汪精怪夫妇因学二等娼妓而甘之》的讨汪檄文，痛斥汪精卫之流的汉奸是一群狗男女，其所谓"和议"乃"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斥骂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蚊蚁"。
1939年7月7日，重庆举行抗战二周年纪念会，吴稚晖出席大会并作题为《祝抗战第三年第一天》的演讲：自古以来的战争，或绵亘百年，或三十年、二十年。我们的抗战只有两年，算得了什么？司马迁评论刘邦与项羽，认为两人的胜负取决于"能忍与不能忍"。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但不能忍，所以最后归于失败；刘邦初不占优势，是忍耐为他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博学的吴稚晖由史喻今，鼓励大家："我们要获得最后的胜利，至少四年半的辛苦""就是再加四年半"，相信总有到乌江的一天，中国抗战必胜。
1939年8月24日，印度尼赫鲁来华访问，吴稚晖代表民众团体向尼赫鲁致欢迎辞："全中国民众，不分男女，不分老幼地参加这次抗战，就是欢迎答谢尼赫鲁先生的明显表示。""现在全世界都已公认日本军阀是破坏世界和平的刽子手，我们首先起来打倒这个强盗刽子手，我们不啻为全人类尽了先锋队的任务，世界人类应该无条件地来帮助我们。"
1944年6月28日，日军发起对粤汉线、湘桂线枢纽衡阳重镇的围攻，守军顽强抵抗，坚持战斗一个半月，衡阳保卫战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8月7日，吴稚晖致函予衡阳保卫战诸将士："诸公坚拒顽敌，已亘数周。捍卫国土，几若长城，全球钦敬，薄海欢腾。弟等亲受保障，尤极感佩。顽敌再衰三竭，正图北遁。诸公长驱追歼，不日将逾长岳而达武汉，尤为全国所跃眺。特此致书并慰勋劳！"吴稚晖的这篇文字对于流血牺牲、拼死抗战的前方将士不失为一种莫大的精神鼓舞。
八年抗战期间，吴稚晖以笔为刀枪，撰写了《民国二十八年矣认识时代精神乎》《精神物质并重说》、《肯亡国就调整，要救国就抗战》《汪兆铭的罪恶及料其将来之结果》。这篇篇檄文似声声战鼓激人振奋，似发发炮弹令敌人毙命。
在八年抗战这个特殊年代里，在中华民族面临灭顶之灾的严峻关头，吴稚晖是一名爱国主义者。
朴实无华笑傲一生
视名利为粪土的吴稚晖，说话经常口不择言，做事出格得让人咋舌。无锡人称他是吴疯子，这绝非贬义，因为他学贯中西、知识渊博、胆识过人、风趣幽默。旁人想不到，说不出、做不来的，他都敢想、敢说、敢写、敢做也敢当。
常州翰林汪洵特别赞赏他的篆隶和经文，欲聘请他到家里去教书。有人对汪洵说："这人是个疯子，不能做先生。"汪洵说："人疯，文章不疯。"
在无锡任教时，讲商群耕战，吴稚晖脚穿草鞋，手持扁担，在讲台上以肢体语言作示范，感性与理性相结合，讲得有声有色，学生虽觉得好笑但听得很起劲，守旧的古板先生嘲笑他是怪物，毫不在意的吴稚晖依然是我行我素。
有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话，一般文人雅士说不出口，吴稚晖却毫不避忌，顺手拈来，用于大雅之堂，而且用得大大方方。甚至党国高层开会提案，他也会说上一通："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只能提提案，放放屁。""我今天再放这一次，把肚子泻空了，就告完结。"吴稚晖的率真可见一斑。
1912年4月19日在上海新舞台，吴稚晖身穿黑西装、围红围巾，头顶上用红绳扎了根冲天小辫子，扮成小丑登台亮相。只见他像崇安寺里唱小热昏那样，左手持西班牙鼓，右手执折扇，一边敲鼓，一边唱着自编的《劝募歌》。
唱完后就跪在台前向观众们叩头，扑嗵、扑嗵，越叩越起劲。他要求台下观众为刚诞生的中华民国捐款。在他的感召下，抛上台的银元叮叮当当响个不绝，有人还将金戒指金手镯捋下来抛上台去，场面炽烈感人。吴稚晖一看差不多了，就站起来放开喉咙对台下说："谢谢诸位男女来宾，我劝大家捐钱，我不捐钱，我就下不了台，我只好把腰里所有的钱搭大家捐的并并堆，也算让我吴稚晖装点门面，凑凑闹猛。"说完便将腰带一松，腰带里的银元"哗啦啦"撒落下来，他这才笑嘻嘻地从一片掌声中鞠躬退场。这就是吴稚晖的"疯"，他以吴氏式的风格演绎着对孙中山先生亲手创建的中华民国赤诚的爱。
