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应该是：吴三桂杀了一个假永历，把真永历保护起来了。吴三桂背负杀害永历的黑锅，就能保护真永历安度一生，所以他情愿背黑锅！吴三桂使了个掉包计，借口把永历押送到北京路远，把假永历杀掉，并且不留全尸，这样就死无对证了！真永历就能逃脱！　　

古佛山：永历皇帝的最后归宿? 　　

作者：吴安明(紫夏) 

在贵州省施秉县的西北部，有一个叫做古佛山佛教胜地，这几年名声大了起来。说是因为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把这里作为了最后的归宿。这可令历史学家跌破了眼睛。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何以让人信服?《南明史》中明显记载，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皇帝朱由榔不是被吴三桂绞死于云南昆明金蝉寺吗?还说其小骨葬于金蝉寺后山呢。带着定好奇，我还真的走访了一次古佛山。　　

古佛山，因山上建有古佛寺而得名，当地老百姓叫它古垴屯、巴茅冲，海拔高度828米，东北面崖壁险峻，西南面与丘陵地带相连，地形较为平缓。我们是从牛大场的铜鼓村进山的，这是一条宽三尺的古道，道路是因当地村民在原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修复，还算宽阔。道路两边虽说看不到多少的古树老木，但植被还算完好。

我们是在林荫道上行走的。进山有三道卡门，据说原是用石头砌成的，由于解放后，当地老百姓在此取下了卡门的石头烧石灰去了。但墙体依希能看得出当时的峻峭。进入古佛山顶，此时让人赫然开朗，几万平方米的庙宇遗址，上百亩的荒芜田园，让你确实感到古佛山当时的盛况。在田畴的一隅，我们见到了两所古墓，立有石碑，碑上记载开发古佛山最早时期，说明古佛山原系明代屯兵处所。

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先是进行“调北征南”，派兵收服大西南，为了稳定军心，又用强制性的手段从内地抽调以军人家属，各种艺人，商人等为主的大量人群迁入黔地，与当地驻军一起，聚族而居，依人数的多少，以及分工的不同，分别命名为屯，堡，营，盘，铺，哨等。平时商人行商，艺人卖艺，战事一起，则人人皆兵。这就是“军屯”。从碑上看到古佛山是由明代驻军最先开发的。

古佛山在历史上属于黄平州(即今黄平县旧州镇)属地，但由于其地处偏远，加上兵灾匪患连年不断，其州衙无暇顾及。但由于“距城过远，州人罕到，今所游览者唯余庆人为极胜”，于是黄平、余庆的史志上便有了其“地属黄平，景属余庆”之说。到民国三十年将黄平县的大金(今牛大场)、金坑和余庆县的满溪等地划归施秉县后，古佛山才随之并入施秉县的行政区域。

在历史上，古佛山曾有古佛松荫、古佛钟声两个景名，它与分布于周围山上的千松拥翠、马城放鹤、望楼舒月、经台说法、绝顶清泉、狮象回澜、古洞朝阳等古景，并称为余庆八大景观，亦列为黄平州十六大景观之一。史志载，该山顶“多松柏，蔚然森秀”，“皆苍松古柏，蔽日干霄”，四周山谷石壑中有的地方至今人迹罕至，其间条梁耸翠，溪涧流瀑，有着无路塘、三脚鼓、云天石笋、虹卧天沟、猛虎镇山、海豹望月等景点。不过最让人可叹的是古佛山上的舍利塔林。这里有佛家舍利塔十余坐，其中一坐类似小佛乘教的居然达七级，这在贵州乃至西南十分罕见。　　

