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玠和曲端(转贴) |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
|
说来有些惭愧，本人就是看了百家讲坛的“两宋风云”系列讲座（就是当前在各个贴吧中被热烈讨论、褒贬不一的袁腾飞的讲座），才晓得抗金英雄中还有吴玠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之前，我的印象中宋朝抗金的只有一个岳飞；就连有名的黄天荡大战，我也只记住了一个梁红玉，对韩世忠反而没印象），而且他的功劳还不小，纵然比不上岳飞，但排第二应该没有问题。 有了“吴玠”这个关键词，在网络上一搜索才知道，关于他的文章、资料、战役评述也不算少。（感叹一下，网络就像海洋，包罗万象；但你要是漫无目的地游览，却真会被淹死，什么也找不到得不到） 对吴玠这个人物了解多了，才意识到百家讲坛所介绍的并不全面。本人无意去挑袁腾飞老师的刺儿，讲座时间有限，不可能将纷繁复杂的两宋交替之际的历史，作一个面面俱到的描述。所以，尽管专门用两集的时段（“十二、将帅失和”和“十三、吴玠守蜀”）来描述宋金川陕之战，张浚和曲端这两个人物的介绍仍是不全面的。 在讲座中，张浚只突出了其不知兵事、刚愎自用、党同伐异的一面；曲端只突出了其将才优长、耿直敢言的一面。但这却不是他们的全部。 一、都不单纯 可以说，张浚、曲端和吴玠都是极端的人，都具有两面性。 吴玠自不必说（讲座里说得挺清楚了），他是人性上的极端，善与恶同样鲜明。无论他与曲端有何种恩怨、谁的责任更大，都不是替他开脱诬陷之罪的理由；独挡川蜀、连奏大捷，却也是谁都不能否认的盖世之功、忠义情怀。 张浚，他是功业上的极端，功与过同样突出。他一生力倡北伐、收复故土，可以说是南宋所有主战将领的“总后台”，他慧眼如炬，选任吴玠，等于给南宋朝廷选择了一道伫立西南的钢铁长城；但同一个张浚，一场富平之战将西军的家底赔得干干净净，更兼一朝败落胆气皆丧，硬是将富平一役的败绩扩大成关陕尽失、江南岌岌的危局，至于值三军士气低迷、人心惶惶之际，擅杀大将，更是令人费解的昏招儿（看来，富平一战不光打掉了这位张大人的心气儿，连他的为官之道和智商也打掉了不少）。 而曲端，他是才能上的极端，优与劣同样显著。他堪称文武全才，能于名将辈出的大宋西军中拔得头筹，他的过人之处毋庸置疑；但他绝不仅仅是一位忠正耿直的武将，也不仅仅有恃才傲物这一条缺陷，他也算得上一位“窝里斗”高手，为了夺取西军的最高指挥权，他甚至不惜借金人之手削弱西军其余几路兵马的实力，他的才能未得在抗金舞台上尽情施展，责任不全在别人过早冤杀了他。 我有点儿理解讲座里为何不将曲端的灰暗面描述出来，因为他对待同僚的种种行径，涉及的是大宋西军由来已久的派系斗争，更有文臣武将之间的尔虞我诈，太过深刻也太过复杂，相信就以此内容开个专题也没问题。而在两宋交替的大背景下，删繁就简以求表述明晰，是正确的、明智的。 二、曲、吴结怨 按讲座所说，曲端与吴玠是在对金军作战胜利之后，开始出现矛盾。轻描淡写，倒好像这两人是为了争夺战功而闹别扭似的，果真如此吴玠后来陷害曲端到真成了十足的嫉贤妒能、小人行径了（话说当初按照讲座的描述，我就弄不明白何以吴玠对曲端仇恨如此之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但史实并非如此，两人矛盾实为生死之怨、生死之恨，且不是产生于战胜金军之后，而恰恰是产生于为金军所败之后。这场让两人结下了深仇大恨的战役，就是彭原店之战，在宋、金交战史上也算是一场有名的战役，但却是宋军先胜后败（就这样一场说不上漂亮也说不上不漂亮的仗，居然也能让张浚自信心极度膨胀，足见当时宋朝官军对金军的作战记录是何等惨不忍睹）。 胜，是吴玠的先锋部队重创撒离喝所部，宋军士气一时大振，金军赚回一位“啼哭郎君”。 败，是在金军卷土重来时，吴玠向他的上级曲端请求增援，却意外得知上司已经带领大部队向后跑路，扔下他生死由命。吴玠率部死战突围，最终以麾下一员猛将战死、部队伤亡无算的代价，勉强逃脱劫难。这还没完，大难不死的吴玠回到曲端那里，自然怒气冲天，质问曲端当初甩了他的因由；而曲大将军呢，向下属道歉想都没想（这我可以理解为上司长官的面子问题），安抚慰劳半句没有（这我可以理解为曲端的性格问题，也许他天生就不晓得怎样劝慰别人），倒是给吴玠送上顶违反军令、不听调遣的大帽子，将他降职（哎，这让我该如何理解？怎么看都是曲端在找茬儿收拾自己原本的得力手下）。 所以说，吴玠恨曲端是有道理的。在此之前，一向是曲端指到哪里吴玠就打到哪里，上下级配合尚算默契；一朝曾经的好长官翻脸不认人了，要整肃自己了；可想而知，吴玠当时的心境如何，愤怒、沉痛、不甘、委屈，当然还会感到忧惧。 吴玠会忧惧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曲端的长期属下，他很清楚曲端的过往。