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中的“唐.吉柯德”

文□孙亚军

    逝去的民国，好像是一场梦，早已经从国人的心中一天天的淡忘。它是个多难之秋，除了留给人们血泪般的历史之外，我们几乎再也无法寻找到民国的影子。然而，一个远去的民国，却因为一些人的存在，而使它的形象清晰起来、饱满起来。他们承载了中国最优秀的学术思想，他们身上保留着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尊荣与个性。追朔已逝的民国学人，他们鲜活的面孔、赋有张扬的个性、厚重的文化底蕴，是今天的我们所望尘莫及的。

                                                                     ——孙亚军

  《诗经》上说：“侵镐及方，至于泾阳”。位于关中平原中部的陕西省泾阳县，自古乃是人杰地灵，风景毓秀的地方。在这里战国时的郑国修建了“郑国渠”惠泽一方，一代高僧悟空在这里弘扬佛法、译经百部，圆寂嵯峨山流芳万世。安吴堡，是泾阳县的一个普通的村庄，19世纪这个地方出了一户吴姓的富商，兴修学堂，义赈乡里。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山鼻祖——吴宓先生就出生在这里。泾阳吴氏家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开明经商，吴氏子孙从小也是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国学大师吴宓先生就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907年他奔赴三原弘道书院，开始了他的学道之路。1911年，年仅23岁的吴宓先生以西北第一名的成绩，负笈清华留美预备班。从此便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漫漫求学之路，也开始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从此，安吴堡因为吴宓的存在而成为后世学人的敬仰之地，陕西从此也走出了一位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精英分子。

   一代学人吴宓先生，早岁留学美国哈佛，师从白璧德，攻读新闻学，后改为比较文学、哲学。他与汤用彤、陈寅恪一起并称“哈佛三杰”。回国后，执教东南大学，授教授一职。入清华，组建“清华国学研究院”，以虔诚之心，赤子情怀，礼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清华国学导师，培养了一批中国颇有建树的国学人才。抗战期间，随校南迁，入职西南联大，主教外国文学。建国之后，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晚年自取右派之名，境况不佳。他的一生是为学的一生，是为师的一生，也是为人的一生，充满了英雄主义、浪漫主义色彩，中学与西学融于一身又相互矛盾，传统与现代伴其左右，他是民国时代学人中的唐吉柯德，是那个时代充满故事、个性分明的学人。他留给后人的除了他那充满人文主义的学术专著之外，还有厚厚的几十本《吴宓日记》，成为今天我们研究民国学人思想的重要资源。

   吴宓先生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他重义气为人耿直，一生以“捍卫传统文化为己任”，矢志不渝，终其一生。我们觉得很奇怪，这样的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的高材生，具有着非凡的外文功底，怎有如此钟爱为胡适之等人鄙视的传统文化呢？而且爱的执着，爱的彻底。他如痴如醉的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近乎肉麻的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最纯粹。国难时期，昆明有家牛肉馆取名为“潇湘馆”，潇湘馆是《红楼梦》中林黛玉所居住的地方，吴宓知道后，气愤之极。心中深爱的林黛玉岂容如此亵渎，手持手杖在那家牛肉馆一顿乱砸。五四时期，胡适、鲁迅等新派人物主编《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抵制传统。吴宓先生却认认真真的搞起了《学衡》杂志，宣扬国学思想，且与《新青年》展开论战，为时人所不理解。当时，北京人问人有何打算，常用有何阴谋？新文化的主将胡适先生曾问雨僧（吴宓的字号）：“你们《学衡》派有何阴谋？”先生怒而答道：“欲杀胡适耳！”。这种格格不入时的调子，往往让人对他产生误解，但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他，绝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清醒的认识，西方文化只是在表象上纠正中国，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在内心端正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义”思想，在吴宓先生的身上体现的十分恰当，他看到胡适等人留学归来之后，大谈西方文化藐视传统，他痛恨之极。昔日伍员自诩：“我能覆楚！”，申包胥说：“我必复之！”，吴宓先生以申包胥自居，愿为中国传统文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做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申包胥。他在西方学的是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回国后却独立坚持传统文化，令人感叹不已。

