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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桢故居 视频 视频: 吴国桢故居
2006年10月3日，我们与吴国桢的族侄吴钧、跃平兄弟，再次驱车到吴国桢故居所在地——凉水埠曹家湾，希望在吴国桢故居有新的发现。 车近曹家湾，那翠绿的山峰跃入我们的视野，吴国桢故居就座落在山顶的白云掩隐之处。极目远眺，两条清溪沿山峰左右，潺潺流淌，好一幅“双龙拱云峰”的奇妙景观.到底是有吴氏族人作向导，与上次的寻程不同，车到风雨桥,就地左转，我们的车沿着机耕路前行了500多米，停在一个叫下槽的溪边绿荫深处的农家院落内。这就是吴国桢的族弟吴国耀的家。 刚一下车，我们的目光就被屋傍那条溪流所吸引，这是一条未污染的的小溪，清澈凝碧的水中，嬉戏着成群的游鱼，我们急忙找来撮箕，脸盆，跳入小溪，捕捞起来，不多时，小鱼，螃蟹，虾子已装了小半盆。兴致正浓，屋内传来吴钧的呼唤，我们依依不舍的从水中爬出。 “吴家的祖坟就在附近……”言谈之间，吴国耀老人喊来自己的儿子吴皓明带我们开始了今天的寻综行动。目的地并不远，不到十分钟，我们来到一片竹林深处，这里摆放着四块石碑。我们抑制不住兴奋,急切地欣赏起来，两块最大、保存基本完好的“补禀拔贡”石碑是吴国桢的十三世祖“修职郎”吴祚芝（妻、罗太夫人）第十四世祖“附贡、武都骑尉”吴朝纪（妻、徐太夫人）的合茔墓碑，另一快较小的已有残缺。迫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仔细研读碑文，只是作了摄影和录像，然而靠在墙角的一快特别的碑刻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岵屺同瞻”；“大总统褒赐彤扁垂范及贤孝可风”等字样的碑文，让人难以解读，按所题字样，应是孙中山的手书，但也不能排除是段祺瑞或蒋介石的笔迹，不管怎么讲，这块石碑的价值很大，吴钧等也随即掏笔记录碑文。 “搞集体、破四旧时，把（吴家坟园）所有的东西都拆了，铺成了坝子。（后来）集体下放，落实到户修桥时，又要将这些东西拖走，是我挡住，才留下这么几快！”吴家女婿刘自杰兴致勃勃地给我们介绍起来，谈话间，他用手指着墙角堆放的一大堆柴木说：“这里面还藏有墓碑上的柱饰挂雕。”
(一)家族渊源 吴国桢于1903年10月21日出生于群山环抱的湖北建始县红岩寺凉水埠。他就是从这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走出来，走上动荡的中国政坛，成为国民党统治下的汉口市长、上海市长和台湾省长。 吴国桢虽然出生于湖北建始，但实际上他的祖籍却是江西，是渊源久远的江西吴姓的一支。 江西是吴姓最早的分布地区之一。吴国灭亡后，夫差的后代便迁入江西，此后不久，季子的后裔也辗转进入江西。到汉代，以吴芮为代表的江西吴姓成为吴姓后裔中的重要支派。这两支吴姓后裔在江西不断迁徙繁衍，至近代几乎遍及江西全省。明末，吴国桢的祖先为避战乱，从江西迁入湖北荆州江陵，继迁监利。1704年(清乾隆五年)长江大水，始祖吴大智再迁四川奉节，转徙恩施。吴大智次子吴士安经商致富，置田于建始红岩寺凉水埠。此后，世居于此。 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生于1876年，卒于1970年，享年九十四岁高龄。他是清末秀才，后被推荐到两湖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经心书院学习。经心书院是张之洞为实现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主张而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学院学制二～三年，各方面条件也较为优裕，学生毕业后择优派往日本或欧洲深造，学习西方科技。吴经明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派往日本，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在留学日本期间，吴经明有机会结纳了以后在中国政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如程潜、何应钦、阎锡山等。虽然吴经明一生在政坛上并无多么显赫的声名，但他的特殊经历却为后来吴国桢的从政历程奠定了基础。 (二)国民党政要 1．山村"神童" 吴国桢三岁开始进入建始凉水埠私塾读书。由于他生性聪颖，领悟力极强，很快，诸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物便都熟练地掌握下来，当地人无不为其聪明而感惊讶，号之为"神童"。 吴国桢的母亲朱芷英，是一位善良贤淑的家庭妇女，在吴经明学习和出国期间，独自带着吴国桢和他的哥哥吴国柄，教子持家，尽一个母亲、妻子的职责。1908年，吴经明学成归国，被安排到北京陆军部段祺瑞属下，先后担任教育科长、军学司司长，官位虽不显赫，但掌握地方各军队的军需分配，为地方各督军极力巴结的对象，因此结识了不少地方军政要员。1909年，吴经明在北京的工作已基本稳定，便借叔父吴经铨从日本留学归国返乡探亲之机将母子三人送到北京。从此，从小与大山为伴的吴国桢走出了山村，来到了天子脚下的北京城，繁华的京城使他大开了眼界，为他提供了将来施展抱负和才华的机缘和条件。初到京城的吴国桢先是与哥哥一同在附近的小学就读。几年后，十岁的吴国桢和长他五岁的哥哥一起进入天津南开中学。秉性聪慧的吴国桢成为南开中学最小的学生，在同级孩子中特别惹眼，时周恩来也在南开中学就读，对这个比他小五岁的"小弟弟"也照顾有加，两人感情日笃。后来吴国桢还加入了周恩来等发起的"敬业乐群会"，在学业和交友方面得到了锻炼。 2．清华才子 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吴国桢于1917年考入了清华学校。 清华学校是美国用庚子赔款的"余额"办起来的中高等学府，学制八年(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毕业后相当于正规大学的一、二年级)。其学子学成之后，多有机会到美国留学，所以，当时的清华实际上等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学校的学生系按各省庚子赔款数额多少不等分摊到各省招收。吴国桢从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考入清华高等科就读。当时，吴国桢的年龄还不到十四岁。由于清华学校培养学生的目标是留学美国，因而在学习内容和管理方式上具有较为浓厚的西方特色。学校采用学分制，考试非常频繁和严格，淘汰率极高(约占四分之一左右)，而吴国桢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四年的学业，获得了留学美国的资格。 3．留学美国 经过四年的艰苦拼搏，1921年，吴国桢旭利从清华毕业。在父亲的陪伴下，乘火车经哇上海取道海路，开始了美国留学生涯。吴国杠初到美国后，按照清华留美的不成文惯例，宦先到中部的爱阿华州的格林奈尔学院学习吴国桢在此学习了两年，主修经济、兼修市政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 1923年，从格林奈尔毕业的吴国桢，来至了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等位。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一所古老而知名白一流女堂一堂柿堂制=年空行学铸制．兽茹 得博士学位必须修满三十六学分，修满规定学分后，才开始选题，完成博士论文。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吴国桢又以优异成绩顺利修完学分，并于1926年通过了博士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4．初露锋芒 ' 1926年8月，留美五年的吴国桢踏上了回国的归途。年轻有为的吴国桢渴望着能在国家建设中用其所学，施展抱负。但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中，直、奉两系军阀操纵政治，控制局势。在政坛上找不到7s向的吴国桢在与北京父母稍事团聚后，只身来到上海应聘为国立政治大学教授。次年，又以美国同学郭泰桢的关系，受聘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下属的江苏交涉公署秘书兼交际科长。 