悟透中国官场炎凉的吴稚晖说："我不过是一个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官场如戏场。戏班里有副对联：悲欢离合，开场日即收场日；男女老少，看戏人即做戏人。蔡元培的大学院院长被挤掉，胡汉民、李济深被关押，还差点送掉性命，这不是真刀真枪么？黄埔系、CC系、政学系、亲日派、英美派，蒋家天下陈家党，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还轮得上我这个刘姥姥么？挤死也挤不进去的。国府主席林森死了，蒋介石找我商量，要我继任国府主席。我当时不拆穿，只是对蒋说，我这个人不宜当国府主席。他又问为什么不适宜？我说我最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情。当了国府主席，就要经常接见外交使节；看到有些国家的大使呀、公使呀，穿着他们本国的服装，花花绿绿像做戏一样，我会忍不住笑出声来的，那就有失国体呀！蒋先生听了也笑了，笑过后问我，既然你老先生不愿意，你看，由哪一位来担任才比较合适呢？我心想，于右任和居正都可以当，他们也愿意当，蒋介石不去找他们，偏偏来找我这个不想当的人，分明是他蒋先生自己想当嘛。我说现在抗战时期，最好是党、政、军统一于一个领袖，使事权更能集中，我看还是由蒋先生兼任最适宜。后来就由我在中常会提出，由蒋介石兼任了国府主席。"
不满蒋介石作为
吴稚晖骂人很厉害，什么难听骂什么，挨骂的对象不光是政敌，一旦看谁不顺眼就立即开骂。
年轻时留学日本，在留学生大会上，他上台大骂西太后慈禧，骂到一半，裤带松了，裤子掉了下来，他不慌不忙提上裤子，继续再骂。
他看不惯戴笠的做派。有一次，他抡起拐杖追打戴笠，边追边骂，最后气呼呼地说："可惜，撵不上这个狗杂种。"
吴稚晖身为国民党中常委，因为不满蒋介石的一些作为，在重庆时，曾和冯玉祥一道大白天提着灯笼去开会。蒋一边离座迎接他，一边笑着问："为何白天点灯笼"。他不紧不慢地学着蒋介石的宁波话："娘希匹，这里太黑暗，太黑暗了。"
是倚老卖老？还是依疯作傻？反正这就是吴稚晖，一个嘻笑怒骂皆真言的吴稚晖。
拒领蒋介石车马费
从小就过惯苦日子的吴稚晖，一世不讲究吃和穿，虽然出过洋留过学，却穿不惯西装，经常是一件青竹布长衫，一双圆口布底鞋，一顶旧式帽子，外出时套件黑色马挂，这就是他的全身行头，活脱脱一个乡下大先生，就因为他的乡土气，在只重衣衫不重人的名利社会里，曾闹出了不少误会。
1927年夏，吴稚晖身为筹备"总理奉安"的五名委员之一，因忙于将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北京护送到南京中山陵安葬的事务，60多岁的吴稚晖忙得身心均感疲惫。有一天，吴稚晖从浦口坐轮渡回南京，上岸时却发现船票不见了，便到出口处要求补票，岂知收票员却不待他把话说完，就误认为这个乡下老头不老实，出手就是一记耳光，双方发生争执。码头负责人和轮渡长知道后马上向吴稚晖赔礼道歉，大骂收票员有眼不识泰山，闯大祸了。还说要开除这名收票员。吴稚晖却笑笑说："算了，这人做事很认真。"又对收票员说："做事要有耐心，不能欺压老百姓。"
1935年4月，任世界书局股东和总局监察长的吴稚晖，带着一只蓝布包袱一只油布包袱来到成都，世界书局的黄逸萍安排他借宿于东门一家简陋的小客栈，住宿费每日四角还供两餐饭，吴稚晖认为便宜、实惠，很算得来。但该店曾遭兵燹，被盖均已焚毁，没有被褥可供，只得由黄逸萍借来一床薄被，一条毛毯。夜里警察突然查店，气势凶凶地要吴稚晖开门，吴稚晖起身稍迟，警察便厉声捶门，店家对警察说："里面住的是中央委员。"警察心想中央委员岂能住在这里，根本不信，捶门捶得更厉害，吴稚晖开门后仍自管睡去，警察见状大怒，幸亏此时华西报社的社长陈道炎来访，证实吴稚晖确是中央委员，警察这才怏怏而去。