他不会忘记，西军其余各路军马、甚至一些关陕义军，是如何轻信了曲端的合兵并进之约而导致惨重损失、甚至魂断沙场；他不会忘记，为了排挤朝廷特使、文官王庶，曲端坐视金兵围困延安城而不救，而后却以失地之罪反咬王庶一口，险些置他于死地。多少与曲端同阶同级的将领、多少与曲端互不统属的义军首领，都在不知不觉中着了他的道儿；甚至身受朝廷保护的特使，也要受曲端的钳制；而吴玠身为属下，曲端对他有绝对的生杀大权，他的命既然被曲端盯上了，也就等于危如累卵。 当然，吴玠恨曲端有理，却不代表他诬陷曲端谋反有理，这个是非还是要明确的。 三、陷害思路 如此看来，曲端得罪下的人还真不少，活人和死人都有。死人，逝者长已矣，倒也不用担心虚无缥缈的魂魄会来找他算账；活人，就大大的麻烦了，都在攒足了劲儿等着、策划着曲端的现世之报。 虎落平阳的曲端在富平之战后，有了一丝复起之机。吴玠、王庶等人当然坐不住，他们必须将这一丝复起之机扼杀在张浚的府衙里，为了自保也为了报复。 最简单快捷的方法，自然是制曲端于死地，死人永远没有翻盘的机会。于是，吴玠和王庶都想到了“谋反”这个万劫不复的罪名。吴玠激起了张浚的虚荣，启发了张浚的思路；王庶给张浚提供了证据，尽管这证据连傻子都骗不过；康随充当了张浚的刽子手，最终让曲端死无全尸。 无可否认，吴玠他们的目的一致，但在陷害的思路上，我却认为吴玠与张浚、王庶是不同的。 吴玠虽也享有文武双全之名，文化水平在武将之中也应算上乘，但不致于无聊到去翻老上司的故纸堆，捡出两句模棱两可的话就充当谋反之证；这与他的军人秉性不相符。在吴玠看来，曲端的“窝里斗”行径是西军诸路有目共睹的，此前甚至朝廷都怀疑过曲端要谋反；如今只需将曲端之前的行为公之于众，再稍稍上纲上线，将这些行为与谋反通敌相联系，算得上有根有据，既可杀死曲端又可睹悠悠众口。当然，吴玠这样的思路已是非常阴损了，曲端内耗不假、“窝里斗”也不假，但降敌谋反却绝对是假；金军入侵关陕日久，真要谋反投敌，曲端早已不为宋将了（曲端对同僚、部下再怎么不地道，却没有失去民族气节，这一点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不过，吴玠再阴损，也阴损不过那些个饱读诗书的文官。张浚可能觉得翻曲端旧账会卷自己的面子（张浚入蜀前曾以全家性命向朝廷力保曲端无反谋），但说实话富平之战后无论在朝堂还是在军中，他的面子都没剩下多少了。但基于物以稀为贵的精神，张浚是面子越少越要爱护，所以他宁愿接受另一个无聊文人王庶的不算证据的证据，也不愿给曲端一场公平的审判；其结果就是张浚视如性命的面子荡然无存，原本不安的川陕军民之心更加动荡。史家评价说，曲端有可杀之罪，而张浚非杀其之人；在我看来，张浚并非不可以处死曲端，但他的文人恶习让他有意识地充当了一次“秦桧”，他的急功近利让他选错了杀曲端的时间和方式。 在陷害冤杀曲端这件事上，吴玠也罢、张浚也罢、王庶也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需为他们任何一个人开脱。但本人认为，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张浚。吴玠写在手上的四个字，开启的是张浚的邪恶之门，击碎的是张浚的善意（不过话说回来，张浚复用曲端的善意这么容易被击碎，其可信度也值得怀疑）；王庶奉上的两句诗，铺设的是一条张浚造就冤狱之路。 但杀不杀曲端、如何杀曲端，最终要由张浚拍板决定；吴玠和王庶只是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而已；相反，张浚若铁了心复用曲端，吴玠和王庶再喊再推也没用，这两人谁也无权控制和干涉身为川陕最高长官的张浚的行止。 四、心态变化 读曲端的传记，总会让本人觉得他缺少一个能够引导他、帮他克服自身缺陷而充分发挥他优势的人。当然，这样一个人本身就要才华横溢，既有文人的博学多识又有武将的谋略果断，才能桀骜不驯如曲端者心服口服。 初到川陕的张浚，多少具备了驯服曲端的条件。张浚向朝廷力保曲端无反意，是对曲端的救命之恩；筑坛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是对曲端的知遇之恩。迅速协调、整顿西军诸路人马，使得上下同心戮力，一致对外，是张浚的行政之才；汰庸者而选贤将，用赵开而拓财源，使得西军在无粮饷之忧，是张浚的识人之才。恩同再造、才足折服，可以说，曲端至少在富平之战前是对张浚满怀感激和崇敬的。 表现就是，富平之战的战前军事会议上，曲端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固然是出于他军人的本能、责任感和他一贯的用兵之道，但又何尝不是对恩公的善意提醒（尽管他的语气并不善），不忍见恩公在决定宋、金命运的决战中遗憾终生。否则，曲端若真怀着夺取排挤之心，大可以像之前一样，听凭张浚实施他那漏洞百出的作战方案；败了，轮不到他这个具体实行者承担责任，倒足可叫凌驾于自己头上的张浚在四川无法立足。 可就从这次会议开始，环绕张浚的光环迅速退色、崩坏。战场上的惨败、逃路上的狼狈，难道还会让曲端对张浚存着当初的敬畏之心？断断不会。