　　少林寺塔林是我国最大的一座古塔建筑群，保存下来的古塔大约有240多座，是研究我国古代砖石建筑、书法雕刻、宗教传承、武术历史等等的综合性实物资料。塔林里面的塔都可以称做墓塔，也就是少林寺历代高僧圆寂之后的墓地。塔的种类很多，有花瓶形、有四角形、有抛物线形、有砖砌、有石雕，可以说保留了历朝历代各个时期建筑的特点;塔的高低大小也不相同，这是因为每个僧人如果在塔林建塔，原则上少林寺是不动用公款的，经费来自自己的遗产和弟子的捐献，所以高低大小就代表了他生前的地位高低、功德大小、弟子多寡、经济状况;但是即使有再大的功德、地位再高、再有钱，其建塔的层数也不能超过七层，佛教有句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指的就是佛塔，所以为纪念哪个人所建的墓塔是不能超过七级的，只有佛塔才可以在七级以上;另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些塔全是单层数，只有一层、三层、五层、七层，没有二、四、六层，这一方面是我国古代的建筑习惯，以单数来代表阳刚，另一方面是暗喻僧人们为追求六根清净不主张成家的意思。　　

古佛山的舍利塔全都署名“藏塔”，其中以“开山传律第二代省持和尚塔最大。塔高7米，宽8米。下有地宫，呈正方形，长宽各有1.1丈，高0.72丈，顶部用清条石拱卷而成，四壁用青石料堆砌。整个形状如说小乘佛教的金钟式，有明显的南亚艺术风格。(南亚艺术风格净藏塔) 地宫中央置有石轿子一乘，但已被人打垮散乱在宫中。

据当地人介绍，地下宫还没有被破坏的时候，有两个石将军把守宫门，石轿子由四个人抬着。它分明不是一座简单意义上的和尚佛教塔。石像生是古代帝王陵墓前安设的石人、石兽统称石像生，又称"翁仲"。翁仲历史上确有其人。原是秦始皇时的一名大力士，名阮翁仲。相传他身长1丈3尺，端勇异于常人，秦始皇令翁仲将兵守临洮，威震匈奴。翁仲死后，秦始皇为其铸铜像，置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匈奴人来咸阳，远见该铜像，还以为是真的阮翁仲，不敢靠近。于是后人就把立于宫阙庙堂和陵墓前的铜人或石人称为“翁仲”。

唐宋时期的石象有等级规定，明清时代对石象生的使用制度更有严格的规制。例如清代规定，二、三品官准立石马、石虎、石羊各一对，四、五品官准立石马、石虎各一对，六品官以下则一律不准立石兽。所以，石象生又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标志。明嘉靖皇帝帝陵中有石将军，这是古代帝陵中唯一的。古佛山有石将军和四抬大轿子石象生说明不是普通人。纯属于一幅“天子出游”的架势，这种架势我想只有帝王才有，说明古佛山佛塔是有“品”的。

那么，古佛山佛塔真是帝王的陵墓吗?那么会是哪位帝王的陵墓呢?我们真不敢想象。一位姓程的当地农民经过十多年的考证，他认为那就是明代南明永历皇帝的陵墓。这真叫人大为惊骇。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1623年-1662年)，南明皇帝(1646年—1662年在位)，在位16年。朱由榔是明神宗的孙子，明思宗的堂弟。父桂王朱常瀛，是明神宗第七子，封湖南衡阳，天启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就藩，弘光元年十一月初四日病死于梧州。第三子安仁王朱由 (左木右爱)承嗣。隆武称帝后，病重，不久由榔被封桂王，并在隆武被俘后，于当年十月初十日(一说十四日)称监国于肇庆。朱由榔于清顺治三年(1646年)在肇庆正式即位，年号永历，史称永历帝。

永历帝倚仗张献忠建立的农民政权大西之余部李定国、孙可望等在西南一带抵抗清朝，因此维持时间较长，一度甚至收复湖南等地。1661年，清军攻入云南，永历帝流亡缅甸首都曼德勒，被缅甸王莽达收留。后吴三桂攻入缅甸，莽达之弟莽白乘机发动政变，杀死其兄后继位。1661年8月12日，莽白发动咒水之难，杀尽永历帝侍从近卫，次年将永历帝献给吴三桂。永历十六年(1662年，清康熙元年)1月，永历帝在昆明遭绞死，终年39岁。死后庙号昭宗，谥号匡皇帝。清乾隆年间上谥号出皇帝。永历帝是南明政权最后一个曾即帝位的领导人。