1926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在打下武汉进入长江流域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开始加紧干涉，另一方面，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积极谋划清党反共。1927年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与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及右派政客张静江、吴稚晖等密谋清党反共计划。其中吴稚晖表现尤为积极。4月12日蒋介石突然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政变后，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由于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武汉地区的局势也越来越严峻。政府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右派在****工农运动的同时也开始谋划与蒋介石合作，宁汉合流，共同反共。7月15日，汪精卫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这就是"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国民革命宣告失败。国民党在清除共产党的同时，内部也不断争权夺利，矛盾重重。1927年8月，蒋介石被桂系李宗仁和汪精卫联合排挤"下野"，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前往日本。10月，李宗仁与汪精卫之间的宁汉之战又爆发。不久，蒋介石由日返沪，先是联汪制桂，后是联桂制汪，逼走汪精卫。之后，于1928年1月，在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支持下重新上台。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陆续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等职，成为国民政府的一号人物。复职后的蒋介石权极一时，但国民党内部的各实力派别并未彻底消除，为了安抚和箝制各地方实力派，除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四个政治分会，分别以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为四个分会主席外，还将国民革命军改编为四个集团军，分别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担任四个集团军总司令。也就在这个时候，吴国桢来到了汉口，希望在家乡寻找到施展才干的机会。 1928年的武汉正在李宗仁的新桂系控制下，这也是新桂系控制地方政务的鼎盛期。此时的国民党内部各势力之间只是暂时取得平衡，貌合神离的各派仍在暗中较量，蒋、冯、阎、李之间的新一轮争斗难以避免。占据南起广西、北至河北广大地盘的李宗仁虽表面风光一时，但必须居安思危，丝毫不敢懈怠。为了巩固桂系的统治，扩大自己的实力，他在辖区内广罗人才，整顿税收，为加强军备奠定基础。来到汉口的吴国桢被任命为汉口烟酒事务局局长。 武汉地处中原腹地，号称"九省通衢"，自古是南北东西商货的集散地，又兼是近代被迫开放较早的地区，中外商贸云集，商业繁荣，本应是军费重要的所出之地。然而，但任汉口征收局长的白崇禧的哥哥白崇墨是一个财政庸才，在这样一个商业发达之地，竞使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在军队数量增加的情况下，军费供应陷入困境。吴国桢一上任，首先对财政税收制度进行整顿，制定了烟酒纳税条例，加强销售管理与监督检查，并将条例通告译成外文，晓谕在汉口的各洋行，严格照章纳税，否则处以重罚。整顿产生了明显效果，以往一年烟酒税收入仅二十万，吴国桢在任九个月，就收烟酒税九十万之巨，创烟酒收入的历史纪录。初出茅庐的吴国桢刚刚踏人仕途便初露锋芒，为以后的仕途升迁打下了基础。 蒋介石对桂系势力的膨胀心怀不安，1929年，以桂系擅自废立湖南省主席为借口，亲自指挥兴师问罪，讨伐桂系，桂系失败，蒋介石旋即进驻武汉，任命刘文岛为汉口特别市市长。刘文岛鉴于吴国桢的工作能力，任命他为土地局长和财政局长。 5．喜结连理 二十六岁的吴国桢事业上开始崭露头角。而生活上却依然孑然一身，这成了父母的牵挂。每次假日回家，母亲总免不了催促他早些结婚。忙于工作的吴国桢也意识到了是该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了。潜意识里，他也在寻找着自己的意中人。 吴国桢的婚恋颇有些戏剧性。一天，吴国桢偶然走过一家照相馆，不经意间看到橱窗里陈列着一幅少女照片，照片上的少女绰约多姿，楚楚动人。吴国桢当即认定她就是自己的终生伴侣。于是，设法从老板口中套出了女孩的身份，原来是汉阳铁厂黄厂长的大女儿。汉阳铁厂是张之洞任两湖总督期间推行洋务运动的结果。黄厂长名黄金涛，福建人，早年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冶金专业硕士学位。回国后受聘担任铁厂长。黄家有子女四人，吴国桢在照片上看到的，就是黄家长女黄卓群。黄卓群如同她的名字一样，才貌双全，卓尔不群。时正就读于上海中西女校。这所学校，是当时女校中的佼佼者，宋氏三姐妹在出国前也全部是在这所学校读书，因而在当时有贵族学校之称，进入这所学校的大多或达官显贵，或富商巨贾。吴国桢回家后，当即央求哥哥为他与黄家牵线。吴国炳夫妇立即托人向黄金涛求亲，黄知道吴国桢曾留学美国，现在又任财政局长，可算的上门当户对，当即同意。得到了黄金涛的首肯，吴国柄夫妇便利用黄卓群放假回汉之际，在汉口美国海军青年会设宴，以酬答黄厂长的业务支持为由，促成二人相见，两人一见钟情。从此，两地鱼雁传书，感情与日俱增。 1930年春，吴国桢与黄卓群在汉口租界教堂正式举行婚礼，汉口市长刘文岛亲自为这位卓有才干的部下证婚。从此，这位美丽贤淑的吴夫人，以她的才艺与贤惠，与吴国桢共经风雨，共历彩虹，相濡以沫，共度一生。他们共生有二男二女，全在美国完成高等教育。长女吴修蓉，次女吴修蕙，分别嫁给俞益元博士和厉鼎毅博士；长子吴修广，获博士学位，任教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立大学，次子吴修潢，亦获博士学位，任教于马凯大学。他们大概受吴国桢一生政治生涯跌宕起伏的影响，而远离了政治，选择了学术。 6．汉口市长 1932年4月，"国联"的一个调查团来到汉口调查，团长是英国的李顿爵士，团员有来自法国、美国、意大利、德国的各国官员，他们之中有驻外总督、职业外交官、总司令等，都是各国地位显赫的人物，蒋介石不敢怠慢。而当时湖北省政府还没有设置专门的对外接待机构，情急之下，蒋介石电告湖北省主席何成浚，赶快寻找合适人选，做好调查团的接待工作。何成浚想到了吴国桢曾留学美国，精通英语、法语和德语，人又聪明能干，对一些外国礼仪也懂得一些，堪承接待重任。吴国桢接到任务后，立即做了充分准备。他将代表团安排在汉口法租界的一座花园式旅馆--德明饭店下榻，对宴会的座次也按照礼仪规定进行认真的排定，使这个所谓的"国联"调查团在汉口逗留期间对接待感到满意，何成峻得知后，自然感到高兴。1932年5月，蒋介石为了剿共，成立了豫鄂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亲自坐镇武昌。为了便于及时快速地了解湖北当地情况，以尽快开展工作，蒋介石决定增加一位了解湖北当地情况，又有才干的秘书。 因为吴国桢在接待"国联"调查团时表现不俗，何成浚立即向蒋介石推荐吴国桢。吴国桢由此为蒋介石担任了几个月的秘书。蒋介石对秘书极为挑剔，有种种限制，所以为蒋当秘书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在此期间，吴国桢除陪同蒋介石会见中外宾客外，每天还必须完成以下任务：一是整理和搜集若干有关资料，供蒋介石讲话或写东西参考；二是为蒋介石起草文件或记录、整理蒋的口述讲话；三是将每天报纸上的重要消息勾画出来，供蒋快速阅读；四是为蒋读英文报刊中的重要消息，并将特别重要者译成汉文备查；五是出席各种会议，为蒋充当耳目，向蒋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六是代蒋回复国内外的信件。有时，还要陪同蒋介石一同吃饭。由于吴国桢的才干和敬业，不但没有挨蒋批评，而且受到蒋的器重。后来，宋子文请求派吴国桢到江西整顿盐税，征得蒋的同意，吴国桢结束了为时不长的秘书工作，赴江西上任。 当时，由于蒋介石的剿共，军费开支巨大，国库入不敷出，每月财政赤字八百万元。宋子文一筹莫展，只好从蒋介石那儿要来吴国桢协助解决财政困难。