战时在重庆，吴稚晖深感山河沦丧，民不聊生的凄苦，久存其心中的教育救国思想再次萌动。他冒着日本飞机的狂轰烂炸，经常步行几十里山路为平民识字班授课，推行国语普及工作，并将国民教育与抗战工作结合起来，他频繁奔波于国民党、政、军、团、学等各种社会团体，将《总理行谊》作为主讲题目，反复宣讲孙中山高尚的品行，为民国所建树的丰功伟绩，用孙中山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激励人们坚持抗战。蒋介石发给他五千元车马费，吴稚晖坚决不要，他说："我没坐车，要什么车马费。"古稀之年的吴稚晖终因劳累过度病倒了，他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口授的遗嘱中未见儿女私情，却表示："猝毙，恨不能见最后胜利。......愿总裁及邦人君子，早日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抗战时吴稚晖住在重庆上清寺临街的一所矮楼房内，底楼是教育用品社，楼上两间就是"吴公馆"。因遭日寇飞机轰炸，"吴公馆"屋顶见天，天花板迹迹斑斑，夏天太阳直晒，冬天寒风穿堂而过，卧室内一张竹板床，一张写字台，一张旧藤椅，一只大马桶，几张来客坐的靠背椅和骨牌凳。吴稚晖信奉："布衣可御寒，素菜饭可当饱"，每日"两粥一饭，小荤大素"一日三餐自己动手，早上是隔夜饭加开水，两只煮熟鸡蛋，中午豆腐波菜，晚饭还是泡饭。
招待亲友两粥一饭
抗战时重庆物价飞涨，吴稚晖调侃道："奸商虽万恶，但没从我吴稚晖这里得到好处。"他把牙缝里省下来的钱购书，还要接济穷乡亲和穷朋友。那时他家中亲戚朋友长年不断，家里就像难民收容所，如莫纪彭一家，张树声一家，邹广恒一家，还有杨凯龄、吴荫阶、储福兴等，来者不拒，留宿留食，开饭四五桌，（地方不够，就到门外露天）也是"两粥一饭、小荤大素"。晚上把大家召集起来，由他讲授《礼运》和《泰西通史揽要》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有人说他有孟尝之风，他说"我是邹二痴子养佃户。"
德国占领法国后，青岛大学教授许国园从巴黎逃到葡萄牙里斯本，没有回国路费，拍电报向吴稚晖求助，他即刻提取法币16万元汇去了。开销这么大，钞票不够怎么办？鬻字。从1941年起，吴稚晖就挂单鬻字，终日挥毫，以供"招待所"的生活费用，有人劝他少管闲事，他笑笑说："我是乙丑牛（1865年为农历乙丑年），还债牛。前世欠的债，今世来还呀！"
1947年，82岁的吴稚晖要去参加国民大会，因为没有件象样的衣裳，家里人说什么也要替他做件新棉袍，他70多岁弟弟吴菊初是裁缝，但已十多年没做衣裳了，听说阿哥要做新棉袍，就抢着由他来做，结果棉袍缝得七扭八牵不成个样子。吴稚晖却毫不在意，穿了这件怪棉袍去南京出席国民大会，还当了主席团主席。
吴稚晖不仅自己节省，还反对别人掼派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南京市长刘纪文的夫人花25元买了一双丝袜，吴稚晖听说后大光其火，认为太奢侈，一直闹到中央都晓得，闹到胡汉民在立法院会议上对南京市长刘纪文提出弹劾。此事当时全国报纸都有报导。
对于民间大办婚丧嫁娶的陋习，吴稚晖尤其反对，抗战时吴稚晖在写给陈凌海、吴永恺、储福兴三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坏来坏去，就是一张嘴馋不过，人家死了人，嘻嘻哈哈去吃死人，自然自己家里死了人，就无法叫人不吃，只好卖田卖地"。【吴稚晖先生全集17卷】
吴稚晖在国民党内位高言重，却从未有人敢去送礼。1927年5月15日（北伐时期），无锡县政府接到蒋介石命令：查封没收荣宗敬产业。理由是荣宗敬甘心依附孙传芳拥资劣迹甚多。荣宗仁与荣德生商量请吴稚晖去向蒋介石那里说说情，荣宗仁说是否开张支票给吴稚晖，荣德生说："千万不能，老先生是最清高不过的，别说支票金条不肯收，就是送书画古董也要被他扔出来的。"后来荣家兄弟空着手去见吴稚晖说明事由，由吴去见蒋介石，蒋最终收回成命，此事也就作罢。
吴稚晖没有专车，也从不坐专车，无论是上茶馆、跑旧书店、访友叙旧、出门授课均靠两脚车。他还和徐霞客一样喜欢登高涉水。峨嵋、青城、三峡、桂林、庐山、黄山、雁荡、华山、五台山等胜地，都留有吴稚晖的布履足迹，并在每天的日记里写下了当地的人文景观，给后人留下珍贵的文字数据。【吴稚晖先生全集11~15卷】
反对以权谋私的吴稚晖从不给亲戚朋友谋私利。有一年正月十五回无锡，不少亲戚朋友请他吃饭，求他帮忙谋职。吴稚晖大为不悦，在给女儿吴芙的信中写道："大家因为我是孙文的朋友，都当我皇帝朋友一般看待，到处好像接大人一样，好笑已极。他们都当我做了大官一般，有的人还不敢来见我。惟托我弄事情者，常常几百人。讨厌已极。到底无一刻之安，只好逃回上海。"【吴稚晖先生全集17卷】
