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生:打造特区的“孙悟空”
吴南生简历 1922年8月生于汕头市。 1936年参加革命。 1944年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9年随军南下,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 1979年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同时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1985年起任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
从汕头出发
作为土生土长的汕头人,吴南生骨子里浸透着潮汕人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他一生的做人处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和贯彻。
1922年,吴南生出生于汕头,当年的汕头是中国开放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大批的潮汕移民,在远渡重洋打工之后,又从海外给家乡带来异地文化。这使得年幼的吴南生得以有机会,比其他同龄人更早接触外界的新鲜事物,这些经历也为日后吴南山的作为埋下伏笔。谁也没有想到,当时这个小顽童,竟是日后建设新经济特区的重要人物。
接触了新思想的吴南生,毅然为自己选择走向革命的道路。1936年,年仅14岁的他,毅然参加了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革命的队伍,吴南生的足迹从中国的沿海深入到内陆延安,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又随部队三进赤峰。为了纪念这段艰苦的行军生活,吴南生作诗:“日日征途上,年年作客中。愿借千里马,指日抵辽东。”
新中国成立之后,结束戎马生涯的吴南生回到南方,先后在江西、广东主持工作。1979年中央要筹办特区,当时的负责人心里也没谱。被大家称为“书生”的吴南生,被当时的广东省省长习仲勋“点将”。习仲勋看中吴南生出生于本土,对汕头、深圳沿海地区的基本情况熟悉,就对他说:“南生,你就去当特区的第一个孙悟空吧!”
吴南生心知这击破顽石的孙悟空可不容易当,但是当他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父老还过着穷苦日子,住在被戏称为“海南新村”的简易棚子里,甚至比革命前的日子还要艰苦,当时已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他,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区模式源于汕头成于深圳
在汕头考察的两个月,吴南生注意到潮汕自古以来以通商口岸进行贸易往来的模式,他看到,要发展,还是要开放,让外商进来做生意。
当这个想法稍稍成型之后,他带着病体跟习仲勋彻夜长谈,吴南生建议在广东搞试验田,划出一块地设置海外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今天看来这个貌似平常的想法,在当时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
虽然吴南生说自己是担着脑袋做事情,但是反对的声音如潮水般汹涌,还有人写信到中央,说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土地开满了资本主义的花。习仲勋挑中的这个“孙悟空”,不仅敢作敢为,还敢讲。从筹办特区开始,这个人们眼中的书生,在全省宣传文教大会当众宣布“我要弃文经商了!”
若干年后,在一家媒体发表的《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奸佞覆乾坤》,吴南生这么写道:“我是个积极主张改革的汉子,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主张改良,不主张翻天覆地的革命。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进行这场改革,一直改革到实现马、恩所说的未来的社会那一崇高的目标,也就是改革到自己也消亡了的时候,没有这种勇气和决心,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如果搞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搞什么‘翻天覆地’,我也一定坚决反对到底!”
从文中可见,当时他为了搞特区,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义无反顾的决心和魄力。他和习仲勋那次夜谈的两个月之后,吴南生在陪同邓小平南巡视察深圳的时候,小平同志第一次说出了“特区”这个名词。吴南生回忆道,当时他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思路,建议划出一个地区搞试验,于是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有了小平同志这句话,吴南生办事更加有底气了。当时向中央要钱,没有;于是,吴南生他们想到要权,这就有了后来的中共中央(1979年)50号文件。1979年4月的中南海还洋溢在春天的气息里,但是特区筹办小组已经在孕育着一场革命,在一次小组会议上,习仲勋发言,明确阐述了目前搞特区的难点,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然后,他把将港澳作为桥梁的这个思路抛出来:“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以孙悟空翻跟斗的速度快马加鞭
有人说特区建设创造了特区速度,有人说特区几乎是一夜之间,从一个南海小渔村拔地而起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特区速度就像孙悟空的一个跟头云一样,瞬间穿越了十万八千里。
只有以吴南生这个“孙悟空”为首的特区建设和决策者才知道,特区速度是怎么造就的。
之后的几个月,吴南生他们就如当年部队急行军一般,筹办特区的工作在快马加鞭地干,中央过来的考察组也是一个接一个。5月,谷牧率领一个工作组到达广东,和省委共同起草一个解决广东“先走一步”问题的文件。谷牧在广东期间,跟吴南生交换了关于办特区的意见。
由于吴南生办特区的想法是始于汕头的,因此他也希望在汕头能办成中国第一个特区,但从地理条件而言,深圳和珠海更具备优势,所以中央更倾向于以深圳作为第一块实验田。但吴南生出于对家乡父老以及海外和港澳的朋友的交代,还是建议将汕头也划为经济特区。
于是,谷牧一行离开之后,广东省委将报告上报中央。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四个月后,谷牧带领考察组再次来广东,听取广东经济特区建设的工作汇报,并向习仲勋和吴南生等人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庭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