大宋西军的衰落、四川的人心惶惶，足以向曲端证明张浚并不比之前那些文官高明多少，敬畏之心既退、轻蔑之心即起。就算曲端终能东山再起，他还会与张浚密切合作如初？面对金军入川在即的危局，曲端会首先像吴玠那样心甘情愿地死守和尚原，还是会奔赴张浚府衙追究责任、以便进一步攫取川蜀的最高军政大权？今人不好论断古时从未发生的事，因为那永远是假设，也就永远没有是非对错之分。 因了曲端冤狱与岳飞冤狱的相似性（都是“莫须有”的谋反之罪），有人便将两人的才能也放在一起比较，并认为曲端之才不在岳飞之下。这种说法我却不能同意，文采姑且不说，谁的文采高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武功上，岳飞、吴玠等人都是在有生之年立下了实实在在的显赫功勋的，而曲端的抗金功绩不能说绝对没有、但乏善可陈，而假设曲端活着会立下多少功绩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发生过的事永远是空中楼阁、虚无缥缈，拿来和岳飞、吴玠等人的功绩相比实在不着边际。 但我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在大将风度、容人之量上，曲端远远不如岳飞（这点有他生前的一贯行事作风为证），即使曲端长寿到可以与岳飞并肩作战时，他的成就也决不会达到岳飞的水准。 五、吴玠之死 宋史明文记载，吴玠死于女色和丹药。本人相信这是有根据的，历史上的吴玠确实有着两方面的爱好；不过我认为这不是吴玠死因的全部。 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吴家将》中就曾提出过吴玠的死因除了上述两条，还应该包括因政治失意、战事停息、北伐无期而导致的心情极度抑郁。这一点我赞同，南宋时主战派至多只能在庙堂占一时之上风，但永远不会得到一心苟安的皇帝赵构的真心支持。 除了上述3个因素，在我看来，还有一个因素也是有很大可能的（当然，我无法就此进行严密的考证、更不会引经据典，只是说出自己的一种推测）。那就是，吴玠的贪好女色和丹药，也有做给朝廷看的成分，是他对朝廷猜忌的一种应对之策。 刚刚在将军百战之下得以苟延残喘的南宋王朝，转脸敌视这些百战名将更甚于外敌，无他，赵氏家风悠长而已。 而吴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军功处于醒目耀眼的地位，南宋朝廷防范他不会比防范后来功绩更加灿烂的岳飞少；加之四川偏远，宋廷更是时刻担心吴玠拥兵自重、甚至拥兵自立，威胁宋廷西南边疆。而吴玠为了使宋廷放心、为了维护自身和家族的安全，未必不会适当扩大、甚至宣扬自己的这两项本不便对外人道的嗜好；韩世忠想得到广致田宅以自污名节，吴玠未必想不到。只是，这两项嗜好都伤身劳神，也促成了吴玠的英年早逝。 总之，在我看来，女色和丹药是吴玠死亡的原因，但只是浅显的表层原因；宋廷的猜忌和偏安政治理念的甚嚣尘上，才是导致吴玠死亡的深刻里层原因。 六、“名将”之争 南宋历史上，有“中兴四将”——即岳飞、韩世忠、张浚和刘光世——之说。这种说法引起了不少的争论，多数人认为以战功而言，吴玠和刘锜远胜于张浚和刘光世，因此中兴四将至少应“换血”一半。 但现代网络之妙就在于有人赞同必然就有人反对，在网络世界里从来就没有“绝对真理”这一说。反对将刘光世从“中兴四将”中除名的，就列举出刘光世的履历表，借以说明他不像讲座里讲得那般无能、不是见敌就逃的长腿将军，他也有战功、也在死后被追封王爵。 但是我要问，有战功难道就是评定中兴将领的唯一标准吗？若真是如此，中兴又岂止四将，百将、千将都排得出来了！的确，在狼烟遍地的乱世，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将再精通躲避之术，也不可能一仗不打、一功不立；可终刘光世一生，他又立下过什么足以对宋金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的功劳？又有哪一位当时的金国名将是败落在他的手下？对比刘光世军的五万之众，与这支军队所立下的战功，实在不成比例。当时才能出众、生前战绩赫赫、死后追赠王位的将领，又何止四位？真要选出“前四名”，无论如何也排不到刘光世。 至于张俊，个人认为他的战功绝对比不上岳飞、韩世忠、吴玠和刘锜等人，但比刘光世则强了不少。看张俊的传记，感觉他对宋高宗赵构的功劳，要超过对国家的功劳；可惜，他那点儿勉强算上乘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早年的战功，全被他贪财好货的德行、陷害岳飞的罪恶所淹没，人们看到的只是他跪于岳王坟前的猥琐形象。还是那句话，论战功，张俊有而且不算少；但真要选出“前四名”，无论如何也排不到他。 其实，所谓的“中兴四将”和那个“中兴十三处战功”一样，都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它们包含了作者的政治倾向、价值观念、甚至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目的。