有位不识相者到南京去请吴稚晖帮他谋个一官半职，经过一番交谈，吴稚晖觉得此人并无真才实学，只想靠牌头混饭吃。心中有数的吴稚晖对这人说："现在江苏还缺个副省长，你去当吧，今后钮永建省长年老告退后，你就去接替当省长，好不好？"此人一听傻了眼，灰溜溜地走了。
吴稚晖一生视清苦为甘饴，视金钱为身外之物。他告诫晚辈："切记切记，私欲是陷人的火坑呀！"
发明注音符号统一语音
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均离不开思想交流，而交流的工具不外乎是语言和文字。中国的汉语同文不同音，中国地域辽阔,各地语音差异很大，各地方言不计其数。例如沪宁沿线的常州、无锡、苏州、上海、这四个相邻的城市虽都属吴语系的太湖片，但也存在着语音上的差异，例如一个"他"字，四个地方就有四个语音，常州人说"大"（da），无锡人说"陀"（duo），苏州人说"俚"（li），上海人说"伊"（yi），各说各的，听不懂话多尴尬呀！因此吴稚晖认为汉语同文不同音的现象亟需改进,要让"无音可读"的汉语能够"书同文语同音"，他风趣的说："给汉字‘娶一注音老婆'"。并把所注的国音并入汉文，在全国加以推广。1895年吴稚晖发明了"豆芽字母"，开创了中国拼音字母之先河。1913年1月，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请吴稚晖担任"国语统一会"会长。（后改为国语推行委员会）。1918年编辑出版了有6000余字的《国音字典》，并在全国各地的国立师范学校增设国语专修课。吴稚晖出任上海国语师范学校校长，亲自在国语师资班兼课。以毕生精力奉献给国音统一工作的吴稚晖，为统一汉语实现"书同文语同音"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的台湾，无论是原住民，还是从大陆赴台的外省籍人士，虽然各有各的家乡方言，却都能用国语（普通话）互相交流，这就是注音符号的功劳，一些外国的语言学专家在台湾耳闻目睹后都认为这是奇迹。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评述道："稚老毕生致力的基本工作，就是统一国音与推展国语运动，促成多元民族之大统一。"
吴稚晖出国留学辗转英法等国十余年，亲眼目睹西方国家工业发达，社会文明。反思中国在满清政府闭关自锁政策奴役下，导致国家落后，百姓愚昧，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竟屡战屡败。因此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强大是和教育分不开的，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高低的标杆。吴稚晖呼吁"要将线装书投进茅厕30年。"指出若还要继续鼓吹复古提倡国故，不光害今人还要害子孙，要改变这种落后现状首先要改变教育，并认定"将来革命之成就，断在知识高明者。"
1902年10月，吴稚晖与蔡元培从日本回国后就在在上海成立爱国学社，吴稚晖任学监兼国文教员。
1898年6月吴稚晖正在上海南洋公学任教时，正逢光绪颁发变法诏令，吴稚晖获悉后即提出"毁寺办学"之说，并在无锡崇安寺创办新学回应变法，即后来的崇安寺小学，1901年在老家武进雪堰桥南街心创办了道南小学，并担任名誉校长。在他的倡导下，民国后无锡崇安寺周边办起了好几所学校，如白水荡小学、三圣阁小学、连元街小学、道南中学等等。
民国建立后,吴稚晖针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及中国今后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的教育目的、方针、作用等各个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1924年夏天，在筹备上海大夏大学时，吴稚晖与办学筹备者黄化育、罗士清等教授们讲了四个要点：（一）教员学生两方面--内部的团结要坚固。（二）认清此次读书运动，并非欲得平安文凭，实在要奋斗求得实学文凭。（三）科系不可太多，并八科为四科已足。（四）为将来改革社会的准备，暂时要采取读书态度。
