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人与革命想像的人

对中国人而言,这并非学术的课题,而是1949年后痛苦的摸索与实验,涉及了千千万万人的青春与身家性命。最极端的时候,富裕被当成罪恶,饥饿被说成快乐。直到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后,延安时期曾有过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务实思想才又卷土重来,并实现了新的成就。

另一方面,尽管延安时期的农村经济建立在务实的思想上,但它毕竟只是革命的手段,并非革命的目的。作为成功的农业经营者,吴满有被宣传的重点,并不在于他替自己谋福利的本事,而更在于他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道德。联系上乌托邦情境,洋溢着幸福感,令人神往。这是真实的吴满有,还是革命者想像的吴满有呢?胡宗南部进入延安后,吴满有参加了解放军,并被任命为二纵民运部副部长,随军转战年余,不料在1948年5月陇东战役后遭国民党俘虏。后经由其他战俘指认,国民党确认这名战俘就是在延安红极一时的吴满有,如获至宝,立刻押送南京。到了9月间,吴满有与另一名在1946年6月中原突围中被俘的杨经曲(曾任新四军5师15旅旅长等职),一起被安排参加了由南京国防部安排召开的记者会。吴满有在会上表示“痛改前非”,对自己的过去“深怀悔意”,今后将支持政府,追随蒋总统。吴满有还被安排到中央广播电台作了公开谈话。

国共战俘的悬殊比例

事实上,1948年国军已节节败退。吴满有被俘时,占领延安一年的胡宗南部,已被迫撤出了延安。而吴满有发表屈辱性的“自白”时,解放军已在孟良崮击毙国军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在洛阳俘虏国军第206师师长邱行湘,在陇东击毙国军第76师师长徐保,在临汾俘虏了国军第6集团军副司令梁培璜,在襄阳俘虏国军第15绥靖区司令康泽,在济南俘虏国军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至于其他被俘或自动来归的国军旅级军官更是不计其数。相反地,国民党只能举出寥寥数名被俘旅团级的共军干部,他们大多不是因部队被歼而遭俘,而是在转移中因故跟不上队伍而落入敌人之手的。国共双方战俘军阶和人数的悬殊对比,反映的自然是战局的现状与大势。吴满有投降时,三大战役已开打在即,国军精锐顷刻尽失。当然,这些早已是今天的历史常识了。

因此,吴满有的被俘和自白,对于国共战争既无实质亦无象征作用。不过,这件事仍在许多人心中勾起了巨大的伤感,因为他是延安革命圣地的重要象征,为何没有革命者理所当然的表现,例如宁死不降,从容就义呢?然而,或许这盆冷水可以让后人稍为清醒一些。事实上,只要虚心面对历史,查阅多方数据,就可清楚发现一个事实。胡宗南部进入延安之后,过去曾多次被表彰的参议员、劳动英雄等人士,应国民党的要求公开讲几句应景话者,并不在少数。这些人物的姓名、照片、谈话,都刊登在当年的主要报刊上。胡宗南在接受《大公报》记者周榆瑞专访时说:“本地共产党员对我们很好的。”他的统治方略是运用边区原有社会治理架构来管理地方事务,原来共产党所表彰的地方模范,一旦转变立场,自然也就成为胡宗南掌控和称许的地方模范。而且在占领延安一年内,胡宗南并不刻意去追查过去的事,所以这个架构也没有出大问题。严格说来,这跟毛泽东十三年前初抵延安时的社会治理思维十分相似,即尽量不更动本地的社会结构,以安抚人心,团结地方。历史上,中国执政者在权力更替时面对地方治理问题,有着相似的表现与智慧,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六十年后重现的珍贵影像

这里不妨做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现实假设。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有生产技能和生意头脑的中国人先富起来,一些更聪明的人掌握了大趋势,不仅创办名牌,也配合政府政策,捐助社会公益,支持各种爱国主义活动。然而,来自延安时期的吴满有注定只能留在那个时期,忠于那个时代的脚本,所以一旦真实的他现身时,就难免勾起了过多的叹息。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对吴满有的故事津津乐道,不断努力地挖掘关于他的材料。唯一的缺憾是,吴满有的照片却几乎一张都没有了。原因是,过去延安经常可见的吴满有的照片,国民党来时清过了一遍。随着吴满有的投降,共产党回延安后又再清一遍,以至于曾经名满天下的吴满有,其形象竟消失得无影无踪。1949年后,吴满有回到延安,于1959年抑郁而终。关于他最后的生命旅程,似乎没有留下正式的纪录,一切只剩下“据说”。

笔者在这里特别提供1948年9月吴满有和杨经曲在南京举行记者会的几张照片。这可能是吴满有的面影消失六十年后的首度浮现,照片的珍贵性自是不言而喻。照片中被拘禁在斗室的吴满有神色黯然,不复延安时期的风采。无论如何,这张脸庞曾长年与延河的月夜、黄土高原《东方红》的歌声、伟大祖国的呼唤等等诗人情怀相依为伴,以至于他后来的结局让人无法视而不见。

然而,历史仿佛总是抱着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