“中兴十三处战功”里没有列出一项岳飞的战绩，可谁能说岳飞就不是抗击金军、保家卫国的名将了？ 同样，吴玠并非一定要挤进“中兴四将”的行列，才能证明他的名将地位。和尚原之战、饶凤关之战、仙人关之战，既有其逆转宋金战局的历史意义，又有其堪称经典的战略战术价值；如此战功，虽与岳飞的战绩相比，亦不失它的灼灼生辉之处。若吴玠尚不能称为名将，真不知名将的门槛得高到何等地步，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又还能剩下几人堪配名将的称号。 但吴玠这员名将却很有些异于同时代其他将领的“另类”之处。吴玠对朝廷的态度是恭谨和强硬兼而有之，相应地，朝廷对他的态度是打压与拉拢双管齐下。终其一生，吴玠保持着与中央朝廷的适当距离，这种距离不仅是地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吴玠与南宋朝廷、与皇帝的若即若离，是令他个人得以不遭受严厉迫害，以及他的家族得以兴盛近八十年的关键；但同时，也使他在仙人关之战后即迅速退至战场和政坛的配角位置，在南宋最辉煌的绍兴北伐之前他已撒手人寰；于是，囿于地域观念、或者对吴曦反叛恨之入骨的史家和文人们，刻意淡化吴玠这位既是名将也是叛徒祖先的功绩。 甚至有人论断吴曦之叛，与吴玠晚年好色、家风不正有关，真是毫无道理、欲加之罪。吴玠再怎么了不起，也管不了一个他生前尚未出生的侄孙半个多世纪后的为人行事。除了吴玠，吴氏家族也再无人有好色之名，又何来的影响家风之说？吴曦反叛，是由于朝廷的猜忌压迫和金人的诱降，又不是因为什么红颜美色之类，难为这位学者竟能产生这样的联想。哎，世人常说祖先造孽会报应在后代身上，吴玠却是典型的后代造孽拖累祖先英名。 七、同僚关系 岳飞、韩世忠、张浚、刘光世和吴玠是南宋拥兵最众的五大军事统帅，这一点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没有异议。 史料中仅仅记载了吴玠与岳飞的一段交往，即有名的“千里赠姝”；而与其他大帅却没有任何可见于史籍的交情。《吴家将》将吴玠与朝廷其他将帅的这种隔绝，归结于他与刘光世等人出身的不同（这点不太确切，因为除了刘光世外，岳飞、韩世忠、张浚与吴玠一样，都是从普通兵卒逐渐成长为元帅，一刀一枪地拼杀出了自己的地位，这四人之间并不存在谁的出身更高贵的问题）、他驻地的偏远及其自身性格的桀骜不驯。 但本人以为，朝廷的监视和猜忌，也使吴玠与中兴四将、甚至中兴四将之间都不会、不敢有除公事之外的过多密切交往。岳飞与韩世忠、吴玠与岳飞之间的部属联络、书信往来，绝对多于他们本人的直接见面、促膝交谈。站在高宗皇帝的角度，五大元帅互不统属、联系不密的局面，正是赵构最乐于见到的。高宗从没有为了抗击金军、保卫疆土而特意缓解张俊对岳飞的嫉妒和仇视，更不会为了各个战区之间的协同作战而鼓励元帅们多多交流。 试想一下，倘若吴玠与岳飞的关系真发展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两位最具将才的统帅加上他们身后两支最具战斗力的大军，还不得让高宗皇帝焦虑疑心得饭也吃不下去。所以，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吴玠不会与任何手握重兵的武将（他自己军中的部将除外）有较深的交情，吴玠的这种隔绝是必然的；而在南宋朝廷中大将之间的这种隔绝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吴玠与张浚、刘子羽的深厚同僚情谊，是朝野人尽皆知的；吴玠本人也并不担心这种情谊被别人知晓，《吴家将》一书干脆将吴玠归为张浚一党的成员。这种情谊也很少引起朝廷对吴玠自身野心的猜忌，首先因为张浚和刘子羽是文官，多数时候他们并不在朝廷的猜忌之列；其次因为张浚和刘子羽对吴玠有知遇之恩，吴玠在两人有危难之时向朝廷仗义进言，更多地会被人理解为报恩知义的行为而不是结党营私的行为。 与吴玠打交道的还有朝廷派驻四川的、旨在削弱他权力的诸多文官，如卢法原、范正已、胡世将等等。吴玠不用随时侦测、打探中央朝廷或皇帝的意向，单从这一波儿又一波儿的“朝廷大员”、“钦差大臣”身上，就足够体会到朝廷的猜忌和怀疑了。吴玠与他们之间谈不上什么同僚情谊，更多的是明争暗斗；这位大将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抗金战争的同时，不得不进行一场同样艰苦卓绝的“内战”。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吴玠取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当然只是暂时性的，吴氏家族守卫四川的八十年间，南宋朝廷从未停止过削弱这个家族势力的努力），这些文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在战争年代，战功才是最强大的实力和语言，那些之乎者也、经史子集挡不住金人的铁蹄，也就赚不来川蜀的民心和军心。 