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冬被迫离开银川，潜往汉中，与张德生、孙作宾、汪锋等同志在陕南开展游击活动，培训地方武装干部，并积极配合红四方面军工作。

西安事变后，当时西安连日举行游行示威，拥护张、杨两将军八项政治主张，吴鸿宾以“回民领袖”身份率领广大穆斯林同胞示威游行，在西安各界群众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事变和平解决后，他按照周恩来副主席指示，利用青海省主席马麟朝觐归来的时机，促成周副主席与马麟的会见，会见中马同意中共派人去青海就失散在青海、河西的红军西路军情况进行了解。

旋奉周命即去西宁会见马步芳。当时马步芳一身独揽国民党青海省党政军民大权，与马步芳谈判，无异与虎谋皮。他抵达西宁后，马步芳即戎装接见，警卫森严，显然有显示军威之意。吴鸿宾清言委宛，不亢不卑，最终促使马步芳同意中共派人去武威、张掖、酒泉所属各县进行调查。

据吴鸿宾回忆：通过明访暗察，了解被俘红军情况。我了解到，孙玉清军长被俘到青海后已被杀害，有的干部还被关押，有一部分被俘红军被他们改编后在乐家湾训练，待遇很坏，在严冬里连帽子都没有。在澡堂、饭馆，我亲眼看到一些年轻的红军在给顾客递毛巾、擦背，有的当堂倌，搞勤杂，有的还被送到皮毛厂当工人。他们都被看守得很严，不好接近。八月，我返回兰州，向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以后，我们党做了大量工作，通过各种关系，采取各种办法，对失散或落入敌手的红军干部、战士进行了营救、收容，使很多人得以重返革命岗位。

1937年，吴鸿宾受党组织委托协助谢觉哉同志组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并与孙作宾同志一道筹建甘肃工委，之后，又受谢觉哉同志委派，继续就失散红军一事亲临河西各县进行调查，为营救西路军战士做了大量工作。在抗战后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党的指

示积极从事民族上层及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在第三条战线上为甘肃的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9年5月全国解放前夕，吴鸿宾潜离兰州，由地下党辗转护送至岳楼(甘肃工委所在地)，作为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同年9月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被选为委员、常务委员，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全国解放后，吴鸿宾先后担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行署副主任、兰州市军管会副主任、中共兰州市委常委、首任市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等职。1957年，率领中国伊斯兰教代表团赴麦加朝觐，并访问了新独立的埃及共和国。1988年2月去世后，遗体安葬在兰州华林山特辟陵园内。

穆斯林家族与西北社会的互动与共振

近现代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三重矛盾交织的社会危机层面：

首先，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鸦片战争揭开了西方列强向中国发动殖民侵略的序幕，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这个严峻的课题摆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中国土地上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族、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民族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其次，中国社会一直延续的封建主义和劳苦大众的矛盾，也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太平军起义、捻军起义、西南杜文秀起义、西北回民大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三次土地革命战争，范围波及中国版图内甚至是被遗忘的角落，反封建、争解放、求进步汇聚成另一个时代的强音，刀光剑影的残酷中孕育着一个天翻地覆的新社会。

最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在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以后也逐渐凸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同时催生了中国的无产者群体，工潮、工运从此汇入了中下层社会改造运动的潮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选择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较量，最后才在政权更迭的炮声中徐徐落下帷幕，而这个过程同样强烈地荡击着中国社会的家族势力。

这三重社会危机层面，对于地处内陆的西北地区各民族社会、特别是穆斯林族群的社会传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

清代同光年间席卷西北各省区、历时10余年的穆斯林大起义，就是清政府实施高压民族政策、转嫁对外战争负担、西北社会内部教派与门宦斗争等多种矛盾的集中爆发。在这场反清运动中，西北穆斯林社会中无论上层宗教领袖，还是社会下层的普通教众，无论是家产万贯的门宦地主，还是不名一文的贫农雇农，大都揭竿而起，站到了反对清政府的同一阵营，直到左宗棠西征、马占鳌降清以后。伴随着西北社会的这场战乱，西北穆斯林社会也进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谷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拉开了与内地的距离，沦为当时全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天水吴氏家族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家道中衰”的再奋斗过程，同时，他们也和西北地区众多的爱国穆斯林一道，积极探寻着本地区社会改良和进步之路，对旧的宗教组织的改造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抗战初期，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和领导下，吴氏家族中的吴鸿业、吴鸿宾等与好友杨静仁一道，积极筹划改组原先宗教色彩很浓的“回教教育促进会”，创办《回声》月刊，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吴氏家族自“泰”字辈开始，多数房、支相继离开了天水祖居地，散居于西北乃至全国各地。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分支人口众多，难以统计，但如果我们结合同时期西北地区人口流动的宏观态势考量，那么，20世纪20年代和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