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梅村的“诗人之墓”

庄晓明  
　　
如果将“吴梅村”三个字遮住，“诗人之墓”这颇具现代色彩的墓志铭，大概不会令人联想到近四百年前的一个中国古典诗人的身上，而且，这是他自己临终前的选择。无论我们如何自傲于我们这个伟大的诗的国度，但实际上，在漫长的诗史中，真正认识到诗的独立价值与意义的人寥若晨星。诗人们亦大都是在官场或政治的失意后，才走向另一片诗的天地——但很多时候，仍是政治的附属国。古典诗歌史上有一个令人极不舒服的模式，就是无论多么伟大的诗人，只要他曾经做过官，哪怕是芝麻大的官，也要赫然地成为他的主要称谓，并堂皇地置于文集的封面。工部是一个什么东西的官衔，竟然欲攫取杜甫的荣耀，覆盖在那些伟大的诗歌之上——这简直是一种污辱。我们这个伟大而可悲的诗国，从未有过“诗人之角”这样的神圣之地，今天更是渺不可期。

在某种意义上，武则天的“无字碑”与吴梅村的“诗人之墓”，是中国历史上两座最为奇特的墓碑，都意味着一种觉醒：“无字碑”是古代女性中的大智者，将一切都留给后人去评说的大度，超脱，或无奈；“诗人之墓”则是一个哈姆莱特式的灵魂，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犹豫与选择之后，终于向诗的世界的皈依——这虚无中的奋身一跃，使得吴梅村的复杂的一生，具有了现代意义。实际上，吴梅村的本质纯粹而敏感，是那个动荡的时代，付与了他如此复杂多变的身份：明朝官员，贰臣，流民，隐士，及情人，诗人。与象牙塔中的诗人不一样，离开了时代，就无法真正进入吴梅村这个人与他的诗歌；而另一方面，亦是这个时代，使得吴梅村的诗歌在唐宋以来的古典诗歌所留的发展空间已不大的情况下，铸出了自己的新境——它作为一个时代的广阔的诗史，及深刻的个人心灵史，在古典大诗人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位置。

吴梅村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１６０９年），此时的明王朝已完全入晚境。晚明，无疑是历史上腐朽透顶的时代之一，然而，却不是漆黑一团的时代，它还是一个有意思的玩世不恭的时代，奇人怪杰辈出的时代。这个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出现，逐步瓦解了旧的社会理想与道德体系，人们开始认识到“自我”的价值，开始“觉醒”——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觉醒呢？政客的“觉醒”，是彻底的堕落，与没有价值观的你倾我扎，见风使舵，争权逐利；商人的“觉醒”，是更加无顾忌地投入欲海洪流，巴结权势，追逐最大黑色利润——《金瓶梅》中的那位西门大官人便是个典型。至于诗人的“觉醒”，就复杂多了，因为灵魂总是要寻求一种价值的依附。现在，旧的价值体系已然腐烂，崩溃，而隐隐出现的新的价值体系，商品经济，也并不欢迎诗人——无路可走，前后皆虚无，当今的诗人们，正深刻地品尝着这一困境。这一困境，决定了吴梅村的处世及选择，总是犹豫彷徨，为命运所裹挟，无能为力，筋疲力尽之际，干脆两眼一闭，听任自己骰子一般向命运滚去——无论何种选择，虚无的结局是一样的。但这虚无的背景，却使得吴梅村格外地注重生存——这是他唯一所能拥有的。所以，当他陷入哈姆莱特式的困境，在生存与死亡之间徘徊时，最终是选择了生存。人们探讨吴梅村的复杂，常常归咎于他的性格的软弱，而忽略了这些更为本质的原因。

吴梅村的出生地，江苏太仓，隶属苏州，明代中后期，这一带是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亦是他的虚无意识的最好启蒙之所。虽然吴梅村出生时，家道已中落，但他的家族却是有着文学艺术传统的，著名画家文征明是他高祖吴愈的女婿，吴愈和沈周，书法家祝允明（枝山）都有着交往。吴梅村的幼年即显露出非凡的文学才能，受到当地名流，后来的复社创始人张博的赏识，并随之读书——一切都表明，吴梅村天性就是亦应是一位诗人。虽然诗人敏感纯粹的天性，本能地反抗着官场，及官场生存所必须的趋炎附势，黑厚之术，但吴梅村还是在崇祯三年，他二十三岁这年，踏入了科举考场——这是他第一次向生存屈服。因为他没有别的路可选择，他的家境贫寒，没有条件使他象贾宝玉那样地躲在大观园中，写诗又不能如书画一般换得生活之资。好在他的运气不错，受到了当朝首辅周延儒的青睐，在会试中取得头名，但他也因此第一次卷入了朝廷的党争，尝到了政治的险恶。

