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向北京强行进军以保护使馆，义和团抵御外国军队，清政府逐渐开始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组织，这种态度直接导致6月初义和团大量进入北京。

　6月14日　，克林德带领水手一排行于内城之上，发现有沙地有义和团练习，即毫不迟疑发令开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庚子使馆被围记》）。此后使馆卫队开展了“猎取拳民行动”，多次主动攻击义和团员，愤怒的义和团在北京到处焚烧教堂和攻杀教民，“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

　6月10日　，列强不顾清政府的阻拦，正式组建八国联军

　6月16日　向大沽口炮台中国守军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交出炮台，遭拒绝。次日，距通牒限定的时间还差70分钟，列强的军舰即与守军交火，守军力战不敌，大沽口失陷

3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

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大清国的南方也发生了动乱，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1900年7月17日　，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

　1900年　9月29日　　，李鸿章到达天津。

　1900年10月11日　，李鸿章到达北京。八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

李鸿章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的权力，他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磨”

　1901年1月15日　，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李鸿章无法接受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

接下来是赔款问题的谈判，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不愿为大清国的几两银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列强们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朝廷的回电是：“应准照办。”

　1901年9月7日　，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签订辛丑条约61天之后，　1901年11月7日　，这位大清重臣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

吴汝纶既是“桐城派”后期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也是我国近代一位功不可没的教育家。创办安徽省第一所近代学校――桐城学堂，这是吴汝纶实施近代教育的唯一一次实践。

吴汝纶因其爱民勤政，在衡水一带口碑载道，并有3件善事载人地方史志。

一是编撰《深州风土记》22卷，被清代方志界奉为近世方志佳作。

二是为光复冀州信都书院，他筹银万两，延聘名师，广置书籍，并亲往书院授课，使信都书院“文风巨变，经术文采极盛一时”，为一州5县培育出一大批“发明成业，卓然能树者”。

三是为治理衡水至冀州间千顷易涝洼地，报请直隶总督李鸿章划拨帑金十万两，自光绪十年至十二年连续3年挑挖疏浚，修成一条南起冀州南尉迟村、北至衡水县三杜村，总长60余里的排沥河道，引导低地积水流人滏阳河。并在河上建桥涵各8座，在入河处重建老龙亭闸一座，既方便了往来商旅，又使千亩斥卤之地变为膏腴之田。后人为纪念吴汝纶兴修水利之功，将老龙亭闸改称吴公闸，将所修河道称作吴公渠。时至今日，吴公闸尚存，吴公渠自滏阳新河左堤以外至桃城区三杜村约5公里段亦保存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