吴国桢的职务是江西榷运局局长，经过考察，他发现了榷运的症结所在：机构重叠，政务混乱，一边是盐商不胜重征之苦，一边是由多头管理导致的税收漏洞。于是，向宋子文建议，撤消榷运局，由省盐务稽查处统一负责盐税征收。同时，明确征税规章制度，改变了征税不均的问题，理顺了征税渠道，消除了因征税不均造成的盐商在交税方面的抵制情绪，增加了税收额。整个整顿工作仅历时三个月，就取得了巨大成效，充分显示了吴国桢的经济头脑和超凡才干。 1932年11月，蒋介石正式委任吴国桢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汉口市市长。在动荡的年代，吴国桢在汉口市长任上，尽己所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一是在市政建设方面：拓宽了马路，扩建了中山公园。1931年夏，湖北发生了多年不遇的大水灾，汉口因为地势低洼，灾情十分严重，本来繁华的市区一片破败景象。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原汉口市长何葆华因此被免职。吴国桢上任后，先从改变市容开始，拓宽马路，修建了沿江防洪大堤。然后，成立了汉口中山公园董事会，专门负责修建公园。 二是亲自参与防洪抢险，使汉口在1935年罕见的大水中免遭水淹。由于长江上游水流湍急，夹带的大量泥沙来到江汉平原后沉淀下来，致使长江在江汉平原段江底抬高，长江水位高于陆地，又兼长年战争，军阀混战，沿江大堤不仅长年失修，而且不断遭战争破坏，使地势本就低洼的汉口雨季常遭水淹。1931年的水灾受灾群众七十八万，死亡三万多人。1935年，又发生大水，长江水位暴涨，年久失修的江堤多处险象环生。吴国桢了解险情后，一边请求附近部队支援，一边亲自上堤查看险情，集中一切力量抢险。吴国桢的良好表现，被各媒体不断报道，为此，吴国桢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三是参加"一二九"****游行，参与抗日救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得陇望蜀，从1935年夏开始，不断在华北制造事端，除用武力占领华北外还扶植傀儡政府，对华北地区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日本在华北的行径，激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义愤。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几千人举行大规模抗日****游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二九"运动。年底，平津各校学生五百人组成扩大宣传团，沿平汉铁路南下，宣传抗日。之后，上海、广州、济南等城市的学生也纷纷下乡进行救亡宣传，唤起民众觉醒。"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12月23日，武昌学生数千人渡江，与汉口的数千名学生汇合，举行****游行，声援北平的学生运动。吴国桢以国民党汉口市长的身份，参与了这次学生游行，这在当时国民党官员中是非常罕见的。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战事由平津迅速扩展到南方。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三镇失守，在这仅一年的时间里，武汉实际上成为中国战时的首都，国民党的各大机关迁至此地，名噪一时的全国第一次国民参政会也是在此期间举行。同时，自1937年9月下旬国共双方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以后，武汉也成为中共长江局的驻地，八路军设立了驻武汉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等都曾在此开展工作，作为抗战期的汉口市长，在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吴国桢对中共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还是给予尽力协助。 四是在抗战期间，以汉口市政府的名义上报呈文，将汉口日租界正式收回，并按抗战名字重新命名前日租界所属街道。 五是在日本进攻武汉的危急时刻，临危不乱，有条不紊地组织汉口企业和市民撤退。使汉口民众在撤退过程中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大大降低。特别是许多生产抗战供应品的企业基本都完全撤离到重庆，对以后的抗战军需供应提供了保障。 7．陪都轶事 吴国桢留在汉口组织撤退工作一直到武汉失陷的前一天(即10月24日)才随同最后一批撤离的机关人员离开汉口。当时，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正在湖北恩施第十三中学担任校长。从汉口撤离后，回想起来自己整天忙于政务，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和父母见面，不知在这动荡的年月，他们的生活和身体如何，于是先赶往恩施看望了父母，随后，又赶往建始老家看望了祖父吴光成。之后，一路车船颠簸由建施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了汉口撤退的情况，又匆匆赶到昆明，和先期到此躲避战乱的家人团聚。 (1)重庆市长 国民党将国都迁往重庆后，重庆成为战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所以，也成为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1939年5月初，日机每天出动上百架连续几天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市民死伤无数，建筑民居毁坏严重，重庆的防御与重建任务艰巨。为了提高重庆市的防御能力，重建山城，恢复市政的正常运转，国民党成立了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自任主席，张群和陈布雷分任正副秘书长。任命吴国桢为政务处长，一封加急电报将吴国桢从昆明催回重庆。 当时重庆市长贺国光，由于兼任成都行辕主任和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因而主要精力放在四川省的整体工作上，重庆市的工作显然有些滞后。蒋介石越来越感到加强重庆市建设力度的重要性，准备物色一个得力的重庆市长，然后将重庆从四川省独立出来，成为与四川省平级的直辖市，鉴于对吴国桢在市政和财经方面能力的了解，1939年12月，蒋介石正式任命吴国桢为重庆市长。吴国桢在任职重庆市长期间，对陪都的市政整治与重建做出了突出贡献。 重庆市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三面环水，整个城市依山傍崖，屹立蜿蜒于山谷坡地之间。由于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市容一片破败。除了市中心的几条马路稍微整齐一点外，其余多是参差不齐，形如蜂窝的吊脚楼。如一首民谣所形容的：一进重庆城，山高路又陡，口吃两江水，身住吊脚楼。现在又遭日机轰炸，更是瓦砾遍地，满目疮痍。吴国桢上任后，在战时局势依然紧张的情况下，以"三个并重"为施政纲领，开始对重庆市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 首先是"疏建并重"。由于自然地势的原因，重庆市扩容非常困难，然而，随着战事吃紧，中央政府各机关的迁入和躲避战乱的大批人口流人。重庆人口在短期内迅速由原来的五十万，猛增到二百万，人口如此稠密，敌机轰炸，伤亡格外惨重。因而，吴国桢决定，把市内一些无工作的家属市民疏散到南崖、江北和郊区乡下。这项工作做起来相当艰巨，虽然战争在威胁着生命，但越是在危险的时候，亲人越不愿分离。另外，故土难离，谁也不情愿离开已经习惯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重建家园。为了动员人们执行市政府政策，只好动员街道各部门，落实到户，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同时，在市政建设上，对轰炸造成的废墟，借助于清理之机，一并进行重新规划，将道路拓宽。重庆是个山城，能施工建房的平坝地非常珍贵，即便如此，在新建房屋之间也一律留出"火巷"，一旦发生火灾，不至于"火烧连营"。 二是"城乡并重"。这是吴国桢极有远见的市政建设宗旨。