   吴宓先生身上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他天真而富有感情，对待学生和朋友具有绅士风度。他的一生坚持着学术和爱情的一生。昔日，带学生在大街上行走，每遇马车过来，他总是奋不顾身的举起拐杖，让女同学先走进人行道，这才放马车行走。这种做派，现在听来未免可笑，可是这正是吴宓先生的可爱之处。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讲授《红楼梦研究》，他看到下面的女生没有座位，就自己走到别的教室搬椅子，有些有风度的男生也跟着一起搬，直到女生全部坐下，他才开始讲授。先生老实忠厚，他刚出版了《诗集》，有的同学借口研究典故，就追问每一句的意思，这里面有的是能说的，有的是不能说的，可先生倒像是个没有设防的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一不小心连自己意中人的小名都说出来。先生自知说露了嘴，就惶惶的伸了伸舌头，这是先生的天真与可爱之处。民国一代的学人当中，拥有这样气质的人并不多。先生对于爱情上的追求，也许是他一生的遗憾，但也是他富有学人本性的爱情，他在追求着一种爱情上的完美，同情弱者。他跟毛彦文女士的爱情，也许成为后人耻笑他的把柄，曾经一位人物期刊的主编，就大言不惭的说：“吴宓这家伙，简直是在给陕西人丢脸，竟然爱上一个有夫之妇！”。殊不知，民国时的学人之中只有他一生的知己陈寅恪先生最为理解他，几乎所有的学人都在为他和原配夫人离婚而指责他，一个主办《学衡》杂志的唯传统文化至上的学者，竟能如此不知检点自己，独陈先生所言：“宓之为此，乃本于真道德真感情，真符合人文主义！”。而当毛女士被吴宓极尽疯狂的爱情所感动的时候，吴宓又退缩了。他的精神世界处在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当中，1931年苦苦等候吴宓先生迎娶的毛彦文，终于嫁给了年长她三十岁的熊希龄时，吴宓异常痛苦，做《吴宓先生之烦恼》而自嘲。今天我们看来，先生也许在爱情上不够专一，也可以说他是传统文化的伪君子，但是他的这些行为正好证明了他在学术上是一个承载古今的学者，在爱情和生活上却是一个天真的浪漫主义者。这是真正的学人本色，书生本色。我们应该为之感动，而不是授之以笑。

   吴宓先生为学谨慎，堪为人师表率。他在治学上，全然没有生活上的浪漫色彩，他授课缺乏感染力，严守时刻，就像一口钟，他勤勤恳恳备课，几乎所有的讲义，他都要亲自在课下背诵，方能讲解。他认为这是一个称职的教授应该具有的职业道德。他所讲的讲义当中，总能够直抒己见，从来没有模棱两可之处。他的这种授课方式，让人觉得很痛苦，但是他的学生却为老师而感动，他真诚如一的对待学生，总是让人从他的讲义当中有所收获。他的这种为学上的勤奋精神，在钱穆先生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当中，详有记载。

   晚年的吴宓先生，遭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文革时，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扫庭犁穴般的破坏，而先生却敢于在“批林批孔”时喊出“头可断，孔不可批”的话，他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残酷批斗和监禁劳改，但他依然不思“悔改”，蹲身牛棚，大写其“姚文元在江青的卵翼下”，“我罪实质，是认为中国文化极有价值，应当保存并发扬光大。”一类文字。于是，批斗升级，劳改加重，帽子再加一顶“现行反革命”。在批斗中，老人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但还被西南师大中文系的红卫兵推倒在地，致左腿骨折，后又双目失明。1977年，先生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住在老家安吴，犹似老农，棉衣鹑结，衣食难继。在与妹妹闲谈当中，得知乡间中学未开英语，是因为无外语教师。先生急切的说：“那他们为何不找我？我在美国呆过多年，我可以给他们讲课。”！此时双目失明的先生，全身瘫痪，行将就木之人，其拳拳之心实可感人。“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这是一代学者吴宓先生1978年临终前的呓语。在一个做学问的人的眼里，教授是一个了不得的头衔。没有人记得他的教授身份，除了他自己。在知识不曾贬值的日子里，教授货真价实代表应得的尊荣和地位。这种教授的意义，是今天的我们所无法理解的。这份看重着知识分子清誉和尊严的神圣精神，是我们今天大学教授所不敢正视的。“文革”中的不幸遭遇给老人的创伤是如此深刻！“教授”二字，在先生的心中是多么的崇高！他有着真学识、真性情，却自比为古希腊悲剧的英雄，具备着唐吉柯德式风范。教授吴宓，当之无愧，一代哲人，当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