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几句是:“不昊天,盍先朝露,良图永息,道路所悲,惟兹正气,百世可师,侵地待复,魂魄焉依!” 中国共产党对其一生反对外来侵略并保持晚节作出了高度评价。董必武当时这样评价先祖父: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他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民国以来北平罕见的丧事
由于身在沦陷的北平,以上的种种哀荣,我们大多是事后才逐渐知晓的。然而当时北平的大规模治丧活动,我们却是耳闻目睹、亲临其盛,很多情节至今记忆犹新。 鉴于先祖父之死在朝野引起的强烈反应,日伪当局也不得不按中国的传统习俗大办丧事,以开脱罪行,遮人耳目,蛊惑民心。而久处日寇压迫下的北平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则以各种形式吊唁发丧,直至出殡时万人空巷,表达了他们的哀恸和愤慨。
治丧处由敌伪当权者、生前部下、前朝遗老、朝野名流及亲朋好友等一百八十余人组成。为首的是齐燮元,另有蒋雁行、潘灵皋、张燕卿、劳逊五、付定一、张馥卿、陈幼孳、寇英杰、邹泉荪、冷家骥、池宗墨、王揖唐、张瑞峰、张劭溥、王实坪等。 丧事是按照传统方式举办的。先祖父身披道氅,足登云履,以全道装为寿衣(有一幅身着此装的写真油画),用一口尺码宽大的金丝楠棺木。这口棺木是在万益祥木厂找到的,号称北方第一棺,要价1.1万元。老板听说是“吴大帅”用的,仅收了木料原价7500元。 大殓时,由孝子(即先父吴道时),甥婿王实坪及属下张劭溥、洪晋彭等人协助入殓。楼下大厅被家眷、亲属、部员等数百人挤得满满的。殉葬品在殓入棺内之前,由王实坪件件大声报出名称并高高举起,向众人展示后,交孝子殓入棺内。 入殓品中,有一函《春秋正义注释》,乃先祖父历经七八年,每日不停笔写的未竟手稿,也殉殓棺内。记得书稿系手工线装,约有一尺来厚,十册左右。这是研究其思想最为宝贵、最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本应视为“立言”传给后世,不知当时是何人主张,竟当成殉葬品进棺。 12月6日是传统“接三”的日子。是日,伪南京中央政府通令各省一律下半旗致哀。伪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代表伪汪政府亲去什锦花园宅邸致祭,敌伪当局政要如多田司令官、齐燮元、江潮宗、余晋等亦先后前往。 当晚“接三送路”。警士列队,官乐队开路,亲眷相随,身穿孝服手执照路明灯的送路者数百名。 在治丧期间,北平各大著名寺院的法师、高僧,轮流诵经,时称“送经忏”,逢“七”还要在晚上加放“焰口”。当时参与丧事的有雍和宫、广济寺、法源寺、拈花寺、承寿寺、潭柘寺、碧云寺、柏林寺、贤良寺、龙泉寺、白云观、翠峰庵等。诵经时,设大幡门,法师高坐法台,诵经声、鼓乐声交汇于耳,场面宏伟而庄严,至夜方休。 平日到灵前祭奠的人流不断,有生前僚属、故友、族亲,也有许多不相识的人。每逢“七”,都有官方和民间团体举行公祭。每次公祭都要供奉“祭席”,读祭文,间或送匾额、挽联、花圈、经忏不等。官方的不外是代表当局的军、政、警、宪和各大机关,民间团体则方方面面,有宗教团体、居士团体、慈善团体、工商团体、各省同乡会团体、学校团体、戏剧团体、曲艺团体、盲人团体、聋哑团体、车夫团体,好像还有乞丐团体。 1940年1月16日,举行“点主”大典(依传统习俗,死者牌位上的“某某神主”字样,“主”字缺一点,呈“王”型,由孝子用血补上,是为“点主”)。末代清帝之师傅增湘为点主官,清代翰林潘龄皋、付定一为陪主,陈幼孳、劳之常、孙汉尘、高松筌为襄主,张馥卿、孙子涵等为司仪。“点主”为丧事中的大典,白事里的红事,大棚内用彩红色装点,灵前的白烛、白帐均改为红色,孝子孝孙换孝服为礼服(长袍马褂)。典礼庄严肃穆,以孝子(先父吴道时)所刺的中指血蘸笔,由点主官点主。灵牌安位后,举行隆重祭礼。 由于时处抗战非常时期,不便归葬蓬莱祖茔,治丧处研究议定,暂停灵于北平鼓楼西拈花寺东跨院(原为寺内菜园),借地建造三间大顶殿式的北房,名曰“武圣祠”。时值隆冬,为了等待建祠工程完竣,定为在家守灵“七七”,后又延至52天。 1940年1月24日(农历腊月十六日)是移灵日子,实际上是民族传统形式的大出殡。64人杠绣“佛”字的大棺罩,两旁各拴300尺长的白练,由送殡人牵引,缓缓行进。殡前由军、警列队开路,后边是西乐队、民乐队、古典仪仗队、各界民众团体队、影像松亭、若干匾额亭队、白柳队、纸活队、番、道、僧、尼队、僚属亲朋队、朝野军政要人步送者。孝子左手“接引幡”,右手“哭丧棒”,我们孝孙紧跟其后。灵罩后女孝眷每人乘白布小轿相随,骑兵马队殿后。 当时送殡的人数很多,虽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殡头至殡尾延绵数里,据说殡头已至天安门,殡尾尚未出灯市口。行进的路线大致从北平的东四,经灯市口、王府井,沿东长安街、天安门、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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