为适应重庆市未来的发展需要，吴国桢具文呈报行政院，扩大市区，除将老市区的人口分散到新区外，趁刚迁川的工厂企业立足未稳，直接将他们安置到郊区建厂，吴国桢当时的考虑可能只注意到了防止市区人口过密，而在客观上则还具有一个他所不曾料到的好处：减少市内环境污染。而这一建市宗旨，已经被工业日益发达的现代城市所越来越多的采用。 三是"心物并重"。即思想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并重。吴国桢曾留学美国，了解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发达程度，而物质文明的发达离不开教育水平的提高。所以吴国桢上任伊始，首先抓教育。过去，重庆市不设教育局，所有教育事宜皆由社会局代管，现在，在重庆市设立教育局。并在战时形势紧张的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增加教育经费，从1939年的十六万，次年就增加到六十三万七千元。为防止因货币贬值把所增加的经费抵消，还硬性规定教育经费额不得少于该年度市政府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俗语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无疑是一个见效最慢的投资，即便正常时期都为那些急功近利的官员所不欲为，因为多少年之后的成果，早不知道要算到谁的头上，而自己在任期间在教育上加大投人必然减少在其他见效快的项目的投入，搞不好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作法。更何况，在战时经费，特别是军费一再吃紧的情况下，放手加大教育投入从表面上似乎更是一个"愚蠢"的行为。但是，吴国桢的眼光显然比一般功利之徒的更深刻，已经放眼到战争结束后的国家建设，这在国民党政府内部官僚中实属难得。因为，从现在历史上看，当时的敌手日本，正是在战争失败后率先通过狠抓教育，由教育崛起所培养的高级人才，带动了国家经济的恢复与起飞，从而成为新兴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战争中的城市建设面临重重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经费不足。吴国桢接任市长后，曾组织专门成立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由孔祥熙任主任委员，内政部长周锺岳和国民党川籍元老杨沧白任副主任委员，吴国桢自任秘书长。这个建设委员会曾就重庆的近期和远景作过不少规划，但，大多由于战时局势紧张和财政困难，国民党内部官僚又只知中饱私囊而流产。对此，吴国桢想尽一切办法，比如，他曾在任市长后的第一个元旦(1940年)通过电台用英语对美国发表演说，讲述中国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痛苦，重庆被敌机轰炸的惨状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坚持英勇抗战，并着手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情况。除了指责日本侵略者的残忍、美国军火商的贪婪外，还表达了盼望美国友人和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为正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为中国民众的抗战和重建家园予以帮助，并谴责和制裁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2)"革职留任" 战时的陪都重庆，事务繁忙，千头万绪。尤其在战时局势紧张的情况下，稍不留意就会酿成大祸。吴国桢虽然尽量使自己条理清晰，但毕竟不是三头六臂，忙中终究有乱。那时，重庆既要每天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工作，还要应付随时出现的类似轰炸的紧急事务，由于将重庆作为战时中央所在地只是在日本侵华形势险恶后临时作出的决定，因而，重庆的市政建设事先并无战争应急措施。比如必要的敌机防御设施，轰炸警报，必要的完善的防火设施、防空设施等。 为了在现有条件下及时向市民报警，吴国桢曾绞尽脑汁。在警报设备少的情况下，为减少轰炸伤亡，只好将交通红绿灯暂时移作警报器。甚至用在山岗和高处挂红绿球的办法以预警。但是，智者百虑终有一失。吴国桢在百忙中还是忽略了一个事关重要的细节--临时防空洞的通风设施。1941年6月5日，日机数次轰炸重庆。由于大隧道洞口被日机轰炸堵塞，躲在洞内的近千名群众窒息而死。一时陪都震动，这是自重庆遭受轰炸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各界人士纷纷指责，认为这是政府的失职。重庆的防空防卫虽然不归吴国桢直接管，但他是重庆市长，作为重庆市最高官员，难辞其咎。蒋介石在盛怒之下，撤掉了主要负责人--防空司令部专职副司令员胡伯翰，吴国桢由连带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 受到"革职留任"处分的吴国桢丝毫不为自己推卸责任。他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一事不周，前功尽弃，一个疏忽，全体蒙垢"。他以戴罪之身，利用自己仍兼防空副总司令的机会，尽己所能，弥补以往工作中的失误，他请他在英国学工程的哥哥吴国柄出任防空洞工程处处长，制定周密的计划，改变大隧道的结构、设备和管理，在后来的敌机轰炸时减少了伤亡，也算起到了亡羊补牢的功效。 (3)代理外交部事务 由于吴国桢在任期间对自己所辖政务和重庆各方面的人际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到位，因而在重庆各界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吴国桢卸任后，蒋介石命贺耀祖继任重庆市市长，许多人向他表示祝贺，而他自知这个"天子脚下"的重庆市长并不好当，因而激流勇退，再三向蒋介石请辞，为此受到蒋的训斥，只好作罢。 1941年12月，蒋介石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由于宋不断往来于中美之间，国内正常的外交事务基本由蒋自己兼理，在外事活动过于繁重的情况下，于1942年12月，再次起用吴国桢为外交次长。吴国桢实际上已基本全权处理外交部务，相当于代理外交部长。 1941年至1942年两年间，是国际形势风云巨变的年代。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由于德国有备而来，战争初期一段时间，苏联遭到巨大失败。德国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助长了东方日本法西斯的气焰，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致使英、美、法、荷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许多利益受损。而国民党政府于12月9日、10日，也对日、德、意正式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为了打败德、意、日法西斯，1942年元旦，苏、美、英、中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主要战场。中国肩负着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任务。到1941年底，日军总兵力扩大到二百四十万人，其中在中国战场的就有一百三十多万人。中国战场对日军的牵制与消耗，对东部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局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1942年底，经罗斯福提议，成立了中国战区(包括中、泰、越、缅)盟军最高司令部，以蒋介石为统帅，美军中将史迪威任参谋长。美国则在1942和1943年两年间，加大对国民党政府的贷款投入，先后分别给中国以五亿美元和四亿美元的贷款和租借物资援助。中国军队与盟军正式协调对日作战。应盟军要求，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中国远征军，先后于1942年3月和1943年2月两次赴缅甸作战，共投入兵力四十万，为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多少提高了中国在英、美、苏等世界大国中的地位。 