与周延儒有矛盾的次辅温体仁指责吴梅村获得头名，是周延儒的舞弊，罪名若成立，不仅是一个党系的灾难，亦是吴梅村个人前途的灾难。不知所措的周延儒干脆把试卷送到皇帝面前圣断，年轻的崇祯看了，颇为赏识，朱批了八个大字“正大博雅，足实诡靡”。一场政治风波立时消停，吴梅村一夜成名。而由此，吴梅村亦有了日后不时纠缠他的感恩情结与生存选择之间的矛盾，挣扎。从个人品德来说，崇祯确实不是一个昏君，他具备着成为明君的素质，却生不逢时于一个大厦将倾的时代，无论他个人如何用功，努力，都已无济于事。他在煤山自缢之后，吴梅村曾准备殉明，或者更准确地说，殉崇祯的知遇之恩，但被家人阻止了——他也就半推半就地向生存作了妥协。这一妥协，后人并无指责，不为父母尽孝，而去殉葬一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腐烂王朝，于情于理不通。

踏入政坛的吴梅村，很快就卷入了东林，复社一派，与他们的对手温体仁一派之间的复杂的党争，并最终败北——一个诗人性格的人，能在如此朝廷站稳脚跟，倒反而是一件怪事。所有的党争，在道德，理想的大旗下，最终都演变成了利益，私欲之争。吴梅村以一个诗人的敏感，已预见了明王朝的最终大厦将倾，无论谁在党争中获胜，都不能改变这一命运。他之所以踏入政坛，本是生存所需，这一目的既已达到，其余的一切于他皆无可无不可。崇祯十三年，吴梅村被排挤出京城，调升陪都南京任国子监司业，这是一个好听却没有实权的闲职，但对于吴梅村这样诗人性格的人来说，却是正中下怀。既无生存之忧，又可于诗中优游岁月，何乐而不为！但这段诗人的岁月，他却演出了一幕撼人的爱情悲剧，后面将详述。

崇祯缢死煤山的同年五月，风阳总督马士英拥戴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建立起弘光政权，并任命吴梅村为政权的少詹事。在明王朝实际上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吴梅村还是上任了，那时他刚刚病愈。复明的旗帜，及对崇祯的感恩——他毕竟给了他某种生存，都使他没有理由拒绝。但任上待了两个月，他就辞官归隐了。弘光政权不仅延续着晚明的腐败，弘光帝的个人品德与崇祯相比更是有着天壤之别，昏庸的无以复加，上上下下均沉溺于官场的争权逐利，享乐的花天酒地——他没有必要为之陪葬。吴梅村的这一次徘徊，选择，亦无人非议。实际上，倒是诗人的预感帮了他——弘光小朝廷只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在清军的进攻下覆亡。

但吴梅村的最后一次徘徊，选择，却给他的声誉带来了灾难。在隐居了八年之后，他终于在顺治十年被迫出仕清朝，这于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不能原谅的。本来，吴梅村是想在隐居中，与诗书相伴，了却残生的，但他的身份——当时最杰出的诗人，最有声望的文化人物，已成了一种象征，此时的朝廷上下，尤其是由明入清的大臣们，都希望他能出山，这样在名节上就扯平了。这样的情形下，吴梅村的隐居实际上已失去了意义，他已成为众目的焦点。清庭的严酷，使拒绝的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是一个重亲情的人，无法抛下一家老小，独自遁隐。在父母的哭求下，他终于答应仕清——如果他是普通百姓的话，或许还能赢得某种同情。这是吴梅村的最艰难的一次面向生存的选择，他的内心充满了巨大的矛盾与凄凉——虽然时代使他成为一个虚无者，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毕竟来自于一个旧的价值体系，他不能不拖着一条影子行走，当生存的选择与之相悖时，他的内部世界无可避免地要与这条影子纠缠，撕杀——而正是这种纠缠，撕杀，催生了他的最具特色的诗歌。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是一个病人，无药可医的病人，只是以诗歌维持着喘息。他只仕清了三年，就以丁嗣母忧的理由，彻底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清王朝，不过是明王朝的又一个盗版，轮回而已。他有一首著名的词《贺新郎》，可谓他这段时间真实生命的写照：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决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现在，到了我们进入吴梅村与卞玉京爱情悲剧的时候，而之所以放在后面，不仅是因为这一爱情贯穿了吴梅村的主要生命阶段，其绵延时间之长，难以归于某一阶段，更主要的是，这一爱情的发展过程，亦是吴梅村的生命的“觉醒”之程——愈来愈深入的爱及伴随的痛苦，击打着他的荒谬的生存之石，并终于使之飞溅出火花，映照出幽暗中的“诗人之墓”。

吴梅村与卞玉京的相见，是在他因党争排挤到南京的崇祯十六年，当时，他已是名满天下的诗人，而卞玉京也是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诗词书画都很好，吴梅村曾赞美她“双眸泓然，日与佳墨良纸相映彻”。两人一见，相互倾情，卞玉京更是手抚几案，脉脉相问“亦有意乎？”其中托付终身的信息是很明显的。这一次，吴梅村的选择颇为暧昧，他回避了婚娶——从现实的角度看，似乎是明智的，他并非世家子弟，家庭寒素，父母谨慎，且自己已有妻室。但他选择了爱——虽然一开始还有些文人狎游的味道，更多是一种性的吸引，这由他当时留下的几首出色的艳词，“云踪雨迹故依然，掉下一片窗花”等等中可见。两人相处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依依不舍地暂别。