最后，是吴玠与其部将、士兵的关系。毋庸置疑，吴玠的军队——可以称之为吴家军——是一支视主帅为天、唯吴玠之命是从的部队。吴玠同兵士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史载吴玠“御下严而有恩，虚心询受，虽身为大将，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乐为之死”；正是这样平易近人的主帅，才有足够的资格和威信，率领自己的士兵一同抵御强敌、百死不退。吴玠对帐下部将是严格而公正的，史载吴玠“选用将佐，视劳能为高下先后，不以亲故、权贵挠之”；正是这样的上司和长官，才培养出了日后继续守卫四川的许多大将，他的亲弟吴璘、杨政、姚仲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八、战功比较 网上不少人对“吴玠抗金战功第一”的说法持有异议，并对岳飞和吴玠两人的军功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系统的分析。这原本没有问题，我本人也认为岳飞的功绩是无人可以超越的，岳飞是当之无愧的抗金战功最卓著的将领。但我对两人战功的比较方法，却想提出自己的见解（当然，本人只是军事业余爱好者，见解不会很成熟，一家之论而已）。 本人赞成以杀伤敌人的数量或对整体战局的影响来评价将领的功绩，但不同意以防守和进攻来区分战功的大小，更反对“唯地形论”。 不知是否是南宋偏安乞和的恶劣形象太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很多爱好宋朝历史的网友，都对两宋之际的防守战不甚看好、评价不高，认为防守战是不思进取、不能有效消灭敌人的被动作战形式。 其实，防守与进攻不过是作战的两种形式罢了，二者本身并无高低之分。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宋金战争这样一场旷日持久、复杂多变的民族战争中，真正优秀的军事指挥者，必须是当守则守、当攻则攻，只要能达到作战目的，手段和形式并不重要。相反，当守却攻、当攻却守，才是真正的蠢才。 譬如，和尚原之战时，吴玠手下不过数千残兵败将，扼敌咽喉，凭险据守，阻挡金军入川的脚步，无疑是最明智、最具战略眼光的选择；纵然用兵神妙如岳飞，处于吴玠当时的境地，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而且在那种战争客观条件极度不利于宋军的情况下，吴玠通过防守战（实际上，综观和尚原之战的整个过程，吴玠并非单纯防守，而是攻守有机结合）已经取得了最佳的战绩——成功阻止了金军入川的企图，杀伤了相当多的敌军有生力量。试想，倘若吴玠凭着一腔血气，率领这几千人马冲到旷野上向金军发动进攻，悲壮是悲壮了，又能阻挡得了金军几时？又能消灭多少金军士兵？ 进攻可以消灭敌人，防守同样可以消灭敌人。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都是歼敌以万计的战役，纵然在杀敌数量上比不过岳飞的北伐，但足以证明防守战的威力不容小视。 在很多时候，防守是进攻的基础，是进攻前的必要步骤。试想倘若吴玠不能守住四川，南宋的半壁江山尚且岌岌可危，会有心力进行北伐？倘若金人占领四川，在背后虎视眈眈，岳飞会专心一意大战郾城、朱仙镇，兵锋直指汴京城？坚守蜀口，的的确确不像北伐中原、收复失地那样痛快淋漓、意气风发，也的的确确没有取得如偃城、朱仙镇那样大的战绩。但单纯以防守和进攻来衡量功绩的大小，未免太过片面、太过形式化了。 再举一例，二战期间的英伦三岛保卫战和诺曼底登陆战役，哪一个功劳更大？依我说很难比较，二者的作用不同却同样必不可少。英伦三岛保卫战自然不会取得一夜歼敌数十万的辉煌战功，但倘若没有英国空军的拼死抵抗、坚决防守，百万盟军部队只怕要穿越整个北大西洋来实施登陆作战了，果真如此，盟军还会后几成胜算？ 更有甚者，将吴玠在川蜀的三大守卫战役的胜利，都归结为地利优势。好像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这些显要之处，只要是个喘气儿的就能守得住，就能让几十万金军望而却步。这未免太夸大地利这一因素的作用了。 首先，防守必须凭借地利，无屏障即无防守。站在无遮无拦的旷野上等敌人来，那不叫防守，叫送死。吴玠选中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等处来进行防守战，恰恰证明了他的高超指挥才能，他知道何处为兵家所必争，何处能够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保护自己。反过来讲，如果岳飞打防守战就不需要凭借地利了吗？不可能。