吴国桢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主管中美、中英两国条约的谈判。1943年1月，英、美等国与中国改定新约。但是英、美，尤其是英国由于在中国原有的领土利益，不愿放弃殖民政策，所以，谈判屡生波折。这一时期，吴国桢成了蒋在国际谈判中的最得力助手，他的住处被安排到了蒋的隔壁，享受到一般人享受不到的特殊待遇，只要有事可随时电话或亲见，不需通报预约。经过交涉，中英之问终于达成协议，美英两国同意放弃侵犯中国主权的治外法权、在华驻兵权、领事裁判权、北平使馆界管理权、内河航行及沿海贸易权等特权，通过此次谈判，中国总算收回了一些主权。1月11日上午11时，中美条约在华盛顿签订，同日下午4时，中英条约在重庆签订。蒋介石鉴于吴国桢在这两个条约的谈判中的出色表现，奖给了他一枚勋章。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蒋介石提名，吴国桢第一次进入国民党中央，成为国民党候补委员，此时，吴国桢只有四十一岁。后来，吴国桢任外交次长期间的属僚，当时的情报司司长何凤山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吴国桢此间的表现作过总结："吴国桢以政务次长代理部务，宋子文虽为部长，实际上并不到差，长住美国华府。吴氏这个人精明干练，且当盛年，精力充沛，深受最高当局宠信，算得红得发紫的人物。而他也确有一套办法"。 (4)担任宣传部长 吴国桢曾留学美国五年，五年的国外生活，使他视野大开，了解了西方文化、习俗和心理，熟悉了西方的政治与政策。这一切，使他在担任外务部和重庆市长时对涉外工作的处理受益匪浅。 战时的重庆既是中国临时国都，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自然也是世界关注东亚战事的各国所关注的焦点所在，特别是1941年以后，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各国媒体、记者蜂拥而至，据不完全统计，仅各国通讯社和报社等新闻单位以官方形式派驻重庆的记者，就有包括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国际新闻社、纽约泰晤士报、伦敦泰晤士报等二十几个单位，三四十人之多。这些记者系受其各国总社的委托，不远万里，耗资巨大，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他们是带着各自的使命来到重庆，来到这个世界大战的中心地带，他们必须完成他们的采访任务，他们对新闻的渴望程度可想而知。当时，重庆有两个官方新闻发布系统，一个是行政院新闻发布会，另一个是外交部。而有些涉及国家机密或牵涉个人隐私的消息是必须严格控制传布，但总以"元可奉告不预置评"几个字敷衍塞责显然并不能满足记者的要求。这样，在记者需求与新闻保密性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怎样恰如其分地处理好这个矛盾是一个高级的艺术手段问题。 吴国桢恰当地把握好了其中的分寸，非常艺术地解决了这一棘手的问题。每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在没有征得蒋介石的明确意见之前，决不轻易向外宣布，对于一些暂时不便表示态度的问题，则运用巧妙的办法，采用迂回战术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或者通过公开一些可公开的内容，冲淡和转移记者对本问题的注意力。而在可以公开的或小的非原则问题上，则从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明确态度，有问必答，一方面满足记者对新闻的需求，完成任务，另一方面通过新闻发布，表达中国政府对一些问题的态度和愿望，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援，借助各国媒体的力量，实现中国政府的目的。吴国桢对新闻发布的艺术性处理手段，深得外国记者的赞赏。对于吴国桢在对外宣传方面的才华和技巧，蒋介石自然不会无所耳闻。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而与此同时，国共关系也面临新的转折点，蒋介石一方面积极准备内战，另一方面又在全国人民反内战求和平的呼声中被迫同意和谈。在两党即将举行最高级会谈之际，蒋介石任命吴国桢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蒋介石之所以在这个时刻任命吴国桢为宣传部长，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对他的宣传才能早有耳闻，二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利用吴国桢和周恩来曾是南开同学，两人虽然政见不同，但私人关系一直不错，或许对谈判有所助益。当然，这只不过是蒋介石一人的主观愿望而已。 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曾就和平建国等问题进行多次商谈。具体会谈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吴国桢没有参与正式会谈，但参与了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几次会晤，在这几次晤谈中，吴国桢真正领略了这个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才干与风采。 8．上海市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他的亲信钱大钧为上海市长。这位钱大钧曾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在"西安事变"中又为蒋负过伤，蒋介石此举大概多少带有报恩的因素在内。但钱大钧也的确缺乏经济头脑，只知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任职短短几个月便将上海市搞得一塌糊涂。接收官员疯狂聚敛，使上海的老百姓对国民党大失所望，更糟糕的是，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本以为上海这样一个繁华的大都市接收过来后，政府财政紧张的状况可以大大改观，可不曾预料，除了官员的腰包鼓胀了以外，国库收入毫无增加。宋子文对这个窝囊市长一再表示不满，蒋介石无奈，只得于1946年5月14日改任吴国桢为上海市长。一向以高超的处世技巧周旋于蒋氏家族中而与其保持了良好关系的吴国桢正是在上海市长任内，因为无法容忍蒋氏父子对上海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而开始互相龃龉。 从蒋介石于1946年6月发动内战，到1948年6月整整两年间，国民党政府的国库结余及获取的美国的援助全部耗光。国库空虚，内战还在继续，庞大的军费无从所出，万般无奈，蒋介石乞灵于印钞机的帮助，但是没有储备金的大印钞票又很快引起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回天乏术而又急于筹措军费的蒋介石只有找一些金融专家商讨摆脱困境的办法。王云五向蒋介石献出了一个饮鸩止渴的计策：以发金圆券代替已全面崩溃的法币，用强制手段收取人民手中所持的金银、外币，以充实国库。蒋介石对这一计策感到心中无底，找到吴国桢征询意见。吴国桢从经济的角度实事求是地告诉蒋介石，发行新币必须有相应的国库储备金或储备物资，如果新币发行后物价上涨，便要马上抛售物资以平抑物价，以保障新币不再贬值。而急于筹措军费的蒋介石显然已顾不了那么多了，他明明知道国库早已空空如也，为了彻底打败共产党，他准备做最后一拼，明知是毒药也要吞下去。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党政军各方要员应邀听取币制改革方案：以金圆券强行兑换法币。这一币制改革的政策在走了这样一个形式后，立即由蒋介石宣布执行。这种形式上的币制改革，实际上却是搜刮民财的经济政策，必然会遭到抵制，蒋介石为保障政策实施，清除币改阻力，又以总统令的名义，下令几个主要经济区的大城市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加以"督导"。8月23日，蒋经国手拿蒋介石的"上方宝剑"气势汹汹地来到上海，执行他的"督导"职责。蒋经国的权限显然不仅是"督导"而已，他以"督导"经济改革为名，将上海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揽于一身，率领庞大的"督导"大队，深入民户，翻箱倒柜，强迫执行。如此以来，企业家和商人不敢明争，只得暗斗。