吴稚晖认为读书做学问最终目的就是服务于社会。他说："要是一个人真想成个学者，以学问为终身事业，顶好从中等学校毕业后，先要入大学文科研究四年，次入理科研究几年，次入工科研究几年，随后再读几年心理学，几年论理学，最后再多研究几年社会学，如此直到四五十岁才会有成就。以上是我个人的理想，大家不要误会人人求学都要如此。"【吴稚晖先生全集第3卷】
民国政府为了广泛汲取西方国家的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尽快培养中国急需的科学技术人才，吴稚晖大力提倡发展留学事业，1915年与李石曾等人发起勤工俭学运动，呼吁中国青年到海外以半工半读方式留学。1917年吴稚晖在《中华新报》上开辟专栏"庵客座谈话"，专门介绍赴欧洲留学必须具备的知识与国外的风俗见闻。并在北京设立留法预备学校。1919年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1920-1922年筹建了法国里昂大学并出任校长。
"勤工俭学"运动不仅造就了很多青年才俊，还造就了几位中国日后的领袖人物，如周恩来、邓小平等人。
吸收西学不要西化
针对中国旧式教育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现象，吴稚晖指出，当今的新教育，无不趋向"力役"教育，就力役教育而论，是世界的，非一国的。中国力役教育尚不发达，而西洋社会是科学工艺发达的社会，整个环境是力役教育的环境，中国青年学子去西洋留学，都可深受力役教育之益。吴稚晖在英国伦敦勤工助学时，在印刷厂做排字工人，一面学习英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生活很艰苦，因经济拮据，只好每天到市场上去买价格低廉的死鱼烂肉来填饱肚子。为了免除两地分居增加开销之苦，吴稚晖将家人子女一同接到英国留学，一双儿女亦均在英国完成学业，取得工科学位。在他的影响下，当时有许多人赴英国深造，成为学有所成的精英。如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府常驻国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的陈源、地质学家丁文江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吸收进步的西方教育时，吴稚晖又绝不主张教育全盘西化。他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学校传授的西方文学、哲学、政法等学科斥为洋八股，认为学不学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重视科学工艺教育。他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是由科学知识的贫乏和科学思想的缺失，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教育方针，就必须将培养科学与工艺人才作为教育的目标。
吴稚晖说："吾不望青年为伟人，仅希望青年为普通人。当求刨床、求钻台、求锯座。"他主张青年要施以新型的教育，尤其要重视劳动在教育中的作用，培养手脚并用的人才。"今欲不违吾人两手发展之原理，即更宜畅人人作工之旨，使生类之群、自然之缺，有所备而或善可补"。提倡青年人要习于劳作，为此，建议中国的家庭不妨都在书房中设计一个小小的工作区，安置上一张长桌，桌上固定一副老虎钳，抽屉中存放五六把大小锉刀、截铁的锯子、手钻、量尺，以及刮刀、定心针、制螺丝器等，以此代替钟鼎字画、文房四宝，使每个家庭的孩子在读书之余，都可入内修理制造，久而久之，重视实际操作的科学工艺之风便可随之养成。
在这里我们不妨读一下他为常州一所实业学校的经费之事而写给蔡元培的一篇呈文：
"为武进高等实业学校武进县议会副议长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建议人段鸿谟为呈报专门学校立案事代拟呈文"
民国十二--十三年〔1923-1924〕