古往今来所有用兵如神者，都是将战争规律、天时、地利与人和等诸多因素运用的恰到好处的人；而没有哪一位史实中的名将是可以撒豆成兵、凭空得胜的。 其次，防守战的胜利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利固然重要，但不是全部。当若躲进了城墙或营寨内，士兵就有了勇气、信心，就能自动自觉地排成阵，阻击敌人；那这世界上还会有城池失守的事发生吗？而鼓舞士气、排兵布阵、组织有效反击，这不就是体现军事指挥者才能的地方吗？没有这些才能，谁能保证有效的防守？和尚原之战，吴玠正是出色地做到了团结内部、一致对外，更组织起极具杀伤力的“驻队矢”打击金军，否则一支军心惶惶、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队，谁能指望他们守住和尚原，哪怕这是一个地势险要、可以使金军骑兵战斗力大打折扣的和尚原？既然众多网友盛赞岳飞在北伐战争中的高超指挥艺术，也就是强调岳飞作为指挥者的重要作用；为何会对其他南宋将领采用这样“唯地形论”的双重标准？抹杀别人的指挥才能，并不能突现出岳飞的卓尔不群（因为岳元帅根本不需要这样！） 最后，守须有凭，攻亦有凭。防守需要凭借天然的地势或者人工修筑的屏障，进攻同样需要有足以震慑敌人的利器。试想，岳飞北伐中原时，倘若岳家军中没有一支足以抗衡金国精锐骑兵的背嵬军，倘若不是有训练有素、坚忍不拔、上下同心的岳家军将士，岳飞何以挑战金兀术？能征惯战的岳家军固然是岳飞军事才能、尤其是治军才能的体现，可也是岳飞战胜金军的军事基础。 所以，防守凭地利，如同进攻凭战力，只是指挥者对客观条件的发挥和利用，并非是他们对这些客观条件的全然依赖，更不是否定一位将领军事才能的证据。 抛开“第一”等于“最大”或“最多”这一含义，吴玠在宋金战争中确实创下了不少的“第一”。 吴玠通过蜀口保卫战（包含了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之战等一系列战役），充分调动金军展现出了它自身的实力。女真人并非蛮荒野人，他们训练有素、军纪严明而且善战耐战；但同时，如此骁勇的女真军队又确确实实地败在了宋军面前，可见只要指挥得法、充分扬己之长避己之短，金军同样可以战而胜之。 宋军终于开始全面了解自己的对手，不再视对方为洪水猛兽（这种看法导致的是战争前期宋军多次的不战而溃、不战而降），也不再因小胜而轻敌纵敌（这种看法导致的是宋军小胜之后的更大失败，如富平之战的失利）。做到“知彼”、做到理性地认识和分析敌人的优点和缺点，正是战胜敌人的开始，自吴玠开始到刘锜、韩世忠，再到岳飞，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胜仗一场大过一场；而吴玠的开河之功是应该为后人铭记的。 而从金军一方来说，金国从统帅到士兵，都在吴玠那里得到了足够的教训，真真正正领教了宋军的利害（黄天荡大战，金兀术还可以发挥一下阿Q精神，安慰自己是误中埋伏、不习水战而导致的失败；但与吴玠的对阵却是金国倾尽全力、准备充分而依然大败的战役，金兀术若还不正视宋军的实力，可真成了八百年前的阿Q了）。从此，女真人认识到，宋朝的军队和百姓不是他们的“猎物”，不是任他们宰割的羔羊，而是堪与争锋的对手，是值得认真对战的敌人。“敌人”一词中，包含了仇恨和对抗，同样也包含了重视和敬意。 九、吴玠为人 本人认为，吴玠是不可犯之人，也是可交之人。 对触犯他底线的人，吴玠绝对心狠手辣。不过看来看去，终吴玠一生，也只有曲端一个人触犯过他的底线。而说到底，吴玠的底线也很低，只要不设计他的性命、危害他的安全就可以了；身为征战沙场的将军，吴玠不会怕死，但绝不想稀里糊涂地挨黑枪。话说回来，彭原店时吴玠的遭遇放到其余任何将领的身上，都不可能不怨恨曲端，不可能不表达自己的愤怒；当然，光明磊落如岳飞者，会不在曲端落难之时再落井下石将他推向万劫不复。 但同时，吴玠也是可交之人。 知遇之恩，以死相酬。张浚、刘子羽都是赏识、提拔他的恩人，没有这二人就没有后来威震川陕的吴玠大将军；而每遇张浚、刘子羽遭朝廷贬黜，必定有吴玠的声音上达天听；他甚至不惜用建节的恩荣和自己的战功，来换取朝廷减轻对刘子羽的处罚。 千里赠姝，英雄相惜。按说吴玠如此郑重其事地将美人送到岳飞处，却被岳飞轻描淡写地驳回，无论如何都是很扫面子的事。但吴玠是何反应？他更加敬重、佩服岳飞了。通过不纳美人这件事，吴玠看到的是岳飞励精图治、不尚奢华、正直廉洁的高尚情操，而不是岳飞卷了他的面子、薄了他的美意。所以，这个故事的最后是皆大欢喜。岳飞是英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英雄），吴玠也是英雄（尽管这个英雄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所以吴玠能欣赏岳飞的品格，而不是像张俊那样忌恨岳飞的完美。 治军有道，大将风范。《宋史》中明确记载了吴玠的为将之道，这里就无须重复了。其实，只要详细了解和尚原之战、饶凤关之战、仙人关之战的经过，就足以看出吴玠的大将素质。很难想象，一个不得将士爱戴的主将，怎能率领他的部下抵挡住金军一次又一次、一日复一日的疯狂进攻？一支军纪不严、训练不精的部队，有怎能做到临危不乱、进退有节、战胜数倍于己的强大敌人？吴玠生前，是川蜀宋军无可争议的领袖，能让众多猛将智将甘心在其麾下效力，吴玠身为主帅的魅力不可小视。 总之，与吴玠相处，做上司、做朋友、做属下，都会是很愉快的；但做仇人，却会是很可怕的。