借口经济难以维持，纷纷关门，市面有钱无货，一片萧条，市民生活受到极大威胁。作为市长的吴国桢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知道，似这样发展下去，不仅上海，甚至整个国统区经济都会濒临瘫痪。于是，一再向蒋经国表示反对，无奈蒋经国一意孤行。吴国桢一气之下，亲自到南京向蒋介石提出辞呈。正一心一意充实国库的蒋介石当然听不进去，声称，币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必由吴国桢负责。 市场的抢购之风愈演愈烈。经济崩溃如箭在弦上。11月2日，蒋经国不得不向全市市民承认他的工作失误"增加了人民的痛苦"，为此向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但是，百姓为此所遭受的痛苦却不是几句歉意的话就能了结的。在蒋介石集团因此而搜刮了金银美钞合三亿多万美元的同时，深受"金圆券"之害的老百姓却欲哭无泪，他们用一生的积蓄换来的是一钱不值的废纸，许多人为此而家破人亡。储安平的《一场烂污》这样描述币制改革给人们带来的这场浩劫："在这七十天中，卖大饼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杀了，小公务员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妇因为油米俱绝而投河了，一个女儿的母亲因为购肉而被枪杀了，......惨呵惨呵!冤呵冤呵!一个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吴国桢不同意蒋氏父子的敛财举措，并不能说明他不追随蒋氏父子与共产党为敌，由于政见的不同，吴国桢在上海市长的任上仍然竭力协助蒋介石进行币制改革，以聚敛财物对付共产党。同时，对反对蒋介石的学生运动也积极参与****。特别是对1947年4月下旬发生的上海国立大专学校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的****，使他成为1948年12月中共权威人士声明的属于被惩办行列的国民党内战罪犯之一。 1949年年初，淮海战役全部结束，人民解放军已歼灭国民党的主力，渡江指日可待。吴国桢对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已不抱什么希望，于1949年3月，借口身患疾病坚辞上海市长一职，4月14日获准。吴国桢任上海市长三年，这三年也正是蒋介石从全面发动内战到彻底覆灭的三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统治结束。5月，蒋介石败逃台湾。 9．台湾省"主席" 吴国桢辞去上海市长后，举家迁往台湾。挂着总裁办公室设计委员的虚衔，不理政事。 蒋介石虽然败逃台湾，但国民党除在台湾大批驻军外，还占领着两广、云南、四川三省，军费开支巨大，而已经对蒋介石集团失望至极的美国，已决定不再给予财力物力上的支持。转而推崇吴国桢，认为他是一位"能干的人"，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民主先生"。1949年11月，为军费筹措而一筹莫展的蒋介石派郑介民赴美争取援助，得到的回答是：军事援助的先决条件是让吴国桢担任台湾省主席。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获取美援的蒋介石马上于11月30日通过行政院会议同意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并于12月13日派空军专机将正在台南的吴国桢接回。 吴国桢上任后，一方面努力争取美援，一方面整顿台湾当地的财政与税收。1950年7月，蒋介石国民党进行了改造，撤消"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代之以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央评议会，吴国桢成为评议委员，一度赋闲在家的吴国桢再度被重用，对蒋介石自然有感恩不尽，鞠躬尽瘁，不负厚望的感觉。但是，由于他的愿望和努力与蒋氏父子格格不入，彼此之间再起风波。 吴国桢长期在美国留学，自以为美国式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因而为此梦寐以求，试图将台湾建成一个西方"民主"式的"民主乐园"。为此而多次在蒋介石面前力争，抓住一切可以进言的机会，敦促蒋介石抛弃独裁，推行民主。而蒋介石始终认为：在台湾实施什么"民主政治"有如天方夜谭，绝不可能。吴与蒋之间因社会政见不同再生龃龉。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正热衷于改造国民党，以借"改造"之机，把儿子蒋经国塞进相当于国民党中常委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并大肆肃清异己，为进一步搞独裁和实行家天下而奠基。 1950年3月25日，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政治部主任，这是他在担任"总统府资料组主任"同时的一个兼职。这些从表面上看并无特殊权力的官衔，实际上却拥有左右台湾政局的巨大潜在性威力，因为他控制着台湾全岛的情报机构和特务组织。蒋经国将特务组织的扩大化，在客观上与担任台湾保安司令而又同鄙视特务与独裁政治的吴国桢产生对抗以至形同水火。当时，蒋经国凭借着他手下庞大的特务组织，将触角伸到台湾政治、经济、军事、金融、文化甚至社会治安在内的每一个角落，特务可不经正常的手续，没有任何证据和理由随意逮捕人。吴国桢对这些所作所为越来越难以忍受，于是多次向蒋介石进言，而蒋介石显然要纵容特务以维系自己的独裁。如此，吴国桢与蒋氏父子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只好再次提出辞呈。1953年4月，吴国桢的辞呈终于经过了"行政院"官样化的批准。吴国桢向新任台湾省主席俞大钧办完移交后，搬出省主席官邸。吴国桢三年零五个月的台湾省主席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对于这一段时间吴国桢麾下的台湾省政府的政绩，蒋介石曾在1951、1952、1953连续三年的新年贺辞中，称赞省政府"尤其是在财政、金融和粮食问题上""政绩堪称第一"。 10．远走美国 无孔不入的特务统治下的台湾和蒋介石坚持独裁的立场，使吴国桢不再留恋台湾，也彻底舍弃了他所受的中国传统的"愚忠"，放弃了一心帮助蒋介石整军经武，打回大陆的野心，于1953年5月24日动身，与夫人一同前往美国寄居。他在三十年后的1983年3月寄给杜建时的一封长信中曾吐露衷言："弟之离台来美，事出仓促。当时有人疑我另有企图，乃实出于不得已，因此遂产生极端厌恶政治之心理。" 他们到达美国后，先是赴格林奈尔母校接受该校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之后，应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等人邀请，去美国首都华盛顿作客，最后，赴美国中西部的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的温泉作短期旅游和疗养。疗养了一段时间后，吴国桢为了生计问题，来到美国北部的伊利诺州的伊凡斯敦城，希望在这个大学城中谋到一个教授的职位，但在华人受歧视的美国，特别是国民党败北台湾后的几年中，许多原大陆倾向国民党的解甲将军、退职学者蜂拥至美国，造成美国华工骤增的情况下，想得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并不容易，即便是以吴国桢的学识和才干，一时也并不容易被认可。无奈之下，吴国桢只得求在重庆时认识的朋友亨利·鲁斯，与他签约三年，担任《芝加哥论坛报》的远东顾问，负责撰写一些时事评论，业余时间，应邀去美国各地演讲，换取部分酬金以补贴家用。 吴国桢刚到美国时，虽然与蒋介石政见不和而对蒋氏父子不满，但仍以"大局"为重，积极参加在美国的国民党人士的集会活动，在各种公众场合其发言内容也时刻保持与台湾国民党的步调一致。但是，1953年11月，蒋介石突然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撤职，台湾政界、新闻界等媒体透露的原因为：与吴国桢为同乡，两人私交甚好的王世杰包庇吴国桢，并在吴去台时私自拨给吴五十万美元，为此而被"着即免职"。寄居台湾的吴国桢于1954年1月从留居台湾的乃父那儿得知消息后，为此愤愤不平，他立即草拟一份"辟谣启事"函寄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其钧，请其转呈蒋乔石，以政府的名义查实后为自己辟谣。