永历帝生活的年代是个天翻地覆的年代。因为那一年即1644年中国出了三个皇帝也就是-----大明朝崇祯十七年，大清朝顺治元年，大顺朝永昌元年。

大明朝崇祯在紫禁城过完最后一个元旦，过了一百天后的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前锋已破京师外城时，皇帝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亲手撞钟而文武百官不见一人到来，要好多了。再过三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一日，大顺王李自成攻占北京，进驻紫禁城，这样崇祯皇帝朱由检就只有在煤山自缢，北京便“改朝换代”了。

也是那一年，明朝的东北方的也出现了一颗彗星，大清国新建的都城沈阳皇宫崇政殿，那一年的元旦，天还没亮，才刚满六岁的小皇帝福临还在半睡半醒之间，就被母亲孝庄皇太后给叫起来，在宫女的围绕下梳洗和更衣。虽然福临在三个月之前就已经被拥戴为大清国的第二代皇帝，但今天是他当皇帝后的第一个元旦，有十分繁复而隆重的礼仪在等着他主持。

大清王朝的开国皇帝皇太极，在前一年的八月九日晚“无疾而终”，在经过一番宫廷内的斗争后，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福临当上了皇帝，他的两位叔叔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成为辅政王。事实上，能征惯战、实际掌控大部分兵权的“九王爷”多尔衮才是名副其实的“摄政王”。朝鲜受降，蒙古来归，临终前松锦一战更扫除了入关征明的障碍。明朝在关外的辽阔土地上，只剩下了距山海关不过二百里的宁远一座孤城了。

1643年10月，李自成占领了古都西安后，在持续的攻击中，轻易地取得了大明江山西北部大片土地。大明王朝明显呈现了土崩瓦解之势;李自成当仁不让，便于1644年元旦，李自成正式在西安成立他的新政权，建国大顺，改元永昌，自己也改名为李自“晟”，并且以明朝分封在西安的秦王府为新顺王府，发动大量民夫修整长安城，把城墙加高加厚，壕堑加深加宽，比原来更加壮丽。这时，按照军册所载，大顺皇帝李自成已拥有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的确有实力可以立国称帝，与大明和大清分庭抗礼，鼎足而立了。

公元1644年也就是——大明朝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最末一年，大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的第一年，大顺朝建立的一年，也是灭亡的一年。虽然大明朝连续出了三个烂皇帝，政治、军事、经济都连续烂了六七十年;虽然长城外的女真族在辽东地区连续扰攘了近三十年;虽然大顺军在广大中原和西北地区已经窜扰了十几年;但是，直到这一年——1644年，才真正到了决定性的关键时刻。

这一年头一百天里，大顺军兵不血刃攻下了大明朝帝都——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大清军得到明朝骁将吴三桂邀请，在山海关一战后，把登基才一天的大顺朝皇帝李自成赶出北京城;六岁的小皇帝福临轻而易举登上了紫禁城中元、明两代二十四个皇帝坐过的宝座，开创了历时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这就是1644年，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

1646年11月，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登基，称永历帝，之后的一边是的组织抗清，一边确在逃亡。但南明覆亡于哪里?永历皇帝葬身真的是在昆明吗?则成了一桩众说纷纭的历史悬案。　　

　说古佛山是永历皇帝的最后归宿就没有一点根据吗?　　