究竟是谁直接杀死了曲端？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仔细读过这段历史的人都清楚，是一个曾经被曲端责打的部将——康随。至今本人也没有发现任何相关资料上有不同的记载。 但上得网络就不同了。不知有些网友是没将史书读仔细，还是有意如此标新立异；硬说是吴玠烤死了曲端，并声讨这种作法残酷之极。 曲端的死亡过程的确令人恐怖，但是要为曲端鸣冤，也得找准对象不是吗？我认为：一个人可以好，好到一生做的全是崇高伟大的事，但不能说世上所有的好事都是这一个人做的；而一个人也可以坏，坏到这一生做的全是伤天害理的事，但不能说世上所有的坏事都是这一个人做的。 举另外两个人的例子：岳飞一生精忠报国，战功无数，人品更是堪为后世典范；我们赞美岳飞，几乎可以用尽世上所有的褒奖之词，没有任何问题。但不能附会说靖康年间的东京保卫战是岳飞组织领导的，因为那不符合史实。而秦桧，揽权霸政、排挤忠良、冤杀岳飞、卖国求荣，他的名字已成了无耻、卑鄙的代名词；我们谴责秦桧，几乎可以用尽世上所有的贬斥之词，没有任何问题。但不能编造说靖康之变是秦桧勾结金人所致，因为那也不符合史实。 同样道理，在曲端的冤案中，吴玠是起了不好的作用，这一点无须讳言；但并不意味着整件冤案中的所有坏事，都可以往吴玠一个人身上推！ 吴玠是恨曲端入骨，但他不是心理扭曲的人。吴玠一生杀人也不少，但从来都是快刀斩乱麻，干脆利落，从未见他折磨过谁。 所以说，倘若真的由吴玠来具体处理曲端的案件（事实上这不太可能，吴玠当时正忙于准备十月的和尚原大战；杀自己人的活儿，能完成的人多得很，但杀金人的活儿，却不是谁都能干的），曲端纵然仍难逃一死，但决不会这样悲惨。吴玠或许会将曲端明正典刑，或许会逼曲端在狱中自杀，但决不会想出将人烤死的杀人方法；如此，曲端虽然仍属冤死，但死时所遭的罪却会少得多。 若说整个曲端案件中谁是变态 + 小人，那非康随莫数。说到底，曲端与康随有什么仇？一百鞭子而已，而且曲端责罚康随未必是无理由的；多半是康随违反了军法，曲端按律处置罢了。可是，康随一朝小人得志，就想出这么骇人听闻的方式来对待曾经的老上司，简直毫无人性！ 真要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评判曲端一案，也该去指责那个不配“一瞥一捺”的康随，而不是吴玠。 十一、兄弟情谊 吴玠和他的亲弟弟吴璘的关系，总让人想起“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句话；又或者“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军）”这句俗语也是一个很形象的描述。 最晚至金军入侵川陕开始，吴璘就已跟随其兄长并肩作战了。青溪岭——彭原店——富平——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吴璘一路跟随哥哥征战搏杀，堪称是吴玠最得力的部将之一；愈到川陕战役的后期，吴璘愈见成熟，到仙人关之战时，他已经能够提出战略性的建议了。 而吴玠，也给予了弟弟充分的尊重和信任。只要吴璘提出的建议合理，吴玠就会毫无折扣地实施；吴玠与金将撒离喝鏖战饶凤关之时，更是放心地将战略要地和尚原交给吴璘把守，让吴璘担当起独挡一面之责。 在人生中，吴玠和吴璘共同经历了家庭、仕途上的沉沉浮浮，幼年丧父、少年从戎、南征方腊、北击辽兵、陕西抗金、蜀口保国......艰难困苦、金戈铁马在一起，保家卫国、加官进爵也在一起。不难想象，经历过这人生的种种悲欢离合之后，两人的兄弟情谊该是何等的牢不可破。 在官场中，吴玠和吴璘对待朝廷的态度可谓一脉相承。他们都懂得在何时伸张自己的政治主张，在何时向朝廷表示恭顺和服从。两人都具有相当的政治头脑和智慧，这种头脑和智慧保证了吴氏家族能够躲过南宋朝廷几次削夺武将兵权的行动，保证了吴家在四川近八十年的辉煌和荣耀，当然，也保证了南宋王朝西南边境的安全和稳固。 在作战上，吴玠和吴璘更是前赴后继。在吴玠死后，吴璘继承哥哥遗志，继续保卫四川近三十年，这是一种时间上的承接和延续；在军事思想上，吴玠和吴璘也是心灵相通的。吴玠可谓是以步兵克骑兵战术的开创者和最早实践者，但天不假年，吴玠没有来得及将他毕生的军事经验撰写成篇；而对兄长军事思想有着深刻体会和理解的吴璘，则将吴玠的经验付诸笔墨，更根据新的战争条件进行发展和改善。