然而，张其钧竟将"启事"交由吴国桢的父亲，让其自行刊登，自然没有一个台湾媒体肯如此做，吴经明多方请求无果，只得函告其子。吴国桢一生清廉，突蒙受如此不白之冤，自费登"启事"又遭拒绝，联想到了昔日在台期间蒋氏父子的独裁与特务统治，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1954年2月7日，在芝加哥W．N．G电视台倾吐了他多年郁积的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揭露了台湾蒋氏父子的独裁统治。吴国桢与他多年为之倾心操劳的国民党和以蒋氏为首的台湾当局由唇枪舌剑，互相攻击而发展为彻底决裂。 1961年，吴夫人黄卓群患胃溃疡手术后，始终难以彻底康复，医生建议离开寒冷的美国北部，到气候稍微温暖的南方疗养。1963年，吴国桢借去南方乔治亚州的阿姆斯特朗学院讲演之机，正式签约该校，担任历史和哲学方面的教授。随后于1953年举家迁到乔治亚州的滨海小城萨凡娜定居。萨凡娜位于大西洋西海岸，是一座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美丽而恬静的滨海港口城市，交通便利，气候宜人，环境幽雅，是一个难得的生活和疗养的好地方。 在此期间，吴国桢不问政治，勤奋耕读，从此彻底脱离了使他一生沉浮不定的政治生涯。除了兢兢业业完成他每年六门的功课外，还以他的才干和学识，以他从小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试图努力纠正美国青年的消极与颓废。因为，六十年代，正是美国陷入越南战争，青年们生活于战争的阴影中，精神不振，及时行乐，嬉皮士流行，有的甚至堕落为吸毒、酗酒、淫乱和犯罪。这种不良风气很快蔓延至吴国桢所在的小城。面对这种情况，吴国桢不仅在课堂上结合历史和哲学的授课，将中国传统美德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此教育这些少不更事的美国青年，启迪他们去思考什么才是人生的真谛，为此而深受学校、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对于表现较差的学生，不轻言放弃，常将他们请到家中，以循循善诱的方式，耐心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吴国桢的努力赢得了校方和学生、家长的爱戴，1971年，吴国桢已年满六十七岁，按照美国当局规定，必须退休，经家长和学生的请愿，被破格推延至七十岁。校长亨利在后来的一次回忆中说："吴博士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我认为他是我所认识的两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作为州立大学的校长，我认识许多我认为有高度才智的教授，但只有两位我认为是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的学生都热爱他，并将他列为大学中最好的教授之一"。 11．心怀故国 1982年，吴国桢耗费近十年时间和精力写成的《中国的传统》在纽约出版。吴国桢自称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对于中国最古之事实，往圣之遗绪，尽我所知，探赜索隐，藉以宣扬我民族之伟大。"这部著作虽然并没有引起美国学术界的认可，但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窥见吴国桢对祖国的怀恋之情。应该说，这是他晚年借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忆而表达他思念祖国的心愿，虽然他对大陆，对共产党仍抱有成见。而这份华夏子孙的故土之情，无论如何是难以释怀的，这表现在他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变化。1971年，基辛格访问中国后，吴国桢就以一个政治家敏锐的洞察力预见到：中国即将进入联合国；中美将会建交；美国与北京即将建立外交关系。以后的历史发展证实了吴国桢预测的准确。1978年底，中美正式建交，从此，中美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吴国桢从报纸和居美友人那里得知了大陆发生巨大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开始转变，郁结在胸中多年的坚冰开始融化。1982年，吴国桢的大女婿俞益元博士回国观光，返美后，将大陆近些年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大陆的政策以及政府故友对吴国桢夫妇的问候向他详细地作了汇报，使他对大陆的情况有了更直接的了解，作为一个游子，他为大陆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 1983年2月，吴国桢南开中学时期的同学杜建时给他去信，他在给杜的回信中流露出了对故友的思念，对故国的怀恋。后来，杜建时将这封信转交给中央统战部相关领导，信辗转送到负责统战工作的廖承志副委员长手中，廖副委员长阅信后，提出邀请吴国桢夫妇回国观光的意见，决定届时由政府负责全程招待。同年3月，杜建时将上述情况写信转告了在美国的吴国桢。吴国桢接信后，饱含激情回了一封长信，简单总结了自己的一生，表示了对大陆邀请的感激之情，同时，也婉转地表达了自己因以往在大陆追随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而产生的思想顾虑。而在这封信中有一点却是极为坚定的，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政策调整的肯定与赞同，他在信中以极其乐观的情绪表达到："盖以弟对中国前途失望，其年数几与在美时间相等。绝望之后，忽显曙光，恰在此半年间，弟对邓小平先生之措施，无论大小，莫不留意；对于胡、赵二位之党政报告，亦曾字字诵读。其枝节细目，事非亲历，游夏之徒自不能措一辞。但对年来施政大纲，实感所见相同。若能照此方针按步推进，不曲不折，既周且彻，一代坚持，一代继行，不出二代，中华神州当可成为廿一世纪中世界上最富强康乐一国。弟虽身入美籍，然仍炎黄血裔，能不为之欣然。" 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和进步，是使像吴国桢一样心系祖国的海外游子改变以往看法的根本原因，他透露出了自己想回国的意愿，但由于对自己的过去还心存顾虑，决定先让自己的大儿子吴修广回国一趟，以投石问路。杜建时将这封长信辗转交给了廖承志，廖极为重视，亲自批示中央统战部与北京大学联系，由北京大学出面邀请吴修广博士回国讲学。 1983年12月16日，吴国桢的长子吴修广夫妇应邀正式来到北京。他们在北京受到相关方面人员的热情接待，除讲学外，还游览了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拜访了大陆的亲朋好友。三周后，吴修广夫妇圆满结束了大陆访问，顺利返回美国。夫妇二人将大陆的巨大变化及在大陆受到的热情接待向吴国桢作了汇报。至此，吴国桢的思想顾虑已完全打消。1984年春节期间，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和邓颖超联名邀请吴国桢夫妇携子女在新中国国庆三十五周年纪念日时回国观光，吴国桢欣然应允。但不幸的是，在这一魂牵梦绕的愿望终于要实现时，吴国桢竟于1984年6月6日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享年八十四岁。没有能够亲眼看一看大陆的变化，成了吴国桢永远的遗憾。