跨大步向前走,犹如一声军令状,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吴南生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在深圳特区以“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发展道路,突破死水一潭的旧的计划经济模式,硬是闯出一条新的发展经济的路子来。
吴南生引进市场经济,被视为是特区能够办成功的主要原因,也是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贡献。他实现了“我是个积极主张改革的汉子,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主张改良,不主张翻天覆地的革命”的政治理想,闯出了一条适合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改革开放之路。这也是他干革命多年来打赢的最漂亮的一场战役。
1979年~1981年,吴南生在深圳特区主持工作三年,为深圳特区发展扫清了障碍。1981年,吴南生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调回省委,但仍然分管特区工作,经常住在深圳,在三个特区来回跑。直到 1985年9月,吴南生从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转到政协工作,才不再分管特区工作。
30年后,吴南生再回首特区建设,谈到特区速度的时候,深有感触地说道:“抗日战争用了八年的时间,创办经济特区到这时也是八年的时间。过去了的时间就是历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要经过时间的,时间记录了实践。有关当年的种种事故,就不必再提了吧。”
晚年的吴南生,又恢复他一介布衣书生的本质,生活简朴,题诗作画是他最大的消遣。在他的居室,挂满了自己和名家的字画,闲来品一杯清茶,聚几位好友拉拉家常,俨然一位普通潮汕人家长者的平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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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办特区要杀头就杀我
2008年05月09日 11:46文摘报
提到30年改革开放,人们总是要说到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特区。而在广东,最早提出“先走一步”并率先实践、经营经济特区的,是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的吴南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初,省委分工吴南生到汕头地区传达三中全会精神。汕头曾经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海港城市。新中国成立之初,汕头与香港的差距还不大,可是,30年过去了,香港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汕头却是满目苍凉,穷得叮当响,在吴南生眼里,甚至比不上儿时的生活水平。此次回汕头,吴南生前后待了两个多月。吴南生海外关系较多,他通过对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地发展情况的了解,对如何突破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引进市场经济,大胆进行改革开放有了初步的设想。
1979年2月21日 晚9时,正在感冒发烧的吴南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给主政广东省委的习仲勋、杨尚昆及省委发出了1300多字的电报,汇报汕头当地的情况、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打破条条框框,下放一些权力,利用外资发展汕头经济、扩大对外贸易等建议。
2月28日 ,吴南生回到广州家里。当天晚上,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来到吴南生家里,两人谈了整整一个晚上。习仲勋对吴南生的意见表示大力支持。 3月3日 ,省委召开常委会,吴南生说道:“建议广东先行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来搞试点,用各种优惠的条件吸引外资来办企业,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他还发出了掷地有声的誓言:“假如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要杀头就杀我!”
吴南生的建议和具体想法得到省委领导班子的赞同。习仲勋还建议要在全省铺开搞,并希望尽快拿出具体方案,赶在4月初中央工作会议前报告给中央。当时叶剑英元帅在广东,吴南生和习仲勋一起向叶帅汇报这项工作,得到叶帅的大力支持,并建议他们向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2日 ,在杨尚昆同志主持下,省委常委会议专门讨论了给中央的报告,要求中央允许广东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定范围的“贸易合作区”,“先走一步”进行试验。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广东“先走一步”的设想,并就命名问题请示小平同志,小平听说后,很赞成,并以当年陕甘宁就是特区为例,建议“把先走一步搞试验的地方”叫“特区”。随后,小平同志又指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至1981年,吴南生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在深圳特区以“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发展道路,突破死水一潭的旧的计划经济模式,硬是闯出一条新的发展经济的路子来。在很短的时间内,不花国家的资金,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绝对办不到的。深圳特区的实践,是对全国的一大贡献。
1987年6月12日 ,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说:“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是一派兴旺气象。他们让我题词,我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我们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羊城晚报》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