佐证之一：余庆发现南明总兵印。

余庆县文物管理所收藏有一牧南明总兵印。印为铜质，长10厘米，宽5.8厘米，厚1厘米，柄长8厘米。印背上有1行从左至右阴刻宋体铭文：“永字一百五十五号”;印把左右分别阴刻“署总后标总兵官防”，“永历二年(1648年)十一月礼部日造”;印面为“署总后标总兵官防”八个篆字，分两行竖刻，每行4字。

该印是一个叫石渊密的农民于1971年11月在石家洞洞口发现的。

石家洞在余庆县花山乡滨江村乌江南岸约200米高的悬岩上。其实，这是内部相互连通的一组洞，三个洞口面朝乌江排成一排，从右至左依次被称着正洞、方洞、偏洞。要进洞很不容易，一要乘船过江、二要穿越两百荆棘丛,三要用长梯或吊绳攀爬一段约10米高的绝壁。正洞口有木盆、灶头、瓦罐、柜子盖等残骸;入洞不远便隐略可见仕女图等绘画及“太平”等石刻文字，洞左侧还有数十平方米的大厅，厅中有“珊瑚岛”，有高约三丈的圆形大石柱，有一身多头佛像，有三足鼎立的宝塔，有玉砌琼雕般的宝座，有淙淙清泉……方洞的石壁上刻有“险甲天下，天险”;“万两黄金徒自有，不如山头一局棋”;“楚子荥阳弘林永历元年”等文字。

“永历”即南明皇帝朱由榔的年号。“永历元年”即1647年，而石渊密在石家洞发现的南明总兵印却是“永历二年(1648年)十一月礼部日造”，这就说明那是南明皇的官印无疑的了。1648年11月前后被南明朝廷任命为总兵的人员及南明永历年间发生在贵州及四川南部乌江流域一带的战事来分析，采取排除法来框定这牧南明总兵印的原主人。

细读《南明史》《明季南略》等史料，我们不难发现，永历年间长期活动在四川南部及贵州一带且具有总兵职衔的军阀仅有两人。

一个是王祥，他是四川綦江人，武举出生。崇祯时为綦江都司，1646年春夏在与张献中的大西军作战中有功，由督王应熊上奏隆武帝，升为参将。1647年正月，永历帝加封其为綦江伯。1647年春，大西军孙可望等由黔入滇后，随后紧追而来并占领川南及遵义的清朝肃亲王豪格因粮草不济，只好率众退回川北，进而由汉中回北京。王祥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便派王命臣等带着人马向前一直推进到南充;同时自己在御使钱邦芑等的协助下竭力收复川南地区。1648年，清廷委任的夔州镇总兵卢光祖、叙南镇总兵马化豹、永宁镇总兵柏永馥占领南充，王命臣不支，只好逃回。这样，王祥所占据的地盘即为遵义、綦江、江津、合川、彭水、黔江一带。1648年11月，钱邦芑因功升右佥都御使，王祥升总兵(镇将)。1649年，王祥又被加封为忠国公。

另一个是皮熊(1580—1662)，字玉山，贵州铜仁人。以行伍起家，明崇祯时，授援剿副总兵。弘光元年(1644)，擢都督佥事充总兵官，提督贵州军务，活动据点主要在平越(福泉)与贵阳之间。1649年，王祥被加封为忠国公时，他被加封为匡国公。

考察南明永历年间发生在贵州及四川南部一带的战事，同样有两场战争值得观注。 一是南明总兵王祥、皮熊之战;二是孙可望的大西军出滇对清军作战，孙可望的部队与南明总兵王祥、皮熊之战。

王祥、皮熊之战，主要是由王祥的军队劫掠黔地引发的。这场内战于1648年7月始，先是遵义总兵王祥领兵攻贵州总兵皮熊，包围了贵阳。8月，贵州将领武邦贤、杨光谦引兵击败王军，贵阳解围。10月，皮熊又出兵攻王祥，在乌江边被王祥击败，几乎全军覆没。12月，永历帝下诏和解，双方才言归于好。

