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论七九]苏州古城何时建,是苏州XX说了算?还是挖了看!
记载吴地的志书,比如《越绝书》、《吴越春秋》、《吴郡图经续记》、《吴郡志》、《吴地记》等,记载的是,苏州城的城址是当年的阖闾大城。苏州城的城门名称与史载也一致。
苏州市府、大多数苏州市民早些年便认定: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
苏州古城的始建年代,不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说到底,只是一个学术问题。
一、文史学界对《越绝书》、《吴越春秋》的评价。
《越绝书》成于汉。《隋志》、《旧、新唐书》均录《越绝书》于史部“杂史”类内,《四库全书》收入史部“载记”类。司马迁著《史记》,于吴越春秋,“皆不从《左传》而与《越绝书》为近”。(见张宗祥《越绝书校注》)。《越绝书》虽为杂史,所记吴越史事却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历来为研究吴越历史者看重,具有“事裨史缺”的作用。但《越绝书》“内容广泛,思想复杂,编著情况模糊不清,成了一部颇有争议的古藉”。如所记“子贡游说诸侯”,所记非实已成史界定论;又如所记“吴越城”即吴大都,在第二卷《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中,对城内规模、郊野形势、地理胜迹等,都记述甚详。但一些关鍵遗址,並不为近几十年来的拆城考古、城门考古发掘所确证,因而引发出大量学术争议。(注:上述论述主要引自俞纪东《越绝书全译》前言)。
《吴越春秋》成书于东汉。唐魏征等撰《隋书》对《吴越春秋》之类的杂史曾作如下评述:“自秦拔去古文,篇载遗散。汉初得《战国策》,…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吴越春秋》全书分两部份,前半叙吴国史事:从太伯先祖后稷写起,后稷他妈在野外踩了巨人脚印怀胎,生下后稷就弃之野了。后稷的后代古公亶父生太伯、仲雍、季历,古公知季历之子昌有圣瑞,想传位于季历,太伯、仲雍便借口去江南采药,把王位让给季历,自己在江南创建了吴国,筑都城于梅里(今无锡县梅村)。吴国传到寿梦之世,国力始强,…吴王阖闾任用伍子胥,在今苏州一带建造了都城。…伍子胥劝阖闾立夫差为太子,夫差继位后不顾连年欠收,不顾伍子胥劝阻,穷兵黩式,中原争霸,越国乘虚而入,夫差求和不成,自杀身亡。《吴越春秋》的这段记叙成了吴国的信史,被大多数吴史专家引以为据。其实,赵晔写《吴越春秋》距吴灭国己近六百年,其间经越、楚灭社稷、毁宗庙,秦焚古文,项羽灭汉宫阙,而《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战国策》等又语焉不详,赵晔博采民间杂史和巷里传说,写作的《吴越春秋》有多大的真实性,需要出土文献和考古发掘予以考辨。而《吴越春秋》的文学成就远胜于它的史学价值,却是文学史上的公论。(注:上述论述主要引自张觉《吴越春秋全译》前言)。
著名的苏州藉现代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便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史论,说的是中国古史,越早期越简略,越往后越繁杂,是后世文人一层层累积、演义而成。吴越史事到唐宋后,便层累地详尽起来,可信度也益发降低。
上世纪二十年代后,随着西方现代科技大量湧入中国,现代考古学也传入中国,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大量先秦文献,包括记载有吴越历史的楚简、铸刻有重要铭文的吴王青铜礼器兵器、西周涉吴青铜器、周公庙记载先周、西周早期的近三千字甲骨文陆续出土,据杂史建成的吴国历史,开始受到巨大冲击。宁镇地区大量的吴王陵、早期吴都等的考古发掘,残酷地粉碎了“泰伯建都梅村说”;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先周遗址的发掘,科学地论证了古公亶父时期的先周文化处于游猎阶段,不事农耕,即便泰伯南下也带不来先进文明;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更力证良渚文化是中国最早进入古国阶段的初期文明,“江南蛮荒论”只能证明早期文史作者的无知。
由《越绝书》、《吴越春秋》为基础的旧吴史,己经到了按出土文献、考古发掘的成果,来重写的时候。
二、苏州考古人对苏州古城的考古发掘与记载。
苏州古城始建于何时,不能单凭杂史记载,要看城墙、城门的下层构成。
苏州古城的城墻,拆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城墙下有什么?苏州博物馆馆长钱玉麟先生,在2000年8月出版《苏州考古》一书中,对苏州城墙遗址有论述:
解放后拆除城墙时,出土了较多的墓葬和随葬品。
1、相门:出土唐瓷、六朝青瓷,东南隅周围采集到几何印纹陶片。
2、盘门:剖面上包含汉、六朝、唐、宋、元、明各时代的陶片。
3、胥门:1970年在城墙中出土了铜箭镞和六朝青瓷盂;1984年4月发规了离地表1.13-1.4米、有20米长的夯土城墙,土纯,呈黄色。
4、阊门:1970年在城墙内出土六朝遗物;1980年又发现六朝墓、剑,汉代双耳弦纹硬陶罐和西晋墓。