吴国桢（1903-1984）,字峙之。湖北建始人。早年先后入南开中学、清华大学学习，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早年】 1903年，吴国桢生于湖北省建始县凉水埠，自幼随任陆军部军训处长的父亲吴经明旅居北京。1914年，年仅10岁的吴国桢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自南开毕业后，吴国桢就读北京清华学校，1921年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在格林内尔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之后，1926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 【汉口时期】 1926年吴国桢回国之后进入政界，曾任夏斗寅的汉口市土地局长、财政局长，1928年出任湖北省财政厅长；1932年，吴国桢任蒋中正机要秘书，同年出任汉口市长，时年29岁。1936年长江发生洪水，吴国桢下令修建了巨大的堤防工程，挽救了这座城市。 【重庆时期】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汉口，吴国桢全家逃往重庆。1939年，吴国桢出任重庆市长。1942年，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吴国桢被免职。1943年，吴国桢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 1945年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上海市长】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5月14日，经行政院战后第一次例会任命，吴国桢出任上海市长。吴国桢从政颇为勤勉，并且与半数以上被捕的共产党地下人员进行谈话。1949年4月，吴国桢因目睹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吃空额”、“盗卖军用汽油”等腐败行为而对上海前景失去信心，并因身患疟疾向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蒋中正提出辞职，蒋中正准假一个月，吴国桢乃于4月17日携家属至台湾。一个月后，解放军攻占上海，于是吴国桢也就未再次返回上海任上。 【台湾时期】 蒋下野后，吴国桢随蒋四处行动，作为他的幕僚，出谋划策，并在1949年8月1日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内任职，但吴国桢亦特别对台湾政治有所动作，此亦种下了陈诚对吴不满的远因。 1949年12月7日，国民政府迁往台北。12月15日，蒋中正任命吴国桢接替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以利用吴国桢“民主先生”的形象，“全力争取美援”。吴国桢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致力于推动台湾人地方自治、农业改革，允许某些地方官员职位由普选产生，并试图减少滥用警权。但是在韩战爆发后，美国改为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并给予美援，吴国桢的地位也因此下降，与蒋经国与彭孟缉的特务系统也不断发生冲突。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无辜被捕，吴下令放人。台湾保安副司令彭孟缉执行蒋经国命令，坚不放人，先判死刑；由于吴的反对，经蒋介石出面，改判七年徒刑。吴国桢已完全无法再与蒋经国共事，蒋中正曾派黄伯度传话，许以行政院长之职，要吴好好与蒋经国合作，愿当院长兼省主席亦可。但吴一概拒绝，偕妻上日月潭，声言非辞职照准不下山。1952年复活节，吴国桢由日月潭下山，在台中“无锡饭店”用餐，饭毕下楼，见包姓司机脸色惨白；吴的座车前轮与主轴联接的地方，疑似螺丝松动，几遭不测。1953年4月，吴国桢辞省主席职，蒋介石任命俞鸿钧接替吴国桢。1953年5月24日，吴与妻子前往美国，蒋经国、陈诚到机场送行。1954年被蒋介石明令撤销其政务委员职务、开除其国民党籍。 【吴国桢事件】 逃台初期，蒋介石曾以“改造国民党”为由，铲除了CC系等党内异己。但是，旧的矛盾解决后，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国民党内的权力斗争一直没有间断。对于党内异己势力，蒋介石的做法是软硬兼施，不择手段，坚决打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事件。 还在1948年上海市市长任内时，吴国桢就与太子蒋经国发生冲突。当时，为了挽救面临崩溃的经济，整顿日益混乱的经济秩序，同时也为了给蒋经国培养日后接班的资本，蒋介石派蒋经国赴上海出任经济督导员。蒋经国年轻气盛，用铁腕手段坚决打击不法投机商人，引起了外界许多非议和上海商界的反弹。对蒋经国的做法，市长吴国桢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经济问题需要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上的高压于事无补。两个月后，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事后却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吴的不合作。到了台湾后，蒋经国掌握特务大权，对岛内民众滥捕乱杀，大搞白色恐怖，又引起了受过美国教育的吴国桢的不满，时常利用省主席的职权对蒋经国进行牵制。此外，吴在举办台湾县市政权选举等方面也与蒋氏父子的看法不合。双方矛盾越积越深，尤其是吴与蒋经国的暗中较劲日益公开化，经常在蒋介石面前发泄对蒋经国的不满，甚至说蒋经国“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在50年代初，蒋介石有求于美国，因此对于吴国桢尚能容忍。随着美台关系的加强，吴国桢被蒋介石用于向美国示好、拉关系的作用已经不大，于是，在吴与小蒋的争权中，蒋介石开始公开偏袒蒋经国，排斥吴国桢。据说，蒋介石还曾想制造车祸暗害吴国桢。在这种情况下，吴国桢自感已成蒋氏父子的眼中钉，难以继续在台湾立足，乃于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远赴美国。但老父幼子却被留作人质，不准同行。 1953年11月，蒋介石以“蒙混舞弊，不尽守责”罪名突然免去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的职务。王与吴国桢关系十分密切，王下台后，从台湾传出他曾擅自批准吴国桢套购外汇12万美元的消息，实际上是影射吴“携资外逃”，台湾当局并要求他尽速返台。吴国桢认为这是蒋氏父子蓄意陷害，于是拒绝返台，并致函要求国民党辟谣。在得不到国民党的答复后，吴又想在台湾报纸刊登澄清广告，但居然没有一家台湾报纸同意刊登。于是，吴国桢决定向蒋氏父子发难。 1954年2月7日，吴国桢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称如不从速实行民主，台湾难以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并表示他出走美国完全是因为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合，不为所容。此言一出，即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一周以后，吴再接受美国一家通讯社记者采访，指责蒋介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国民党钳制言论，大搞特务政治，并要求彻底清查国民党的经费来源。蒋介石闻言恼羞成怒，除组织岛内舆论进行围剿外，并于3月17日以“总统”名义发布命令，指吴国桢“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分化国军，挑拨政府与人民及侨胞与祖国的关系，居心叵测”，网罗了十三条罪状，宣布解除吴国桢所有职务，开除党籍；对于有关“违法渎职”罪行，将彻底查办。台湾当局并向美国政府提出引渡吴国桢回台的求，但遭美国拒绝。 【晚年】 “吴国桢事件”告一段落后，吴国桢受聘於《芝加哥论坛报》担任远东问题顾问。1966年，吴国桢于美国佐治亚州萨凡那阿姆斯特朗大学（Armstrong Atlantic State University）任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直到退休。在美国期间，吴国桢著有各种著作，其中包括详细分析中国神话与早期历史的《中国的传统》（Chinese Heritage）一书。 1984年6月6日，因心脏病病故于美国佐治亚州萨凡那寓所，终年81岁。死讯传到台湾，再次引起极大震荡，《雷声》、《夏潮》等刊物借机大做文章。作家刘宜良生前一度有意撰写“吴国桢传”，但是尚未写作，刘宜良便被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授意竹联帮成员陈启礼、董桂森、吴敦等人暗杀于旧金山。 1984初年曾接受《蒋经国传》作者江南的采访，披露了大量当年与蒋氏父子尤其是与蒋经国的恩怨情仇。 1984年曾决定应邓颖超、杨静仁的邀请，于9月回国，参加国庆大典，未及成行，同年6月卒于美国萨凡纳市。 1950年8月7日时任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的头像曾经刊载在《时代周刊》的封面。 |