孙可望的大西军与南明总兵王祥、皮熊之战，真是生死攸关。战事发生在1650年八九月。 大西军于1647年3月进入云南后，经过两年多的休整，不仅恢复了元气且势力日渐强大。永历朝廷想招降孙可望，但又在是否真封其为“秦王”之事上达不成一致意见。野心勃勃的孙可望怎会满足现状，仅仅据有偏居一偶的云南呢?他心里还装着湖南、湖北、广东等已被清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呢。但是，由于云南和清方占领区之间还有一批南明军阀控制着的四川、贵州等地，大西军必须突破他们的阻挠才能到达抗清前线。1649年，孙可望派白文选率领先头部队由安顺府入贵阳，以通好为辞，进行试探，不久撤去。是年冬，永历朝加封贵州总兵皮熊为匡国公，遵义总兵王祥为忠国公，希望他们加强守卫，以防孙可出黔入川，势力更大，于已不利。 1650年4月，大西军白文选部再次进入贵阳，接着李定国也来到贵阳，同南明匡国公皮熊、贵州巡抚范鑛、遵义总兵王祥结盟。同年八月，与李定国、白文选观点不一致的孙可望亲自统领大军进入贵阳。皮熊、王祥自知兵力不敌，分别派遣使者与孙可望“通好称盟”，目的是希望他撤回云南。可是，孙可望根本就不理睬皮熊、王祥，下令以武力强行收编他们的部队，进而出川入楚。接着，他先派冯双礼、王自奇统兵操小道攻打住扎在平越(福泉)的皮熊。皮熊大败，逃往水西(今毕节大方)。 9月，孙可望又派刘文秀、白文选北上攻遵义。颇为自负的王祥聚集六七万众于今之遵义县境的乌江据守。王祥的人马虽多，但军心不稳，一些将领对孙可望的残忍早有所闻，又见其部刘文秀、白文选来凶狠，心里非常害怕，还没开战就做好了或降或逃的打算。大西军强渡乌江，王祥亲临前线力阻，不成，大溃，一部分拼死逃，一部分俯首就擒。王祥一气逃到绥阳，因坐骑疲惫过度不能奔跑，只好下马稍息。不想追兵突然而至，他大呼“我千万不能死于贼之首”，自杀于道旁。大西军渡过乌江并攻战遵义之后，收编王祥的残军，并在他们身上刻一“王”字以警告他人。

结合以上人物战事分析，余庆县文物管理所收藏好一牧南明总兵印的原主人当为王祥。其理由为：其一、王祥升任总兵的时间与那牧印上的制作时间即“永历二年(1648年)十一月”相稳合，而皮熊是弘光元年(1644年)擢升为总兵官的，两者相差四年多。其二、当年的乌江是云、贵入川楚的主要通道，王祥兵败之地与捡拾这牧印的地点余庆县花山乡滨江村乌江南岸石家洞相距80多公里;其三、自古以来，像总兵这类至关重要的印信，一般都是由专人保管的，而这个保管者多为主帅亲信。王祥是四川綦江人，其亲信自然也多是綦江的。综合以上三点，我觉得这牧印十之八九是王祥兵败乌江之后，为他掌管总兵印的亲信，顺江逃往四川时，弄丢在今余庆县花山乡滨江村乌江南岸之石家洞的。

佐证之二-----史志有不少的记载。观古佛山永历年间周围的战事，在《镇远府志》也有许多战事记载： “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夏四月，苗贼蓝二反，陷瓮安、黄平，围平越。故明总兵张才击走之，旋就擒，戮于市。”----《康志》。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故明总兵张先壁拥兵由楚入黔，至偏桥，皮熊使杨光谦败之”----《乾隆志》。 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明永历四年九月，孙可望由云南来袭贵州，匡国公皮熊走清浪(镇远清溪)卫。又遣曰文选攻破遵义，杀忠国公王祥，降其从二十余万。”《贵州史》云：“十三年(1460年)永历奔缅甸”，但以后下落未作说明。