但时局的恶化之快出人意料——专制王朝的覆亡往往如此，人们常常迷惑于其信息的封锁与独家宣传的表面强大，而实际上，它已经虚弱的经不起一个不大而认真的撞击——他们分别的第二年，李自成就占领了明王朝的首都，崇祯煤山自缢。一个多月后，被吴梅村定义为“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横扫中原。吴梅村与卞玉京在此后的多年里失去了联系，两人都在逃避着时代无情降临的战火与血腥。吴梅村最终乡间隐居下来，而卞玉京则凄惨多了，她在清军的铁蹄与秦淮姐妹们的哭泣声中，更换装束，逃到丹阳，再搭一艘下水船逃到苏州虎丘山塘，匆匆找了匹黄绢裁成道袍，遁入空门——但两人一直在相互惦念着。

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梅村通过老朋友，当时与他齐名的大诗人钱谦业打听到了卞玉京的下落，并终于等到了那令人心跳不已的辘辘声，在钱谦业特意安排的一次酒宴上——但车声却直入内室，卞玉京先传话要更衣，接着又托言身体不适——原来，她即将委身于一个富贵人家。惟一的安慰是，她答应日后将到吴梅村家拜访。我们现在只能想象二人当时复杂的心境，但无疑地，卞玉京更有着难言的怨情。这次闻声不见面的相会，让吴梅村留下了著名的四首七言律诗《琴河感旧》，在这组李商隐式的爱情诗中，吴梅村融入了时代的变迁，世道的沧桑。“记得横塘秋夜好，玉钗恩重是前生。”他真切地感到了一种美好的生命与时间的存在，虽然已逝去，却正在回忆中苏醒。

三个月后，也就是顺治八年的初春，卞玉京在侍女的陪同下，乘船来到吴梅村家中。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她依然风姿绰约，她身着黄色道袍，自号“玉京道人”，给吴梅村弹奏了一首又一首昔日的琴曲，然后流泪讲述着自己的不幸。吴梅村的灵魂颤栗了，他真正地涌起了对这个女人的无限的爱——这种爱是经历了人生的脆弱，残缺之后，由生命的深处升起的爱。这种爱是刻骨铭心，不可磨灭的。情人的不幸，身世的沧桑，及亡国之痛，潮水一般地汇入吴梅村的笔下，他写下了他的代表作之一长篇歌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卞玉京离去的时候，他一直把她送到一百多里外的苏州横塘，并留下了深情缠绵的《临江仙逢旧》，词中有“薄幸萧郎憔悴甚，此生终负卿卿”——她给了他爱的生命，将他从懵然的生存中拯救出来，而他却给了她命运的不幸。

此次分手后，两人再无由相见，只过了十来年，卞玉京就在忧郁中离开了人世——她的一生虽然充满了不幸，但同样不幸的秦淮八艳姐妹中，没有一人象她这般得到了《琴河感旧》《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如许堪称不朽的诗篇。卞玉京去世后，吴梅村曾不顾长途，来到她的墓前悼念，写下了一往情深的《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他比卞玉京多活了十余年，于康熙十年（公元1672年）去世，临终前有绝笔诗：“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其浓郁的个人忏悔色彩，是以前的诗中从未有过的。显然，这里的“受恩欠债”应是承接的卞玉京的“玉钗恩重”。

是死亡的逼迫，使吴梅村由生命的“觉醒”，又最终走向诗的“觉醒”，作出了他一生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选择。生存是不问为什么的，而生命却要求着必须有所皈依。晚年的吴梅村，孤独地坐在死亡的影子里，他挚爱的女人，他曾经拥有的名声，都已失去，这个世界已不属于他，或者说，从未真正地属于过他。然而，这个曾经的虚无者，已不愿在虚无中死去，成为虚无，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崩塌后的茫茫世界，与几缕冒烟的灰尘。他环顾上下四周，目光终于落在了自己的诗上——就象一个迷茫的人，拿着一串钥匙进不了家门，最终发现家门就在自己手中——这些诗稿，既是这个时代的记录，亦是他的灵魂炼狱的记录，他相信这些诗中，有着一些永恒的东西，他所挚爱的女人，亦存在于这永恒之中，与时间，与他的诗中的生命相伴而行——或许，这是他作为诗人的惟一的“报恩”方式。在这诗的“觉醒”中，他依稀地见到了天堂的光线，虽然到了最后时刻，但并不算迟。于是，这个命运乖骞的人，这个有清一代最为杰出的诗人，穿上了黑色的僧衣——作为向一个世界告别，又向另一个世界皈依的象征，平静地躺在自己为自己所选择的“诗人吴梅村之墓”的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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