可以说，没有吴璘，后人将无从系统了解吴玠的战略战术；而没有吴玠，吴璘绝无可能在对抗金军方面拥有如此一针见血的、精辟的见解，吴璘能赢得“孝宗之岳飞”的美誉，在第二代抗金将领中独占鳌头，与他在绍兴初年随哥哥共同征战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十二、幸与不幸 1139年，西线宋军的统帅吴玠辞世。当时和后世之人由此发出了多少感叹，“使有数岁之寿，则中原之复可几也”。 的确，若是吴玠参加了绍兴十年的两宋历史上最辉煌的北伐，纵然他的功绩不能超过岳飞，但定可创造自身的另一段荣耀战绩。可惜，这些战功只能永远停留在人们的想像中了。 吴玠死后，川蜀宋军立刻被分成三部，多少缓解了南宋朝廷对吴家军的疑忌；但此举无疑也分散减弱了西线宋军的战斗力。同时，吴氏家族结束了其权利最高、势力最大的时代，吴玠不是吴氏家族唯一的顶梁柱，但毫无疑问是最高最大的一根顶梁柱。他的轰然倒下，对吴氏家族的损失、对南宋对金战争的损失同样都是巨大的。 但是从今人的角度来说，800多年后的现代人已经知道了南宋北伐的结局、甚至是整个南宋王朝的命运，那么，吴玠的早逝未必是不幸的。 吴玠永远合上双眼时，是会有不舍的；毕竟他还没有收复陕西、还没有收复孕育他童年和少年的水洛城，没能去告慰吴氏家族的列祖列宗；毕竟他去世时金人仍然亡宋之心不死，战事随时都会爆发。但他是不会有遗憾的；毕竟西线宋军在他的领导下已经给了金人足够的教训，让他们每每窥视蜀口就心有余悸；毕竟战火锤炼出了很多优秀的将领，即使没有他的领导，仍然能够有效地防御陕西的金军，甚至在时机有利的情况下发动反击。 这位百战名将，无需经历南宋朝廷在绍兴十年北伐后的大规模削夺兵权运动；不需看着昔日并肩作战、共同叱咤风云的战友，或冤死天牢、或灰心退隐、或助纣为虐。这等人去茶凉、凄惨潦倒的境遇，已经与死人无涉；“飞鸟尽，宝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待遇，已经不会施加到白骨之上。 吴玠无需看到他当年誓死捍卫的和尚原，被宋高宗赵构大笔一挥，轻易地划给了金国，只为皇帝自己能够苟安于江南温柔富贵乡。他也无需看到故土中原已经永远变作金国疆域，多少将士抛家弃子、甘洒热血，换来的不过是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的结局，不过是金为上国、宋为下邦的屈辱。 “死去原知万事空”，按照今日的科学唯物主义观点，跨越了生死之界，一个人便彻底消失了，任何凡尘俗务都与他/她无关；但对于杰出人物，世人总愿相信他/她的灵魂仍在俯瞰世间。倘若吴玠在天有灵，是否会发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感慨，而且作为朝廷的最重要统帅之一，他会更能看清南宋皇帝一意求和的心态和朝廷军事势力、军事人才的衰退，如此，他便不能再自欺欺人地去幻想什么“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了。 十三、死后之荣 吴玠生前战功显赫，死后（尤其是他死在了南宋还需要依靠武将巩卫江山的时节）的荣勋和职爵又更上层楼，自不必说。宋高宗更用辍朝两日的形式来表达对这位统帅的追悼。宋人无疑是沉痛悲伤的，这位将军生前曾经独立抵挡金军主力的倾巢进攻达四年之久，南宋半壁江山得以保存，诗词歌赋得以在吴越之地继续吟唱，吴玠功不可没。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吴玠的赫赫战功不仅赢得了宋朝人的尊敬，也得到了他的敌人——金人的尊敬。 绍兴和议后，吴玠的陵墓陷入了金人的领地，但金人并未对昔日的敌方统帅挖坟掘墓、挫骨扬灰，吴玠的陵园、祭祠依然保留，四时香火不断。 不得不说，女真人纵有百般不如拥有高度文明的汉人，但在对待敌人——尤其是对待敌人中的英雄——的态度上，要比汉人宽宏大量得多；在女真人看来，英雄就是英雄，哪怕昨日以命相搏，今日仍会给予足够的尊重和敬意。 很难想象，倘若金兀术的陵墓放到了宋境，还能不能完整的保存下来。 十四、家族命运 吴氏家族与南宋朝廷的关系，个人认为可以比喻成盆景植物和盆中土壤的关系。 南宋朝廷给予吴氏家族的发展空间和支持，比盆景里的土壤更加狭小和贫瘠。 即使在这方寸之狭的空间里，南宋朝廷仍要对吴氏家族百般压制和扭曲，它很想让吴家将按照朝廷的意志唯命是从（说白了就是让狼变成羊；但是我很疑惑，武将都变成了乖顺的绵羊，又如何去抵御金国虎豹雄师，这一点南宋朝廷可有考虑过？），如若不然，任吴氏家族不堪折压、窒息而死也是好的。 可惜，南宋朝廷太低估吴氏家族的生存能力和他们顽强不息的精神了。历经近八十年的发展，吴氏家族在四川地区的军权越来越小，根基却越来越稳。最终，南宋朝廷失去耐心了，决定彻底铲除吴氏在四川的势力。 恰在此时，吴曦叛乱了，真是绝好的机会和借口！持续了短短十几日的叛乱，使吴氏家族八十年的荣誉尽数蒙污，再难挽回。吴氏全体族人迁出四川，更从此告别了历史舞台，淹没于芸芸众生之中。 可悲的是，就吴氏家族本身而言，它没有任何衰败的迹象。三代吴家将都是锐意进取之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