故宫的一份史料称：“永历帝在从贵州去云南的途中，在黑羊箐(今贵阳)河边遭清人杀害，那条河，自此称为‘南明河’”。没有文物作证，难以信服。《中国姓氏通书吴姓》记载：“吴三桂出征缅甸，俘获南明永历帝桂王朱由榔，旋即将其绞死”。但葬于何处没有交代。有许多文本记载关于永历帝被吴三桂等清人杀害还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首先，从常理上推想，永历皇帝是亡　国之　君，不可能像普通人那样一杀了之或者顺顺便便就可宰杀。更何况在我国古代社会，杀人尤其是斩杀乱臣贼子或者亡　国之　君等都须得验明正身(至少也得在死后验明正身)。其次，就算吴三桂早有谋反之心，先斩后奏，但绞死永历皇帝的时间与南明灭亡的时间不吻合。吴三桂绞死永历帝是清朝顺治皇帝十八年(公元1661年)，而南明则亡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两者相差一年的时间，这就说明在永历帝死去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南明朝廷还是继续存在的，这显然也不合常理。

再次，清朝政府对待明朝的亡　国之　君采取的是“凡事宽厚，仁厚矜恤之怀”的政策，不滥杀无辜。清朝顺治初年，清朝廷对崇祯皇帝再度举行葬礼，赐银三千两，改葬思陵。《清朝通典》记载：“康熙十八年四月，清圣祖南巡至江宁，亲自前往朱元璋孝陵奠酒”。事毕，对从行的大学士说：“朕意欲访查明代后裔，授以职衔……”回京后还拟出谕旨。但该谕旨后放置未颁发，雍正元年九月被发现后遂下令颁布，封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后裔朱之琏为一等侯，世袭。　　

佐证之三----古佛山碑铭。

在古佛山上有两块保存完好的塔碑：“开山传律省持和尚轿塔铭”和“能戒师塔铭”。墓碑上记述：“夫和尚黄州龙氏旺族也家园颇足，年方二八，识世路入荆榛，知和浩海之危险，弃俗投师更讳上宽下学焉而号省持也，始淤唐山(据考在古佛山老庙对面古称‘经堂’的地方)结茅而屋……”

从古代语法上说，这句话有“毛病”。“氏者”上古人同一血脉群体，“姓”是从“氏”里面分出来的，古代的语法是“姓”“氏”连用，不可“姓名氏”连用，塔铭撰写理当遵从古训，但这里却不以为然。此外，塔铭绝非为普通人所撰写，因为句中少许字词均与古代皇帝有关甚至就是皇帝的“专利”。

首先说“黄州”。“黄”字在我国古代，与皇帝、皇家、皇宫建筑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易经》中按五行、五州、五色、五帝，天下分属五方的记述中称：“中央戊已土，土色黄，黄州皇帝”;杜甫《阁夜》中有“卧龙跃马终黄土”诗句，诗人不直言，假借“终黄土”代“称帝”……由此，有历史学者推断黄州即为皇帝之意或者与此密切相关。那么“黄州”是现在的黄平吗?黄平是古且兰故地，元置黄平州，隶四川行省，属播州。从明代洪武七年(1374)置黄平安抚司以来，先后设所、卫、州沿袭至清末，我们说，碑上所说的“黄州”，肯定不是黄平。

　再说“龙氏”。这样的称谓绝非姓龙之人，因为在我国古代，等级制度森严，普通人不能以“姓氏”代称“姓名”，故此说“龙氏”为“皇帝”，应该是经得起推敲的。

再次就是“旺族”的称谓，与古代的皇帝有关。古代士大夫之家称“大族”;普通百姓之家称“小家小户”，只有皇帝的家族才被称之为“旺族”。

意想不到的是上述的部分观点，竟然在“能戒师塔铭”中得到了印证。“能戒师塔铭”中记述直言不讳：本师和尚非所谓道德者乎，和尚乃一皇上家子也，时值兵戎，适我黔邦，识世途之险恶，知生死之沉沦……因古老之义而题成名曰古佛山圆觉堂也……

结合明朝的殉葬制度发现上述的葬礼类似于帝王的规格，而且与明朝神宗皇帝的葬礼如出一辙。另外，古佛山寺庙遗址是“九重法宫”的格局，此地的平面图与明代皇宫内廷平面图、明定陵地宫平面图作了对照，结果发现它们的建筑格局完全相同。