总长均鉴：窃以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创办于我民国建立之始。其时东南高等教育之机关，毁坏殆尽，至今兴复者寥寥。沿江下游十数县邑之成年生徒，得以进习实业，不至废学者，赖有该校之仓促成立。当时皆以为全校规程，具详于校长屠宽所开节略及清折之中，非鸿谟所敢羼述。实业为我国惟一之命脉，专门为目前最缺之学校。中学毕业生徒，在吾郡已济济有众。倘不能奔集京华，或远游异国；往往慧办者慕时趋而习律。朴愿者求小就以自了。因高等实业知识，既已无从学取，即亦无人过问。如是则兴举实业之高材，将安所出？高材无所出。实业如何而发达？实业不发达，民困如何而渐苏？故虽区区外郡一规模狭小之专门学校，在吾乡工商荟萃，田桑茂美之区，实业大有可望者，所关殊非浅鲜。又该校自开办以来，教师颇精勤，生徒颇劬瘁，成绩昭著，定当能副大部之期望，并为当时定议者所愉快。顷奉大部专门学校今，知专门学校例当呈报中央，其经费亦可吁请部拨。该校以鸿谟为最初建议之人，因而举为代表，躬诣京邑。先将报明已过之事实，并请将常州高等实业学校之名，嗣后改为武进县地方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及武进县地方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仍因节约经费，暂时同一校舍，通力合办。叩求察核，俯赐立案。又继续扩充之开办经费及经常经费等，需款甚巨。各国公立私立专门学校，皆有国库补助之例。现在大部会否定有此等补助规则？如能酌予补助，谨当将详细预算续行开呈。鹄候批示，不胜屏营之至。【《吴稚辉先生全集》文教卷】
乡亲办学给名"强恕"
应地制宜办学校，是吴稚晖的一贯主张，八十多年过去了，吴稚晖曾为家乡鼓吹的职业教育已经是硕果累累，常州的职业教育已跃入全国领先之列。2008年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高职院校就业"星级示范校"评选颁奖会上，常州信息学院从参评的全国183所高职院校中脱颖而出，荣获首届全国高职院校"就业工作示范单位""就业工作卓越贡献奖"和就业"星级示范校"三大荣誉。就此而言，亦可告慰吴稚晖老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吴稚晖在提倡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同时，还反对读书做官，他指出："吾国东西游学者数万人，不知所学何事？学成亦有何用？其目的不过在翰林进士，否则卖路卖矿耳"，此系"中国人之腐败的病"。他反对把求学和求功名相并列，强调学习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改良、人类进化，而不是升官发财。
吴稚晖从18岁开始做私塾老师，直至八十多岁赴台，一生从未离开过教学文化事业。四九年一些赴台的江苏同乡请他向陈诚提出办一所江苏中学，以供江苏籍同胞子女读书，吴稚晖再三斟酌，以取与"江苏"谐音的"强恕"为名，创办了强恕中学。
从光绪年间在无锡崇安寺办新学至晚年在台湾创办强恕中学，其一生究竟办了多少学校，尚无精确记载，但吴稚晖这种锲而不舍的办学精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务实、求真、尊师爱生的教学方法是具有前瞻性的。
爱护学生是他一贯的主张，在上海爱国学社里担任学监时，因为他朴实无华，语言风趣幽默，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当学生和章太炎等人发生冲突时，吴稚晖明确表示：皇帝和百姓打官司，我帮百姓。老子和儿子打官司，我帮儿子，先生和学生打官司，我帮学生。为此与章太炎闹得很不愉快。
抗战爆发后，全国30多所大学的学生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上街游行****、宣传演讲、甚至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但南京政府始终置若罔问，愤怒的学生大闹国民党中央党部，放火焚烧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在召开的中常临时会议上，有人力主扣办被拘捕的爱国学生，吴稚晖则大声反对，与于右任一道痛陈扣留之害，并发表严正声明，谓：爱国无罪，被捕学生应立即释放，本人将长跪门外，永不起立。在他们的干预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释放所有被扣压的爱国学生，避免了爱国有罪的悲剧继续恶化。
