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杰出政治家周公——姬旦　　

姬旦（约公元前11世纪人），又称叔旦。因采邑在周太王古公亶父所居周地〈即今岐山〉，位列三公的太傅，故称周公。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同胞弟。生于岐周，去世于丰。我国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他摄政7年，孝悌仁爱，贤能多谋，运筹帷幄，开拓周室，治世安邦，业绩辉煌。　　

姬旦师修文王之绪业，继承父亲治国之道。武王姬发即位后，姬旦经常佐助辅弼武王，确立经济制度，发展生产，整顿内政，秣马厉兵，处理很多政事；曾陪伴武王率兵东行在盟津大会诸侯，检阅会师部队，举行伐商演习，侦察商朝内情。　　

公元前1057年，周举行大规模的讨伐商王朝的战争。周公冲锋陷阵，并为武王多次出谋献策，尤其在今河南淇县一带发动“牧野之战”时，周公起草了著名的誓师词——《牧誓》，宣布商纣残害人民的罪状事实，号召人们同心征讨商纣，鼓舞军心，大振士气。　　

周公在西周王朝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极为突出的作用，是周代的开国元勋，立下了大功。武王去世后，周公在成王姬诵继位上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并尽心竭智代替自己年幼的侄子、武王的嫡长子成王掌管国家大事，临政治理天下。他精心勤勉料理国事，日以继夜地处理内外政务，奖励农桑，促进周初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选贤任能，振兴西周。　　

制定贡赋法的“施德惠要厚、用民力要平、收租税要轻”三原则，扩大裕民政治施行地区，主张“以仁治天下”，即使对待殷商遗民也建议实行“义刑义杀”、武力监视、笼络安抚和分化瓦解的办法，缓和了当时可能激化的矛盾，为巩固新兴的周王朝赢得了时间。普遍推行井田制，统一规划土地，巩固和加强了西周的经济基础。周公摄政期间，还将岐周的采邑制度扩大至全国，将分封制度进一步扩大，实行大封建，先后分封71国。全国各地形成了大小不等的诸侯国，结束了殷商小邦林立的局面，周人从此走向四方，将文明带到了祖国各地，开发了边疆和落后地区，促进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融合。　　

周公忍受着诽谤中伤，以成王的名义，授权太公征讨东方不服周管的诸侯，而且自己组织力量，亲自率兵，全力对付武庚叛乱，一鼓作气，追击“三监”，杀死了带头叛乱的武庚和管叔，征服了叛乱势力，镇抚了东方诸国，剿灭了徐、奄、薄姑等东南地区忠于商王朝的50余国，控制了黄河流域，势力东扩至渤海沿岸，南及江淮流域的一些地区，北到今河北和辽宁南部。扩大了西周疆域，为以后发展扫清了道路。　　

周公代替成王向殷商的旧臣发出诰命《训多士》，向四方众列国诸侯君臣发布诰辞《诰多方》，明德慎刑，代天保民（兼膺多福）。周公归政成王后，动员商朝原来属国的人力物力，替殷“顽民”修筑洛邑（今河南洛阳）。将不甘心失败的“顽民”迁居其中。诰诫他们：若受天罚，本当诛杀；现保留你们的性命，应该老老实实臣服于周，感恩戴德地做顺民。况且分配给你们住房、土地，为你们安居乐业提供了条件。你们更应安心谋生，求得宽恕。同时，周公召集周属国，在洛邑西边30余里处营建王城，派八师计两万兵力驻守，威吓监督顽民。周公这种劝诱、控制、监视和“给出路”的办法，使殷顽民逐渐软化臣服。洛邑和王城作为东都，成了西周东部的政治、军事中心。　　

周公还精心创立了周朝的礼乐典章官职制度。周公制定的《周官》规定：周天子是全国最高统治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阶梯式等级制度和贵族世袭制度。　　

西周时期各地区经济联系薄弱，政治统治涣散。礼治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周公提出礼的基本精神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由此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等的尊卑名分与亲疏关系。目的为使礼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可不遵守、不可不履行的行为规范，保持统治阶级内部和谐和人民不敢犯上作乱，行为适度、不逾矩、不流于偏邪易变。几乎以前所有的礼乐都经过周公的加工整理。礼乐制度在周初大致完备起来并秩序化，因而被称为周公之典，逐渐成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思想政治基础，对传统文化注重礼义和淳厚民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儒者所师法的“文武周公之道”，促进了西北文化、中原文化与全国文化的交流、影响、传播与融合。　　

周公为西周政权倾注了毕生心血，为“成康之治”奠定了基础。他在成王亲政十一年后去世，被称为薨谥曰文，用天子礼附葬于文王墓之侧。由于他的突出功绩和高尚品德，历史上将他和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并列。其言论收于《尚书》的《大诰》、《多士》、《无逸》、《立政》等篇。　　

西周政治家召公   姬奭　　

姬奭（？——周康王二十六年）又称邵公、召康公。周文王庶子，为长。周代燕国的始祖。因采邑在召（今岐山县城西南）且位列三公之大保，故称召公、召伯。　　

文王晚年，召公曾奉命出使，顺汉水流向而去南国（即分布在长江汉水流域各诸侯方国），宣扬西周德政和睦邻政策（布文王之化），揭露殷纣的苛政暴行，进行外交活动，结交盟国，争取人心，组建反商统一战线，对周王巡视接见南方诸侯等事项进行具体安排布置，扩大周在南国的影响以及与之的友好合作关系，促进商周斗争的外部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为武王灭商创造了有利条件。他又参与武王时期的克商战争、成王东征和营建洛邑等活动，均有功绩。西周建立时，他主张对商朝官吏区别对待——“有罪者杀，无罪者活”；支持周公摄政，安定王室，让自己的长子在封地管理燕国。他在成王即位至康王初年一直独任大保（为国君辅弼之官），精心辅佐国君，德高望重，民俱尔瞻，以至人们用大保作为对他的习惯称谓。周成王十三年，召公陪之游历古卷阿（今周公庙所在地）。　　

召公治理封地深得民心。经常视察乡里，就地处理案件，教育人民。多次听断案件于陇陌阡亩之间和岐山县南之甘棠树下，不愿烦劳百姓。国人颂其德、悦其化、思其人、敬其树。邑内自侯至庶人无失业者，政通人和。在岐山刘家塬有后人为他所建祠庙。　　

当地臣民思念他为政仁慈，留甘棠树并作诗歌赞颂：“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见《诗经·召南·甘棠》）。召公言论见于《尚书·召诰》。康王二十六年，召公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