根据以上的物证可以说明，古佛山文化群与明王朝有着直接的联系。但不知道与哪一位皇帝有关。历代明朝皇帝葬于古佛山的可能性不大，只有南明皇帝有可能，他在清兵的追赶下，南明曾经将朝廷搬到贵州武隆(安龙)，随后搬到昆明，又到了缅甸，然后由缅甸展转回到昆明，吴三桂为了避人耳目，随意抓了一个，也不验明正身，就在昆明杀了一个叫“永历皇”，并大张声势，大清的皇帝肯定也不知情。于是悄无声息地将永历帝送到古佛山，当了和尚，安度晚年，也算对得起明朝的先祖先帝。加之南明士大夫许多隐居在古佛山周边，安全问题也有了保障。

吴三桂之所以借口怕南明的人劫持永历，没有把假永历押到北京让清军处决，而且毁尸灭迹，就是因为如果假永历押到北京就会露馅，所以就在半路杀了这个永历的替死鬼，而把真永历秘密隐藏起来，保住了明朝的血脉。吴三桂当时反清的条件不成熟，而满清又威逼他交出永历，如果轻易和满清开战肯定是死路一条！所以吴三桂使了个调包计，这样就对得起自己曾经效忠的明朝先帝。

结果吴三桂的杀害故主的黑锅一直背到现在！其中必有冤情，吴三桂反清祭永历，先杀了永历在祭奠永历，这不是很可疑的吗？而且满清篡改历史诬陷吴三桂那是有目共睹的。吴三桂公然藐视清廷，穿明朝服装，参拜永历，把永历接到昆明后也是以帝礼相待，待永历不薄，最后却杀害永历，手段残忍，前后差异怎么可能这么大？！这里肯定有猫腻！这其中蹊跷得很！！而吴三桂杀了假永历保护了真永历却能完全解释这些疑惑！

吴三桂使了一个苦肉计，和调包计，而且这两个计谋只能绝对保密！不能让世人知道！因为一旦让清廷知道吴三桂杀掉的是假永历，吴三桂把真永历藏了起来，那么吴三桂也将遭难。所以吴三桂自己都不可能告诉世人事实真相！

吴三桂真的要拿永历邀功，就应该派重兵把真永历押送到北京，让清军处决永历，他没必要亲自杀害故主，败坏自己的名声啊，这对吴三桂根本没任何好处啊，所以，吴三桂肯定杀掉的是假永历。为了保护真永历，所以才必须半路把假永历杀掉。

《余庆县志-人物》记载，南明遗臣钱邦岂隐居在松烟莆村，在古佛山西百里，南明灭亡后多年，一直使用永历纪年;邹宗孟隐居遵义，吕大器隐居黔中;李之华隐居湄潭;郑逢元隐居余庆、玉屏……但上述的这些南明重臣多数都是在南明朝廷迁徙到贵州之前隐居到当地的。

我们不访读一下《永历帝致吴三桂书》，不难发现永历帝对吴三桂的期望是很大的，吴三桂不可能不领情，书中曰：“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提师入滇，覆我巢穴，由是仆渡荒漠，聊借缅人以固我圉，山遥水长，言笑谁欢，只益悲矣。既失山河，苟全微息，亦自息矣。乃将军不避阻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旅，何以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犹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赐爵之后，犹欲歼仆以徼功乎?既毁我室，又取我子，读鸱鸮之章，能不惨然心恻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列祖列宗乎?即不念列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仇何怨于将军也?将军自以为智，适成其愚，自以为厚，适成其薄，千载而下，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也?仆今日兵衰力弱，茕茕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骨碎身，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苟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新朝，纵有亿万之众，亦当付于将军矣。惟将军命之!”

我们相信这封信一定会感动吴三桂的。否则就不会有日后反清。我们说省持和尚就是南明小朝廷永历皇帝朱由榔的可能性较大。古佛山：永明皇帝的最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