5、平门:城墙内发现六朝墓、瓷,1975.8-1976.7发现唐墓67座,汉代碎瓦片一块。1959年2月发现一批六朝墓葬和三国墓一座、东汉晚期墓一座。
6、齐门:出土汉代陶罐、瓮和六朝物。1982.9在城墙中发现夯土层,内含汉代陶片。
上述出土遗物多数是在拆除城墙过程中发现的。(载P242-243 页)
苏州古城的城门,在拆墙大潮中有幸保存,在后来的修缮中苏博考古人做了不少工作。
钱公麟先生对苏州城门遗址的考古调查,据原考古报告综合在P241-242页:
1、1978年8月,发现齐门古水城门基础,碳14测定,知其建筑年代为宋代。
2、1980年12月,在相(匠)门疏通河道时发现古水门遗址,有大量六朝残砖,“仅在门内3米处的基础中发现了一小片填线方格纹的几何形印纹陶片,”其它遗物有唐、宋瓷片。[评注:这印纹陶片是证年代的极重要的物证,钱先生未发照片,未判断年代。若纹饰为回字纹、曲折纹、方格纹,定可断为春秋,而填线方格纹流行于战国期越器直至汉罐,我与苏州张文献、施晓平在东山汉窑址就捡到大量填线方格纹的汉陶罐残片。故此片难断春秋。]
3、1980年12月盘门水门整修时,发现墙体与相门相同。
4、目前保存的盘门、胥门、阊门,从外表砖石看为明清时重修,偶而也能发现宋代的条形砖。
5、新阊门、金门为民国时设。
6、匠门,隋时寒门。
7、平门亦名巫门,北宋时塞门。
2001-2006年有关苏州古城城门、城墙的考古报告,苏州博物馆2007年12月出版的《苏州文物考古新发现》有两篇。
1、王霞等:《平四路垃圾中转站抢救性发掘报告》 报告说:平四路北10米,北护城河南20米,有一段大弯角,被长年堆放的垃圾保护下来了,这段苏州幸存的古城墙,“根据其特征判断为汉代,城墙也应为汉代城墙。”,“二号探沟内汉代城墙下压的3-6层内陆续出土了一些几何纹陶片、红褐色夹砂陶片、黑皮泥质软陶及原始瓷片。几何印纹陶中的麻布纹、规整的小窗格纹、小席纹以及黑色软陶的出现等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特征。这几层人工堆积的层位应属战国春秋时期。”(p330) 。[评注:麻布纹、规整的小窗格纹、小席纹印纹陶片是越国印纹陶的物征,若纹饰为回字纹、曲折纹、方格纹,方可断为春秋吴国。故报告两可地断为战国春秋。]
2、朱伟峰:《苏州阊门古瓮城遗址发掘报告》:报告说“阊门城门为元代至雍正十一年重建,1927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陆续被拆毁,尚存水门金刚墙、城墙残段及内外瓮城城墙基础。”共出土宋、明、之清瓷片一百多斤,筑墙石块1148块。报告附小资料还说:苏州六城门(齐、娄、葑、盘、胥、阊门)的瓮城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吴王张士诚修建。”
苏州城内陆续出土了多批春秋文物,能不能证明春秋建城?不能!原因是混淆了“建城”与“文物”的概念。道理很简单:苏州古城内挖出的吴国青铜器当然是吴国的文物,但不能以此来证明春秋建城。苏州古城外挖出的吴国青铜器更多,总不能证明吴大城到了大真山。苏州古城内平江路出土了崧泽文化陶器,总不能证明苏州建城六千年!因此,必须是苏州古城墙、古城门下出土了春秋文物和夯土层,方能证明春秋建城。这是考古学不可逾越的法则!
三、苏州当局对苏州古城论定的作为。
刊载于2003年第二期《无锡文博》上的苏州考古专家张照根先生的考古发掘报告。
苏州市府、大多数苏州市民早些年便认定: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举办过隆重的建城纪念活动。当苏州的考古人在苏州西部山区发现並发掘,初步证实了这里才是吴大城时,就转不开弯了。
张照根先生的考古报告说:以木渎为中心的山间平地上,发现许多长条形土岗,分布存在一定规律,呈不规则长方形,初步可断定为古代大型城址,并存三重套叠现象。土岗围成大小两个城址,且两城南北相依,在大小两城的外围为群山环绕,在山与山的缺口处分布着长条形土岗,构成郭的遗迹。城址内外发现房屋台基、小城址等相关遗迹。
我看到这份报告时,正在常锡间的阖闾城勘踏捡古,抱着浓厚的兴趣,我于2007年秋,按张文提供的藏书镇三里村、下庙、吴巷郎、上堰头、金南村、周家鳀、金南村、五峰村…,用三天时间分段踏访,果然城墙断续依存,垒土墙与阖闾城基本一致,只是高大许多,墙下能捡拾到几何纹陶片及石器刀、斧、凿残片。还在五峰村北的灵岩山南坡上发现五字石刻。我将照片发给几位古文字专家鉴定,认为可能是战国楚系文字,可初译为“祖五丰興粗” 。2008年春,我约《姑苏晚报》记者施晓平同上灵岩山麓,墨拓五字,同游五峰村旁的春秋古城墙。
施记者比苏州木渎春秋古城墙,只及一半。当时,他告诉我:苏州市宣传部是不准报道西部山区这处古城址的。尽管他承认我发现的灵岩山坡那五字岩刻有助于证实木渎吴大城,却爱莫能助!
五峰村北灵岩山坡上的五字石刻: <祖五丰興粗>,意为我们的祖先曾在五峰兴旺至极。
祖字有待进一步确认,偏旁不显。
粗字有待进一步考证,是否为落款。
时隔三年,苏州博物馆又派出了考古队,进驻木渎古城工地。据说成果丰硕,也许不久会一鸣惊人。我也请木渎的朋友关注,他告我:三年来保护不力,不少地段己被建设得面目全非了。
苏州古城是不是吴都阖闾大城,是学术问题,一便是一,二不能硬说三。苏州吴大城的城址,说到底,还是要靠考古人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