吴稚晖爱护学生表现在教学生怎样做人，颇有特色的是办国民党高干子弟学校时，教育那些"太子党"的轶事。
1925年吴稚晖在北京南小街创办海外补习学校，所教的学生大多是民国政界要人的子女，其中包括孙中山的两个孙子、蒋介石的儿子、汪精卫的儿子、朱执信的儿子等等。
吴稚晖规定语文课要用毛笔写作文，孙中山的两个孙子却不肯写，说用毛笔写文章是秘书的事情。吴稚晖非常生气，当即写了一首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叫他们抄写下来带回家与家长一道体会诗意。后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吴稚晖提到这事，感慨地说："我吴稚晖活到七八十岁，还没有用过什么秘书，好大的口气呀！官宦缙绅之家的子弟，如不严加管教，是非常危险的！"
他对蒋经国的管教也非常严厉。他反对功名利禄，不以成败论英雄，他对蒋经国说："你能保持你的人格，失败了我为你高兴。如果你不能保持你的人格，你成功了，也不是我的学生。"
骨灰洒海魂归故里
蒋经国要到苏联去，吴稚晖问他去干什么，蒋经国回答说："去革命"。吴稚晖说："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怕吗？"蒋经国说不怕，吴稚晖要蒋经国再考虑考虑。两个星期后，蒋经国还是决意要去。赴苏联之前他去向吴稚晖辞行，吴稚晖就对蒋经国说："去试试也好，青年人多尝试一次，都是好的。"
12年后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吴稚晖一见面就问："尝试得怎么样？"蒋经国没有直接回答。一个月后，蒋经国把在苏联的经历写成书面交给吴稚晖，吴稚晖看过后说："你没有把命试掉，总算还好。"
蒋经国与吴稚晖深厚的师生情谊终生未变。1949年，吴稚晖在蒋经国的陪同下飞往台湾。到了台湾后，蒋经国的改革措施引起一些老人的强烈反对。他向老师诉苦，吴稚晖说："我知道有许多人想用各种手段反对你，也有人造谣中伤你，算不得什么！你都必须好好地做，一个没有被人打击过的人，是不会成人的。我觉得你所受的打击还是太少了。敌人所希望的是你放手、让步、不干！荣华富贵都是空的，一个人能凭良心做事，那就好。"
与天下所有背井离乡者一样，晚年的吴稚晖思乡心切，他在给陈凌海的信中写道：即我，也是没有办法。到了台湾，从想做叫花子的，忽住到很好的房子，所以聊示满意。其实若合我"全球胜境，不及蔽庐短榻，时常床上困困，也觉可以过世。"若一想海岛孤寂，立觉乏味，什么风景，都不愿出看。
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逝世，终年89岁。
蒋介石专门召集中央常委会研究治丧事宜。治丧委员会由于右任为主任，陈诚等为副主任，公祭时蒋介石亲自致祭，并有蒋经国亲自护送吴稚晖的灵骨登上飞机至金城码头，又登上军舰，又从军舰登上小渔船，在浩瀚无垠的海面上举行了隆重的水葬仪式。
如今吴稚晖老家雪堰"四房里"弄堂内的那幢百年老屋，已被常州市政府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2月22日，五十多年前前由蒋介石亲自监制并认可的吴稚晖铜像，在台湾武进同乡会原总干事周振华千里迢迢回到常州，安放于武进雪堰桥吴稚晖故居内。
背井离乡六十年的吴稚晖终于魂归故里。
吴稚晖故居中的"跪母石"，其中有一个辛酸的故事：一八七O年，吴稚晖的母亲鄒氏病危，六岁的吴稚晖奉长辈之命，跪在房前的石台阶上，持香对天哭减：天老爷救命！祖宗救命！保佑我娘起死回生！岂知三遍没喊罢，其母已经气绝身亡，吴稚晖晚年提及此事，不禁唏嘘不已，故将此石嵌入老屋墙中，以志思考。
这张作品是吴稚晖84岁所书。
作品内容是：王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
题识：珠士先生雅正。戊子九月，弟吴敬恒集毛公鼎时年八十有四。
钤印：吴敬恒印戊子年为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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